人类共同体的兴衰
麦克尼尔的这本书有价值的观点很多，但对我来说在阅读上费了很多力气。
第一个原因是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生产力部分缺乏系统整合，比较分散。许多内容是从根本上决定一个时代的特征甚至一个文明兴亡的关键，却几乎没什么特别强调，一笔就带过了，分散淹没在许多没那么重要的次级信息里面。
相比之下，明显没那么关键的文化史部分的复杂变迁却占用了大量的笔墨篇幅——文化史不好总结是肯定的，问题是整本看下来只会让人觉得那一大坨人费劲忙来忙去的都是根本无关痛痒的徒劳无用功……
当然这是我这种外行人的感受了，内行应该是能从中发掘出很多价值的，但就我而言我决定还是把我自己最关注的部分自己总结一下好了。
第一阶段：农业村庄与游荡蛮族
在大型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最常见的两种共同体是和平自闭的农业村庄和好战游荡的平原蛮族/山民，后者对前者的攻击、掠夺、奴役统治是人类世界一个长期的惯例，实际上，人类早期的和平的农业村庄基本全部毁灭或臣服在游荡蛮族手中，这些蛮族依靠武力征收村庄的剩余产品而成为享乐的贵族，在他们由于这种享乐生活而虚弱之后，就会被新的游荡蛮族以武力取而代之。接下来一个阶段武力成为任何文明能够存续自保的基本前提，于是在武力征服的贵族统治和祭司神权的双头统治下，农业社会形成了城市国家和联盟。
第二阶段：埃及与希腊
尽管具有许多细节差异，整体而言，埃及类型的文明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在前一个时期的规律基础上发展而来，基本特征包括由军事首领的征服战争建立一片广大地区的统一统治，财政基础建立在对农村种植者的武力征收上面，然后由一个大体上能够自圆其说的宗教信仰来解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类国家的差异无非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贵族势力（中间阶层）的权重差异。
接下来军事贵族会在一个小圈子里一代一代在享乐中软弱下去，毕竟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只够一小部分人过奢侈生活，而宗教信仰和组织则日益保守和固步自封，两边都会产生一些小革新或变动但无法改变整体趋势，一直到这个文明日益落后于世界，最终在冲突面对自己的末日为止。
而希腊作为民主和哲学的起源之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要多一些了，首先民主诞生于保卫希腊城邦的重装步兵军队当中，能够负担得起头盔、盾牌、长矛等装备，本身就是当时中产阶级的象征，而由于重装步兵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铁制兵器大量生产压倒了青铜时代的战车贵族，而让骑士产生真正优势的马镫还尚未发明）是捍卫城邦安全的绝对主力，不可能将他们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其结果就是以重步兵成员为基础的希腊民主的诞生，而为了避免大量原来的重步兵家庭因为贫困导致无法负担重步兵装备从而导致步兵方阵缩水，威胁城邦安全，希腊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以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结果就是早期刚刚兴起的贵族文化和经济风潮被及时阻止，体面而自豪的自耕农重步兵成为了希腊人的标准形象。而这种拥有适当政治和经济地位且受过大量专业军事训练的自豪的公民军队，在面对波斯贵族用鞭子驱赶的地位低下，装备差劲，训练欠缺的奴隶军团时候的优势就相当明显。
然而，希腊公民不是一般的农民，这些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葡萄树和橄榄树，而这两种经济作物制造出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在当时的整个地中海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落后地区愿意用大量的粮食和矿物等初级产品来换取希腊的酒和油，远远多于希腊本土所能生产的总量——雅典的财富能够支持自己的民主制，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商业优势上。
希腊的兴衰证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规律，第一，民主需要特定经济和技术条件支持，且不可能高于国家安全，第二，国家安全尤其是特定政治制度本身又需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支持，一旦失去，则一切结束。——民主被篡夺而雅典仍在，则重步兵仍能推翻僭主重建民主——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当希腊的军事技术和制度被其他更为贫穷的地区（比如马其顿）所效仿，（数千年以来至今，贫穷带来的人力等战争成本低廉一直是个无法忽视的优势）雅典的军队很快就尝到了大规模的失败。雅典霸权不到半个世纪的昙花一现证明了民主无法靠征服战争与掠夺战利品这种低级方式来保障。
而当支持希腊商业优势的经济作物在地中海商业圈的其他地区也大规模种植之后，同类产品的竞争让希腊的收入受到了严重削减，希腊也就遭受了更加无法挽回的衰落。过去光荣的希腊公民们现在只能为波斯等地的贵人们当雇佣兵谋生了。尽管因为其修养和训练的明显出众，希腊雇佣兵得到的待遇相当优厚，而希腊文化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也仍是许多贵族争相效仿的对象，但对于写就《远征记》的色诺芬那一代以及以后的希腊人而言，面对的却是家园和理想的破灭与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第三阶段A：从拜占庭到中华帝国
罗马帝国作为从共和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混合文明，其灭亡除了一些传统因素之外，也包括希腊式的商品优势丧失导致的大规模收入削减。而拜占庭尽管一定程度继承了罗马的海洋与商业元素（也正是因为拥有海洋和商业因素，这个被西欧学者称为“东方帝国”的帝国才比那些位于它更东方所有的大陆帝国中最长命的都长命好几倍）。但是在这个时代，拜占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大陆帝国的军事安全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说，这是骑兵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时代，供养骑兵要求的大量农产品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效率方面的决定性的挑战。农业社会的专业化重装骑兵已经基本不可能靠自己去种地劳作来确保一整套完整的作战装备和训练，所以依靠多个农民的劳动成果来供养一名重骑兵已经是必然之举，而对于大帝国来说，要统治的农民和维持的重骑兵军队就达到一个相当大的数量级
而这种基本格局面对一些问题，首先，靠武力掠夺战利品这种破坏性行为供养军队，显然绝对无法长久的，弥补几年的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劳动者上百年的努力。而依靠一个中央官僚系统征收全国的税赋然后再运输分配给帝国军队，又不可避免日益滋生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能。而避免这一中间环节巨额浪费的经济最优解，就是将军队分散驻扎在地方，直接由地方上供养——但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和地方上形成完整的经济行政一体化的精锐骑兵，皇帝未必还能有效命令，因为对于经济完全能自给的地方领主来说，他们没有什么需要依赖皇帝的了，甚至还会反过来对皇位产生觊觎。
因此，中世纪农业社会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效率的最优解与大帝国的政治诉求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从整个中古时期的历史来看，也确实没有解决，大帝国不是在积重难返中走向覆灭，就是分裂成彼此攻战不休的封建小王国。
第三阶段B：从伊斯兰到蒙古
游牧民族在供养骑兵上遇到的经济问题要简单得多，因为他们本身大部分就是专业的牧马人和猎人，通过整个文明的军事化作风和对有限财富的原始平均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伊斯兰和蒙古的征服大潮则证明这种以游牧为经济基础的文明小集团一旦以某种宗教或行政方式大规模组织起来，拥有何等强大的战争潜力。
当然，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种优势只能以保持这种生活方式来维持，一旦游牧民族征服了农业社会，就需要面对两种选择了，一种是只享受对农业社会进行产品征收得到的财富，但保持文化隔离和游牧作风——但他们还是会很快被财富腐化失去战斗力，而直到因此丧失权力为止他们始终不过是寄生虫，创造不了什么新的文化产品。
另一种则是不得不使用农业社会自身的工具去进行行政管理——而这就会使征服者被融入农业文明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从而最终被农业社会更优势的人力资源所慢慢吞没。
第四阶段：近代国家与世界殖民
大体而言，近代国家有三个比较关键的普遍特征，首先，军事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终结了封建割据与游牧侵袭，农业文明的城市终于成功地开发出了量产火枪这一产品，这意味着用廉价的量产火枪所武装的城市贫民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力军队，其经济效率无论对农业社会的重骑兵还是对游牧民族的轻骑兵都具有优势，结果就是封建制和骑士阶层遭到王权管理下的商业国家的淘汰（并不是大炮从外面打垮了城堡，因为新型堡垒是可以有效抵御炮弹的，而是火枪兵取代了骑士，骑士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被不断消除了），游牧民族的侵袭也不再具有真正威胁。
而这种量产火枪背后反映的，是近代国家各个行业的高度专业化发展，大量的生产行业和贸易者具备了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行业内自我管理的权力（行会），真正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开始日益主张他们自己的权力，而不再被迫成为武装贵族的跟屁虫和附庸，或者被宗教人士根据各种妄想出来的宗教理由随意干涉。
而职业人士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开始迈上历史舞台，同时也标志着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种种宗教幻觉终于开始遭到驱散，所有试图将日益复杂的人类活动归纳在一个神学体系内的努力最终都宣告失败。
火枪兵，职业化，教权衰退，是第四阶段的近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而当这些近代国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欧洲力量的膨胀就变得势不可挡，毕竟南北美洲由于和其他文明中心隔绝太久，文明发展极其迟缓，在欧洲人首次登陆的时候，美洲人各个文明的普遍水准甚至尚未达到第二阶段——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文字——即在许多关键结构上比古埃及还要落后。可想而知，它们遭受第四阶段的欧洲文明的摧枯拉朽是毫无悬念的，而传染病带来的打击可以说更加致命，很快南北美的原住民人口就因为瘟疫而缩水到仅剩十分之一，不可能再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于是长期被限制在欧洲均势内彼此不相上下的欧洲国家忽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在美洲乃至全世界殖民地的类别中，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西班牙模式，几乎就是把本土文化和统治结构照搬到了美洲，一小撮贵族依靠奴役生活在绝对底层的大众享受上流文化生活，（顺便一提，西班牙努力保留了强势的教权，结果很快西班牙的霸权就为之陪葬了）这种殖民地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种植园经济实际上依赖于对原住民劳动力的剥削，教士们从道德层面要求善待原住民的努力改变不了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质。而当原住民人口不足的时候，这些殖民地种植园就不得不依靠黑奴贸易解决劳动力问题——可并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奴隶的，所以对于西班牙本土的大部分底层民众而言，就算前往本国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生活处境也不可能有多大改变，这就使得冒险远航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因此这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潜力显得非常有限。实际上对西班牙式体制的继承，在巴西等国革命独立之后，仍然严重限制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因为上层不思进取，而下层没有上升空间。
而美利坚式的殖民地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北美十三州的联邦党人所效仿的是美洲本地原住民的原始平均主义，由于没有旧贵族的强权压制，美利坚成为了“希望的国度”，在土地早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欧洲，由于无地而一文不名的贫民，只要来到这里，依靠自己的劳动就能从“无主”（印第安人的主权主张太过虚弱）的广袤土地上轻而易举地获得土地，通过运用这种生产资料从而致富，而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就能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不仅是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事实，于是有海量的欧洲民众渡海移民美国，在这里成家立业，成为强大的人力资源，而巨型企业就在这个蓬勃向上的公民阶层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潜力中发展起来。这一基本格局可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萧条为止。
第五阶段：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不是具体的国家，而是一系列被广泛传播的模式和方法。
以牛顿物理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兴起，造成了一系列的深远后果。
首先，科学技术研发永无止境作为一种新观念和社会实践开始广泛传播，在技术力不断加速提升造成的极为明显的现实影响下，任何近代之前的思想体系，三大宗教、儒教等等——所有那些认为除了已知的学问之外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世界观都已经变得明显陈腐而过时，任何信奉这些近代前思想体系的团体都会被迅速地扫进历史的阴沟里面去。
教权的衰弱与理性主义的兴起让人类前所未有的自信，然而，摆脱旧束缚，走向新纪元的自由人们，却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加巨大的挑战和更加深邃的无力。
君权神授的陈腐谎言被打破之后，卢梭一派的理性主义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以此为样本所建立的，是根据行政边界重塑的，具备全民军事总动员能力的各个民族国家，民族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而民主国家对民众自由的威胁潜力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而自由经济中发展到尽头所产生的，是自由市场理论无法解决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企业和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展开日益升级的恶性竞争。
而这两股潮流发展到最后，导致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奉为圭臬的理论，被证明完全无法阻止这种大规模的灾难，自由带来的不仅是解放，还有更大的危险，理性在摆脱了迷信的无知之后，将不得不直面未知的惶恐。理论在实践中的终极演练，从更高的层次印证了人类理性的弱小和人类存在的不自由。当雅典衰落之际，希腊公民面对的是对未知的无力，而当欧洲衰落的时候，欧洲公民面对的却是对已知的无力。
那么，我们到底被什么所主宰？
——被无意识的法则。
法则是那些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你要增加粮食产量，就要改良种植技术，要加强行政管理，就要扩大官僚组织，这是人类意志所无法违抗的法则。当然，许多人类个体意识的闪光也创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奇迹，但是所有这些奇迹都会随着个体生命的迅速腐朽而消失，最终在人类生物群体的发展中能够有效传递下来的，只有无意识的法则。于是，文明和历史越是发展，我们从宇宙的可能性中发掘出来加入我们的文明，却不受我们支配的法则架构，就越来越多。而这些不断积累的无情法则将使短命的自然人显得日益无力。
马克思提到了异化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人类在这个制度下创造出的一切都转过来对付他自己，使他变得渺小无力。但这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生物自然人与人类文明架构之间无法避免的问题，文明共同体一直在不断成长和发展，相比之下，生物人的自然演化却迟缓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生物自然人被文明所吞噬是一个毫无悬念的宿命，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发展加速只是使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被提升到了肉眼清晰可见的程度。
第六阶段：全球帝国的暂时秩序与未来的未知
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传统理论和现实破产之后，世界变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破产的美好政治理想看来比不上帝国军团护卫之下的和平来得实际，况且美国军队从筋疲力尽的欧洲手中接管世界秩序的时候并没有遭受什么太大的抵抗，而苏联则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抵抗，于是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到新时代的罗马与波斯在地球上彼此对峙。
麦克尼尔的书在这里就结束了。而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两个帝国中，《1984》式的那一个已经灭亡，而《美丽新世界》式的那一个尚在延续。然而在帝国式和平的表象之下，超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不断壮大正在不断越过过去既有法律和政治的边界，而中产阶级却在相对萎缩，下层阶级和边缘国度仍未完全得到同化，试图挑战美利坚帝国秩序的新兴蛮族也层出不穷，尽管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早已遭到淘汰的残渣毫无希望，却不能让我们预测谁注定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只能怀着对未来的未知的不安继续前行。
第一个原因是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生产力部分缺乏系统整合，比较分散。许多内容是从根本上决定一个时代的特征甚至一个文明兴亡的关键，却几乎没什么特别强调，一笔就带过了，分散淹没在许多没那么重要的次级信息里面。
相比之下，明显没那么关键的文化史部分的复杂变迁却占用了大量的笔墨篇幅——文化史不好总结是肯定的，问题是整本看下来只会让人觉得那一大坨人费劲忙来忙去的都是根本无关痛痒的徒劳无用功……
当然这是我这种外行人的感受了，内行应该是能从中发掘出很多价值的，但就我而言我决定还是把我自己最关注的部分自己总结一下好了。
第一阶段：农业村庄与游荡蛮族
在大型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最常见的两种共同体是和平自闭的农业村庄和好战游荡的平原蛮族/山民，后者对前者的攻击、掠夺、奴役统治是人类世界一个长期的惯例，实际上，人类早期的和平的农业村庄基本全部毁灭或臣服在游荡蛮族手中，这些蛮族依靠武力征收村庄的剩余产品而成为享乐的贵族，在他们由于这种享乐生活而虚弱之后，就会被新的游荡蛮族以武力取而代之。接下来一个阶段武力成为任何文明能够存续自保的基本前提，于是在武力征服的贵族统治和祭司神权的双头统治下，农业社会形成了城市国家和联盟。
第二阶段：埃及与希腊
尽管具有许多细节差异，整体而言，埃及类型的文明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在前一个时期的规律基础上发展而来，基本特征包括由军事首领的征服战争建立一片广大地区的统一统治，财政基础建立在对农村种植者的武力征收上面，然后由一个大体上能够自圆其说的宗教信仰来解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类国家的差异无非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贵族势力（中间阶层）的权重差异。
接下来军事贵族会在一个小圈子里一代一代在享乐中软弱下去，毕竟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只够一小部分人过奢侈生活，而宗教信仰和组织则日益保守和固步自封，两边都会产生一些小革新或变动但无法改变整体趋势，一直到这个文明日益落后于世界，最终在冲突面对自己的末日为止。
而希腊作为民主和哲学的起源之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要多一些了，首先民主诞生于保卫希腊城邦的重装步兵军队当中，能够负担得起头盔、盾牌、长矛等装备，本身就是当时中产阶级的象征，而由于重装步兵在当时技术条件下（铁制兵器大量生产压倒了青铜时代的战车贵族，而让骑士产生真正优势的马镫还尚未发明）是捍卫城邦安全的绝对主力，不可能将他们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其结果就是以重步兵成员为基础的希腊民主的诞生，而为了避免大量原来的重步兵家庭因为贫困导致无法负担重步兵装备从而导致步兵方阵缩水，威胁城邦安全，希腊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以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结果就是早期刚刚兴起的贵族文化和经济风潮被及时阻止，体面而自豪的自耕农重步兵成为了希腊人的标准形象。而这种拥有适当政治和经济地位且受过大量专业军事训练的自豪的公民军队，在面对波斯贵族用鞭子驱赶的地位低下，装备差劲，训练欠缺的奴隶军团时候的优势就相当明显。
然而，希腊公民不是一般的农民，这些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葡萄树和橄榄树，而这两种经济作物制造出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在当时的整个地中海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落后地区愿意用大量的粮食和矿物等初级产品来换取希腊的酒和油，远远多于希腊本土所能生产的总量——雅典的财富能够支持自己的民主制，恰恰是建立在这种商业优势上。
希腊的兴衰证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规律，第一，民主需要特定经济和技术条件支持，且不可能高于国家安全，第二，国家安全尤其是特定政治制度本身又需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支持，一旦失去，则一切结束。——民主被篡夺而雅典仍在，则重步兵仍能推翻僭主重建民主——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而当希腊的军事技术和制度被其他更为贫穷的地区（比如马其顿）所效仿，（数千年以来至今，贫穷带来的人力等战争成本低廉一直是个无法忽视的优势）雅典的军队很快就尝到了大规模的失败。雅典霸权不到半个世纪的昙花一现证明了民主无法靠征服战争与掠夺战利品这种低级方式来保障。
而当支持希腊商业优势的经济作物在地中海商业圈的其他地区也大规模种植之后，同类产品的竞争让希腊的收入受到了严重削减，希腊也就遭受了更加无法挽回的衰落。过去光荣的希腊公民们现在只能为波斯等地的贵人们当雇佣兵谋生了。尽管因为其修养和训练的明显出众，希腊雇佣兵得到的待遇相当优厚，而希腊文化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也仍是许多贵族争相效仿的对象，但对于写就《远征记》的色诺芬那一代以及以后的希腊人而言，面对的却是家园和理想的破灭与未来不确定的彷徨。
第三阶段A：从拜占庭到中华帝国
罗马帝国作为从共和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混合文明，其灭亡除了一些传统因素之外，也包括希腊式的商品优势丧失导致的大规模收入削减。而拜占庭尽管一定程度继承了罗马的海洋与商业元素（也正是因为拥有海洋和商业因素，这个被西欧学者称为“东方帝国”的帝国才比那些位于它更东方所有的大陆帝国中最长命的都长命好几倍）。但是在这个时代，拜占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大陆帝国的军事安全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说，这是骑兵决定了战争胜负的时代，供养骑兵要求的大量农产品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效率方面的决定性的挑战。农业社会的专业化重装骑兵已经基本不可能靠自己去种地劳作来确保一整套完整的作战装备和训练，所以依靠多个农民的劳动成果来供养一名重骑兵已经是必然之举，而对于大帝国来说，要统治的农民和维持的重骑兵军队就达到一个相当大的数量级
而这种基本格局面对一些问题，首先，靠武力掠夺战利品这种破坏性行为供养军队，显然绝对无法长久的，弥补几年的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劳动者上百年的努力。而依靠一个中央官僚系统征收全国的税赋然后再运输分配给帝国军队，又不可避免日益滋生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能。而避免这一中间环节巨额浪费的经济最优解，就是将军队分散驻扎在地方，直接由地方上供养——但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和地方上形成完整的经济行政一体化的精锐骑兵，皇帝未必还能有效命令，因为对于经济完全能自给的地方领主来说，他们没有什么需要依赖皇帝的了，甚至还会反过来对皇位产生觊觎。
因此，中世纪农业社会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效率的最优解与大帝国的政治诉求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从整个中古时期的历史来看，也确实没有解决，大帝国不是在积重难返中走向覆灭，就是分裂成彼此攻战不休的封建小王国。
第三阶段B：从伊斯兰到蒙古
游牧民族在供养骑兵上遇到的经济问题要简单得多，因为他们本身大部分就是专业的牧马人和猎人，通过整个文明的军事化作风和对有限财富的原始平均主义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伊斯兰和蒙古的征服大潮则证明这种以游牧为经济基础的文明小集团一旦以某种宗教或行政方式大规模组织起来，拥有何等强大的战争潜力。
当然，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种优势只能以保持这种生活方式来维持，一旦游牧民族征服了农业社会，就需要面对两种选择了，一种是只享受对农业社会进行产品征收得到的财富，但保持文化隔离和游牧作风——但他们还是会很快被财富腐化失去战斗力，而直到因此丧失权力为止他们始终不过是寄生虫，创造不了什么新的文化产品。
另一种则是不得不使用农业社会自身的工具去进行行政管理——而这就会使征服者被融入农业文明更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从而最终被农业社会更优势的人力资源所慢慢吞没。
第四阶段：近代国家与世界殖民
大体而言，近代国家有三个比较关键的普遍特征，首先，军事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终结了封建割据与游牧侵袭，农业文明的城市终于成功地开发出了量产火枪这一产品，这意味着用廉价的量产火枪所武装的城市贫民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力军队，其经济效率无论对农业社会的重骑兵还是对游牧民族的轻骑兵都具有优势，结果就是封建制和骑士阶层遭到王权管理下的商业国家的淘汰（并不是大炮从外面打垮了城堡，因为新型堡垒是可以有效抵御炮弹的，而是火枪兵取代了骑士，骑士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被不断消除了），游牧民族的侵袭也不再具有真正威胁。
而这种量产火枪背后反映的，是近代国家各个行业的高度专业化发展，大量的生产行业和贸易者具备了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行业内自我管理的权力（行会），真正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开始日益主张他们自己的权力，而不再被迫成为武装贵族的跟屁虫和附庸，或者被宗教人士根据各种妄想出来的宗教理由随意干涉。
而职业人士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开始迈上历史舞台，同时也标志着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种种宗教幻觉终于开始遭到驱散，所有试图将日益复杂的人类活动归纳在一个神学体系内的努力最终都宣告失败。
火枪兵，职业化，教权衰退，是第四阶段的近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而当这些近代国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欧洲力量的膨胀就变得势不可挡，毕竟南北美洲由于和其他文明中心隔绝太久，文明发展极其迟缓，在欧洲人首次登陆的时候，美洲人各个文明的普遍水准甚至尚未达到第二阶段——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文字——即在许多关键结构上比古埃及还要落后。可想而知，它们遭受第四阶段的欧洲文明的摧枯拉朽是毫无悬念的，而传染病带来的打击可以说更加致命，很快南北美的原住民人口就因为瘟疫而缩水到仅剩十分之一，不可能再进行什么真正的抵抗。于是长期被限制在欧洲均势内彼此不相上下的欧洲国家忽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在美洲乃至全世界殖民地的类别中，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西班牙模式，几乎就是把本土文化和统治结构照搬到了美洲，一小撮贵族依靠奴役生活在绝对底层的大众享受上流文化生活，（顺便一提，西班牙努力保留了强势的教权，结果很快西班牙的霸权就为之陪葬了）这种殖民地的潜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种植园经济实际上依赖于对原住民劳动力的剥削，教士们从道德层面要求善待原住民的努力改变不了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质。而当原住民人口不足的时候，这些殖民地种植园就不得不依靠黑奴贸易解决劳动力问题——可并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奴隶的，所以对于西班牙本土的大部分底层民众而言，就算前往本国在新世界的殖民地，生活处境也不可能有多大改变，这就使得冒险远航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因此这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潜力显得非常有限。实际上对西班牙式体制的继承，在巴西等国革命独立之后，仍然严重限制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因为上层不思进取，而下层没有上升空间。
而美利坚式的殖民地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北美十三州的联邦党人所效仿的是美洲本地原住民的原始平均主义，由于没有旧贵族的强权压制，美利坚成为了“希望的国度”，在土地早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欧洲，由于无地而一文不名的贫民，只要来到这里，依靠自己的劳动就能从“无主”（印第安人的主权主张太过虚弱）的广袤土地上轻而易举地获得土地，通过运用这种生产资料从而致富，而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就能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这不仅是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事实，于是有海量的欧洲民众渡海移民美国，在这里成家立业，成为强大的人力资源，而巨型企业就在这个蓬勃向上的公民阶层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潜力中发展起来。这一基本格局可以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大萧条为止。
第五阶段：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不是具体的国家，而是一系列被广泛传播的模式和方法。
以牛顿物理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兴起，造成了一系列的深远后果。
首先，科学技术研发永无止境作为一种新观念和社会实践开始广泛传播，在技术力不断加速提升造成的极为明显的现实影响下，任何近代之前的思想体系，三大宗教、儒教等等——所有那些认为除了已知的学问之外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世界观都已经变得明显陈腐而过时，任何信奉这些近代前思想体系的团体都会被迅速地扫进历史的阴沟里面去。
教权的衰弱与理性主义的兴起让人类前所未有的自信，然而，摆脱旧束缚，走向新纪元的自由人们，却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加巨大的挑战和更加深邃的无力。
君权神授的陈腐谎言被打破之后，卢梭一派的理性主义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以此为样本所建立的，是根据行政边界重塑的，具备全民军事总动员能力的各个民族国家，民族根据需要被创造出来，而民主国家对民众自由的威胁潜力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而自由经济中发展到尽头所产生的，是自由市场理论无法解决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企业和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展开日益升级的恶性竞争。
而这两股潮流发展到最后，导致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奉为圭臬的理论，被证明完全无法阻止这种大规模的灾难，自由带来的不仅是解放，还有更大的危险，理性在摆脱了迷信的无知之后，将不得不直面未知的惶恐。理论在实践中的终极演练，从更高的层次印证了人类理性的弱小和人类存在的不自由。当雅典衰落之际，希腊公民面对的是对未知的无力，而当欧洲衰落的时候，欧洲公民面对的却是对已知的无力。
那么，我们到底被什么所主宰？
——被无意识的法则。
法则是那些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你要增加粮食产量，就要改良种植技术，要加强行政管理，就要扩大官僚组织，这是人类意志所无法违抗的法则。当然，许多人类个体意识的闪光也创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奇迹，但是所有这些奇迹都会随着个体生命的迅速腐朽而消失，最终在人类生物群体的发展中能够有效传递下来的，只有无意识的法则。于是，文明和历史越是发展，我们从宇宙的可能性中发掘出来加入我们的文明，却不受我们支配的法则架构，就越来越多。而这些不断积累的无情法则将使短命的自然人显得日益无力。
马克思提到了异化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人类在这个制度下创造出的一切都转过来对付他自己，使他变得渺小无力。但这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生物自然人与人类文明架构之间无法避免的问题，文明共同体一直在不断成长和发展，相比之下，生物人的自然演化却迟缓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生物自然人被文明所吞噬是一个毫无悬念的宿命，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发展加速只是使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被提升到了肉眼清晰可见的程度。
第六阶段：全球帝国的暂时秩序与未来的未知
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欧洲传统理论和现实破产之后，世界变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破产的美好政治理想看来比不上帝国军团护卫之下的和平来得实际，况且美国军队从筋疲力尽的欧洲手中接管世界秩序的时候并没有遭受什么太大的抵抗，而苏联则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抵抗，于是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到新时代的罗马与波斯在地球上彼此对峙。
麦克尼尔的书在这里就结束了。而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两个帝国中，《1984》式的那一个已经灭亡，而《美丽新世界》式的那一个尚在延续。然而在帝国式和平的表象之下，超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不断壮大正在不断越过过去既有法律和政治的边界，而中产阶级却在相对萎缩，下层阶级和边缘国度仍未完全得到同化，试图挑战美利坚帝国秩序的新兴蛮族也层出不穷，尽管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早已遭到淘汰的残渣毫无希望，却不能让我们预测谁注定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只能怀着对未来的未知的不安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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