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誤我我誤卿
談汪精衛，論者往往來勢洶洶，仇者斥其漢奸，親者委其烈士。有友人更將汪精衛奉為可使中國免遭一戰、扭轉民族興衰的英雄，理由是1933年上半年熱河、長城作戰之後，到1935年下半年華北事變爆發之前，由於日本政府力圖壓抑軍部、謀求中日關係“安定化”，以及汪精衛、唐有壬“親日”外交的共同作用，中日關係中呈現相對穩定的局面。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日方主和的“荒木派”或許會逐漸壓過主戰的“少壯派”，而若汪精衛也沒有在1935年的中常會上遇刺，導致辭去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職務，其外交路線得到持續推進的話，其後的中日戰爭完全可以避免。
而後在李志毓的新書《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中也讀到同樣的假設，但歷史和人生的真實場域里永遠不存在“如果...就...”的句式。從民國倉皇三十多年的歷史中窺看汪精衛的一生，從捨身刺殺清攝政王而揚名四海、“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者，到公開與日議和，背負千古罵名的“漢奸”，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
然而讀罷全卷，作者在近代史浩繁的梳理中，卻釐清了一條汪精衛的精神主線，經受戰爭、時局、政權拉扯的裂變，“兩回人”卻也是受同一原點的驅動。可以說汪精衛的文人本性和偏執性情酵發了一生的肅劇乃至諧劇。幾千年來史家對文人干政多有論述，在可悲可歎可笑中，此書無疑擲下了重量的一碼。
李志毓在書末的餘論中將汪精衛定義為“軍事化時代的文人”，汪精衛一生的沉浮為顛簸時局所造，最大的時局便是戰爭，他的傳統文人屬性也與戰爭產生了特別的碰撞。
抗日戰爭時期的“戰國策派”林同濟、雷海宗等人都痛批過由古至今，文人士大夫的偽君子面貌：沒有血性擔當、缺乏尚武精神，習慣以道德論世；對經世致用一竅不通，流於文弱無恥。與之不同的是，少年汪精衛處於清朝末年國破家亡、政局詭譎的紛爭年代，也是知識分子流行憂憤赴死的“暗殺時代”，崇尚“挾猛烈之勢，行破壞之手段”，演“掀天撼地之活劇”。汪以“革命者”自居，奠下了一生的基調，卻也是其軟肋所在。在其後政治生涯面多諸多重大問題時，他時常表現出一死了之的決心，諸如袁世凱復辟及日本侵華，汪在與友人書信中寫下的是“果不幸而破裂，則從容東向自刎，即可了事。”
同情汪精衛者如胡適，大多認同汪終生受“烈士心理”、犧牲精神所累。《史記》里有“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汪的犧牲情結促使他名都可以不要。汪作為革命者，內里是詩人的敏感脆弱，他嘗以杜鵑自比，“昏啼到曉恨無涯”，追求殉身一瞬的唯美詩性，而革命也天生帶著浪漫的荷爾蒙，兩者的共通基因，成就了“革命家”汪精衛。
無論是文人還是革命家，汪精衛的姿態都是清高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同盟會大會一度提議推舉汪為總理，而汪在當時對政治確實是避而卻之。不甘與政治鬥爭為伍、以權力自污，卻又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耿懷，在需要以權力鬥爭角力的時候，卻擺出對權力欲拒還迎的扭捏之態。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表明心跡：“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
政治不同于暗殺，不是感性負氣，需要斡旋的智慧及胸襟，項羽行“霸道”，劉邦行“王道”，汪精衛兩樣均未沾上。時局在兇險漩渦中也曾讓他有過扭身上浮的生機，卻終究眼見他一步步束手下沉。譬如孫中山留下遺訓“連俄容共”，對汪精衛及國民黨左派來說，意味著要在“赤色帝國主義”陰影的籠罩下，從華僑、會黨和各派軍閥武力的限制中走出來，面對如何與“國際勢力”結盟的問題，面對“以黨治軍”和群眾動員的問題，甚至還有如何用“三民主義”容納、消解“共產主義”話語的問題。這也帶出汪精衛“以黨治軍”，解決中國政治軍閥化的問題，在這過程中，他也一度看到聯合民眾的力量，要將軍隊中的中下級士兵轉變成“革命者”，但汪始終無法突破這個問題，最終只能寄希望於從上至下的文人制裁武人，以“黨紀”約束軍人，放棄了孫中山的改組精神，也始終未曾掌握實權。甚至在與日謀和過程中，日本對華作戰諸將官對這位“同盟”看法均為：“汪無力量打倒蔣委員長，”日本天皇更以為，“非與蔣委員長直接謀和平，中日和平斷難實現，與汪精衛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這毋寧是文弱政客的悲劇。
汪的偏執任性，在其政治生涯的末尾已近淋漓盡致，1939年汪精衛赴日，與由日首相和外務等大臣組成的、負責中國被佔地區工作的“興亞院”進行“汪日密約”談判，興亞院提出的要求強化了佔領政策，侵華野心昭然若揭，眼見汪政權將要淪為名副其實的傀儡政權，造成一直追隨汪的高宗武、陶希聖的出走。汪精衛偏要相信“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眾人苦勸而不得，執意按原計劃成立汪偽政府。“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不啻是文人典型的行事特征。用陶希聖的話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張知本曾經引用戴季陶的評價：“胡漢民欠一個‘厚’字，汪精衛欠一個‘重’字，也就是說胡太刻薄，汪太輕浮。”以“輕浮”扣之，未免片面，汪精衛一腔革命熱忱，少年得盛名，權傾一時，卻始終如飄萍，沒有實權根基，為文人本性所困，為時局所左右，背負罵名而終，空留雙照樓詩“年年此淚真無用，路遠難回墓草春。”
一個“輕”字，道盡歷史長河中文人干政的酸澀，背後的重量誰與唏噓之，無端想起《滾滾遼河》中的墓志銘：“生命寫史血寫詩，革命誤我我誤卿。”但革命與汪精衛，卻也算兩相成全了。
而後在李志毓的新書《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中也讀到同樣的假設，但歷史和人生的真實場域里永遠不存在“如果...就...”的句式。從民國倉皇三十多年的歷史中窺看汪精衛的一生，從捨身刺殺清攝政王而揚名四海、“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者，到公開與日議和，背負千古罵名的“漢奸”，可謂“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
然而讀罷全卷，作者在近代史浩繁的梳理中，卻釐清了一條汪精衛的精神主線，經受戰爭、時局、政權拉扯的裂變，“兩回人”卻也是受同一原點的驅動。可以說汪精衛的文人本性和偏執性情酵發了一生的肅劇乃至諧劇。幾千年來史家對文人干政多有論述，在可悲可歎可笑中，此書無疑擲下了重量的一碼。
李志毓在書末的餘論中將汪精衛定義為“軍事化時代的文人”，汪精衛一生的沉浮為顛簸時局所造，最大的時局便是戰爭，他的傳統文人屬性也與戰爭產生了特別的碰撞。
抗日戰爭時期的“戰國策派”林同濟、雷海宗等人都痛批過由古至今，文人士大夫的偽君子面貌：沒有血性擔當、缺乏尚武精神，習慣以道德論世；對經世致用一竅不通，流於文弱無恥。與之不同的是，少年汪精衛處於清朝末年國破家亡、政局詭譎的紛爭年代，也是知識分子流行憂憤赴死的“暗殺時代”，崇尚“挾猛烈之勢，行破壞之手段”，演“掀天撼地之活劇”。汪以“革命者”自居，奠下了一生的基調，卻也是其軟肋所在。在其後政治生涯面多諸多重大問題時，他時常表現出一死了之的決心，諸如袁世凱復辟及日本侵華，汪在與友人書信中寫下的是“果不幸而破裂，則從容東向自刎，即可了事。”
同情汪精衛者如胡適，大多認同汪終生受“烈士心理”、犧牲精神所累。《史記》里有“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汪的犧牲情結促使他名都可以不要。汪作為革命者，內里是詩人的敏感脆弱，他嘗以杜鵑自比，“昏啼到曉恨無涯”，追求殉身一瞬的唯美詩性，而革命也天生帶著浪漫的荷爾蒙，兩者的共通基因，成就了“革命家”汪精衛。
無論是文人還是革命家，汪精衛的姿態都是清高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同盟會大會一度提議推舉汪為總理，而汪在當時對政治確實是避而卻之。不甘與政治鬥爭為伍、以權力自污，卻又有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耿懷，在需要以權力鬥爭角力的時候，卻擺出對權力欲拒還迎的扭捏之態。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表明心跡：“弟亦文人，所自覺比較其他文人乾淨些”。
政治不同于暗殺，不是感性負氣，需要斡旋的智慧及胸襟，項羽行“霸道”，劉邦行“王道”，汪精衛兩樣均未沾上。時局在兇險漩渦中也曾讓他有過扭身上浮的生機，卻終究眼見他一步步束手下沉。譬如孫中山留下遺訓“連俄容共”，對汪精衛及國民黨左派來說，意味著要在“赤色帝國主義”陰影的籠罩下，從華僑、會黨和各派軍閥武力的限制中走出來，面對如何與“國際勢力”結盟的問題，面對“以黨治軍”和群眾動員的問題，甚至還有如何用“三民主義”容納、消解“共產主義”話語的問題。這也帶出汪精衛“以黨治軍”，解決中國政治軍閥化的問題，在這過程中，他也一度看到聯合民眾的力量，要將軍隊中的中下級士兵轉變成“革命者”，但汪始終無法突破這個問題，最終只能寄希望於從上至下的文人制裁武人，以“黨紀”約束軍人，放棄了孫中山的改組精神，也始終未曾掌握實權。甚至在與日謀和過程中，日本對華作戰諸將官對這位“同盟”看法均為：“汪無力量打倒蔣委員長，”日本天皇更以為，“非與蔣委員長直接謀和平，中日和平斷難實現，與汪精衛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這毋寧是文弱政客的悲劇。
汪的偏執任性，在其政治生涯的末尾已近淋漓盡致，1939年汪精衛赴日，與由日首相和外務等大臣組成的、負責中國被佔地區工作的“興亞院”進行“汪日密約”談判，興亞院提出的要求強化了佔領政策，侵華野心昭然若揭，眼見汪政權將要淪為名副其實的傀儡政權，造成一直追隨汪的高宗武、陶希聖的出走。汪精衛偏要相信“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眾人苦勸而不得，執意按原計劃成立汪偽政府。“長於激勵感發，短於韜晦謀略”，不啻是文人典型的行事特征。用陶希聖的話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張知本曾經引用戴季陶的評價：“胡漢民欠一個‘厚’字，汪精衛欠一個‘重’字，也就是說胡太刻薄，汪太輕浮。”以“輕浮”扣之，未免片面，汪精衛一腔革命熱忱，少年得盛名，權傾一時，卻始終如飄萍，沒有實權根基，為文人本性所困，為時局所左右，背負罵名而終，空留雙照樓詩“年年此淚真無用，路遠難回墓草春。”
一個“輕”字，道盡歷史長河中文人干政的酸澀，背後的重量誰與唏噓之，無端想起《滾滾遼河》中的墓志銘：“生命寫史血寫詩，革命誤我我誤卿。”但革命與汪精衛，卻也算兩相成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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