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础（上卷：文艺复兴）摘要
现代政治的思想基础（上卷：文艺复兴）摘要
前言
本书写作要旨：1. 扼要介绍有关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起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2. 利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政治学说来阐明比较笼统的历史主题，说明形成现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由“维持他的国家”到存在一种独立的国家秩序，产生国家权力而非统治者权力（前言p.2）;3. 示范说明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一种特殊方式。集中探讨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前言p.3）。试图写一部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
运用此方法，提出两点：1.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在多么惊人的程度上来源于罗马的斯多噶派；2. 在下卷中试图以类似方法去解开宗教改革时期政治思想的词汇来源（前言p.7）。
第一部分 文艺复兴的起源
第一章 自由的理想
城市共和国和帝国
从最早1085年到12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兴新兴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不再具备封建性质，而是由选举产生执政官、并有任职期限。意大利北部诸城邦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在法律上仍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p.3-4）。
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各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或谓之“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概念：1. 有权不接受外界对他们的政治生活的任何控制——维护自己主权；2. 有相应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行统治——捍卫现有共和体制（p.7）。
追溯14世纪弗洛伦萨政治思想中“自由”，即包含政治独立与共和自治的情况（p.7）。但诸多声明无法被赋予法定效力：法学家对罗马法的诠释，神圣罗马帝国被应当是世间唯一统治者（p.8）。
巴尔托鲁改革：法律应当顺应事实。各城邦长时间内在事实上已经取得绝对统治权，故可将此作为合法性之来源（p.11）。
城市共和国和教廷
在同帝国的斗争过程中，意大利各城市的主要盟友一直是教廷（p.13）。教廷在意大利地区开始逐渐取得世俗统治权（p.15），若干意大利城市开始反击，并开始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旨在将它们对教会自称拥有的权力和豁免权所进行的攻击合法化（p.16）。
反对教廷的思路之一：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否定教会权力。
弗洛伦萨政治史学家迪诺•孔帕尼（1255-1354）：由皇帝领导的政府“最公正”。
但丁：《君主政体》所提出的意大利缺乏和平原因，1. 拒不承认帝国的合法性；2. 错误的信念”帝国的权威取决于教会的权威”。因而，意大利需要服膺于神圣罗马帝国，从而避免教廷的干涉。理由在于，其一，皇帝的霸权会使法治具有最大价值；其二，皇帝的统治也会使自由获得最大价值，因为”唯有在君主政体下人类才依靠自己而不依靠别人”。但丁将哲学与神学进行了分野，人类有两个终极目标：一为彼世的救赎，二为此世的幸福。前者通过教会实现，后者则需要帝国（p.18）。
通过承认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与共和派的观点相左。因而需要提出一种既能够维护它们的自由免受教会侵犯，同时又无须使它们将自由让与其他任何人（p.19）。
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1275-1342）：《和平的保卫者》。教会仅仅是一个聚会而并非“职权组织”，神父的唯一权力是“教导和实践”。拥有强制权限的必须是“信仰坚定的人类立法者”，教廷无权对世俗立法予以干涉（p.22）。
第二章 修辞学与自由
专制君主的兴起
13世纪末，大多意大利城市内部分裂，以致于放弃共和制度，而接受君主领导，实现和平，从自由政府形式过渡到专制政府形式。原因在于阶级的分裂，部分平民获得财富但无政治权利，而把持权力的贵族力图维持寡头统治（p.23）。并成立平民议会，选举议长，以挑战由贵族提名的市政官（p.24）。从而由斗争转为内乱。
各地为维持和平，开始陆续出现君主，并开始颂扬君主们为统一与和平所作贡献。
但仍有城市反抗君主制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的特殊价值准则的高度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其中典型城市为米兰、弗洛伦萨（p.27）。
在反抗君主制的过程中，维护共和与自由逐渐成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模式，而在13世纪末共和自治体制的首创者来说，是存在两种政治分析传统：一种为修辞学，一种为经院哲学。因而，通过这两种传统，使得共和派维护的自由具备“价值”，并使之概念化（p.28）。
书信写作技巧的发展
由大学教育的书信写作技巧，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出现。
第一种是新兴的城市编年史，在城市编年史的外衣下，开始进行宣传城市共和国特具的意识形态（p.32）；第二种是箴规篇一类的书籍，其意在于指导市政官和城市司法官员。论文的作者直接以统治者和城市天然的政治顾问的面貌出现（《君主论》、《牧人的眼睛》等）（p.34）。
人文主义的出现
13世纪下半叶，一种新的和自觉的人文主义形式的修辞学从法国传入意大利（p.36），以古典作家为媒介来研究书信写作技巧的方法开始成为正统（p.38）。
进而标志文学复苏的最初开端，并且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看出：1. 前人文主义的文人学士的著作本身往往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p. 40）；2. 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足以丰富和加强已经由于研究13世纪较早时候的修辞学而出现的现有的两种政治著作（城市编年史和箴规篇），促使这两种政治著作不仅更具公开的宣传性质，而且在表现上显得更加微妙（p.41）。如布鲁奈托•拉蒂尼《宝书文库》、迪诺•孔帕尼《编年史》。
政治论据在此发展潮流中愈发具有系统性，作者们利用文学与修辞学背景，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致力于维护共和自由的中心价值，而且还分析它存在弱点的缘由以及设法保证期生命延续的最佳方法（p.43）。
以修辞学方法为自由进行辩护
出发点均基于自由的理想，即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独立与共和自治（p.43）。
在坚持自由价值的同时，追问专制得以形成的原因：1. 各自由城市由于内讧而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2. 私人财富的增加（p.44）。对于财富增加的恐惧大多来自于斯多噶主义的信念（p. 45）。
如何维护城市共和国的传统理想：人民必须将个人和宗派的利益搁置一旁，并逐渐将它们个人的幸福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p.46）。
如何实现城市利益与城市市民个人利益的统一，主要有两种观点：1. 政府只要其制度强有力就有效，只要其机制未能有效运转便腐败（代表人物为休谟）；2. 倘若控制政府制度的那些人是堕落的，即便最出色的制度也难塑造或约束他们反之倘若这些人是有道德，制度健全与否便是次要问题（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精神重于制度。早起修辞学者持第二种观点，并将之引入早期的现代政治思想（p. 47）。
人文主义者集中探讨政治德行，并在之后称为文艺复兴后期政治思想的重大特点。拉蒂尼及其前辈坚持认为，出于谨慎和德行的考虑分别要做的事情总是殊途同归，而马基雅维利却首先认为在德行的修养与政治视野取得成就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分野（p.50）。
第三章 经院哲学与自由
对经院哲学的反应
经院哲学的基础最初是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主要集子重新发现而奠定的（p.52），并通过两种方式传入意大利：1. 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学者开始评注亚里士多德学说（p.53）；2. 与巴黎大学教授的经院哲学课程的直接接触（p.54）。
经院哲学观点为自由所作的辩护
根本政治信仰是关于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的理想（p. 56）。马尔里西奥《和平的保卫者》、巴尔托鲁《论城市政府》（仿效亚里士多德提出规模问题）、托勒密《君王的统治》。
经院哲学的理论家们开始把共和时期而不是帝国时期看做罗马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加图和西塞罗等人也不再是被看做斯多噶主义的圣贤，而是共和国的伟大爱国者（p.57）。虽然这些作家对共和自由表现强烈的偏爱，但事实却是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自由制度开始被暴君的统治吞噬了（p.58）。
相比私有财富，作家们更加注重内讧问题。面对专制君主出现的反思：实现和平及和谐（pax et concordia）乃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价值（p.59）。对于所有这些作家来说，主要问题是：如何方能避免宗派和倾轧，以及保障和平。笼统来说，他们坚持认为，一切宗派利益必须被抛弃，每一位市民个人的幸福必须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将“共同利益””作为目标并争取实现”，但是他们给出的”共同利益”确实模棱两可的（p.60）。
比之修辞学家，经院哲学家们更多寄希望于有效的政府机制而不是有美德的个人来作为增进共同幸福及和平统治的最佳手段（p.64）。经院哲学家主要着力点：避免出现敌对的市民团体组成的对立党派。马尔西利奥、巴尔托鲁建议采取的根本解决办法是由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设立大一统的人类立法者（p. 65）。
避免统治者和地方行政官不理会人民意志，马尔西利奥、巴尔托鲁给出的三种约束：1. 为实现富足的城市生活，通过新的选举任命而不是通过世袭继承产生的每一位君主，对国家而言，绝对是有较大益处的；2. 绝不容许任何统治者在执掌法律时有超过最低限度的个人斟酌余地；3. 对一切地方行政官和进行统治的议会强加牵制，以确保他们始终对选出他们的市民愿望作出反应（p.67-68）。
由马尔西利奥和巴尔托鲁发展的民众主权学说对于形成早期的现代立宪主义的最激进的形式注定要起重大作用（p.69）。惹您有可能享受和平的幸福而不必丧失自由：其关键是保证由人民自己来发挥”和平的保卫者“的作用（p.70）。
第二部分 意大利文艺复兴
第四章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佛罗伦萨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集中的研究，其根源在于”争取城市自由的斗争”（p.74），此观点来自于巴伦，而斯金纳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两个问题：1. 人文主义运动所牵涉到的概念实际上全无新意，相反，倒是从意大利中古时期城市共和国继承而来的；2. 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的作家们与整个14世纪已经得到发展的、范围较大的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联系（p. 76）。
对自由的分析
巴伦关于”市民人文主义“的论点存在的第一个争议在于：它低估了15世纪初佛罗伦萨作家们步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后尘的程度（p.76）。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口授者与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在各自的道德和政治著作中所考虑的范围：共和自由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如何受到危害以及如何才能使这种理想得到最好保障的问题上。但人文主义者已不再对内讧问题予以十分的重视（p.78）。
同时，15世纪初期作家们也没有在为私有财富而烦恼，之前：拉蒂尼、墨萨多，之后：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p.79）。
人文主义者们对危险自由根源的新认识：公民不再准备为保卫他们的自由免受暴政侵犯而战斗，而是愿意将捍卫他们的自由的工作交到完全不可靠的雇佣军手里（p.80）。解决方案：类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三部中称赞的理想，采取恢复武装和独立的市民阶层的理想的形式（p.81）。
但是，人文主义者对自由的分析依然与之前存在相似：1. 保持残存的城市共和国的完整，免受君主任何进一步侵犯（p.83）；2. 维持一个自由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之下，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积极参加政府事务的平等机会（p.84）；3. 宁要共和国的自由而不要帝国的专制主义（p.88）
人文主义者继受的两大假设：1. 要增进一种健康、廉洁的政治生活形式，与其说要求政府机制臻于完善，不如说要发展公民的毅力和公益精神；2. 衡量某个公民的价值取决于应依据他的家族史的悠久程度或他的财富多寡，而是应该依据他发挥其才华、具备了其本意上的公益精神并把其精力用来造福社会这几方面的能力（p.86）。美德构成真正的高贵（p.87）。
古典价值的恢复
由中世纪与古典的和解、延续到15世纪初的新观点：古典的过去首次被看做是与现在全然割裂的，古典文明开始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面貌出现，并值得尽量根据其本身的与众不同的条件来设想和评价（p.92）。
彼特拉克恢复西塞罗所认为的一种以修辞学与哲学的综合为基础的教育的特殊价值，使得修辞学更加具有西塞罗的形象而并非是适应当代修辞学的技巧（p.93）。彼特拉克的通过对西塞罗的解释，重新恢复了”美德“概念以及教育的宗旨和内容，同时人的特征、人的能力范围以及对人生的原来目标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p.94）。
“美德”的概念
为了实现西塞罗假设意义上的美德：1. 事实上人又可能达到这种尽善尽美的地步；2. 正确的教育过程对于达到这个目标是必不可少的；3. 这样一种教育内容内容的中心必须是将修辞学和古代哲学结合起来研究（p.94-95）。
导致了以下结果：1. 人文主义者对于他们的修辞学研究的价值得到了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彼特拉克强调将智慧与雄辩结合起来（p.95）；2.对青年人教育的具体细节——应该学些什么以及学习要求的先后次序问题——必须被当做最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开始出现私立学校、箴规书等（p.97）；3. 对于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有资格自认为受过真正良好的教育这个问题采用新的解决方案，不同于中世纪区别为“绅士”与“职员”的教育。真正的目标在于全面接触。
人文主义者开始反对奥古斯丁原罪以及上帝恩典人类以美德的关奶奶呢，而开始强调：1. 人有力量获得崇高的伟大；2. 由于人有能力达到这样伟大的境地，他们就有责任以追求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主要宗旨（p.100）；3. 进行爱国呼吁，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
真正具有美德的人的力量
人文主义者认为具有美德的人能够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能够左右他自己的命运并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他的社会世界。
对古典命运观进行了恢复，但也相信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可以说是有能力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的，并强调”美德“的作用（p.104）。并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特色“的理论：人总是有可能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来战胜命运女神的威力（p.105）。
人文主义者和文艺复兴
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政治学说的源头：1. 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口授者传统；2. 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者传统（p.110）。
人文主义者开始否认亚里士多德绝对恬淡闲适、沉思默想的生活，而是要“实用”、进入到公民政治生活之中（p.117），进步主义观念开始成为基本信条（p.120）
第五章 君主的时代
君王政府的胜利
圭恰迪尼《意大利史》以1494年为分界线，将文艺复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法国在该年与意大利各君主联合，造成分裂。在整个斗争时期，一个趋势：君主统治的日益专制形式得到了延伸和巩固（p.121）。、
在君主制日益取得统治的时候，造成了两个结果：1.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市民资格的传统共和概念的价值逐渐不受人关注，闲暇的生活再次成为最高信念，以柏拉图而非西塞罗作为古典最高成就，对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所表现的兴趣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庸俗（p.124）。
2. 研究政治的人开始以截然不同类型的读者作为论著的对象，而并非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以全体公民为对象（p.125）。如马基雅维利、帕特里奇。斯金纳对《君主论》评价：此书没有达到其作者声称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此书对于那种箴规君主之作作出了贡献，而这一贡献又彻底改革了此类书籍本身。
人文主义者的君主政府理想
人文主义者们继受了”市民”人文主义者已经明确表示过的价值和态度：1. 君主应当是具有美德的人（p.127）；2. 对”真正具有美德的人“在追求荣誉、荣耀和名声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力量的分析：依靠美德，遏制命运（p.129）；3. 对于教育方法的重视（p.131）。
人文主义者们注入的新因素：1. 关于政府的宗旨所持见解与大多数前辈大相径庭，即政府最重要的事务与其说是维持人民的自由状态，不如说是使人民享有安全与和平（p.132）。卡斯蒂廖内《朝臣必读》、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整体认为君主制是最佳形式（p.133）；2. 对于”美德”的主要概念所作分析发生变化。①类似亚里士多德“政治美德“，人文主义者们强调君主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可能与一位普通公民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不一样。帕特里奇《王国和国王的教育》、马基雅维利《君主论》（p.134）；②提出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来解释”美德“。首先先，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作是具备真正美德的人，除非具备古代道德家所特别举出的”主要“美德，而且还表现了基督教美德。其次，强调君主的美德：大方、庄严、宽厚、诚信（p.136-137）。
马基雅维利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马基雅维利试图对同时代的作者所表达之价值予以质疑，而并非是自称体系（p.138）。
首先指责这些理论没有强调政治生活中纯粹权力的意义。其本人强调武力等在推进政府事务方面的作用，并反对雇佣军之使用（p.140）。
第二个指责是有关品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讨论，其认为一位君主所应达到的正当目标是荣耀、荣誉和名声这几个目标，但达到这几个目标的途径并非永远按合乎传统道德的方式行事（p140）。马基雅维利与同时代作者们的分野，在于两种不同道德之间——对于最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看法：倘若一位统治者真正想要”保持它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其他作者们的意见），衷心赞同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p.144）。马基雅维利并”草拟一套有创建的规则“作为新君主的指导（p.145）。
斯金纳整体表达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解，而并非是冠以”邪恶”之名，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品德这个概念只不过被用来指君主为了“保持他的国家”和“成就大事业“而可能认为需要具备的那些品质，而并非是主要美德。其可能与美德有重合，但绝不是等同（p.148）。
第六章 残存的共和价值
在1454年《洛迪合约》签订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君主政体在意大利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取得了最后胜利。可是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在城市共和国趋于衰退没落的阶段，共和政治四星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最有创造性的重要贡献(p.149)。
共和主义的中心
第一个维持传统共和价值的中心为威尼斯，其得以将政治自由与避免内讧结合起来的原因，被认为是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政体。
为停止君主政府的扩展，共和政治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来源：1. 14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传统，巴尔托鲁、托勒密、马尔西利奥等；2. 15世纪初期”市民“人文主义传统，萨卢塔蒂、布鲁尼、波焦等（p.154）。
经院哲学的贡献
萨伏那洛拉对于全体公民掌握至高无上权威的强调；萨拉莫尼奥《罗马贵族阶级的主权》中对于巴尔托鲁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的重申（p.159），以及其对于”美德”的强调（p.162）。
人文主义的贡献
除对自由的重申外，仍然反思在共和形式的政府统治下，人民的自由是如何渐渐受到威胁或竟至丧失的。首先仍然是关于私有财富的问题（p.173）；其次则是雇佣军（p.175）；最后则是人民的“腐化堕落”（p.176）。
马基雅维利对堕落的分析：1. 延续布鲁尼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事务中排斥了人民发挥充分的作用，从而“缺乏过自由生活的能力”；2. 根源在于基督教应负主要责任（p.178）。
这些作者同样探讨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危险和困难，并开始认为获得政治智慧的关键在于对早先的一些共和国，尤其是罗马的共和国进行系统研究（p.181）。
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探讨政府的机制、法律制度在维护自由方面的作用，而并非如同前期人文主义者单纯探讨市民精神。遂开始出现研究和模仿威尼斯的法制实践，而马基雅维利则是例外，其更倾向于罗马式的帝国，而非威尼斯（p.183）。
重申的两个论点：1. 由于雇佣军无用和危险，任何珍视其自由的共和国必须保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p.185）；2. 为了保证自由的价值得到维护，首先需要促进的与其说是有效的组织和法律结构，不如说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精神（p.187）。而培养这种精神的关键，则在于使人民尽可能参与共和国的管理，使人人有均等的机会得以在造福社会方面实现其最崇高的抱负（p.191）。
马基雅维利的贡献
《君主论》与《论李维》根本上是一致的：即维护国家安全。而前者是针对君主的个人行为，而后者则是向全体公民进言（p.196）。
马基雅维利始终认为政治社会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必须以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来补充立法者的理智手段的社会（p.198）。
共和主义自由的中介
城市共和国的衰败，导致人文主义者们的论调逐渐走向宿命论，而越来越怀疑人在命运面前的能力（p.201）。
第三部分 北方的文艺复兴
第七章 人文主义学术的传播
人文主义者的迁移
人文主义者开始在巴黎、英国等地执教，人文主义的意思进一步传播（p.207）。15世纪下半叶，印刷书籍出现，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传播（p.208）。各地形成一种交互形式的知识发展，许多前往意大利学习的人，放弃了经院哲学的研究，而接受人文科学。许多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北部大学的学生迫切想去意大利学习人文科学（p.209）。
这些人回国后，回原任大学任教，从而有助于发动一场导致经院哲学覆灭的知识革命（p.210）。从而在16世纪初，法国、英国和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有自信心的人文主义文化（p.211）。但是不能将之视为欧洲北部的发展是意大利复兴的文化活动的唯一结果：1. 早在14世纪中叶，在欧洲北部就存在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其主要媒介是教廷；2. 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和文学中最具意大利特色的许多因素其实是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初期自法国输入的（p.212）。
人文主义和法学研究
人文主义者开始将语言学和历史学批评的具体技巧应用于古代典籍，首先转向罗马法典籍，试图反驳经院哲学的解释：法学家的主要总是应该是使法律条文尽量适应现有法律环境（p.214），代表为洛伦佐•瓦拉。
16世纪头几十年中，这些信新的手法首次被移植到欧洲北部地区。法学人文主义的发展促使这一观点产生：罗马法并不具有”成文的理性”，而是由古罗马史上各不想管的时期的材料拼凑而成，因此也就不能当做一种直接有效的法律渊源，而是简单地看做古代社会的一部教科书，因此也就是将它当做一份需要按照新型的人文主义诠释学来加以解释的外来文件（p.218）。
法学人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也对路德的宗教观产生影响，其更加感受到“罗马法学者的愚昧无知和欺骗手段”，以及与他们的谎言作斗争的必要性（p.219）。
法学人文主义对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将罗马法置于历史与语言学的审视之下，《查士丁尼法典》不再具备“成文的理性”，而仅仅为一个过去帝国涉及，对于现代欧洲早期大不相同的法律和政治状况无多大影响：1. 人文主义者尝试将此方法用于其他法律体系，并在普通法理学和比较法理学的基础上最终创立科学的政治理论。典型为博丹《国家六论》。并且必须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基础；2. 强调对不同习惯予以历史性考察，越来越多的对法律和政治原则进行历史性讨论。求助于自然法逐渐被求助于历史所替代（p.221）。
人文主义和《圣经》学
比之经院哲学从段落上考察圣经，人文主义者：1. 力图再现每一个具体学说或论点的实际的历史环境（p.222）；2. 应用特有的语言学技巧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股本提供新的更精确的译本（p.223）。
随着《新约》的知识的增加，人们开始广泛地注意到一种政治意义的潜在影响：教廷的世俗权利和现有组织与原始教会的原有理想和制度严重脱节（p.225）。
第八章 对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
作为顾问的人文主义者
北方人文主义者继受了传统人文主义信念：正当的学术与正当的政府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所以他们开始写关于教育的论文（p.226），并广泛使用君王宝鉴题材，论述对整个统治者的教育以及善良的政府的原则。还有若干作者们司徒对全体公民提出规劝。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北方人文主义者们如同意大利先辈一样，试图参与政治生活，并尽力成为过往的尽可能亲近的顾问（p.229）。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成为谋士的原因在于：政治智慧的关键在于对过去应有的理解（p.233）。
时代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人文主义者指出时代的弊病：1. 人民毫不顾忌整个社会的幸福，而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或宗派的利益（p.235）。人文主义者首先对君主和地方行政长官提出忠告，要求承担对臣民利益的责任（p.236）。同时将这些责任推给敲诈的律师、懒惰的修道士和追求私利的神父、贵族、地主（p.238）、商人、暴发户（p.240）、政府（p.242）。
美德的中心地位
北方人文主义者依旧强调：政治成就的关键在于增进美德（p.243），并将良好的行为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等同（p.248）。
他们赞同15世纪众所周知的假定，即国家的任何主要成员的最大报复应该是取得荣誉、荣耀和名声（p.249）。
领导的品质
北方人文主义者接受了意大利先辈的基本信念：唯有美德才是真正高贵的品质，唯有具备真正的高贵品质者才有确凿的资格进行统治（p.251）。
然而，人文主义者陷入了一种矛盾：毫无疑问唯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最充分地表现美德的却永远是传统的统治阶级。以便支持政治生活的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局面（p.253）。其基于如此信念：良好的“秩序”的前提是维持“等级”。
教育的作用
如何使统治者具备必要的美德，北方人文主义者依赖15世纪前辈提出：反复灌输美德的最可靠的途径是为社会领袖们提供人文主义科学的教育（p.256）。
第七章 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后期北方人文主义者的诸多推论并非完全继受于意大利前辈，而须看作对那些主题的批评（p.260）。
人文主义和为战争所作的辩护
北方人文主义者强调斯多噶观念，即认为由于全人类皆为兄弟，所有战争必然实际上是兄弟之间的残杀，而并非如15世纪观念所继承的亚里士多德武装平民的理想（p.260）。
同时也厌恶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是他们世代普遍暴乱的甚至更为危险的根源和正当根据（p.261）。
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
即反驳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点：由于希望取得某种更大的利益，不按正义之道行事可能是正当的（p.266）。伊拉斯谟：即使怀有最良好的动机，你也绝不要做任何可能伤害正义事业的事情。相反地，你必须“罢手而服从时代的要求”。
然而，随着16世政治中暴力行为增加，人文主义者发现难于维持他们对于以正义理想作为政治生活唯一可能基础的崇高信念。人文主义者开始侧重一个概念：所有统治者有责任不仅是按照公平原则行事，而且是谨慎行事（p.268）。
《乌托邦》和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承认唯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但是反对世袭贵族制、等级制度下先天被认可的“美德”（p.275），其始终坚持认为唯一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美德（p.276）。倘若我们真正想要建立一个具备美德的共和政体，必须废除整个“等级”制度（p.277）。理由：①在任何有统治集团的社会行驶中，最坏的那种人不可避免地将永远取得控制权（p.277）；②维持等级便是助长傲慢这个罪恶，而由于助长了傲慢这个罪恶，我们又形成了一个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而是建立在最丑恶之上的社会。
如何消除社会等级差别：废除金钱和私有财产（p.279）。
Moliri
2015.2.2,
前言
本书写作要旨：1. 扼要介绍有关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起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2. 利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政治学说来阐明比较笼统的历史主题，说明形成现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由“维持他的国家”到存在一种独立的国家秩序，产生国家权力而非统治者权力（前言p.2）;3. 示范说明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一种特殊方式。集中探讨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前言p.3）。试图写一部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
运用此方法，提出两点：1.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思想词汇在多么惊人的程度上来源于罗马的斯多噶派；2. 在下卷中试图以类似方法去解开宗教改革时期政治思想的词汇来源（前言p.7）。
第一部分 文艺复兴的起源
第一章 自由的理想
城市共和国和帝国
从最早1085年到12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兴新兴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不再具备封建性质，而是由选举产生执政官、并有任职期限。意大利北部诸城邦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在法律上仍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p.3-4）。
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各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或谓之“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概念：1. 有权不接受外界对他们的政治生活的任何控制——维护自己主权；2. 有相应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行统治——捍卫现有共和体制（p.7）。
追溯14世纪弗洛伦萨政治思想中“自由”，即包含政治独立与共和自治的情况（p.7）。但诸多声明无法被赋予法定效力：法学家对罗马法的诠释，神圣罗马帝国被应当是世间唯一统治者（p.8）。
巴尔托鲁改革：法律应当顺应事实。各城邦长时间内在事实上已经取得绝对统治权，故可将此作为合法性之来源（p.11）。
城市共和国和教廷
在同帝国的斗争过程中，意大利各城市的主要盟友一直是教廷（p.13）。教廷在意大利地区开始逐渐取得世俗统治权（p.15），若干意大利城市开始反击，并开始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旨在将它们对教会自称拥有的权力和豁免权所进行的攻击合法化（p.16）。
反对教廷的思路之一：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否定教会权力。
弗洛伦萨政治史学家迪诺•孔帕尼（1255-1354）：由皇帝领导的政府“最公正”。
但丁：《君主政体》所提出的意大利缺乏和平原因，1. 拒不承认帝国的合法性；2. 错误的信念”帝国的权威取决于教会的权威”。因而，意大利需要服膺于神圣罗马帝国，从而避免教廷的干涉。理由在于，其一，皇帝的霸权会使法治具有最大价值；其二，皇帝的统治也会使自由获得最大价值，因为”唯有在君主政体下人类才依靠自己而不依靠别人”。但丁将哲学与神学进行了分野，人类有两个终极目标：一为彼世的救赎，二为此世的幸福。前者通过教会实现，后者则需要帝国（p.18）。
通过承认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与共和派的观点相左。因而需要提出一种既能够维护它们的自由免受教会侵犯，同时又无须使它们将自由让与其他任何人（p.19）。
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1275-1342）：《和平的保卫者》。教会仅仅是一个聚会而并非“职权组织”，神父的唯一权力是“教导和实践”。拥有强制权限的必须是“信仰坚定的人类立法者”，教廷无权对世俗立法予以干涉（p.22）。
第二章 修辞学与自由
专制君主的兴起
13世纪末，大多意大利城市内部分裂，以致于放弃共和制度，而接受君主领导，实现和平，从自由政府形式过渡到专制政府形式。原因在于阶级的分裂，部分平民获得财富但无政治权利，而把持权力的贵族力图维持寡头统治（p.23）。并成立平民议会，选举议长，以挑战由贵族提名的市政官（p.24）。从而由斗争转为内乱。
各地为维持和平，开始陆续出现君主，并开始颂扬君主们为统一与和平所作贡献。
但仍有城市反抗君主制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的特殊价值准则的高度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其中典型城市为米兰、弗洛伦萨（p.27）。
在反抗君主制的过程中，维护共和与自由逐渐成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模式，而在13世纪末共和自治体制的首创者来说，是存在两种政治分析传统：一种为修辞学，一种为经院哲学。因而，通过这两种传统，使得共和派维护的自由具备“价值”，并使之概念化（p.28）。
书信写作技巧的发展
由大学教育的书信写作技巧，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出现。
第一种是新兴的城市编年史，在城市编年史的外衣下，开始进行宣传城市共和国特具的意识形态（p.32）；第二种是箴规篇一类的书籍，其意在于指导市政官和城市司法官员。论文的作者直接以统治者和城市天然的政治顾问的面貌出现（《君主论》、《牧人的眼睛》等）（p.34）。
人文主义的出现
13世纪下半叶，一种新的和自觉的人文主义形式的修辞学从法国传入意大利（p.36），以古典作家为媒介来研究书信写作技巧的方法开始成为正统（p.38）。
进而标志文学复苏的最初开端，并且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看出：1. 前人文主义的文人学士的著作本身往往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p. 40）；2. 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足以丰富和加强已经由于研究13世纪较早时候的修辞学而出现的现有的两种政治著作（城市编年史和箴规篇），促使这两种政治著作不仅更具公开的宣传性质，而且在表现上显得更加微妙（p.41）。如布鲁奈托•拉蒂尼《宝书文库》、迪诺•孔帕尼《编年史》。
政治论据在此发展潮流中愈发具有系统性，作者们利用文学与修辞学背景，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致力于维护共和自由的中心价值，而且还分析它存在弱点的缘由以及设法保证期生命延续的最佳方法（p.43）。
以修辞学方法为自由进行辩护
出发点均基于自由的理想，即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独立与共和自治（p.43）。
在坚持自由价值的同时，追问专制得以形成的原因：1. 各自由城市由于内讧而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2. 私人财富的增加（p.44）。对于财富增加的恐惧大多来自于斯多噶主义的信念（p. 45）。
如何维护城市共和国的传统理想：人民必须将个人和宗派的利益搁置一旁，并逐渐将它们个人的幸福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p.46）。
如何实现城市利益与城市市民个人利益的统一，主要有两种观点：1. 政府只要其制度强有力就有效，只要其机制未能有效运转便腐败（代表人物为休谟）；2. 倘若控制政府制度的那些人是堕落的，即便最出色的制度也难塑造或约束他们反之倘若这些人是有道德，制度健全与否便是次要问题（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精神重于制度。早起修辞学者持第二种观点，并将之引入早期的现代政治思想（p. 47）。
人文主义者集中探讨政治德行，并在之后称为文艺复兴后期政治思想的重大特点。拉蒂尼及其前辈坚持认为，出于谨慎和德行的考虑分别要做的事情总是殊途同归，而马基雅维利却首先认为在德行的修养与政治视野取得成就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分野（p.50）。
第三章 经院哲学与自由
对经院哲学的反应
经院哲学的基础最初是随着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主要集子重新发现而奠定的（p.52），并通过两种方式传入意大利：1. 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学者开始评注亚里士多德学说（p.53）；2. 与巴黎大学教授的经院哲学课程的直接接触（p.54）。
经院哲学观点为自由所作的辩护
根本政治信仰是关于政治独立和共和自治的理想（p. 56）。马尔里西奥《和平的保卫者》、巴尔托鲁《论城市政府》（仿效亚里士多德提出规模问题）、托勒密《君王的统治》。
经院哲学的理论家们开始把共和时期而不是帝国时期看做罗马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加图和西塞罗等人也不再是被看做斯多噶主义的圣贤，而是共和国的伟大爱国者（p.57）。虽然这些作家对共和自由表现强烈的偏爱，但事实却是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自由制度开始被暴君的统治吞噬了（p.58）。
相比私有财富，作家们更加注重内讧问题。面对专制君主出现的反思：实现和平及和谐（pax et concordia）乃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价值（p.59）。对于所有这些作家来说，主要问题是：如何方能避免宗派和倾轧，以及保障和平。笼统来说，他们坚持认为，一切宗派利益必须被抛弃，每一位市民个人的幸福必须与整个城市的幸福等同起来——将“共同利益””作为目标并争取实现”，但是他们给出的”共同利益”确实模棱两可的（p.60）。
比之修辞学家，经院哲学家们更多寄希望于有效的政府机制而不是有美德的个人来作为增进共同幸福及和平统治的最佳手段（p.64）。经院哲学家主要着力点：避免出现敌对的市民团体组成的对立党派。马尔西利奥、巴尔托鲁建议采取的根本解决办法是由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设立大一统的人类立法者（p. 65）。
避免统治者和地方行政官不理会人民意志，马尔西利奥、巴尔托鲁给出的三种约束：1. 为实现富足的城市生活，通过新的选举任命而不是通过世袭继承产生的每一位君主，对国家而言，绝对是有较大益处的；2. 绝不容许任何统治者在执掌法律时有超过最低限度的个人斟酌余地；3. 对一切地方行政官和进行统治的议会强加牵制，以确保他们始终对选出他们的市民愿望作出反应（p.67-68）。
由马尔西利奥和巴尔托鲁发展的民众主权学说对于形成早期的现代立宪主义的最激进的形式注定要起重大作用（p.69）。惹您有可能享受和平的幸福而不必丧失自由：其关键是保证由人民自己来发挥”和平的保卫者“的作用（p.70）。
第二部分 意大利文艺复兴
第四章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佛罗伦萨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集中的研究，其根源在于”争取城市自由的斗争”（p.74），此观点来自于巴伦，而斯金纳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两个问题：1. 人文主义运动所牵涉到的概念实际上全无新意，相反，倒是从意大利中古时期城市共和国继承而来的；2. 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的作家们与整个14世纪已经得到发展的、范围较大的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联系（p. 76）。
对自由的分析
巴伦关于”市民人文主义“的论点存在的第一个争议在于：它低估了15世纪初佛罗伦萨作家们步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后尘的程度（p.76）。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口授者与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在各自的道德和政治著作中所考虑的范围：共和自由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是如何受到危害以及如何才能使这种理想得到最好保障的问题上。但人文主义者已不再对内讧问题予以十分的重视（p.78）。
同时，15世纪初期作家们也没有在为私有财富而烦恼，之前：拉蒂尼、墨萨多，之后：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p.79）。
人文主义者们对危险自由根源的新认识：公民不再准备为保卫他们的自由免受暴政侵犯而战斗，而是愿意将捍卫他们的自由的工作交到完全不可靠的雇佣军手里（p.80）。解决方案：类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三部中称赞的理想，采取恢复武装和独立的市民阶层的理想的形式（p.81）。
但是，人文主义者对自由的分析依然与之前存在相似：1. 保持残存的城市共和国的完整，免受君主任何进一步侵犯（p.83）；2. 维持一个自由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之下，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积极参加政府事务的平等机会（p.84）；3. 宁要共和国的自由而不要帝国的专制主义（p.88）
人文主义者继受的两大假设：1. 要增进一种健康、廉洁的政治生活形式，与其说要求政府机制臻于完善，不如说要发展公民的毅力和公益精神；2. 衡量某个公民的价值取决于应依据他的家族史的悠久程度或他的财富多寡，而是应该依据他发挥其才华、具备了其本意上的公益精神并把其精力用来造福社会这几方面的能力（p.86）。美德构成真正的高贵（p.87）。
古典价值的恢复
由中世纪与古典的和解、延续到15世纪初的新观点：古典的过去首次被看做是与现在全然割裂的，古典文明开始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面貌出现，并值得尽量根据其本身的与众不同的条件来设想和评价（p.92）。
彼特拉克恢复西塞罗所认为的一种以修辞学与哲学的综合为基础的教育的特殊价值，使得修辞学更加具有西塞罗的形象而并非是适应当代修辞学的技巧（p.93）。彼特拉克的通过对西塞罗的解释，重新恢复了”美德“概念以及教育的宗旨和内容，同时人的特征、人的能力范围以及对人生的原来目标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p.94）。
“美德”的概念
为了实现西塞罗假设意义上的美德：1. 事实上人又可能达到这种尽善尽美的地步；2. 正确的教育过程对于达到这个目标是必不可少的；3. 这样一种教育内容内容的中心必须是将修辞学和古代哲学结合起来研究（p.94-95）。
导致了以下结果：1. 人文主义者对于他们的修辞学研究的价值得到了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彼特拉克强调将智慧与雄辩结合起来（p.95）；2.对青年人教育的具体细节——应该学些什么以及学习要求的先后次序问题——必须被当做最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开始出现私立学校、箴规书等（p.97）；3. 对于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有资格自认为受过真正良好的教育这个问题采用新的解决方案，不同于中世纪区别为“绅士”与“职员”的教育。真正的目标在于全面接触。
人文主义者开始反对奥古斯丁原罪以及上帝恩典人类以美德的关奶奶呢，而开始强调：1. 人有力量获得崇高的伟大；2. 由于人有能力达到这样伟大的境地，他们就有责任以追求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主要宗旨（p.100）；3. 进行爱国呼吁，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
真正具有美德的人的力量
人文主义者认为具有美德的人能够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能够左右他自己的命运并按照他自己的愿望来改造他的社会世界。
对古典命运观进行了恢复，但也相信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唯有人可以说是有能力控制他自己的命运的，并强调”美德“的作用（p.104）。并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特色“的理论：人总是有可能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来战胜命运女神的威力（p.105）。
人文主义者和文艺复兴
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政治学说的源头：1. 中世纪书信写作技巧口授者传统；2. 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者传统（p.110）。
人文主义者开始否认亚里士多德绝对恬淡闲适、沉思默想的生活，而是要“实用”、进入到公民政治生活之中（p.117），进步主义观念开始成为基本信条（p.120）
第五章 君主的时代
君王政府的胜利
圭恰迪尼《意大利史》以1494年为分界线，将文艺复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法国在该年与意大利各君主联合，造成分裂。在整个斗争时期，一个趋势：君主统治的日益专制形式得到了延伸和巩固（p.121）。、
在君主制日益取得统治的时候，造成了两个结果：1.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市民资格的传统共和概念的价值逐渐不受人关注，闲暇的生活再次成为最高信念，以柏拉图而非西塞罗作为古典最高成就，对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所表现的兴趣开始被认为是一种庸俗（p.124）。
2. 研究政治的人开始以截然不同类型的读者作为论著的对象，而并非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以全体公民为对象（p.125）。如马基雅维利、帕特里奇。斯金纳对《君主论》评价：此书没有达到其作者声称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此书对于那种箴规君主之作作出了贡献，而这一贡献又彻底改革了此类书籍本身。
人文主义者的君主政府理想
人文主义者们继受了”市民”人文主义者已经明确表示过的价值和态度：1. 君主应当是具有美德的人（p.127）；2. 对”真正具有美德的人“在追求荣誉、荣耀和名声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碍力量的分析：依靠美德，遏制命运（p.129）；3. 对于教育方法的重视（p.131）。
人文主义者们注入的新因素：1. 关于政府的宗旨所持见解与大多数前辈大相径庭，即政府最重要的事务与其说是维持人民的自由状态，不如说是使人民享有安全与和平（p.132）。卡斯蒂廖内《朝臣必读》、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整体认为君主制是最佳形式（p.133）；2. 对于”美德”的主要概念所作分析发生变化。①类似亚里士多德“政治美德“，人文主义者们强调君主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可能与一位普通公民身上值得钦佩的品质不一样。帕特里奇《王国和国王的教育》、马基雅维利《君主论》（p.134）；②提出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来解释”美德“。首先先，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作是具备真正美德的人，除非具备古代道德家所特别举出的”主要“美德，而且还表现了基督教美德。其次，强调君主的美德：大方、庄严、宽厚、诚信（p.136-137）。
马基雅维利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马基雅维利试图对同时代的作者所表达之价值予以质疑，而并非是自称体系（p.138）。
首先指责这些理论没有强调政治生活中纯粹权力的意义。其本人强调武力等在推进政府事务方面的作用，并反对雇佣军之使用（p.140）。
第二个指责是有关品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讨论，其认为一位君主所应达到的正当目标是荣耀、荣誉和名声这几个目标，但达到这几个目标的途径并非永远按合乎传统道德的方式行事（p140）。马基雅维利与同时代作者们的分野，在于两种不同道德之间——对于最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看法：倘若一位统治者真正想要”保持它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其他作者们的意见），衷心赞同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p.144）。马基雅维利并”草拟一套有创建的规则“作为新君主的指导（p.145）。
斯金纳整体表达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解，而并非是冠以”邪恶”之名，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品德这个概念只不过被用来指君主为了“保持他的国家”和“成就大事业“而可能认为需要具备的那些品质，而并非是主要美德。其可能与美德有重合，但绝不是等同（p.148）。
第六章 残存的共和价值
在1454年《洛迪合约》签订以后的一个世纪内，君主政体在意大利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取得了最后胜利。可是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在城市共和国趋于衰退没落的阶段，共和政治四星获得了无可比拟的最有创造性的重要贡献(p.149)。
共和主义的中心
第一个维持传统共和价值的中心为威尼斯，其得以将政治自由与避免内讧结合起来的原因，被认为是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政体。
为停止君主政府的扩展，共和政治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来源：1. 14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传统，巴尔托鲁、托勒密、马尔西利奥等；2. 15世纪初期”市民“人文主义传统，萨卢塔蒂、布鲁尼、波焦等（p.154）。
经院哲学的贡献
萨伏那洛拉对于全体公民掌握至高无上权威的强调；萨拉莫尼奥《罗马贵族阶级的主权》中对于巴尔托鲁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的重申（p.159），以及其对于”美德”的强调（p.162）。
人文主义的贡献
除对自由的重申外，仍然反思在共和形式的政府统治下，人民的自由是如何渐渐受到威胁或竟至丧失的。首先仍然是关于私有财富的问题（p.173）；其次则是雇佣军（p.175）；最后则是人民的“腐化堕落”（p.176）。
马基雅维利对堕落的分析：1. 延续布鲁尼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事务中排斥了人民发挥充分的作用，从而“缺乏过自由生活的能力”；2. 根源在于基督教应负主要责任（p.178）。
这些作者同样探讨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危险和困难，并开始认为获得政治智慧的关键在于对早先的一些共和国，尤其是罗马的共和国进行系统研究（p.181）。
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探讨政府的机制、法律制度在维护自由方面的作用，而并非如同前期人文主义者单纯探讨市民精神。遂开始出现研究和模仿威尼斯的法制实践，而马基雅维利则是例外，其更倾向于罗马式的帝国，而非威尼斯（p.183）。
重申的两个论点：1. 由于雇佣军无用和危险，任何珍视其自由的共和国必须保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p.185）；2. 为了保证自由的价值得到维护，首先需要促进的与其说是有效的组织和法律结构，不如说是全体人民的公民自豪感和爱国精神（p.187）。而培养这种精神的关键，则在于使人民尽可能参与共和国的管理，使人人有均等的机会得以在造福社会方面实现其最崇高的抱负（p.191）。
马基雅维利的贡献
《君主论》与《论李维》根本上是一致的：即维护国家安全。而前者是针对君主的个人行为，而后者则是向全体公民进言（p.196）。
马基雅维利始终认为政治社会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必须以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来补充立法者的理智手段的社会（p.198）。
共和主义自由的中介
城市共和国的衰败，导致人文主义者们的论调逐渐走向宿命论，而越来越怀疑人在命运面前的能力（p.201）。
第三部分 北方的文艺复兴
第七章 人文主义学术的传播
人文主义者的迁移
人文主义者开始在巴黎、英国等地执教，人文主义的意思进一步传播（p.207）。15世纪下半叶，印刷书籍出现，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传播（p.208）。各地形成一种交互形式的知识发展，许多前往意大利学习的人，放弃了经院哲学的研究，而接受人文科学。许多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北部大学的学生迫切想去意大利学习人文科学（p.209）。
这些人回国后，回原任大学任教，从而有助于发动一场导致经院哲学覆灭的知识革命（p.210）。从而在16世纪初，法国、英国和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有自信心的人文主义文化（p.211）。但是不能将之视为欧洲北部的发展是意大利复兴的文化活动的唯一结果：1. 早在14世纪中叶，在欧洲北部就存在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其主要媒介是教廷；2. 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和文学中最具意大利特色的许多因素其实是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初期自法国输入的（p.212）。
人文主义和法学研究
人文主义者开始将语言学和历史学批评的具体技巧应用于古代典籍，首先转向罗马法典籍，试图反驳经院哲学的解释：法学家的主要总是应该是使法律条文尽量适应现有法律环境（p.214），代表为洛伦佐•瓦拉。
16世纪头几十年中，这些信新的手法首次被移植到欧洲北部地区。法学人文主义的发展促使这一观点产生：罗马法并不具有”成文的理性”，而是由古罗马史上各不想管的时期的材料拼凑而成，因此也就不能当做一种直接有效的法律渊源，而是简单地看做古代社会的一部教科书，因此也就是将它当做一份需要按照新型的人文主义诠释学来加以解释的外来文件（p.218）。
法学人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也对路德的宗教观产生影响，其更加感受到“罗马法学者的愚昧无知和欺骗手段”，以及与他们的谎言作斗争的必要性（p.219）。
法学人文主义对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基于将罗马法置于历史与语言学的审视之下，《查士丁尼法典》不再具备“成文的理性”，而仅仅为一个过去帝国涉及，对于现代欧洲早期大不相同的法律和政治状况无多大影响：1. 人文主义者尝试将此方法用于其他法律体系，并在普通法理学和比较法理学的基础上最终创立科学的政治理论。典型为博丹《国家六论》。并且必须建立另一种新的理论基础；2. 强调对不同习惯予以历史性考察，越来越多的对法律和政治原则进行历史性讨论。求助于自然法逐渐被求助于历史所替代（p.221）。
人文主义和《圣经》学
比之经院哲学从段落上考察圣经，人文主义者：1. 力图再现每一个具体学说或论点的实际的历史环境（p.222）；2. 应用特有的语言学技巧为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股本提供新的更精确的译本（p.223）。
随着《新约》的知识的增加，人们开始广泛地注意到一种政治意义的潜在影响：教廷的世俗权利和现有组织与原始教会的原有理想和制度严重脱节（p.225）。
第八章 对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
作为顾问的人文主义者
北方人文主义者继受了传统人文主义信念：正当的学术与正当的政府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所以他们开始写关于教育的论文（p.226），并广泛使用君王宝鉴题材，论述对整个统治者的教育以及善良的政府的原则。还有若干作者们司徒对全体公民提出规劝。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北方人文主义者们如同意大利先辈一样，试图参与政治生活，并尽力成为过往的尽可能亲近的顾问（p.229）。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成为谋士的原因在于：政治智慧的关键在于对过去应有的理解（p.233）。
时代的种种不公正现象
人文主义者指出时代的弊病：1. 人民毫不顾忌整个社会的幸福，而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或宗派的利益（p.235）。人文主义者首先对君主和地方行政长官提出忠告，要求承担对臣民利益的责任（p.236）。同时将这些责任推给敲诈的律师、懒惰的修道士和追求私利的神父、贵族、地主（p.238）、商人、暴发户（p.240）、政府（p.242）。
美德的中心地位
北方人文主义者依旧强调：政治成就的关键在于增进美德（p.243），并将良好的行为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等同（p.248）。
他们赞同15世纪众所周知的假定，即国家的任何主要成员的最大报复应该是取得荣誉、荣耀和名声（p.249）。
领导的品质
北方人文主义者接受了意大利先辈的基本信念：唯有美德才是真正高贵的品质，唯有具备真正的高贵品质者才有确凿的资格进行统治（p.251）。
然而，人文主义者陷入了一种矛盾：毫无疑问唯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最充分地表现美德的却永远是传统的统治阶级。以便支持政治生活的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局面（p.253）。其基于如此信念：良好的“秩序”的前提是维持“等级”。
教育的作用
如何使统治者具备必要的美德，北方人文主义者依赖15世纪前辈提出：反复灌输美德的最可靠的途径是为社会领袖们提供人文主义科学的教育（p.256）。
第七章 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后期北方人文主义者的诸多推论并非完全继受于意大利前辈，而须看作对那些主题的批评（p.260）。
人文主义和为战争所作的辩护
北方人文主义者强调斯多噶观念，即认为由于全人类皆为兄弟，所有战争必然实际上是兄弟之间的残杀，而并非如15世纪观念所继承的亚里士多德武装平民的理想（p.260）。
同时也厌恶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是他们世代普遍暴乱的甚至更为危险的根源和正当根据（p.261）。
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
即反驳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点：由于希望取得某种更大的利益，不按正义之道行事可能是正当的（p.266）。伊拉斯谟：即使怀有最良好的动机，你也绝不要做任何可能伤害正义事业的事情。相反地，你必须“罢手而服从时代的要求”。
然而，随着16世政治中暴力行为增加，人文主义者发现难于维持他们对于以正义理想作为政治生活唯一可能基础的崇高信念。人文主义者开始侧重一个概念：所有统治者有责任不仅是按照公平原则行事，而且是谨慎行事（p.268）。
《乌托邦》和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承认唯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但是反对世袭贵族制、等级制度下先天被认可的“美德”（p.275），其始终坚持认为唯一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美德（p.276）。倘若我们真正想要建立一个具备美德的共和政体，必须废除整个“等级”制度（p.277）。理由：①在任何有统治集团的社会行驶中，最坏的那种人不可避免地将永远取得控制权（p.277）；②维持等级便是助长傲慢这个罪恶，而由于助长了傲慢这个罪恶，我们又形成了一个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而是建立在最丑恶之上的社会。
如何消除社会等级差别：废除金钱和私有财产（p.279）。
Moliri
2015.2.2,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