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殇
在烟台的第一海水浴场附近，有一些老建筑。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没准还能看到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外在那里抚今追昔。这些让人感怀的老建筑便是曾经的芝罘学校的旧址。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各色人人等往来于东西方之间。为数众多的传教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传教士及其所在的差会给东西方间的交往增添了一抹亮色。尽管初期有着拳乱时黑影，但是开医院、设学校等举措使得教会更容易被中国的社会所接纳。1861年，烟台开埠。无数传教士藉由此登岸。或留在当地，或稍事休整，再转向四面八方。
在这些传教士之中，戴德生及其创立的内地会以其不从属于任何宗派而迥异于其他的差会。在以往的著作中，戴德生与李提摩太相对立，他被看做是采用直接法传教的保守派。这一派并不赞成以教育传播福音。如今，教会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人们对戴德生与内地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相关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与对内地会的研究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戴德生所一手创办的芝罘学校则鲜有人关注。很明显这与芝罘学校的声誉，“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或英语）学校”，是极不相称的。
在芝罘学校所在地烟台，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学校的材料还是较少；而就这样一些材料也是多散见在一些长者的回忆录中。几乎与学校同时代的曲拯民老先生在他自己刊行过的《烟台教育史话》中就有提到这所学校，不过只有数页，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图说烟台》（阿美士德）也有片言只语。毓璜顶医院前院长狄烁的子女曾就读于芝罘学校，其中之一在回忆中提到过学校的情形，但是年代久远，有些事情也多有遗忘。
好在现在与芝罘学校相关的经历者还有健在，有志学人也在不断的挖掘。张勤莹的这本《被遗忘的中国童年：芝罘学校与内地会传教士子女》便是近年来关于芝罘学校研究的难得的专著。
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传教士在传播福音之余慢慢的发现子女的教育是一个大问题。部分传教士将自己的未成年子女送回自己的母国就读，忍受着离别之苦；部分传教士泽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虽然亲情可圆，可内陆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总是很难让人满意。
基于此类的原因，作为内地会领导层的戴德生为解传教士的后顾之忧，在烟台这个气候宜人的北方小城成立了内地会学校。
1881年，学校成立。成立初期仅有三名学生，最后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男校、女校与幼儿园的一所从幼至高中阶段的完全学校。这便是日后被人熟知的chefoo school，即芝罘学校。
不过通过作者张勤莹的描述可以发现，学校成立后，家长虽不必将子女送回母国，但也不是说想见就能见的。每次父母与孩子的团聚都需要向内地会总部提出申请，获批后才能前往烟台与子女团聚。
作为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源，而另一个就是师资。
对于芝罘学校来讲，从某种程度上，师资比生源来讲更为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学校的定位造成的。
芝罘学校它的目标是“教导学生放眼于英国社会”。它将生源严格的限制在欧美这样一个圈子内，“明文规定不招收中国学生”，对欧亚混血儿也有所限制。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讲，学校也不只针对的是传教士的子女，在烟的外籍人士子女也有就读，比如毓璜顶医院的前院长狄烁、邓乐播等人的子女。（这种和当地社会的隔膜也是造成如今对芝罘学校研究资料匮乏的原因之一。）学校如此的定位可以很好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的运作中，（直至芝罘学校撤出中国）芝罘学校选择的是牛津的地区的考试 。
尽管学校内有中国佣工存在，但芝罘学校不聘请中国教师。在相对有限的来华人员中，愿意在学校中从事教职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从母国出发时就是立志下乡传教布道的。留在学校与心中的服侍上帝的信念多少有点差距。因而学校的师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不少教师都身兼数职。
应该看到的是，在戴德生及内地会人员的努力下，芝罘学校较好的解决学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学校开展“属灵教育、智识教育以及体育活动”，成功的举办书届牛津地区考试即便在潍县居留营期间也照常举行；学校建有赛艇队，修建了优美的教学楼，部分建筑甚至沿用至今。这些给学校赢得了不少赞誉，获得“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或英语）学校”的美誉。
滨海城市宜人的气候，相对安宁学校周边环境，不断完善的学校的基础设施，这些都给学校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应该说在日军占领烟台前的一段时光是芝罘学校发展的黄金期。
日军占领烟台后，因为英国政府“不支持校方主动撤离”，最终导致芝罘学校的师生没有撤离出来，学校师生被迫转到潍县拘留营。从这开始学校开始了颠沛流离，直到撤离大陆。当然直到撤离大陆，学校再也没有回到烟台，虽然它一直用着chefoo school的名字。需要指出的是，学校在潍县拘留营期间，仍然坚持教学活动，并且坚持开展牛津地区考试。
从潍县拘留营起，学校就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由烟台到潍县到牯岭，直到撤出中国。抗战结束学校师生及家长都希望学校返回烟台本部，但是因为烟台地区的战略态势以及部分校舍被挪作他用，学校主事考虑到回迁烟台也是不现实的。最终舍近逐远，外迁千里之外的江西。不过退一步讲，即便是学校回迁烟台，以学校的背景，最终也改变不了它的最终命运。
1951年，芝罘学校全部撤出中国大陆。芝罘学校在大陆从此告一段落。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校友们对学校的认同开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远离了芝罘，远离了中国；但是芝罘学校却在数地开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等都有开设，校名依旧。学校的标志上用篆书写着古朴的“芝罘学校”四个字。
1908年，芝罘学校的校友们成立了校友会。围绕着芝罘学校，校友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社群认同。校友们以“芝罘人”自居；不论地域。校友会创办的《芝罘杂志》也得到散居世界各地校友们的广泛支持，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而今烟台当地报道中，时常读到之前的芝罘学校的学生们到烟台来访寻先迹。
如今芝罘学校已经撤出中国本土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距离最后一所芝罘学校的关闭（马来西亚，2001）也有四年了。之前的少年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耄耋，更多的则已经故去。属于那一代人的记忆终将远去，就像书名所言“被遗忘的中国童年”。但是那个记忆对于每一个芝罘学校的校友们来说都是unforgettable。
通过全书，不难看到作者张勤莹女士在研究芝罘学校上面所下的功夫。作者造访亚非学院等多地考据内地会的档案查找相关的信息，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不过文中却鲜少或几乎没有来自烟台当地的资料。再者全书对于芝罘学校校友们的“芝罘人”认同着墨较少，相较于全书显得有点一笔带过。再者对于撤出后的芝罘学校描述也较少，毕竟仍在校名仍在使用，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不过这些都是瑕不掩瑜。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各色人人等往来于东西方之间。为数众多的传教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传教士及其所在的差会给东西方间的交往增添了一抹亮色。尽管初期有着拳乱时黑影，但是开医院、设学校等举措使得教会更容易被中国的社会所接纳。1861年，烟台开埠。无数传教士藉由此登岸。或留在当地，或稍事休整，再转向四面八方。
在这些传教士之中，戴德生及其创立的内地会以其不从属于任何宗派而迥异于其他的差会。在以往的著作中，戴德生与李提摩太相对立，他被看做是采用直接法传教的保守派。这一派并不赞成以教育传播福音。如今，教会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如此的大背景之下，人们对戴德生与内地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相关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与对内地会的研究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戴德生所一手创办的芝罘学校则鲜有人关注。很明显这与芝罘学校的声誉，“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或英语）学校”，是极不相称的。
在芝罘学校所在地烟台，现在所能看到的关于学校的材料还是较少；而就这样一些材料也是多散见在一些长者的回忆录中。几乎与学校同时代的曲拯民老先生在他自己刊行过的《烟台教育史话》中就有提到这所学校，不过只有数页，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成书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图说烟台》（阿美士德）也有片言只语。毓璜顶医院前院长狄烁的子女曾就读于芝罘学校，其中之一在回忆中提到过学校的情形，但是年代久远，有些事情也多有遗忘。
好在现在与芝罘学校相关的经历者还有健在，有志学人也在不断的挖掘。张勤莹的这本《被遗忘的中国童年：芝罘学校与内地会传教士子女》便是近年来关于芝罘学校研究的难得的专著。
1861年烟台开埠之后，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传教士在传播福音之余慢慢的发现子女的教育是一个大问题。部分传教士将自己的未成年子女送回自己的母国就读，忍受着离别之苦；部分传教士泽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虽然亲情可圆，可内陆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总是很难让人满意。
基于此类的原因，作为内地会领导层的戴德生为解传教士的后顾之忧，在烟台这个气候宜人的北方小城成立了内地会学校。
1881年，学校成立。成立初期仅有三名学生，最后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男校、女校与幼儿园的一所从幼至高中阶段的完全学校。这便是日后被人熟知的chefoo school，即芝罘学校。
不过通过作者张勤莹的描述可以发现，学校成立后，家长虽不必将子女送回母国，但也不是说想见就能见的。每次父母与孩子的团聚都需要向内地会总部提出申请，获批后才能前往烟台与子女团聚。
作为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源，而另一个就是师资。
对于芝罘学校来讲，从某种程度上，师资比生源来讲更为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学校的定位造成的。
芝罘学校它的目标是“教导学生放眼于英国社会”。它将生源严格的限制在欧美这样一个圈子内，“明文规定不招收中国学生”，对欧亚混血儿也有所限制。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来讲，学校也不只针对的是传教士的子女，在烟的外籍人士子女也有就读，比如毓璜顶医院的前院长狄烁、邓乐播等人的子女。（这种和当地社会的隔膜也是造成如今对芝罘学校研究资料匮乏的原因之一。）学校如此的定位可以很好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实际的运作中，（直至芝罘学校撤出中国）芝罘学校选择的是牛津的地区的考试 。
尽管学校内有中国佣工存在，但芝罘学校不聘请中国教师。在相对有限的来华人员中，愿意在学校中从事教职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从母国出发时就是立志下乡传教布道的。留在学校与心中的服侍上帝的信念多少有点差距。因而学校的师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不少教师都身兼数职。
应该看到的是，在戴德生及内地会人员的努力下，芝罘学校较好的解决学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学校开展“属灵教育、智识教育以及体育活动”，成功的举办书届牛津地区考试即便在潍县居留营期间也照常举行；学校建有赛艇队，修建了优美的教学楼，部分建筑甚至沿用至今。这些给学校赢得了不少赞誉，获得“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或英语）学校”的美誉。
滨海城市宜人的气候，相对安宁学校周边环境，不断完善的学校的基础设施，这些都给学校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应该说在日军占领烟台前的一段时光是芝罘学校发展的黄金期。
日军占领烟台后，因为英国政府“不支持校方主动撤离”，最终导致芝罘学校的师生没有撤离出来，学校师生被迫转到潍县拘留营。从这开始学校开始了颠沛流离，直到撤离大陆。当然直到撤离大陆，学校再也没有回到烟台，虽然它一直用着chefoo school的名字。需要指出的是，学校在潍县拘留营期间，仍然坚持教学活动，并且坚持开展牛津地区考试。
从潍县拘留营起，学校就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由烟台到潍县到牯岭，直到撤出中国。抗战结束学校师生及家长都希望学校返回烟台本部，但是因为烟台地区的战略态势以及部分校舍被挪作他用，学校主事考虑到回迁烟台也是不现实的。最终舍近逐远，外迁千里之外的江西。不过退一步讲，即便是学校回迁烟台，以学校的背景，最终也改变不了它的最终命运。
1951年，芝罘学校全部撤出中国大陆。芝罘学校在大陆从此告一段落。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校友们对学校的认同开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远离了芝罘，远离了中国；但是芝罘学校却在数地开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等都有开设，校名依旧。学校的标志上用篆书写着古朴的“芝罘学校”四个字。
1908年，芝罘学校的校友们成立了校友会。围绕着芝罘学校，校友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社群认同。校友们以“芝罘人”自居；不论地域。校友会创办的《芝罘杂志》也得到散居世界各地校友们的广泛支持，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而今烟台当地报道中，时常读到之前的芝罘学校的学生们到烟台来访寻先迹。
如今芝罘学校已经撤出中国本土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距离最后一所芝罘学校的关闭（马来西亚，2001）也有四年了。之前的少年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耄耋，更多的则已经故去。属于那一代人的记忆终将远去，就像书名所言“被遗忘的中国童年”。但是那个记忆对于每一个芝罘学校的校友们来说都是unforgettable。
通过全书，不难看到作者张勤莹女士在研究芝罘学校上面所下的功夫。作者造访亚非学院等多地考据内地会的档案查找相关的信息，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不过文中却鲜少或几乎没有来自烟台当地的资料。再者全书对于芝罘学校校友们的“芝罘人”认同着墨较少，相较于全书显得有点一笔带过。再者对于撤出后的芝罘学校描述也较少，毕竟仍在校名仍在使用，给人一种意犹未尽之感。不过这些都是瑕不掩瑜。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