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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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套“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再次让我仔细琢磨为什么要看文学史？如何进入文学史？文学史写作还有多少可能？
我们比较熟知的几套文学史，大约有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著195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1962年出版的；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所编1963年出版的，三种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几种，基本上遵循“社会背景+作者简介+故事梗概+思想意义+艺术特色+阶级批判或后世影响”的模式。所以上世纪末叶涌起一股重写文学史的小风潮。又事过多年，真正站得住脚的文学史，尤其是文学通史还是很难得。我们新编文学史是否成功，肯定与我们重新挖掘既往的文学通史的宽度和深度息息相关。这样，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的出版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作者是那个时代的一时之选。闻一多（1899－1946），湖北省黄冈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7月，他赴美国专攻美术。1925年5月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32年秋，回到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罗庸（1900—1950），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后人，生于北京。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曾接替罗常培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浦江清（1904—1957），松江人（今上海市松江区），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英、日、俄等多门外语，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
闻一多、罗庸、浦江清都是学贯古今不轻易写作的人，尤其是罗庸几乎没有自己著作传世，罗庸先生其他著作包括《习坎庸言》《鸭池十讲》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其演讲整理而成。所以这个讲义不仅是我们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三位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的神话和唐诗课程、罗庸的杜诗课均属于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回忆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傅璇琮回忆浦江清先生：“浦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后来又受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总之浦先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很少……但他每篇文章都有价值，都能解决问题……浦先生的词曲讲解细腻极了……那种高度的鉴赏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傅璇琮先生访谈录》）
再者，西南联大已成绝响，能够形成一部贯通的中国文学史实属不易。这缘于西南联大的一门课程叫做“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该课先秦两汉段，闻一多主讲；魏晋六朝唐宋段，罗庸主讲；元明清段，浦江清主讲。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前者同时收录了闻一多的两种专题课：楚辞研究和唐诗研究。《浦江清讲宋元文学》《浦江清讲明清文学》是由其女浦汉明老师整理的，这两本是参酌浦先生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多种多次讲义，最为完备，但并非是仅仅限于西南联大的。只是总体来说，四种贯串起来，则构成一个西南联大版的《中国文学史》。
据郑临川回忆“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是中文系高年纪的提高课程，内容和一般文学史的偏重知识性不同，它是结合教师的专长和科研范围进行教学，带有治学辅导和示范作用，所以着重在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探索讨论。”所以这套书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提醒我们文学史是建立在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和分析之上的，还昭示我们文学性问题，只有在和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才容易阐释清楚。例如闻一多讲唐诗为什么会成为绝响，因为他将诗歌和书画艺术、音乐艺术的比较是需要跨艺术感悟的；罗庸本来是治小学的，兼通佛学和绘画；浦江清本来学的是西洋文学，爱听戏，会吹笛、唱昆曲，上课讲到戏曲时，间或高歌一曲。罗庸擅长诗词骈文，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便是他的手笔。闻一多当然是一个诗人和篆刻家，在西南联大就靠治印来补贴家用。所以这三位都是可以进入文学内部，深知创作甘苦的大学者。
最后回到为什么读文学史，我想它除了以上的学术价值和创作参考外，还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国文学的地图或坐标，给我们一个文学评价的尺度和标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谈宋诗，说，一看起造境，二看学术背景；这本书评价黄庭坚诗：“以洗练出之，境界极高”。浦江清的诗歌观念是大诗歌概念，宋诗当然需要肯定，唐诗之后还有词、曲和剧都是古典诗歌范畴。因此看了这些论述，就不会把周哮天写的整齐方阵评作“唐诗以后又见诗”。唐诗之后，起码还有苏东坡和关汉卿；小资的还有纳兰、李叔同呢。
读读文学史还是必须的，当然要读一读有创见的、不失文学感悟力的文学史，这依然是提高我们文学鉴赏力的好路径。
这套书文学史大概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文学何为，学术何为的问题。意识形态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且看看杜道生回忆罗庸先生：“他讲杜甫时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杜甫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这样的上课比电影还要惟妙惟肖。”
那种“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担当精神可能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最为动人的地方，也是其他任何文学史不能比拟的。
我们比较熟知的几套文学史，大约有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著195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1962年出版的；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所编1963年出版的，三种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以上几种，基本上遵循“社会背景+作者简介+故事梗概+思想意义+艺术特色+阶级批判或后世影响”的模式。所以上世纪末叶涌起一股重写文学史的小风潮。又事过多年，真正站得住脚的文学史，尤其是文学通史还是很难得。我们新编文学史是否成功，肯定与我们重新挖掘既往的文学通史的宽度和深度息息相关。这样，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的出版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作者是那个时代的一时之选。闻一多（1899－1946），湖北省黄冈人，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7月，他赴美国专攻美术。1925年5月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32年秋，回到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罗庸（1900—1950），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的后人，生于北京。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学习；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曾接替罗常培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浦江清（1904—1957），松江人（今上海市松江区），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经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教，研究西方的“东方学”文献，精通英、日、俄等多门外语，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
闻一多、罗庸、浦江清都是学贯古今不轻易写作的人，尤其是罗庸几乎没有自己著作传世，罗庸先生其他著作包括《习坎庸言》《鸭池十讲》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其演讲整理而成。所以这个讲义不仅是我们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三位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材料。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的神话和唐诗课程、罗庸的杜诗课均属于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回忆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傅璇琮回忆浦江清先生：“浦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受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主张在一般学者忽略之处深入钻研，发前人所未发。后来又受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主张精读原著，结合前人的成就，融会贯通。总之浦先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文章很少……但他每篇文章都有价值，都能解决问题……浦先生的词曲讲解细腻极了……那种高度的鉴赏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傅璇琮先生访谈录》）
再者，西南联大已成绝响，能够形成一部贯通的中国文学史实属不易。这缘于西南联大的一门课程叫做“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该课先秦两汉段，闻一多主讲；魏晋六朝唐宋段，罗庸主讲；元明清段，浦江清主讲。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前者同时收录了闻一多的两种专题课：楚辞研究和唐诗研究。《浦江清讲宋元文学》《浦江清讲明清文学》是由其女浦汉明老师整理的，这两本是参酌浦先生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多种多次讲义，最为完备，但并非是仅仅限于西南联大的。只是总体来说，四种贯串起来，则构成一个西南联大版的《中国文学史》。
据郑临川回忆“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是中文系高年纪的提高课程，内容和一般文学史的偏重知识性不同，它是结合教师的专长和科研范围进行教学，带有治学辅导和示范作用，所以着重在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进行探索讨论。”所以这套书让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不仅提醒我们文学史是建立在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和分析之上的，还昭示我们文学性问题，只有在和其他学科的比较中才容易阐释清楚。例如闻一多讲唐诗为什么会成为绝响，因为他将诗歌和书画艺术、音乐艺术的比较是需要跨艺术感悟的；罗庸本来是治小学的，兼通佛学和绘画；浦江清本来学的是西洋文学，爱听戏，会吹笛、唱昆曲，上课讲到戏曲时，间或高歌一曲。罗庸擅长诗词骈文，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便是他的手笔。闻一多当然是一个诗人和篆刻家，在西南联大就靠治印来补贴家用。所以这三位都是可以进入文学内部，深知创作甘苦的大学者。
最后回到为什么读文学史，我想它除了以上的学术价值和创作参考外，还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国文学的地图或坐标，给我们一个文学评价的尺度和标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谈宋诗，说，一看起造境，二看学术背景；这本书评价黄庭坚诗：“以洗练出之，境界极高”。浦江清的诗歌观念是大诗歌概念，宋诗当然需要肯定，唐诗之后还有词、曲和剧都是古典诗歌范畴。因此看了这些论述，就不会把周哮天写的整齐方阵评作“唐诗以后又见诗”。唐诗之后，起码还有苏东坡和关汉卿；小资的还有纳兰、李叔同呢。
读读文学史还是必须的，当然要读一读有创见的、不失文学感悟力的文学史，这依然是提高我们文学鉴赏力的好路径。
这套书文学史大概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文学何为，学术何为的问题。意识形态之外，文学史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且看看杜道生回忆罗庸先生：“他讲杜甫时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杜甫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这样的上课比电影还要惟妙惟肖。”
那种“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担当精神可能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史讲堂录”最为动人的地方，也是其他任何文学史不能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