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里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解体以后，原苏联国家机关所收藏的大量秘密档案，或者得到正式公布，或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出。这些资料的公开，使得人们对二十世纪许多历史事件的认识发生改变，一些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得到揭示。特别是与二十世纪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文献大量公开，相关研究得以极大深化。这一过程不仅使一些过去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如朝鲜战争的爆发问题），也使人们发现了一些过去不曾被认识的历史问题。在90年代的日本引起轩然大波的“野坂问题”，便是如此。
一
野坂参三（1892-1993）是日本共产党的元老，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后来接受共产主义，从日本共产党创立起就一直是党员，曾一度被捕入狱。1931年根据党的指示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日本党代表。此后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日本共产党，前往美国，在日本侨民中进行宣传工作。1940年，为了帮助八路军的俘虏教育工作，前往延安，建立日本工农学校，使许多日本战俘成为反战士兵。战后回国，成为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活跃在政坛第一线。与一般共产党人极左教条的形象不同，野坂温和的政治态度和敏捷的政治头脑，使他不仅在左翼中，甚至在整个日本政坛也赢得了广泛尊敬。
然而就在这位年逾百岁的“世纪老人”安享晚年之际，从莫斯科的解密档案中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评论家加藤昭和小林峻一从解密档案中获得了据称是1939年“大清洗”期间野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告发在苏日本人同志山本悬藏的书信，指出野坂的告发导致山本遇害。他们从1992年9月3日起在《周刊文春》开始发表连载“暗黑之男─野坂参三的百年”， 第一回题为《野坂参三•出卖同志的信》，文章这样开头：“野坂参三、将这位迎来一百周岁的老人视为圣人的人很多。所谓战前抵抗军部，战后同GHQ（驻日盟军司令部）斗争云云。然而，在莫斯科共产党秘密资料的封印被解开的今日，这一神话被证明不过是谎言。” 此后他们不断拿出新资料，揭露野坂的罪行，指控他告发山本悬藏的夫人关松（関マツ）。关松虽然幸免于难，但战后野坂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设法阻止她返回日本直至她去世。他们甚至进一步主张野坂早在到达苏联后不久就成为克格勃间谍。
加藤、小林带有“揭秘”趣味的笔调激烈的文章，引发了社会轰动。日本共产党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先是召开中央全会宣布野坂的行为为“苏联的镇压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根据”，“是对山本悬藏的背叛”，解除野坂的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职务。此后又再次召开中央全会，在山本、关镇压的问题之外，又指出野坂在62年日共苏共对立以后“背着党与苏联联络”，将野坂打为“叛徒”、“内奸”，开除出党。日共领导人不破哲三还在日共机关报《赤旗报》上发表论文，将野坂描绘成一贯勾结苏联危害日共的“反党分子”。
野坂逝世后，对野坂的揭露不断升级，甚至有人指控他是日本政府乃至美国政府的间谍。 尽管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捕风捉影的指责，但野坂从日共的“光辉的领导人”，沦为出卖同志、充当间谍的“暗黑之男”，仿佛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而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大胆提出野坂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披露一两份文件来解决，应当对野坂参三的时代和他个人的历史进行全面检讨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和田春树。
和田春树（1938- ）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精通俄语、朝鲜语和中文，研究领域为苏俄史和现代朝鲜史。在其俄国史研究中，与日本传统研究注目于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俄共领导人不同，他致力于发掘农民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等与俄共不同的思想运动传统。在现代朝鲜史研究中，他发挥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依据可靠史料厘清一些长期以来真相不明的历史问题（如金日成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问题）。在专业领域之外，和田参与社会运动，如反对越南战争，支援韩国民主化，改善日朝、日韩关系，反对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等。这些活动也使他成为右翼攻击的众矢之的，他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些不当言论更成为右翼不断攻击的对象。
和田一贯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而采取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他的专业领域和政治立场也使他对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保持着关心。在野坂负面形象定型的情况下，他出版《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一书，试图对野坂的生平与思想进行新的全面检讨。他指出：“被共产党组织断罪，被党开除，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活动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消失。因此他的死，应当是在历史中思考这一人物的活动的机会”，“我希望强调的是，搞清楚野坂个人的功过并非问题的所在。将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视为问题的意图，是为了重新认识通过野坂的活动表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包含了这一历史的世界战争的时代。”
二
本书共6章，除了有关写作缘起的第一章“论述野坂问题的方式”以外，其他5章论述了从1930年代到1955年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为止野坂的活动历史。第二章“在1930年代的黑暗中”论述野坂1930年代的活动，其中对野坂赴苏以前和到苏联以后的活动，论述都十分简略，而主要讨论了导致野坂身败名裂的山本悬藏肃清问题。
1936年─1937年的野坂，一直处于紧张与不安之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放弃“社会民主主义主敌论”，针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扩张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此时日本国内左翼运动几乎已经被完全镇压，为了通过在美日侨影响日本国内，野坂被派往美国从事宣传工作。然而，此后不久，大清洗开始。在1937年初的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中，被告不仅被宣布为“盖世太保的爪牙”，更被指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爪牙”。夏季，肃反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媒体上也被广泛关注，同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这样，野坂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此时托洛茨基正在墨西哥，野坂身在美国，很有“勾结托派”的嫌疑，而他同时又是日本人，更有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间谍”了。
在大清洗中，大量流亡的外国共产主义者所在的共产国际，被视为“间谍的巢穴”，成为清洗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间谍”，那自然表明流亡苏联的日本人中存在可疑分子。和田春树发现，最后开启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被清洗这一灾难的大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也死于清洗、多年以后成为野坂被揭发的原因的山本悬藏。这一时期，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原因，在莫斯科日本共产主义者间存在着以山本悬藏为首和以国崎定洞为首的两派对立。工人出身的山本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国崎很不信任，甚至写信向组织告发国崎和与国崎有关的在苏日本人。1936年8月4日，山本悬藏以未经党的允许擅自入苏为由，要求共产国际开除国崎的部下伊藤政之助的党籍。10月29日，山本的要求被承认。1937年初，伊藤被逮捕，8月，国崎定洞被捕，左翼戏剧家土方与志和佐野硕被驱逐出境，对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大清洗开始了。
告发别人的人结果自己也被告发，是大清洗中的规律现象，11月2日，国际红色工会日本代表山本悬藏被捕，被控“从1924年起充当日本间谍机关的爪牙，直到被捕前一直从事间谍活动和挑拨活动，加入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右翼托派组织。”1938年1月野坂留在莫斯科的妻子野坂龙被开除党籍，2月1日，野坂龙被捕。野坂意识到，接下来很可能会轮到自己。虽然妻子被捕，但在当时的苏联，党的干部的妻子如果因政治原因被捕，丈夫很难出手营救，更何况如果自己是“间谍分子”的丈夫，那么自己自然也就十分可疑。和田认为，此时检查机关恐怕已经强迫野坂龙做出指认丈夫为间谍的供述，从其他被捕日本人那里获得对野坂不利的口供的工作也在推进。在这样的状况下，野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于1938年2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告发山本悬藏的信。
然而，这封信并未寄到季米特洛夫手中，而是被国际直接转交给了克格勃。信的具体内容如何，由于原件尚未发现，难以确定，但从野坂后来的信（后述）可以推断，大体是提出自己在与山本悬藏交往的过程中对山本的行为感到可疑的地方，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与“人民的敌人”划清了界限。此后野坂并未被捕，野坂龙不久也被释放，因此在部分论者看来，似乎野坂通过出卖同志，换取了自身的安全。不过，和田认为，这样一封信件很难起到如此起死回生的作用。在大清洗中，互相告发、出卖同志毋宁说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结果告发者自己往往也无法避免被清洗的命运。野坂之所以幸免于难，据原苏联官员的证言，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库西宁亲自指示的结果。其中原因，据和田推测，虽然斯大林决心彻底清洗共产国际，但并不打算让流亡的各国党组织彻底灭亡，而此时野坂以外的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几乎已经全部被捕，如果野坂也被捕的话，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日本部全灭，这是斯大林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极有可能季米特洛夫等人提出了留下野坂的请求，而被斯大林所接受。不过，和田也指出，这也就意味着山本被捕后并未告发野坂，因为以山本的地位，如果告发了谁，其嫌疑将很难简单化解。因此“山本拒绝告发野坂从而救了野坂，野坂为了救自己和妻子告发了山本。但是野坂要活下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了。”
1938年8月，野坂回到苏联，此时莫斯科日本共产主义者中，只剩下野坂和夫人野坂龙、片山潜的女儿片山安（片山ヤス）和山本悬藏的夫人关松四人。此时山本还在狱中，然而，资料表明，野坂并未像国际所预期的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所行动，继续告发山本，不仅如此，还在向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工作报告书中，不顾山本已经被捕的情况，积极评价《冈野与田中书简》。《冈野与田中书简》是1936年野坂（化名冈野进）与山本悬藏（化名田中）联名向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发出的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书信。和田认为野坂在“田中”被捕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尽管野坂回莫斯科后曾经向国际“提示”山本的夫人关松的存在，但仍通过野坂龙向关松提供生活费，而向“间谍”的妻子提供生活费是可能被视为“反党”行为的。然而，丈夫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妻子安然无事的情况，在当时的苏联是没有的。11月，野坂被任命参与共产国际执委对关松的讯问，在讯问中，野坂提出关松隐瞒自己曾滞留在海参崴的历史，以及对山本毫无警戒心，要求将她开除党籍。和田认为此事固然反映野坂的卑劣，但野坂并未以“反革命”罪名，而是以消极的“无警戒心”的罪名告发关松，也有保护她的一面。
此时山本悬藏仍被关押而未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本来打算利用他进一步告发别人，但此时大清洗主持者叶若夫自己也被清洗，贝利亚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打算对叶若夫的疯狂清洗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因此利用山本告发其他人的需要就不存在了，贝利亚准备处理掉山本。正在此时野坂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就是1992年被揭发的那封信。和田推测，这封信很可能是应斯大林和贝利亚的要求，季米特洛夫要求野坂写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在和山本交往的过程中对山本的“疑惑”，如在日本政府的镇压中未被逮捕，资金问题等，特别提到34年和36年莫斯科派往日本的日本共产主义者途中被捕一事，令野坂感到“十分疑惑”，但在最后，野坂对山本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据我所知没有犯过任何重大政治错误”，“在左翼工人中很有人气，至今仍有影响”，指出一些日本劳动者将山本被捕的消息看做敌人的宣传，要求党在处理山本时慎重考虑。和田认为，这封信基本上不包含告发山本“反党反革命罪行”的重大内容，对于希望给山本定罪的人而言并无价值，相反还对山本进行了高度评价，因此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为山本辩护。众多论者将此信视为对山本的“密告信”，并不客观。
然而山本悬藏还是在1939年3月10日被处决，在判决时，他否认了对自己的所有指控。和田认为，很难说野坂对于山本的死负有责任，对于关松被开除党籍，野坂虽然有责任，但这也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关松被逮捕。野坂的问题在于，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野坂并未向世人公布山本被害的真相，甚至还积极的加以隐瞒，并阻止关松回国。
和田的研究确实可以说明，山本并非死于野坂的“密告”，但是，野坂书简是否可以看作“最低限度的野坂辩护”，野坂对于山本被清洗是否负有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不能不说仍值得讨论。长期研究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加藤哲郎在他的书评中，在对此书的学术贡献高度评价之余，对于和田将野坂书简视作为山本辩护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和田将野坂举出的关于山本的疑惑看作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在当时情况下野坂为了自己辩护已经竭尽全力，哪里顾得上为山本辩护呢？而与野坂的做法相对，在当时的在苏日本人中拒绝告发同志的也同样存在。 笔者也感到，如果野坂真的对山本的被清洗问心无愧，他何以要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仍然继续隐瞒山本遇害的真相，又何以要竭力阻止关松归国呢？他之告发山本固然可以说是为了保身，但使大清洗成为可能的，在独裁者和野心家的暴力之外，不正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的明哲保身么？这或许是在为野坂断罪或辩护之外，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第三章“在抗日的中国”无疑令人特别感到兴趣，此章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野坂在中国的活动。同时，这也是罕有的日本人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中国一方，对于现代日本而言仍然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
1940年3月，根据野坂的提议，共产国际派遣他和归国的任弼时、周恩来一起前往延安。这一派遣，主要是为了协助八路军的日军解体工作。八路军通过人道对待战俘，进行再教育，然后再通过他们进行日军工作，以期达到瓦解日军的目的。当时在国统区，有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在山西，有八路军组织的“觉醒联盟”的活动。因此国际派遣野坂来协助这类活动，十分容易理解。
众所周知，此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联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和归国的王明的关系十分紧张。而野坂作为“国际派来的人”，其处境不免有些微妙。不过野坂还是以中国共产党客人的身份，慎重的开展活动。据野坂回忆，他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属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敌情研究，并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40年5月，在王学文的帮助下，日本人俘虏森健等人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同年夏，在王稼祥的帮助下，日本工农学校成立，野坂任校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任副校长。41年2月，工农学校在宝塔山麓建立起校舍，5月15日，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下2000多人出席，表现出对该校十分重视。朱德在讲话中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和中国的八路军携起手来，为中日人民解放事业共同奋斗。”
通过在延安的工作，野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战前的日本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以“打倒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革命纲领（“27年纲领”、“32年纲领”）。27年纲领和32年纲领公然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号召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抵抗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亦如不少论者指出，“纲领”没有认识到大多数日本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天皇统治的压抑性，反而思想乃至私人情感都为天皇制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事实，过急的打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将所有不赞成这一口号的人都视为敌人，导致自己在社会上被孤立。1933年，狱中的日共领导人锅山贞亲、佐野学宣布“转向”，放弃“打倒天皇制”口号，拥护天皇制和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事件导致了大量狱中党员转向，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迅速瓦解。不得不说日共的宗派主义和战术的拙劣，是导致日本国内反战势力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野坂的思想，也不得不从这样的基础出发。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给野坂以很大影响，而在延安，毛泽东开始发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给野坂以很大的影响。此外，日军俘虏大都出身下层平民，然而也大都有着强烈的天皇制信仰，在俘虏再教育的工作中，野坂也开始理解到日本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促使他的天皇制观念也发生变化，和田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的学校对野坂也有学校的意义。”
野坂的思想成果在美军延安视察团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1944年7月22日，美军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9月8日，美国国务院著名的“中国通”谢伟思会见了野坂，在报告中记录了野坂所阐述的日本共产党纲领。野坂提出了先扫除军国主义和封建制的残渣，然后确立民主主义，继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缓慢过渡的三阶段纲领。关于天皇问题，他提出，现在的日本国民尚没有废除天皇制的意志，因此，我们应该回避“打到天皇制”的口号，但是，应当缩小天皇宪法上的权力，同时，现在天皇的战争责任必须追究，应当要求他退位。关于民主改革，野坂提出了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的权力，改正宪法，购买寄生地主的耕地给贫农，由政府控制大企业等等。政治上，呼吁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最广泛的反军国主义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野坂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和平、缓慢的进行。
谢伟思高度评价了野坂的主张，认为“因其稳健的性格而意义深刻”。10月，美国国务院日本专家埃默森来到延安，其间与野坂多次交流，他在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野坂的纲领，并主张美国应当给予日共一定的支持，认为这样不仅不会把日本交给俄国人，反而可以通过掌握日本民主化的主导权，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田认为，埃默森与野坂的会面，构筑了美国利用日本共产党协助推进战后民主化的路线，“可以说是给战后日本以决定的方向性的会面。”
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做了报告《民主日本的建设》，系统的阐述了野坂前述的民主改革主张，并明确的提出了野坂独自的天皇制分析。野坂认为，天皇制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专制的政治机构”的天皇，对此应该立即废止，以实现民主化；一是“起了半宗教的作用的天皇制”，对此，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野坂指出，即使在参加了反战组织的日军俘虏中，也有很多人仍然有很强的天皇崇拜。因此，不应将“打倒天皇”作为当前的纲领，皇室的存废交由人民投票解决，如果人民要求保留天皇制，那么就保留没有专制权力的天皇。不过在报告中没有提到天皇退位的主张。
在思考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问题的同时，野坂的俘虏再教育工作也成效显著，数百名原日军士兵经过工农学校的学习，成为反战士兵，乃至走上抗战的第一线。和田指出，“这种变化是令人感动的，激励、教育这些人，使他们积极行动的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以及野坂的活动，自然也应当说是意义深远的。”
在延安以及抗日根据地，日本反战士兵都得到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帮助，朝鲜共产主义者或者是来自朝鲜国内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或者是被征兵参加侵华战争而从军中出走参加八路军的士兵。因此他们在受教育水平和政治觉悟方面都要高于大多出身贫民、只有小学文化的日军俘虏。1945年2月，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开校，野坂也在开校典礼上致辞。然而，日本工农学校并未和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展开积极的交流。野坂认为，这里仍需要检讨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朝鲜观，但“不管如何，在延安这个地方，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反对大日本帝国的战争和侵略，携起手来，共同奋斗的事实，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大放光辉。”
四
第四章“归国以前的苏联之行”详细研究了长期被野坂隐瞒的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的莫斯科之行，重点分析了野坂的政治路线获得苏联支持的历史过程。
在野坂去苏联之前，苏联方面就已经考虑利用野坂。1945年日本战败将至，8月9日，苏联参战。苏联希望在战后日本发挥影响力，为此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者联系，通过他们对日本施加影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派莫斯科信赖的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回国，但如前所述，在莫斯科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已经几乎全部死于大清洗，此时被派往延安的野坂就被想起了。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共产国际的后继机关）部长季米特洛夫、副部长波诺马廖夫在苏联参战的第二天8月10日，提出了关于利用野坂集团的意见书。不过，尽管不少论者认为斯大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野坂招到莫斯科，和田却指出并无支持这一观点的史料，从野坂在苏联受到的待遇来看，不像是作为客人被请来。和田推测，对于此时的野坂来说，虽然已经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是要想在回国以后，让在狱中被关押了十余年的非转向同志们支持自己，还不够充分。因此野坂才决定前往苏联，获得苏联的支持，以便使自己能够指导日本共产党。由此野坂向中共提出了前往苏联的请求，并被许可。
9月9日，野坂乘坐来接被日军击落的美军机机组成员的美国运输机飞往晋察冀解放区，然后辗转经过中国东北，10月上旬到达苏联。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反战同盟成员和八路军一起，向东北进发，打算经由东北回国。野坂到达苏联后，先是被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扣留（可见并非苏联的“客人”）。莫洛托夫接到野坂到达的消息后，向情报总局下达了与野坂会见的指示，情报总局局长库兹涅佐夫才接见了野坂。野坂向苏方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帮助自己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回国，解决苏共和日共的联络问题，解决日共的资金问题，以及请求苏共对日共的纲领、战后日本共产党应取的方针政策等予以指示。与野坂的会见被写成了报告交给季米特洛夫。
几乎与野坂前往苏联同时，在东京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八年之久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开始了活动。10月1日，他们被GHQ（驻日盟军司令部）“发现”，10月10日，德田等狱中抵抗派出狱，并发表《告人民书》，其中将盟军称为“解放军”，表达了对盟军的感谢和对美国占领军的支持，明确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呼吁以“打倒天皇制”为基础建立统一战线。德田等主张将与天皇制妥协的“伪自由主义者”、“伪社会主义者”排除在外，和田指出，这样统战的范围必然变得十分狭窄。尽管德田等人在接受GHQ人员采访时再三强调日共和苏共没有关系，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这实际上不过是对美军的欺瞒之辞。出狱不久德田就和苏方在日人员联络，将《告人民书》交给苏方，并请求苏共对日共的方针政策予以指示。相关的报告也被交给了季米特洛夫，这样，季米特洛夫就同时拿到了关于野坂和关于德田的两份报告。
针对关于德田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要求德田不要与美军情报部门合作，争取党的合法化，发行报纸等，总的说来指示的内容比较贫乏，表明了苏联对德田等与美军合作的倾向的担心，但在占领体制之下，也无法完全否定这种合作，只是强调不能合作到秘密工作层面。而对于关于野坂的报告，因为野坂对于季米特洛夫来说是可以信任的老同志，所以予以了详细的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协助野坂和他的同志们回国；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重建，日共的活动，机关报纸杂志的出版、宣传等工作给予物质支援；向日共提供日语及俄语的马列主义文献并向野坂提供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状况的情报；关于日共的路线，要求野坂以国家的民主主义改造为基础建立进步势力的统一战线，不要急于制订党的纲领；关于与野坂的联络，要求不是通过苏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门，而是通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即克格勃）或者红军情报局的可靠特务人员单线联系。
关于这里提到的野坂的联络问题，不少论者认为，野坂通过苏联情报部门与苏联联系，表明野坂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对此，和田提出异议，认为这里季米特洛夫的意思实际是在苏共和日共间不进行公开联络，而是通过秘密途径进行联系，苏联国家机构中的秘密联络机关便只有情报部门。这样做的意图旨在向占领军隐蔽日共和苏联间的关系，以便日共在美军占领下活动。选择野坂为联络对象，表明苏联对野坂的信任。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上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后，他们认为有必要和野坂深入的交流。于是，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波诺马廖夫等人10月30日会见了野坂，讨论了野坂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关于野坂归国的问题，野坂提出由苏联同日美交涉合法回国，而苏方则强调不希望野坂的苏联之行暴露，使美国知道日共与苏共的直接关系，因此提出野坂先前往朝鲜，再经由南朝鲜回国。对此野坂要求经由中国东北回国。和田认为是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援。关于日本的形势，波诺马廖夫等人让野坂看了德田等人的《告人民书》，野坂指出，德田的打倒天皇制方针很难得到群众支持，应当主张现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苏方向野坂咨询对德田、志贺的看法，野坂表示对二人非常熟悉，指出他们在28年就被捕入狱，没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经验，政治上很有可能采取“左”的立场，对于他们能否正确领导日共表示担心。关于反战同盟的成员，野坂表示他们大多是可信赖的同志，只是无法像保证自己可靠那样保证他们一定可靠。野坂一再询问苏方对于君主制、土地改革、国有化等问题的意见。虽然野坂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或许出于共产国际时代的惰性，希望先获得苏方的“指示”，然而波诺马廖夫等人却表示，日本有日本的情况，具体政策应该由日本共产党人根据日本的情况来决定。
这次会面后，11月2日、3日国际情报部的科瓦略夫等人访问了野坂，讨论了野坂回国路线，向日共提供资金，日共的政策，乃至夫人野坂龙和养女的回国问题。野坂将自己在延安期间所构思的建设民主日本的纲领加以整理，交给了苏方。野坂希望能尽快回国开展工作，不过苏联方面此后却一直拖延，盖此时苏联仍在考虑东亚美军占领区域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问题。此时在南朝鲜，与在日本不同，美国占领军一开始就对左翼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但朝鲜共产党仍然对美军采取了协力的方针。此时苏联仍打算在亚洲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对此也予以了支持。11日国际情报部人员的报告比较了关于政治路线问题德田等人的意见与野坂的意见，认为应当支持野坂的路线，17日波诺马廖夫再次会见野坂，野坂向他系统解释了自己主张的政治路线。在多次的会面中，波诺马廖夫等人对野坂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认为他对国际情势有很好的判断，对日共的政治任务有正确的理解，是成熟的政治家。23日，波诺马廖夫第三次会见野坂，表达了对野坂政治路线的支持，并对回国与资金支援问题作了说明。
这样，野坂成功的获得了苏联对自己的路线的支持，苏方在与野坂讨论的过程中也体现了非常尊重野坂的态度。12月初，野坂离开莫斯科，经由沈阳，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穿过三十八度线，最后回到了阔别16年之久的祖国。
五
第五章“战后民主化与野坂路线”论述了1946年野坂归国至1950年初共产党情报局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为止野坂的活动，分析了这些活动与日本共产党以及战后改革的关系。
野坂在苏联期间，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日本军队的武装被解除，军队机关被废止，战犯嫌疑人被逮捕，打击、限制社会运动的《治安维持法》被废除，一系列改革在GHQ民政局的主导下开始实施。日本共产党也在前述10月10日干部出狱以后，迅速开始重建活动，11月召开全国协议会，12月召开党的四大，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报纸《赤旗报》和理论杂志《前卫》均恢复发行。德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强调：“联合国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且还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盟友，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就是解放军”，而“关于与苏联的关系，必须考虑到通过专心于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联合，直接联络反而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障碍。”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主张“打倒天皇制，树立人民政府”，号召赞同的党派结成人民解放联盟。
此时野坂的延安纲领已经流传到国内，德田和志贺等人知道，他们以“打倒天皇制”为口号的纲领和野坂的意见并不一致，不过他们还是认为，这并不是很大的分歧，野坂回国后经过讨论一定会赞同他们的意见。这一点甚至引起了媒体的注意，12月31日的《朝日新闻》做了野坂归国后日共恐因天皇制问题而分裂的报导。在这样的形势下，46年1月12日野坂到达日本，面对迎接的记者，他表示“今后将作为普通党员服从党的方针。关于天皇制这一点目前还不想涉及。一切都要和志贺商量。”1月13日晚上10点零5分，野坂乘坐火车到达东京车站，尽管已经很晚了，东京站前还是挤满了欢迎的群众。野坂直接来到日共总部，同德田、志贺进行了三人会谈，会谈的结果，以日共中央和野坂联名的名义发表“共同声明”，进行路线修正。声明表示，野坂与中央在“打倒天皇制”方针上立场完全一致，但是“天皇制的废止，是指将其作为国家制度排除，在此之上皇室的存续与否本身是另一个问题，应该等将来日本的民主主义化达成之时根据日本国民的意志决定。”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号召一切民主主义者迅速组成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并且战线内部应当允许相互批评，需要相互妥协时应当妥协。和田指出，这个声明明显是德田、志贺接受了野坂的主张，特别是在“打倒天皇制”问题上，接受了野坂区分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和皇室本身的论点。作为以“狱中十八年”而知名的反天皇制英雄，德田和志贺何以能接受野坂比较灵活的论点？和田推测，野坂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和苏共的支持，特别是苏共的支持给了德田、志贺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路线修正，党的其他干部尽管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内心是不满的。如中央委员袴田里见日后就表示自己当初对《共同声明》就是反对的，另一位中央委员宫本显治则在自己主持的理论杂志《前卫》的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关于天皇制批判》，对于以“人民主权确立基础上的宪法改正”代替“打倒天皇制”口号的主张大加批判，斥为“追随落后的大众意识”、“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野坂。而且德田、志贺虽然接受了野坂的天皇分离论，但对天皇退位论则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因为天皇退位论是以天皇制的延续为前提的。尽管如此，野坂仍力图贯彻自己的主张。在党总部召开的欢迎会上，野坂直率的批评了战前日共的宗派主义作风，指出党要想能够影响日本政治，“必须成为大众的党、人民的党、国民的党，成为被日本的大众、人民热爱、支持的党，让人听见共产党的名字就跑的党是不行的，给大众以想跑的印象是我们的过失。”2月11日，在接受GHQ民政局的访问时，他明确的阐述了保留没有政治权力的天皇，和让裕仁退位、太子即位的主张。野坂的天皇退位论虽然未被德田等人接受，但仍想作为合理的提案向GHQ提出。继而野坂在2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天皇制的见解，指出“谁都明白，现在的天皇和军部同样，是战争最高责任者中的一人，战争罪犯中的一人。如果天皇还有点起码的责任感就应该立即退位。”
1946年2月24日至26日，日共五大召开，此时距德田等人出狱后的四大不足三个月，可以说是为野坂归国后的新体制所开的大会，会上通过的党大会宣言，接受了野坂的天皇制见解，指出当面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手段是和平和民主的方法，并展望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也用和平民主的方法，缓慢完成。但是大会并没有就天皇制问题展开讨论，野坂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和田指出，野坂归国后的几个月间，对于天皇制和天皇本人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确定了利用天皇的方针；在GHQ要求下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间宣言”；1月25日，麦克阿瑟向艾森豪威尔写信，声称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将需要上百万军队来阻止社会混乱；2月3日麦克阿瑟提出新宪法草案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天皇“居于国家的首位”。并且，麦克阿瑟还要求在追究战争责任时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东条等军人，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不过，与此同时，面对深重的战争灾难，即使在保守势力中同样存在通过让裕仁退位来维持天皇制的想法。如前首相、皇族东久迩稔彦宫就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天皇对战争感到道义上的责任，正在考虑退位，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也公然在枢密院会议上主张天皇退位。 和田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日本共产党全面接受野坂的主张，积极的提倡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的天皇退位论，那么麦克阿瑟的构想可能不得不修正，昭和天皇因战争责任而退位就有可能实现，“伴随天皇退位的民主化是相对于GHQ所主导的民主化的战后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枝。”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使得野坂无法再提起他的天皇退位论了。3月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以GHQ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草案，其中规定了天皇为“日本国及其国民统合的象征”，取消了天皇的政治权力，并提出了放弃战争权的第九条。草案得到了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唯独共产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声称宪法草案“实质上是钦定宪法”，“实际上主张天皇主权”等，要求“彻底废除天皇制”、“明确规定人民主权”。共产党所主张的“明确规定人民主权”最后在《日本国宪法》中得到了采纳，但总的来说共产党的观点流于公式论，未能认识到新宪法的民主性质。由于宪法制定工作的迅速推进，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使得党的政策陷于混乱和极端，回到了单纯的“打倒天皇制”的老路上，野坂也与之合流。在众议院宪法审议的过程中，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反对询问，大体重复所谓新宪法是“天皇主权”宪法的观点，和田评价其“基本是公式论的反复”。在10月7日的众议院第二次表决中，新宪法424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反对的5票全部来自共产党。 就这样，共产党因为宪法问题，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对日共还比较友善的GHQ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日共口头上反复强调自己与苏联毫无关系，但实际上由野坂通过情报人员与苏联保持着联系，同时还接受来自苏联的资金援助，这些状况多多少少为GHQ所侦知，引起美方的警惕。加之麦克阿瑟的日本统治构想，旨在通过自己主导的改革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不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他起先考虑运用日本社会党以及自由主义民主派等中左派和中间势力，遭到挫折以后就开始启用保守势力。对此，苏联持批判态度，认为美国旨在造就远东的“反苏堡垒”。不过，就斯大林的世界战略而言，他仍然希望在远东与美国保持协调的态度。苏联虽然知道麦克阿瑟的政策倾向，但仍然采取温和的方针，试图在承认美国的主导权的基础上，多少使形势对自己有利。这与此时苏联在中国仍承认蒋介石政府，在朝鲜促进南北交涉的姿态是相一致的。因此日共仍然得以维持野坂的“和平革命”路线。
然而，形势进一步向不利于日共的方向变化。47年1月底，共产党影响下的公务员工会准备发动的“二•一罢工”被麦克阿瑟禁止，这也成为日共和GHQ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继而，3月26日，在议会选举来临之际，GHQ政治部公然发表反共声明，称现在“民主主义正面临着‘第五纵队’比较隐蔽，但同样是破坏性的攻击”，这一“第五纵队”借着民主的名义，实际上旨在建立少数政党及领袖的独裁，“美国像不得不同纳粹、法西斯和东条的日本主义斗争那样，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同这一反民主的、纯粹政治的而且残酷的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斗争。”号召选民不要在选举中支持企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结果，共产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尽管如此，野坂仍然认为，随着GHQ倾向反动，保守势力内部难免发生比较自由派的分子和右派势力之间的分化，社会党和中间势力有可能走到一起，从而孤立右派，同样在GHQ内部也会发生进步派和反动派的矛盾。这里体现出野坂坚韧的统一战线思想。果然，6月社会党左派和中间势力组成中左政府，印证了野坂的判断。12月，日共召开六大，野坂在报告中坚持了将占领军定性为民主势力的主张，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和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可能的，强调坚持搞统一战线，从而维持了“和平革命论”的野坂路线。
此后尽管日共和GHQ关系不断恶化，日共仍然大体上维持着与GHQ协调的路线，直到49年。和田指出，共产党反对新宪法、彻底废除天皇制的主张，没有对日本政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它的激进路线对GHQ的民主改革起到了从下方施加压力的作用，“如果共产党在更早的时候打出与GHQ对决的路线，GHQ可能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政策，日本战后的民主化可能在比实际所进行的远为后退的状态下结束。”同时，日共虽然保持着与苏联的秘密联系，但由于苏联此时在远东推行与美国协调的政策，所以日共的路线实际上可以说是自主路线，全党也处于独立于苏联的氛围中，例如当时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上就很少有关于苏联的消息，甚至从未刊登过斯大林的文章，这在战后的世界共产党中是非常罕见的。
可是到了1949年，形势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国共内战胜负已定；48年8月、9月南北朝鲜分别建国以后，武力统一的动向开始高涨；而在日本国内，GHQ的诸项改革基本完成，开始将日本经济的重建提上日程，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防波堤，因此对工会的打击越发露骨。然而日共却没有意识到形势的根本变化，反而由于在49年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而士气高涨。
但是“和平革命”路线的破绽已经非常明显，6月，日本国有铁道准备实施10万人裁员，对此工会准备实行罢工。面对来到日共总部请求支援的国铁工会干部，日共干部却表示，麦克阿瑟下令禁止公务人员罢工，如果党公然违反这条法令，自身的合法性就会发生问题。和田指出，这样的情况表明至此日共的协调路线已经失去意义。接着，一系列古怪的疑案相继发生，国铁工会主要领导人、共产党员被指为凶手，国铁罢工无果而终。9月30日GHQ又解散了日共外围组织中最具战斗性的在日朝鲜人联盟，日共处境变得十分不妙。
1949年秋天，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7月1日，毛泽东宣布向苏一边倒；9月25日，苏联宣布原子弹研制成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种形势之下，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在东亚的对美协调策略。然而，日本共产党仍然未能认识到形势的根本变化，也不知道此时苏联的态度已经发生决定性的改变。11月11日，联合国对日理事会代表杰烈维扬科同野坂、德田等人会谈，提出了日共转入地下的准备问题，然而野坂等人却表示，日共已经在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军不敢贸然禁止。这足以说明日共对苏联政策变化的打算一无所知。
终于，在日共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1950年1月6日，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这篇据说是由斯大林本人所写的文章完全否定了野坂理论和日本共产党的方针，主张日本已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共产党应当与占领军对决。斯大林特别措辞严厉的批判野坂理论，说“野坂的‘理论’乃是粉饰帝国主义对日占领的理论，为美帝国主义吹嘘的理论，因此，也是欺骗日本人民群众的理论。可以看到，野坂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其实，野坂的‘理论’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仅仅有利于在日本的帝国主义占领者和日本独立之敌。因此，野坂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反爱国主义的，反日本的理论。”就这样，战后日本共产党的路线被苏联完全否定，而且日本共产党表面上所主张的与苏共无关的立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坂理论被宣判死刑，和田指出，按照此文的论调，如果野坂处于苏联的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之下，必然会被逮捕处死。日本共产党一下子陷入了迷惑和混乱之中。
六
本书的最后一章“在朝鲜战争中”论述了从情报局批判到1955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为止，激荡的东亚史中野坂参三和日本共产党的历史。
情报局批判以后，日共领导人德田等人感到震惊和愤怒。1月12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所感”，表示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情报局批判所指出的野坂理论的问题已经被克服，说野坂理论是“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理论”，令人难以接受，“野坂同志是深受大众信赖的勇敢的人民的爱国者。”表明了野坂、德田等人坚持自主路线的立场，但也表明他们固守野坂路线，而没有认识到在GHQ对共产党和工人团体采取攻势的情况下，路线转换不可避免。同时，在不少党员看来，在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指导下，具有最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苏联共产党的意见，想必不会出错。这样，党内就形成了以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首的反对派，主张接受情报局批判，进行路线转换，在国际对立中公开参加共产主义阵营。前者被称为“所感派”，后者被称为“国际派”。
1月17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表示支持情报局批判，希望日共勇敢的“接受情报局的批评和纠正野坂的错误”。于是，主流派（“所感派”）表示屈服，撤回了“所感”，野坂在2月6日的《赤旗报》上发表《我的自我批判》，表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在于自己的“折衷主义”、“小资产阶级的‘面子’和荣誉心”，表示服从情报局指示的方针。和田指出，野坂明知情报局批判反映的是斯大林的意思，而当初予以拒绝，却又在中共的批判（无疑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出现后迅速转变立场，说明在野坂心中与中共的关系更为重要。3月22日，日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方向转换，认为日本已沦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需要同世界和平势力一起，同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反动政府作斗争，号召建立民族民主战线。然而，“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双方的互相批判而进一步恶化，“国际派”的党员遭到打击甚至开除。
对于日共的方向转换，GHQ迅速作出反应，民政局的报告认为，日共已经接到苏联指示，将和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一起发动革命。5月2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攻击日共是非法暴力团体。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虽然情报局要求日共进行方向转换，但日共自身并不希望转换，因此有可能仅仅进行理论的自我批判，如果急于宣布日共非法化，反而符合苏联的意图。于是GHQ没有宣布日共非法，而是于6月6日解除了共产党干部的公职，日共主流派核心干部转入地下。然而，苏联对于日共缓慢的反应非常不满，苏共内部的调查报告认为野坂的检讨充满自我辩护，不够充分，并且出现了对野坂与中国关系的微妙猜疑，注意到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不停的在公开场合赞美中国，说中国革命对日本的意义大于十月革命，甚至在50年劳动节大会上一句也没有提到苏联和斯大林，而反复赞扬中国等等。
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反应最为敏感的是朝鲜劳动党，《关于日本的形势》发表后不久，金日成就意识到苏联的远东政策开始变化，于是反复向斯大林要求允许发动统一战争。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GHQ对日共开始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禁止日共机关报的发行，并在公职人员中进行“赤狩”，追查并解雇共产党员。同时，对于朝鲜战争，日共主流派反对积极参与，而“国际派”则主张同北朝鲜的解放战争相联合，双方矛盾进一步深化。党内在日朝鲜人则迅速组织起祖国防卫委员会，决议进行组织美军向南朝鲜输送弹药等活动。
中国对日共的分派问题表示了关心，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要求国际派无条件向所感派和中央统一，社论在国际派中引起了反响。继而日共路线进一步激进化，10月12日，日共非合法报纸《内外评论》发表《共产主义者与爱国者的新任务》，认为日本国会已经“翼赞议会”化，民主制度形同虚设，人民只有以武装斗争与之对抗。文章认为，日本革命既要有苏联式的城市起义，又要向中国革命学习，在农村组织革命根据地。据说此文为野坂所写。同月德田秘密前往北京，11月野坂也来到北京，组成武装斗争的指导机构“北京机关”。51年春，美国主导的对日议和问题已经到达关键阶段，而苏联、中国仍未表明是否参加，但斯大林此时打算一举实现日本革命，自然没有参加合约的意图。51年4月，斯大林将在北京的日共主要领导人招到莫斯科，讨论日共纲领问题，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纲领指示给日共。8月，情报局发表评论，要求国际派接受无条件统一，此后国际派纷纷自己批判，分派消灭。10月召开的日共第五次协议会一致通过实际上是依据斯大林意思制定的“51年纲领”，将日本规定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号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手段采取武装斗争。事实上，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北朝鲜的武力统一战略已经失败，但斯大林仍然固执于在日本引起状况变化。
于是，在“51年纲领”的指导下，日共展开“武装斗争”。11月，在日朝鲜人的“祖国防卫委员会”决定建立“抵抗自卫组织”，党内散发封面为《营养分析表》的武器制造指南和封面为《球根培植法》的军事问题论文。52年5月起，一些地方的大学生组织起“山村工作队”，到一些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一些党员在街头用燃烧瓶进行“武装斗争”。当然这些斗争并不能形成革命局面，斯大林的日本战略显然失败了。
斯大林下了重大的战略决心，取决签署《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保体制对决，结果一败涂地，反而失去了在日本的影响力。对此需要有人负责。但是从斯大林的逻辑来说，英明领袖斯大林的战略是不会出错的，那么显然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同样，在朝鲜半岛推动的武力统一从目的上来说也失败了。这样，在东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了一波清洗。在北朝鲜，国内派（朴永宪派）成为清洗的目标，而在日本，曾任中央委员，此时担任北京机关的广播“自由日本放送”负责人的伊藤律成为了清洗的对象。而金日成和野坂参三都得以幸免。和田指出，金日成和野坂都是在战时流亡苏联，斯大林信任的人物。而朴宪永和伊藤都是在国内活动，曾有被捕经历的可疑人物。GHQ的调查声称，伊藤的叛变是导致著名共产国际间谍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即所谓“佐尔格事件”）的重要原因。 需要寻找肃清对象的时候，朴宪永和伊藤自然在劫难逃。和田指出，朴宪永集团和伊藤的清洗几乎在平壤和北京同时进行，可以推测出背后有人在统一指挥。
于是，1952年12月24日野坂召开北京机关的全员会议，忽然宣布根据苏联共产党的指示拘捕伊藤律并进行审问。次年初，北朝鲜开始大量逮捕处决朴宪永集团。此后，虽然斯大林逝世，斯大林所推动的肃清活动一度休止，但很快贝利亚又被宣布为“帝国主义间谍”，于是肃清得以继续。1953年9月21日，《赤旗报》发表声明，声称伊藤律自从30年代第一次被捕以来，一直进行着“阶级的犯罪行为”，战前将党组织出卖给敌人，战后更从事分派阴谋活动，乃是“最恶劣的反党、反国民的叛徒”。伊藤律自被捕后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审理，而委托中共关押。结果伊藤在狱中27年之久，79年才得以释放回国，近年经研究者的努力，冤罪才得以昭雪。和田指出，虽然野坂在山本悬藏问题上被揭发，但很难说他对山本之死有多大责任，而相对的，他在伊藤律肃清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隐瞒了事实真相，负有重大责任。
这样，通过牺牲伊藤律，野坂以及其他日共领导人都得以免责。日共也得以检讨极左路线，重回日本社会。1955年，日共积极投入议会选举，采取统一战线方针，积极支持社会党，取得较大成功。同时，日苏邦交得以推进，而对武装斗争比较积极的在日朝鲜人党员也听从北朝鲜号召，脱离日本共产党，转向专注于在日朝鲜人运动。最终，55年7月召开了历史性的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对极左路线进行了自我批判。8月11日，在六全协纪念会上，野坂戏剧般的登台，宣布自己回国。不久野坂被选为第一书记，他所主张的和平革命路线也得以复活。“共产党再次成为日本国家内部的存在。野坂站在这再生共产党的中心。如不死鸟般复活了。”
七
冷战结束以后，新出的大量史料为重新研究二十世纪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契机。但是，也需要指出，单纯的“一次史料主义”未必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历史像，历史的书写仍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乃至态度密切相关。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依靠新出史料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史进行检讨时，有些研究者往往对史料进行歪曲的解释，旨在恢复陈旧的共产国际阴谋史观，为史学上的麦卡锡主义复权。而有的研究者则怀有“揭秘”的心态，从而致力对史料进行吸引眼球的，有时是暴力性的解读。当然，毫无疑问对传统的革命史观进行反省乃至清算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歪曲历史的解释，并不能达到对旧历史认识的真正克服。
就前述“野坂问题”相关的研究而言，则不能不说存在着上述倾向。研究者没有对史料进行冷静的分析，而是带有暴露日共“暗黑历史”的心态，尽可能做出耸人听闻的解读，同时，对于不具有这样的暴露趣味的问题，则付之不问。虽然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提出了有必要检讨的历史课题，但并没有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而本来对澄清历史问题负有重要责任的日本共产党，虽然对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做出了彻底的批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历史认识的斯大林主义体质，只是将野坂从“光辉的领导者”中删除，将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一笔勾销，宣布他为“反党分子”，进行了历史认识上的“整肃”。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和田春树认真的检讨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这一课题所具有的学术与历史认识的意义。和田所具有的多种语言能力，避免了道听途说或者史料挖掘不充分。他所采取的冷静态度，避免了反共史学、“揭秘”史学和日共“党史”的局限，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厘清“野坂问题”所需要的可靠的史实基础。
同时，和田又并非完全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从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野坂参三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客观分析的同时又是一位“入戏的观众”。和田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相当的反省与批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对苏联学界清算俄国革命历史的倾向积极支持。 但同时他并未否认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所包含的一些积极意义和可能性，这一点从他对野坂的个人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积极评价野坂在反法西斯斗争，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并强调野坂提出的天皇制认识和和平革命路线在战后史中的可能性。就后一点而言，或许未必能得到其他论者的赞同。但是作者在历史评价上所采取的态度，不能不使笔者深有同感。
从研究视野上，和田利用他的语言优势，横跨日本、中国和俄国的历史文献，进行了跨越国界的历史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现代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政治运动，对它的考察需要广阔的国际性的视野，使我们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而关注跨越国界的历史问题。而从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这一问题来看，又可以看到在东亚这一空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在东亚近代史上存在过多个跨国家的体系，即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这一视角，可以看到中朝日三国共产主义者的复杂关联与互动，而产生一个理解近代东亚史的历史空间。这无疑也是留给将来继续考察的课题。
一
野坂参三（1892-1993）是日本共产党的元老，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后来接受共产主义，从日本共产党创立起就一直是党员，曾一度被捕入狱。1931年根据党的指示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日本党代表。此后为了重建被破坏的日本共产党，前往美国，在日本侨民中进行宣传工作。1940年，为了帮助八路军的俘虏教育工作，前往延安，建立日本工农学校，使许多日本战俘成为反战士兵。战后回国，成为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活跃在政坛第一线。与一般共产党人极左教条的形象不同，野坂温和的政治态度和敏捷的政治头脑，使他不仅在左翼中，甚至在整个日本政坛也赢得了广泛尊敬。
然而就在这位年逾百岁的“世纪老人”安享晚年之际，从莫斯科的解密档案中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评论家加藤昭和小林峻一从解密档案中获得了据称是1939年“大清洗”期间野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告发在苏日本人同志山本悬藏的书信，指出野坂的告发导致山本遇害。他们从1992年9月3日起在《周刊文春》开始发表连载“暗黑之男─野坂参三的百年”， 第一回题为《野坂参三•出卖同志的信》，文章这样开头：“野坂参三、将这位迎来一百周岁的老人视为圣人的人很多。所谓战前抵抗军部，战后同GHQ（驻日盟军司令部）斗争云云。然而，在莫斯科共产党秘密资料的封印被解开的今日，这一神话被证明不过是谎言。” 此后他们不断拿出新资料，揭露野坂的罪行，指控他告发山本悬藏的夫人关松（関マツ）。关松虽然幸免于难，但战后野坂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设法阻止她返回日本直至她去世。他们甚至进一步主张野坂早在到达苏联后不久就成为克格勃间谍。
加藤、小林带有“揭秘”趣味的笔调激烈的文章，引发了社会轰动。日本共产党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先是召开中央全会宣布野坂的行为为“苏联的镇压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根据”，“是对山本悬藏的背叛”，解除野坂的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职务。此后又再次召开中央全会，在山本、关镇压的问题之外，又指出野坂在62年日共苏共对立以后“背着党与苏联联络”，将野坂打为“叛徒”、“内奸”，开除出党。日共领导人不破哲三还在日共机关报《赤旗报》上发表论文，将野坂描绘成一贯勾结苏联危害日共的“反党分子”。
野坂逝世后，对野坂的揭露不断升级，甚至有人指控他是日本政府乃至美国政府的间谍。 尽管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捕风捉影的指责，但野坂从日共的“光辉的领导人”，沦为出卖同志、充当间谍的“暗黑之男”，仿佛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而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大胆提出野坂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披露一两份文件来解决，应当对野坂参三的时代和他个人的历史进行全面检讨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和田春树。
和田春树（1938- ）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精通俄语、朝鲜语和中文，研究领域为苏俄史和现代朝鲜史。在其俄国史研究中，与日本传统研究注目于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俄共领导人不同，他致力于发掘农民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等与俄共不同的思想运动传统。在现代朝鲜史研究中，他发挥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依据可靠史料厘清一些长期以来真相不明的历史问题（如金日成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问题）。在专业领域之外，和田参与社会运动，如反对越南战争，支援韩国民主化，改善日朝、日韩关系，反对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等。这些活动也使他成为右翼攻击的众矢之的，他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些不当言论更成为右翼不断攻击的对象。
和田一贯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而采取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他的专业领域和政治立场也使他对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保持着关心。在野坂负面形象定型的情况下，他出版《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一书，试图对野坂的生平与思想进行新的全面检讨。他指出：“被共产党组织断罪，被党开除，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活动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消失。因此他的死，应当是在历史中思考这一人物的活动的机会”，“我希望强调的是，搞清楚野坂个人的功过并非问题的所在。将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视为问题的意图，是为了重新认识通过野坂的活动表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包含了这一历史的世界战争的时代。”
二
本书共6章，除了有关写作缘起的第一章“论述野坂问题的方式”以外，其他5章论述了从1930年代到1955年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为止野坂的活动历史。第二章“在1930年代的黑暗中”论述野坂1930年代的活动，其中对野坂赴苏以前和到苏联以后的活动，论述都十分简略，而主要讨论了导致野坂身败名裂的山本悬藏肃清问题。
1936年─1937年的野坂，一直处于紧张与不安之中。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放弃“社会民主主义主敌论”，针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扩张采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此时日本国内左翼运动几乎已经被完全镇压，为了通过在美日侨影响日本国内，野坂被派往美国从事宣传工作。然而，此后不久，大清洗开始。在1937年初的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中，被告不仅被宣布为“盖世太保的爪牙”，更被指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爪牙”。夏季，肃反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媒体上也被广泛关注，同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这样，野坂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此时托洛茨基正在墨西哥，野坂身在美国，很有“勾结托派”的嫌疑，而他同时又是日本人，更有可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间谍”了。
在大清洗中，大量流亡的外国共产主义者所在的共产国际，被视为“间谍的巢穴”，成为清洗的重要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间谍”，那自然表明流亡苏联的日本人中存在可疑分子。和田春树发现，最后开启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被清洗这一灾难的大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也死于清洗、多年以后成为野坂被揭发的原因的山本悬藏。这一时期，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原因，在莫斯科日本共产主义者间存在着以山本悬藏为首和以国崎定洞为首的两派对立。工人出身的山本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国崎很不信任，甚至写信向组织告发国崎和与国崎有关的在苏日本人。1936年8月4日，山本悬藏以未经党的允许擅自入苏为由，要求共产国际开除国崎的部下伊藤政之助的党籍。10月29日，山本的要求被承认。1937年初，伊藤被逮捕，8月，国崎定洞被捕，左翼戏剧家土方与志和佐野硕被驱逐出境，对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大清洗开始了。
告发别人的人结果自己也被告发，是大清洗中的规律现象，11月2日，国际红色工会日本代表山本悬藏被捕，被控“从1924年起充当日本间谍机关的爪牙，直到被捕前一直从事间谍活动和挑拨活动，加入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右翼托派组织。”1938年1月野坂留在莫斯科的妻子野坂龙被开除党籍，2月1日，野坂龙被捕。野坂意识到，接下来很可能会轮到自己。虽然妻子被捕，但在当时的苏联，党的干部的妻子如果因政治原因被捕，丈夫很难出手营救，更何况如果自己是“间谍分子”的丈夫，那么自己自然也就十分可疑。和田认为，此时检查机关恐怕已经强迫野坂龙做出指认丈夫为间谍的供述，从其他被捕日本人那里获得对野坂不利的口供的工作也在推进。在这样的状况下，野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于1938年2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告发山本悬藏的信。
然而，这封信并未寄到季米特洛夫手中，而是被国际直接转交给了克格勃。信的具体内容如何，由于原件尚未发现，难以确定，但从野坂后来的信（后述）可以推断，大体是提出自己在与山本悬藏交往的过程中对山本的行为感到可疑的地方，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与“人民的敌人”划清了界限。此后野坂并未被捕，野坂龙不久也被释放，因此在部分论者看来，似乎野坂通过出卖同志，换取了自身的安全。不过，和田认为，这样一封信件很难起到如此起死回生的作用。在大清洗中，互相告发、出卖同志毋宁说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结果告发者自己往往也无法避免被清洗的命运。野坂之所以幸免于难，据原苏联官员的证言，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库西宁亲自指示的结果。其中原因，据和田推测，虽然斯大林决心彻底清洗共产国际，但并不打算让流亡的各国党组织彻底灭亡，而此时野坂以外的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几乎已经全部被捕，如果野坂也被捕的话，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日本部全灭，这是斯大林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极有可能季米特洛夫等人提出了留下野坂的请求，而被斯大林所接受。不过，和田也指出，这也就意味着山本被捕后并未告发野坂，因为以山本的地位，如果告发了谁，其嫌疑将很难简单化解。因此“山本拒绝告发野坂从而救了野坂，野坂为了救自己和妻子告发了山本。但是野坂要活下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了。”
1938年8月，野坂回到苏联，此时莫斯科日本共产主义者中，只剩下野坂和夫人野坂龙、片山潜的女儿片山安（片山ヤス）和山本悬藏的夫人关松四人。此时山本还在狱中，然而，资料表明，野坂并未像国际所预期的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所行动，继续告发山本，不仅如此，还在向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工作报告书中，不顾山本已经被捕的情况，积极评价《冈野与田中书简》。《冈野与田中书简》是1936年野坂（化名冈野进）与山本悬藏（化名田中）联名向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发出的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书信。和田认为野坂在“田中”被捕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尽管野坂回莫斯科后曾经向国际“提示”山本的夫人关松的存在，但仍通过野坂龙向关松提供生活费，而向“间谍”的妻子提供生活费是可能被视为“反党”行为的。然而，丈夫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妻子安然无事的情况，在当时的苏联是没有的。11月，野坂被任命参与共产国际执委对关松的讯问，在讯问中，野坂提出关松隐瞒自己曾滞留在海参崴的历史，以及对山本毫无警戒心，要求将她开除党籍。和田认为此事固然反映野坂的卑劣，但野坂并未以“反革命”罪名，而是以消极的“无警戒心”的罪名告发关松，也有保护她的一面。
此时山本悬藏仍被关押而未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本来打算利用他进一步告发别人，但此时大清洗主持者叶若夫自己也被清洗，贝利亚掌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他打算对叶若夫的疯狂清洗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因此利用山本告发其他人的需要就不存在了，贝利亚准备处理掉山本。正在此时野坂又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就是1992年被揭发的那封信。和田推测，这封信很可能是应斯大林和贝利亚的要求，季米特洛夫要求野坂写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在和山本交往的过程中对山本的“疑惑”，如在日本政府的镇压中未被逮捕，资金问题等，特别提到34年和36年莫斯科派往日本的日本共产主义者途中被捕一事，令野坂感到“十分疑惑”，但在最后，野坂对山本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据我所知没有犯过任何重大政治错误”，“在左翼工人中很有人气，至今仍有影响”，指出一些日本劳动者将山本被捕的消息看做敌人的宣传，要求党在处理山本时慎重考虑。和田认为，这封信基本上不包含告发山本“反党反革命罪行”的重大内容，对于希望给山本定罪的人而言并无价值，相反还对山本进行了高度评价，因此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为山本辩护。众多论者将此信视为对山本的“密告信”，并不客观。
然而山本悬藏还是在1939年3月10日被处决，在判决时，他否认了对自己的所有指控。和田认为，很难说野坂对于山本的死负有责任，对于关松被开除党籍，野坂虽然有责任，但这也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关松被逮捕。野坂的问题在于，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野坂并未向世人公布山本被害的真相，甚至还积极的加以隐瞒，并阻止关松回国。
和田的研究确实可以说明，山本并非死于野坂的“密告”，但是，野坂书简是否可以看作“最低限度的野坂辩护”，野坂对于山本被清洗是否负有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不能不说仍值得讨论。长期研究在苏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加藤哲郎在他的书评中，在对此书的学术贡献高度评价之余，对于和田将野坂书简视作为山本辩护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和田将野坂举出的关于山本的疑惑看作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在当时情况下野坂为了自己辩护已经竭尽全力，哪里顾得上为山本辩护呢？而与野坂的做法相对，在当时的在苏日本人中拒绝告发同志的也同样存在。 笔者也感到，如果野坂真的对山本的被清洗问心无愧，他何以要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仍然继续隐瞒山本遇害的真相，又何以要竭力阻止关松归国呢？他之告发山本固然可以说是为了保身，但使大清洗成为可能的，在独裁者和野心家的暴力之外，不正是这种“沉默的大多数”的明哲保身么？这或许是在为野坂断罪或辩护之外，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第三章“在抗日的中国”无疑令人特别感到兴趣，此章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野坂在中国的活动。同时，这也是罕有的日本人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中国一方，对于现代日本而言仍然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
1940年3月，根据野坂的提议，共产国际派遣他和归国的任弼时、周恩来一起前往延安。这一派遣，主要是为了协助八路军的日军解体工作。八路军通过人道对待战俘，进行再教育，然后再通过他们进行日军工作，以期达到瓦解日军的目的。当时在国统区，有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在山西，有八路军组织的“觉醒联盟”的活动。因此国际派遣野坂来协助这类活动，十分容易理解。
众所周知，此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联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和归国的王明的关系十分紧张。而野坂作为“国际派来的人”，其处境不免有些微妙。不过野坂还是以中国共产党客人的身份，慎重的开展活动。据野坂回忆，他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属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敌情研究，并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40年5月，在王学文的帮助下，日本人俘虏森健等人建立起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同年夏，在王稼祥的帮助下，日本工农学校成立，野坂任校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任副校长。41年2月，工农学校在宝塔山麓建立起校舍，5月15日，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下2000多人出席，表现出对该校十分重视。朱德在讲话中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回国，组织日本的‘八路军’，和中国的八路军携起手来，为中日人民解放事业共同奋斗。”
通过在延安的工作，野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战前的日本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了以“打倒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革命纲领（“27年纲领”、“32年纲领”）。27年纲领和32年纲领公然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号召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抵抗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亦如不少论者指出，“纲领”没有认识到大多数日本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天皇统治的压抑性，反而思想乃至私人情感都为天皇制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事实，过急的打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将所有不赞成这一口号的人都视为敌人，导致自己在社会上被孤立。1933年，狱中的日共领导人锅山贞亲、佐野学宣布“转向”，放弃“打倒天皇制”口号，拥护天皇制和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事件导致了大量狱中党员转向，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迅速瓦解。不得不说日共的宗派主义和战术的拙劣，是导致日本国内反战势力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野坂的思想，也不得不从这样的基础出发。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给野坂以很大影响，而在延安，毛泽东开始发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著述，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给野坂以很大的影响。此外，日军俘虏大都出身下层平民，然而也大都有着强烈的天皇制信仰，在俘虏再教育的工作中，野坂也开始理解到日本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促使他的天皇制观念也发生变化，和田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的学校对野坂也有学校的意义。”
野坂的思想成果在美军延安视察团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1944年7月22日，美军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9月8日，美国国务院著名的“中国通”谢伟思会见了野坂，在报告中记录了野坂所阐述的日本共产党纲领。野坂提出了先扫除军国主义和封建制的残渣，然后确立民主主义，继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缓慢过渡的三阶段纲领。关于天皇问题，他提出，现在的日本国民尚没有废除天皇制的意志，因此，我们应该回避“打到天皇制”的口号，但是，应当缩小天皇宪法上的权力，同时，现在天皇的战争责任必须追究，应当要求他退位。关于民主改革，野坂提出了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的权力，改正宪法，购买寄生地主的耕地给贫农，由政府控制大企业等等。政治上，呼吁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最广泛的反军国主义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野坂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和平、缓慢的进行。
谢伟思高度评价了野坂的主张，认为“因其稳健的性格而意义深刻”。10月，美国国务院日本专家埃默森来到延安，其间与野坂多次交流，他在报告中也高度评价了野坂的纲领，并主张美国应当给予日共一定的支持，认为这样不仅不会把日本交给俄国人，反而可以通过掌握日本民主化的主导权，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田认为，埃默森与野坂的会面，构筑了美国利用日本共产党协助推进战后民主化的路线，“可以说是给战后日本以决定的方向性的会面。”
1945年4月的中共七大上，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做了报告《民主日本的建设》，系统的阐述了野坂前述的民主改革主张，并明确的提出了野坂独自的天皇制分析。野坂认为，天皇制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专制的政治机构”的天皇，对此应该立即废止，以实现民主化；一是“起了半宗教的作用的天皇制”，对此，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野坂指出，即使在参加了反战组织的日军俘虏中，也有很多人仍然有很强的天皇崇拜。因此，不应将“打倒天皇”作为当前的纲领，皇室的存废交由人民投票解决，如果人民要求保留天皇制，那么就保留没有专制权力的天皇。不过在报告中没有提到天皇退位的主张。
在思考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问题的同时，野坂的俘虏再教育工作也成效显著，数百名原日军士兵经过工农学校的学习，成为反战士兵，乃至走上抗战的第一线。和田指出，“这种变化是令人感动的，激励、教育这些人，使他们积极行动的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以及野坂的活动，自然也应当说是意义深远的。”
在延安以及抗日根据地，日本反战士兵都得到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帮助，朝鲜共产主义者或者是来自朝鲜国内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或者是被征兵参加侵华战争而从军中出走参加八路军的士兵。因此他们在受教育水平和政治觉悟方面都要高于大多出身贫民、只有小学文化的日军俘虏。1945年2月，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开校，野坂也在开校典礼上致辞。然而，日本工农学校并未和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展开积极的交流。野坂认为，这里仍需要检讨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朝鲜观，但“不管如何，在延安这个地方，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反对大日本帝国的战争和侵略，携起手来，共同奋斗的事实，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大放光辉。”
四
第四章“归国以前的苏联之行”详细研究了长期被野坂隐瞒的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的莫斯科之行，重点分析了野坂的政治路线获得苏联支持的历史过程。
在野坂去苏联之前，苏联方面就已经考虑利用野坂。1945年日本战败将至，8月9日，苏联参战。苏联希望在战后日本发挥影响力，为此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者联系，通过他们对日本施加影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派莫斯科信赖的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回国，但如前所述，在莫斯科日本人共产主义者已经几乎全部死于大清洗，此时被派往延安的野坂就被想起了。苏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共产国际的后继机关）部长季米特洛夫、副部长波诺马廖夫在苏联参战的第二天8月10日，提出了关于利用野坂集团的意见书。不过，尽管不少论者认为斯大林采纳了这一建议将野坂招到莫斯科，和田却指出并无支持这一观点的史料，从野坂在苏联受到的待遇来看，不像是作为客人被请来。和田推测，对于此时的野坂来说，虽然已经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是要想在回国以后，让在狱中被关押了十余年的非转向同志们支持自己，还不够充分。因此野坂才决定前往苏联，获得苏联的支持，以便使自己能够指导日本共产党。由此野坂向中共提出了前往苏联的请求，并被许可。
9月9日，野坂乘坐来接被日军击落的美军机机组成员的美国运输机飞往晋察冀解放区，然后辗转经过中国东北，10月上旬到达苏联。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反战同盟成员和八路军一起，向东北进发，打算经由东北回国。野坂到达苏联后，先是被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扣留（可见并非苏联的“客人”）。莫洛托夫接到野坂到达的消息后，向情报总局下达了与野坂会见的指示，情报总局局长库兹涅佐夫才接见了野坂。野坂向苏方提出了诸多要求，包括帮助自己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回国，解决苏共和日共的联络问题，解决日共的资金问题，以及请求苏共对日共的纲领、战后日本共产党应取的方针政策等予以指示。与野坂的会见被写成了报告交给季米特洛夫。
几乎与野坂前往苏联同时，在东京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八年之久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和志贺义雄开始了活动。10月1日，他们被GHQ（驻日盟军司令部）“发现”，10月10日，德田等狱中抵抗派出狱，并发表《告人民书》，其中将盟军称为“解放军”，表达了对盟军的感谢和对美国占领军的支持，明确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呼吁以“打倒天皇制”为基础建立统一战线。德田等主张将与天皇制妥协的“伪自由主义者”、“伪社会主义者”排除在外，和田指出，这样统战的范围必然变得十分狭窄。尽管德田等人在接受GHQ人员采访时再三强调日共和苏共没有关系，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这实际上不过是对美军的欺瞒之辞。出狱不久德田就和苏方在日人员联络，将《告人民书》交给苏方，并请求苏共对日共的方针政策予以指示。相关的报告也被交给了季米特洛夫，这样，季米特洛夫就同时拿到了关于野坂和关于德田的两份报告。
针对关于德田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要求德田不要与美军情报部门合作，争取党的合法化，发行报纸等，总的说来指示的内容比较贫乏，表明了苏联对德田等与美军合作的倾向的担心，但在占领体制之下，也无法完全否定这种合作，只是强调不能合作到秘密工作层面。而对于关于野坂的报告，因为野坂对于季米特洛夫来说是可以信任的老同志，所以予以了详细的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协助野坂和他的同志们回国；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重建，日共的活动，机关报纸杂志的出版、宣传等工作给予物质支援；向日共提供日语及俄语的马列主义文献并向野坂提供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状况的情报；关于日共的路线，要求野坂以国家的民主主义改造为基础建立进步势力的统一战线，不要急于制订党的纲领；关于与野坂的联络，要求不是通过苏共中央的对外联络部门，而是通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即克格勃）或者红军情报局的可靠特务人员单线联系。
关于这里提到的野坂的联络问题，不少论者认为，野坂通过苏联情报部门与苏联联系，表明野坂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对此，和田提出异议，认为这里季米特洛夫的意思实际是在苏共和日共间不进行公开联络，而是通过秘密途径进行联系，苏联国家机构中的秘密联络机关便只有情报部门。这样做的意图旨在向占领军隐蔽日共和苏联间的关系，以便日共在美军占领下活动。选择野坂为联络对象，表明苏联对野坂的信任。
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上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后，他们认为有必要和野坂深入的交流。于是，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波诺马廖夫等人10月30日会见了野坂，讨论了野坂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关于野坂归国的问题，野坂提出由苏联同日美交涉合法回国，而苏方则强调不希望野坂的苏联之行暴露，使美国知道日共与苏共的直接关系，因此提出野坂先前往朝鲜，再经由南朝鲜回国。对此野坂要求经由中国东北回国。和田认为是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援。关于日本的形势，波诺马廖夫等人让野坂看了德田等人的《告人民书》，野坂指出，德田的打倒天皇制方针很难得到群众支持，应当主张现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苏方向野坂咨询对德田、志贺的看法，野坂表示对二人非常熟悉，指出他们在28年就被捕入狱，没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经验，政治上很有可能采取“左”的立场，对于他们能否正确领导日共表示担心。关于反战同盟的成员，野坂表示他们大多是可信赖的同志，只是无法像保证自己可靠那样保证他们一定可靠。野坂一再询问苏方对于君主制、土地改革、国有化等问题的意见。虽然野坂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或许出于共产国际时代的惰性，希望先获得苏方的“指示”，然而波诺马廖夫等人却表示，日本有日本的情况，具体政策应该由日本共产党人根据日本的情况来决定。
这次会面后，11月2日、3日国际情报部的科瓦略夫等人访问了野坂，讨论了野坂回国路线，向日共提供资金，日共的政策，乃至夫人野坂龙和养女的回国问题。野坂将自己在延安期间所构思的建设民主日本的纲领加以整理，交给了苏方。野坂希望能尽快回国开展工作，不过苏联方面此后却一直拖延，盖此时苏联仍在考虑东亚美军占领区域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问题。此时在南朝鲜，与在日本不同，美国占领军一开始就对左翼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但朝鲜共产党仍然对美军采取了协力的方针。此时苏联仍打算在亚洲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对此也予以了支持。11日国际情报部人员的报告比较了关于政治路线问题德田等人的意见与野坂的意见，认为应当支持野坂的路线，17日波诺马廖夫再次会见野坂，野坂向他系统解释了自己主张的政治路线。在多次的会面中，波诺马廖夫等人对野坂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认为他对国际情势有很好的判断，对日共的政治任务有正确的理解，是成熟的政治家。23日，波诺马廖夫第三次会见野坂，表达了对野坂政治路线的支持，并对回国与资金支援问题作了说明。
这样，野坂成功的获得了苏联对自己的路线的支持，苏方在与野坂讨论的过程中也体现了非常尊重野坂的态度。12月初，野坂离开莫斯科，经由沈阳，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穿过三十八度线，最后回到了阔别16年之久的祖国。
五
第五章“战后民主化与野坂路线”论述了1946年野坂归国至1950年初共产党情报局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为止野坂的活动，分析了这些活动与日本共产党以及战后改革的关系。
野坂在苏联期间，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日本军队的武装被解除，军队机关被废止，战犯嫌疑人被逮捕，打击、限制社会运动的《治安维持法》被废除，一系列改革在GHQ民政局的主导下开始实施。日本共产党也在前述10月10日干部出狱以后，迅速开始重建活动，11月召开全国协议会，12月召开党的四大，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报纸《赤旗报》和理论杂志《前卫》均恢复发行。德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强调：“联合国不仅不是我们的敌人，而且还是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盟友，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就是解放军”，而“关于与苏联的关系，必须考虑到通过专心于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联合，直接联络反而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障碍。”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主张“打倒天皇制，树立人民政府”，号召赞同的党派结成人民解放联盟。
此时野坂的延安纲领已经流传到国内，德田和志贺等人知道，他们以“打倒天皇制”为口号的纲领和野坂的意见并不一致，不过他们还是认为，这并不是很大的分歧，野坂回国后经过讨论一定会赞同他们的意见。这一点甚至引起了媒体的注意，12月31日的《朝日新闻》做了野坂归国后日共恐因天皇制问题而分裂的报导。在这样的形势下，46年1月12日野坂到达日本，面对迎接的记者，他表示“今后将作为普通党员服从党的方针。关于天皇制这一点目前还不想涉及。一切都要和志贺商量。”1月13日晚上10点零5分，野坂乘坐火车到达东京车站，尽管已经很晚了，东京站前还是挤满了欢迎的群众。野坂直接来到日共总部，同德田、志贺进行了三人会谈，会谈的结果，以日共中央和野坂联名的名义发表“共同声明”，进行路线修正。声明表示，野坂与中央在“打倒天皇制”方针上立场完全一致，但是“天皇制的废止，是指将其作为国家制度排除，在此之上皇室的存续与否本身是另一个问题，应该等将来日本的民主主义化达成之时根据日本国民的意志决定。”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号召一切民主主义者迅速组成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并且战线内部应当允许相互批评，需要相互妥协时应当妥协。和田指出，这个声明明显是德田、志贺接受了野坂的主张，特别是在“打倒天皇制”问题上，接受了野坂区分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和皇室本身的论点。作为以“狱中十八年”而知名的反天皇制英雄，德田和志贺何以能接受野坂比较灵活的论点？和田推测，野坂强调了自己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和苏共的支持，特别是苏共的支持给了德田、志贺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路线修正，党的其他干部尽管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内心是不满的。如中央委员袴田里见日后就表示自己当初对《共同声明》就是反对的，另一位中央委员宫本显治则在自己主持的理论杂志《前卫》的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关于天皇制批判》，对于以“人民主权确立基础上的宪法改正”代替“打倒天皇制”口号的主张大加批判，斥为“追随落后的大众意识”、“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野坂。而且德田、志贺虽然接受了野坂的天皇分离论，但对天皇退位论则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因为天皇退位论是以天皇制的延续为前提的。尽管如此，野坂仍力图贯彻自己的主张。在党总部召开的欢迎会上，野坂直率的批评了战前日共的宗派主义作风，指出党要想能够影响日本政治，“必须成为大众的党、人民的党、国民的党，成为被日本的大众、人民热爱、支持的党，让人听见共产党的名字就跑的党是不行的，给大众以想跑的印象是我们的过失。”2月11日，在接受GHQ民政局的访问时，他明确的阐述了保留没有政治权力的天皇，和让裕仁退位、太子即位的主张。野坂的天皇退位论虽然未被德田等人接受，但仍想作为合理的提案向GHQ提出。继而野坂在2月13日的《朝日新闻》上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天皇制的见解，指出“谁都明白，现在的天皇和军部同样，是战争最高责任者中的一人，战争罪犯中的一人。如果天皇还有点起码的责任感就应该立即退位。”
1946年2月24日至26日，日共五大召开，此时距德田等人出狱后的四大不足三个月，可以说是为野坂归国后的新体制所开的大会，会上通过的党大会宣言，接受了野坂的天皇制见解，指出当面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手段是和平和民主的方法，并展望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也用和平民主的方法，缓慢完成。但是大会并没有就天皇制问题展开讨论，野坂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和田指出，野坂归国后的几个月间，对于天皇制和天皇本人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确定了利用天皇的方针；在GHQ要求下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间宣言”；1月25日，麦克阿瑟向艾森豪威尔写信，声称如果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将需要上百万军队来阻止社会混乱；2月3日麦克阿瑟提出新宪法草案三原则，其中第一条即天皇“居于国家的首位”。并且，麦克阿瑟还要求在追究战争责任时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东条等军人，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不过，与此同时，面对深重的战争灾难，即使在保守势力中同样存在通过让裕仁退位来维持天皇制的想法。如前首相、皇族东久迩稔彦宫就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天皇对战争感到道义上的责任，正在考虑退位，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也公然在枢密院会议上主张天皇退位。 和田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日本共产党全面接受野坂的主张，积极的提倡与人民主权论相结合的天皇退位论，那么麦克阿瑟的构想可能不得不修正，昭和天皇因战争责任而退位就有可能实现，“伴随天皇退位的民主化是相对于GHQ所主导的民主化的战后日本唯一现实的选择枝。”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使得野坂无法再提起他的天皇退位论了。3月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以GHQ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草案，其中规定了天皇为“日本国及其国民统合的象征”，取消了天皇的政治权力，并提出了放弃战争权的第九条。草案得到了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唯独共产党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声称宪法草案“实质上是钦定宪法”，“实际上主张天皇主权”等，要求“彻底废除天皇制”、“明确规定人民主权”。共产党所主张的“明确规定人民主权”最后在《日本国宪法》中得到了采纳，但总的来说共产党的观点流于公式论，未能认识到新宪法的民主性质。由于宪法制定工作的迅速推进，出乎共产党的意料，使得党的政策陷于混乱和极端，回到了单纯的“打倒天皇制”的老路上，野坂也与之合流。在众议院宪法审议的过程中，野坂代表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反对询问，大体重复所谓新宪法是“天皇主权”宪法的观点，和田评价其“基本是公式论的反复”。在10月7日的众议院第二次表决中，新宪法424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反对的5票全部来自共产党。 就这样，共产党因为宪法问题，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对日共还比较友善的GHQ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日共口头上反复强调自己与苏联毫无关系，但实际上由野坂通过情报人员与苏联保持着联系，同时还接受来自苏联的资金援助，这些状况多多少少为GHQ所侦知，引起美方的警惕。加之麦克阿瑟的日本统治构想，旨在通过自己主导的改革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不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他起先考虑运用日本社会党以及自由主义民主派等中左派和中间势力，遭到挫折以后就开始启用保守势力。对此，苏联持批判态度，认为美国旨在造就远东的“反苏堡垒”。不过，就斯大林的世界战略而言，他仍然希望在远东与美国保持协调的态度。苏联虽然知道麦克阿瑟的政策倾向，但仍然采取温和的方针，试图在承认美国的主导权的基础上，多少使形势对自己有利。这与此时苏联在中国仍承认蒋介石政府，在朝鲜促进南北交涉的姿态是相一致的。因此日共仍然得以维持野坂的“和平革命”路线。
然而，形势进一步向不利于日共的方向变化。47年1月底，共产党影响下的公务员工会准备发动的“二•一罢工”被麦克阿瑟禁止，这也成为日共和GHQ之间第一次正面冲突。继而，3月26日，在议会选举来临之际，GHQ政治部公然发表反共声明，称现在“民主主义正面临着‘第五纵队’比较隐蔽，但同样是破坏性的攻击”，这一“第五纵队”借着民主的名义，实际上旨在建立少数政党及领袖的独裁，“美国像不得不同纳粹、法西斯和东条的日本主义斗争那样，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同这一反民主的、纯粹政治的而且残酷的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斗争。”号召选民不要在选举中支持企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结果，共产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尽管如此，野坂仍然认为，随着GHQ倾向反动，保守势力内部难免发生比较自由派的分子和右派势力之间的分化，社会党和中间势力有可能走到一起，从而孤立右派，同样在GHQ内部也会发生进步派和反动派的矛盾。这里体现出野坂坚韧的统一战线思想。果然，6月社会党左派和中间势力组成中左政府，印证了野坂的判断。12月，日共召开六大，野坂在报告中坚持了将占领军定性为民主势力的主张，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和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可能的，强调坚持搞统一战线，从而维持了“和平革命论”的野坂路线。
此后尽管日共和GHQ关系不断恶化，日共仍然大体上维持着与GHQ协调的路线，直到49年。和田指出，共产党反对新宪法、彻底废除天皇制的主张，没有对日本政治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它的激进路线对GHQ的民主改革起到了从下方施加压力的作用，“如果共产党在更早的时候打出与GHQ对决的路线，GHQ可能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政策，日本战后的民主化可能在比实际所进行的远为后退的状态下结束。”同时，日共虽然保持着与苏联的秘密联系，但由于苏联此时在远东推行与美国协调的政策，所以日共的路线实际上可以说是自主路线，全党也处于独立于苏联的氛围中，例如当时党的机关报《赤旗报》上就很少有关于苏联的消息，甚至从未刊登过斯大林的文章，这在战后的世界共产党中是非常罕见的。
可是到了1949年，形势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48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国共内战胜负已定；48年8月、9月南北朝鲜分别建国以后，武力统一的动向开始高涨；而在日本国内，GHQ的诸项改革基本完成，开始将日本经济的重建提上日程，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防波堤，因此对工会的打击越发露骨。然而日共却没有意识到形势的根本变化，反而由于在49年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而士气高涨。
但是“和平革命”路线的破绽已经非常明显，6月，日本国有铁道准备实施10万人裁员，对此工会准备实行罢工。面对来到日共总部请求支援的国铁工会干部，日共干部却表示，麦克阿瑟下令禁止公务人员罢工，如果党公然违反这条法令，自身的合法性就会发生问题。和田指出，这样的情况表明至此日共的协调路线已经失去意义。接着，一系列古怪的疑案相继发生，国铁工会主要领导人、共产党员被指为凶手，国铁罢工无果而终。9月30日GHQ又解散了日共外围组织中最具战斗性的在日朝鲜人联盟，日共处境变得十分不妙。
1949年秋天，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7月1日，毛泽东宣布向苏一边倒；9月25日，苏联宣布原子弹研制成功；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种形势之下，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在东亚的对美协调策略。然而，日本共产党仍然未能认识到形势的根本变化，也不知道此时苏联的态度已经发生决定性的改变。11月11日，联合国对日理事会代表杰烈维扬科同野坂、德田等人会谈，提出了日共转入地下的准备问题，然而野坂等人却表示，日共已经在人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军不敢贸然禁止。这足以说明日共对苏联政策变化的打算一无所知。
终于，在日共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1950年1月6日，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这篇据说是由斯大林本人所写的文章完全否定了野坂理论和日本共产党的方针，主张日本已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共产党应当与占领军对决。斯大林特别措辞严厉的批判野坂理论，说“野坂的‘理论’乃是粉饰帝国主义对日占领的理论，为美帝国主义吹嘘的理论，因此，也是欺骗日本人民群众的理论。可以看到，野坂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其实，野坂的‘理论’乃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仅仅有利于在日本的帝国主义占领者和日本独立之敌。因此，野坂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反爱国主义的，反日本的理论。”就这样，战后日本共产党的路线被苏联完全否定，而且日本共产党表面上所主张的与苏共无关的立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坂理论被宣判死刑，和田指出，按照此文的论调，如果野坂处于苏联的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之下，必然会被逮捕处死。日本共产党一下子陷入了迷惑和混乱之中。
六
本书的最后一章“在朝鲜战争中”论述了从情报局批判到1955日本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为止，激荡的东亚史中野坂参三和日本共产党的历史。
情报局批判以后，日共领导人德田等人感到震惊和愤怒。1月12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所感”，表示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情报局批判所指出的野坂理论的问题已经被克服，说野坂理论是“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理论”，令人难以接受，“野坂同志是深受大众信赖的勇敢的人民的爱国者。”表明了野坂、德田等人坚持自主路线的立场，但也表明他们固守野坂路线，而没有认识到在GHQ对共产党和工人团体采取攻势的情况下，路线转换不可避免。同时，在不少党员看来，在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指导下，具有最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苏联共产党的意见，想必不会出错。这样，党内就形成了以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首的反对派，主张接受情报局批判，进行路线转换，在国际对立中公开参加共产主义阵营。前者被称为“所感派”，后者被称为“国际派”。
1月17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表示支持情报局批判，希望日共勇敢的“接受情报局的批评和纠正野坂的错误”。于是，主流派（“所感派”）表示屈服，撤回了“所感”，野坂在2月6日的《赤旗报》上发表《我的自我批判》，表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思想根源”在于自己的“折衷主义”、“小资产阶级的‘面子’和荣誉心”，表示服从情报局指示的方针。和田指出，野坂明知情报局批判反映的是斯大林的意思，而当初予以拒绝，却又在中共的批判（无疑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出现后迅速转变立场，说明在野坂心中与中共的关系更为重要。3月22日，日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方向转换，认为日本已沦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需要同世界和平势力一起，同美帝国主义和卖国反动政府作斗争，号召建立民族民主战线。然而，“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双方的互相批判而进一步恶化，“国际派”的党员遭到打击甚至开除。
对于日共的方向转换，GHQ迅速作出反应，民政局的报告认为，日共已经接到苏联指示，将和在日中国人、朝鲜人一起发动革命。5月2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攻击日共是非法暴力团体。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虽然情报局要求日共进行方向转换，但日共自身并不希望转换，因此有可能仅仅进行理论的自我批判，如果急于宣布日共非法化，反而符合苏联的意图。于是GHQ没有宣布日共非法，而是于6月6日解除了共产党干部的公职，日共主流派核心干部转入地下。然而，苏联对于日共缓慢的反应非常不满，苏共内部的调查报告认为野坂的检讨充满自我辩护，不够充分，并且出现了对野坂与中国关系的微妙猜疑，注意到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不停的在公开场合赞美中国，说中国革命对日本的意义大于十月革命，甚至在50年劳动节大会上一句也没有提到苏联和斯大林，而反复赞扬中国等等。
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反应最为敏感的是朝鲜劳动党，《关于日本的形势》发表后不久，金日成就意识到苏联的远东政策开始变化，于是反复向斯大林要求允许发动统一战争。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GHQ对日共开始实行更严厉的政策，禁止日共机关报的发行，并在公职人员中进行“赤狩”，追查并解雇共产党员。同时，对于朝鲜战争，日共主流派反对积极参与，而“国际派”则主张同北朝鲜的解放战争相联合，双方矛盾进一步深化。党内在日朝鲜人则迅速组织起祖国防卫委员会，决议进行组织美军向南朝鲜输送弹药等活动。
中国对日共的分派问题表示了关心，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要求国际派无条件向所感派和中央统一，社论在国际派中引起了反响。继而日共路线进一步激进化，10月12日，日共非合法报纸《内外评论》发表《共产主义者与爱国者的新任务》，认为日本国会已经“翼赞议会”化，民主制度形同虚设，人民只有以武装斗争与之对抗。文章认为，日本革命既要有苏联式的城市起义，又要向中国革命学习，在农村组织革命根据地。据说此文为野坂所写。同月德田秘密前往北京，11月野坂也来到北京，组成武装斗争的指导机构“北京机关”。51年春，美国主导的对日议和问题已经到达关键阶段，而苏联、中国仍未表明是否参加，但斯大林此时打算一举实现日本革命，自然没有参加合约的意图。51年4月，斯大林将在北京的日共主要领导人招到莫斯科，讨论日共纲领问题，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纲领指示给日共。8月，情报局发表评论，要求国际派接受无条件统一，此后国际派纷纷自己批判，分派消灭。10月召开的日共第五次协议会一致通过实际上是依据斯大林意思制定的“51年纲领”，将日本规定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号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手段采取武装斗争。事实上，此时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北朝鲜的武力统一战略已经失败，但斯大林仍然固执于在日本引起状况变化。
于是，在“51年纲领”的指导下，日共展开“武装斗争”。11月，在日朝鲜人的“祖国防卫委员会”决定建立“抵抗自卫组织”，党内散发封面为《营养分析表》的武器制造指南和封面为《球根培植法》的军事问题论文。52年5月起，一些地方的大学生组织起“山村工作队”，到一些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一些党员在街头用燃烧瓶进行“武装斗争”。当然这些斗争并不能形成革命局面，斯大林的日本战略显然失败了。
斯大林下了重大的战略决心，取决签署《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保体制对决，结果一败涂地，反而失去了在日本的影响力。对此需要有人负责。但是从斯大林的逻辑来说，英明领袖斯大林的战略是不会出错的，那么显然是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同样，在朝鲜半岛推动的武力统一从目的上来说也失败了。这样，在东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了一波清洗。在北朝鲜，国内派（朴永宪派）成为清洗的目标，而在日本，曾任中央委员，此时担任北京机关的广播“自由日本放送”负责人的伊藤律成为了清洗的对象。而金日成和野坂参三都得以幸免。和田指出，金日成和野坂都是在战时流亡苏联，斯大林信任的人物。而朴宪永和伊藤都是在国内活动，曾有被捕经历的可疑人物。GHQ的调查声称，伊藤的叛变是导致著名共产国际间谍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即所谓“佐尔格事件”）的重要原因。 需要寻找肃清对象的时候，朴宪永和伊藤自然在劫难逃。和田指出，朴宪永集团和伊藤的清洗几乎在平壤和北京同时进行，可以推测出背后有人在统一指挥。
于是，1952年12月24日野坂召开北京机关的全员会议，忽然宣布根据苏联共产党的指示拘捕伊藤律并进行审问。次年初，北朝鲜开始大量逮捕处决朴宪永集团。此后，虽然斯大林逝世，斯大林所推动的肃清活动一度休止，但很快贝利亚又被宣布为“帝国主义间谍”，于是肃清得以继续。1953年9月21日，《赤旗报》发表声明，声称伊藤律自从30年代第一次被捕以来，一直进行着“阶级的犯罪行为”，战前将党组织出卖给敌人，战后更从事分派阴谋活动，乃是“最恶劣的反党、反国民的叛徒”。伊藤律自被捕后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审理，而委托中共关押。结果伊藤在狱中27年之久，79年才得以释放回国，近年经研究者的努力，冤罪才得以昭雪。和田指出，虽然野坂在山本悬藏问题上被揭发，但很难说他对山本之死有多大责任，而相对的，他在伊藤律肃清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隐瞒了事实真相，负有重大责任。
这样，通过牺牲伊藤律，野坂以及其他日共领导人都得以免责。日共也得以检讨极左路线，重回日本社会。1955年，日共积极投入议会选举，采取统一战线方针，积极支持社会党，取得较大成功。同时，日苏邦交得以推进，而对武装斗争比较积极的在日朝鲜人党员也听从北朝鲜号召，脱离日本共产党，转向专注于在日朝鲜人运动。最终，55年7月召开了历史性的日共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对极左路线进行了自我批判。8月11日，在六全协纪念会上，野坂戏剧般的登台，宣布自己回国。不久野坂被选为第一书记，他所主张的和平革命路线也得以复活。“共产党再次成为日本国家内部的存在。野坂站在这再生共产党的中心。如不死鸟般复活了。”
七
冷战结束以后，新出的大量史料为重新研究二十世纪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契机。但是，也需要指出，单纯的“一次史料主义”未必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历史像，历史的书写仍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乃至态度密切相关。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依靠新出史料对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史进行检讨时，有些研究者往往对史料进行歪曲的解释，旨在恢复陈旧的共产国际阴谋史观，为史学上的麦卡锡主义复权。而有的研究者则怀有“揭秘”的心态，从而致力对史料进行吸引眼球的，有时是暴力性的解读。当然，毫无疑问对传统的革命史观进行反省乃至清算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歪曲历史的解释，并不能达到对旧历史认识的真正克服。
就前述“野坂问题”相关的研究而言，则不能不说存在着上述倾向。研究者没有对史料进行冷静的分析，而是带有暴露日共“暗黑历史”的心态，尽可能做出耸人听闻的解读，同时，对于不具有这样的暴露趣味的问题，则付之不问。虽然必须承认这些研究提出了有必要检讨的历史课题，但并没有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而本来对澄清历史问题负有重要责任的日本共产党，虽然对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做出了彻底的批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历史认识的斯大林主义体质，只是将野坂从“光辉的领导者”中删除，将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一笔勾销，宣布他为“反党分子”，进行了历史认识上的“整肃”。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和田春树认真的检讨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这一课题所具有的学术与历史认识的意义。和田所具有的多种语言能力，避免了道听途说或者史料挖掘不充分。他所采取的冷静态度，避免了反共史学、“揭秘”史学和日共“党史”的局限，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厘清“野坂问题”所需要的可靠的史实基础。
同时，和田又并非完全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从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野坂参三和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客观分析的同时又是一位“入戏的观众”。和田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相当的反省与批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对苏联学界清算俄国革命历史的倾向积极支持。 但同时他并未否认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所包含的一些积极意义和可能性，这一点从他对野坂的个人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积极评价野坂在反法西斯斗争，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并强调野坂提出的天皇制认识和和平革命路线在战后史中的可能性。就后一点而言，或许未必能得到其他论者的赞同。但是作者在历史评价上所采取的态度，不能不使笔者深有同感。
从研究视野上，和田利用他的语言优势，横跨日本、中国和俄国的历史文献，进行了跨越国界的历史考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现代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政治运动，对它的考察需要广阔的国际性的视野，使我们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而关注跨越国界的历史问题。而从作为历史的野坂参三这一问题来看，又可以看到在东亚这一空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在东亚近代史上存在过多个跨国家的体系，即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这一视角，可以看到中朝日三国共产主义者的复杂关联与互动，而产生一个理解近代东亚史的历史空间。这无疑也是留给将来继续考察的课题。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