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立宪的赛跑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虽然满清政权最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清末预备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虽然人们对于清末预备立宪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清末预备立宪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否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其历史价值应予肯定。
  清朝末年，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内来看，鸦片战争打破了我国封闭禁锢的局面，不仅使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也产生了空前深刻的影响，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资产阶级的右翼派别和官僚地主阶级中拥护立宪的人员开始积极活动，以求通过立宪得到民主。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清朝统治集团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改变，自身的统治地位将无法巩固。所以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来拉拢立宪派，维护他们的统治。就国际环境来看，帝国主义的侵华运动不断发生，他们企图通过战争来瓜分中国。然而，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使其不得不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宪政制度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才能被确立。然而，清末预备立宪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从经济方面来看，我国在1910年的工业净产值是农业净产值的“九牛一毛”，有数据显示当时的工业产值约为1.35亿两，农业净产值却达到38亿两，可见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所以如此脆弱的经济基础又怎能承受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呢？
    从政治方面上来看，清末预备立宪就如昙花一现，而立宪派想要建立新体制的政治激情也很快被破灭。当时清政府只是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导致原来体制滞后与政策变化过快，削弱了中央权威。当时在中央形成了皇权——军机——六部的格局，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和军机是决策的关键。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决策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依据地方官吏的奏折，无法对下情进行很好的了解。而六部主要是对地方实现控制与驾驭，这种行政职能使其行政功能变小。因此面对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很难容纳。处于这种情况下，实现中央体制的革新，成为能否利用原始的中央集权资源为民主化运动服务的关键所在。可是，清政府的态度极其不明确，犹犹豫豫，到底是立宪还是专制，他们举棋不定。清政府既想中央集权又想仿行英国和日本实现君主立宪。最终使得立宪以失败告终。
   从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方面上来看，只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知道君主立宪的好处。而绝大多数国民还只是停留在对权威的崇拜以及君权膜拜的小农意识思想下，毫无民主意识。更不用说让他们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去。虽然国会请愿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没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懂得使用民主权利。1910年梁启超还在说：“我国朝野上下，竟言宪政，亦既有年，而国中大多数人，实不解宪政为何物者也，其在官吏社会，盖梦梦更甚”。“能领略政治兴味之人，举国人中殆稀如星风”。
   总而言之，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经验证明，市民社会的成熟壮大是宪政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市民社会作为宪政的根基，与民主宪政和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培育了宪政文化，孕育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