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作业

        Evans的写作目的主要在于反对“新功利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起来的当权者的集合体，根据市场逻辑行事的官员利用公职进行寻租并实现对私人资本的排挤。Evans认为，国家理应被制度和独立的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经济进程发挥影响。并且，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非但不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反是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为了论证这些观点，Evans接续韦伯的比较历史传统，采用他称之为“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韩国、巴西、印度三个国家IT行业的发展史进行考察。
        Evans首先指出，除了对外战争和对内维持秩序以外，促进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新的重要职责，合法性压力赋予国家以发展经济的动机。另一方面，国家确实也可能通过自身的主动干预“建构相对优势”：通过提高本土生产部门利润率、建立与高附加值产业相联系的职业和社会结构从而营造有利发展的“多元共谋”（multinomial conspiracy），就可能实现向世界体系上流的晋升，从而依靠制度禀赋超越自然禀赋的限制。然而，通过国家干预重塑既有全球经济格局的努力是否真正得以实现，还取决于国家类型和具体的干预策略。
        Evans提出两个韦伯意义上的历史纯粹类型（historically ideal type）作为分析国家类型的参照坐标。其中一种极端类型是“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以对社会剩余（surplus）的大肆抽取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为其特征，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阻碍作用。掠夺型国家的典型例子是刚果民主革命前的Zaire共和国。坐标轴的另一端则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发展型国家通过增加投资激励和降低投资风险的手段在私人精英群体中培育企业家群体，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处于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则是“中间国家”（intermediate），它们只能在某些部门中或在某段时间内推动经济发展。
        Evans认为，国家类型的不同来源于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国家-社会关系（公共-私有部门联系）的不同。掠夺型国家缺乏韦伯意义上以绩效考核和职业阶梯为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体系。相反，其政治制度显示出明显的前现代家父长制（patrimonial）特征，国家机构被掌握在一小撮相互勾连的小群体手中，官员则任免取决于官员与领导层之间的私人关系。在这一情况下，缺乏组织晋升激励的底层官员只能遵从市场逻辑，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寻租行为，呈现出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特征。家父长制社会结构下的国家机构在面对社会时，会采取压制性手段通过削弱传统集体纽带，并组织国家层面的聚合利益群体（cohesive interest groups）的诞生，从而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解体。Evans将这种社会结构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组合称之为“离心型专制”（incoherent despotism）。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发展型国家则具有“嵌入型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特征。在社会结构方面，发展型国家具有高度筛选性的、基于绩效考核和长期职业回报的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系统。这一官僚系统同其中的非正式关系（如文化）一起，创造了官员的“委身”（commitment）和“合作凝聚感”（sense of corporate coherence）。这种委身和凝聚使得国家机构具有了一种相对的“自主性”，能够克服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而实现国家层次上的统一行动。在具有高度的“国家能力”的同时，发展型国家还在官僚机构和工业资本之间建立起具体的制度纽带，使得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可以就目标和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协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嵌入”关系使得国家与潜在工业精英的“联合企划”（joint projects）成为可能。
        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国家”在社会结构或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存在不足。中间型国家的官僚体制在职业晋升阶梯的制度化上具有缺陷，无法建立起合作凝聚感，因此国家能力有所不足。在这一情况下，他们往往又要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纽带的双重缺陷使得中间型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囿于特定部门或特定时期，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就会陷入庇护主义（clientelism）或者孤立自主（isolated autonomy）。社会纽带强而国家能力弱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官员无法实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超越而出现寻租行为。社会纽带弱而国家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既无想法（sources of intelligence）、也没办法去依赖去中心化的纯粹私人企业运作。
表一、国家的四种纯粹类型
        发展表现 科层水平 社会纽带
掠夺型国家 离心型专制 弱 弱
中间国家1 庇护主义 弱 强
中间国家2 孤立型自主 强 弱
发展型国家 嵌入型自主 强 强
        国家类型决定国家干预的潜能或动机，然而干预是否最终得以生效取决于国家所采取策略，或者说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可能扮演四种角色，“监护人”（custodian）国家将政策规制置于促进发展之先；“造物主”（demiurge）国家则对私人资本充满怀疑，建立国有企业参与“私人品”的市场交易；“接生妇”（midwifery）国家尝试孕育新生企业家群体，并引导现有群体投入高难度（challenging）商品的生产；“丈夫”（husbandry）型国家则“勾引”（cajole）并帮助私人企业家克服挑战。Evans认为，接生妇和丈夫型的混合策略将比监护人和造物主的混合策略更有效。
        总而言之，Evans认为（1）国家发展的结果既取决于国家结构的一般特性（国家类型）也取决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干预策略）。科层制非但不是经济发展的阻力，反而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2）在国家类型和干预策略合适的情况下，即使在传统上认为鲜有机会的IT行业，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后来居上。相对优势不是由自然禀赋天然决定的，而是可以被建构的。（3）有效的国家干预需要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重组。
        时至今日，Evans和Skocpol一起摇旗呐喊的“找回国家”已经没有当年石破天惊的冲击力，转而常规化为学科视角的选择之一。Evans的研究对我最大的启发毋宁是重新阐明了韦伯式的科层结构的关键作用。相对于笼统的“国家能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宏观结构因素来看，Evans提出的“科层化水平”是一个相对中观和可测量的概念，而且是连接微观、宏观的重要机制。个体通过高度理性化的科层制度实现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使得官员得以制定并实施超越个人利益制定长远的集体发展目标，实现“国家能力”的增强。脱离学术圈以外来看，Evans的提法对于理解当前的市场化争论亦有所助益。此外，抽调国家-社会关系这个帽子，Evans对于官员-工商业精英的强调，将其与官僚制程度并列成为决定国家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是对先前研究的有力补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Evans的历史比较研究很有趣也富有启发，他对于理性化科层制如何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中间机制，即官员群体的“委身”和“合作凝聚力”并没有做测量，而是停留于理论上的阐发。四年后的“韦伯主义国家”一文，也同样停留于证明理性官僚制到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为止。从“科层”到“绩效”的中间机制到底为何，还是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并且，也正如Evans所说，决定一个国家是发展型国家还是掠夺型国家的因素，他并没有涉及，相反赵老师（Zhao & Hall, 1996）的文章则更强调宏观因素“文化”、“地缘政治”、“民族主义”等，他们关注的是“自主性”（autonomy）是如何产生的。

参考文献：
Peter Evans.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1,3,4
Zhao, Dingxin, and John A. Hall. 1994. "State Power and Patterns of L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28: 211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