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學視野下的《山海經》新注
轉余友爲此書所撰的書評。原文鏈接：http://www.hinabook.com/article-325.html?member-orders.html
《漢書·藝文志》著録“《山海經》十三篇”，《隋書·經籍志》著録“《山海經》二十三卷”，下小字注明此書爲“郭璞注”。《隋志》又説《山海經》爲漢初蕭何所得，“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漢代劉歆曾校此書。至宋代《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皆著録《山海經》爲十八卷，今本《山海經》十八卷，至遲於宋代編《崇文總目》之前開始定型，而宋人尤袤又對此書進行過校定。其與《漢志》所録的十三篇本、《隋志》所録的二十三卷本之間的差異如何，已不得而知。今本《山海經》分爲《山經》五卷和《海經》十三卷兩部分，分别以諸山諸海爲點，描述各地風土，同時串聯起衆多神人怪物，可以增廣異聞。所以郭璞《注山海經叙》説：“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因《山海經》一書的性質，前人對其注釋並不多，綜二千年歷史，也不過就聊聊數部而已，且多爲清代著作。舉其著者，則主要有晋郭璞《山海經傳》、明楊慎《山海經補注》、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幾部，其中以郭璞注和郝懿行疏最爲著名。不過，前人的注釋，無非是明訓詁、校訛字，並在此基礎上考史證事而已。袁珂先生這部《山海經校注》則不同，它是新時期，現代學術意義下的新注。該書將《山海經》當作一部神話專著，從而在神話學的視野下進行校勘和注釋，這與古人舊注有著本質區别。該書於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受到學界廣泛重視和一致好評，並在海外如日本、法國等地都形成了廣泛影響。此後，又於1993年在巴蜀書社出版了增補修訂版，改正了出版中的一些錯誤。1991年，袁珂先生又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海經全譯》一書，其中又有一些新的見解。舊籍難覓，《山海經校注》早已脱銷，現在，後浪出版公司在袁珂先生作古十餘年後，又據袁珂先生遺稿出版了本書的最終修訂版，對前兩版中的一些錯誤有所勘正，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綜言之，本書優點有四：
一、立足在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
《山海經》一書，《漢書·藝文志》列入數術類形法家，因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隋書·經籍志》列入史部，“以備地理之記”。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皆列《山海經》於史部地理類，而《四庫總目》則列其於子部小説家類異聞之屬。
時勢變遷，學術推移。在現代學術體系下，一改傳統學術體系局限於經史子集四部的封閉格局，《山海經》被定性作一部神話專著。這較之傳統學術，有著本質的區别，也解决了許多舊注無法解决的問題。袁珂先生致力於神話學研究數十年，出版過多部神話學專著，這部《山海經校注》是他在神話學研究的豐厚積澱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其成就自然不可小覷。而這部立足於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將《山海經》納於神話範疇加以觀照，也解决了一些前人無法解决的問題。比如《山海經·西山經》中的“帝江”，袁珂先生以爲即是帝鴻，亦即黄帝。而《大荒東經》又説“帝俊生帝鴻”，很顯然二説矛盾。袁珂先生對此現象解釋道：“神話傳説之紛歧，每每如是，無足異也。”在神話傳説中，有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有交集而又歧見錯出，所以不能相互對照起來，以論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將這兩個帝鴻納入神話學視野下觀照，很自然地解决了二者相異的問題。又如，《海外西經》中的女祭、女戚，袁珂先生以爲“當是女巫祀神之圖像”。還如，對夏后啓神話的梳理，對“羿射十日”故事的分析，對諸神話中帝俊形象不能彌合所作出的解釋，對夸父神話中郭璞以玄理解釋神話的糾正，對鯀禹治水神話的辨析，皆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才可能産生的見解。而這個神話學視野，正是本書一個值得特别稱道之處。
此外，前賢對《山海經》所作的舊注，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是其中亦有缺點。比如，東晉人郭璞以玄理解《山海經》，後人則結合人事解釋《山海經》，從而對《山海經》中一些怪異的神話無法作出解釋；戰國以後，神話逐漸被歷史化，後人解《山海經》，常將神話或傳説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對應起來，這樣就經常會出現前後矛盾之處。袁珂先生對前賢的這些缺點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批評道：“古代學者於神話缺乏理解，恒以哲理玄談或人事現象釋之，宜每扞格而難通也。”又緣《山海經》“駱明生白馬”而發論曰：“犬馬既俱生物，則經所記者，自是神話，何可以歷史律之乎？以歷史釋神話，宜恒扞格而難通也。”
二、對《山海經》文本的精密校勘
清儒有言：“書非校不能讀也。”《山海經》一書，漢人劉歆嘗校之。後曆近兩千載，輾轉傳抄、手民誤刻在所難免，以致訛誤滿紙，影響研讀。袁珂先生在本書中，花了許多心力，對《山海經》一書作了精密的校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注重版本，常據宋本或精校本來校勘通行本中的訛誤。如，《西山經》中的“實爲帝江”，袁珂先生校曰：“宋本、毛扆本作實惟帝江，於義爲長。”這就校正了原文訛“惟”作“爲”的錯誤。
第二，采用他校法，據他書，特别是類書以校今本訛誤。《山海經》中的一些内容爲他書轉引，這是校勘此書必須要考慮到的。袁珂先生對此也比較關注，經常采用他書來校《山海經》文本，比如采用《文選》李善注、《文選》薛綜注、《史記正義》、《水經注》、《後漢書》劉昭注等等文獻來加以校勘。本書的校勘對類書特别重視，常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來校勘《山海經》文本。
第三，據注釋以校正文。本來，注釋是對正文文本的解釋，也就可以與正文相對應。若注釋與正文不符，有的時候可能是正文有誤。特别是正文文本有爭議的地方，注語在校勘中的價值就尤其能得到體現。據注釋以校勘正文的錯訛之法爲清儒所常用，他們用此法校出了不少前人未曾發現的錯誤。郭璞對《山海經》所作的注，正可以作爲校勘《山海經》文本的資料。袁珂先生在《山海經校注》的校勘中，對郭璞注有著充分利用，比如，《海外西經》“先入伐帝，于此取之”，王念孫已經指出，《太平御覽》所引一作“先人代帝，於此取衣”，一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袁珂先生校曰：“據郭注，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是也。孫星衍校亦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如此始與郭注相應。”此校可從。
第四，對前人校勘廣泛采擇，並加以疏釋、補證或訂正。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對前人，如郭璞、毛扆、黄丕烈和周叔弢、何焯、王念孫、畢沅、孫星衍、郝懿行等人的校勘成果盡可能吸收，擇其善者而從，這就盡最大可能保證了此書更加符合原書舊貌。不寧唯是，前人校勘記中一些不太容易被今人理解地方，袁珂先生則加以疏釋；而若前人校勘記略有不足，袁珂先生則加以訂正。比如，《南山經》中的“發爽之山”，郭璞説“爽”字“或作“ ”。袁珂先生校曰：“吴任臣本、《百子全書》本、宏道堂本 均作喪； 同喪，見《廣韵》。” 、喪（喪）本同字，是隸定時産生的異體。袁珂先生補充了其他版本的異文，並引《廣韵》之説，這就彌合了二者之間的差異。有些地方，前人提出了校勘的意見，袁珂先生再爲之提供補充的證據，比如《西山經》的長留之山，郝懿行以爲“長留或作長流”，因爲《顔氏家訓》和《帝王世紀》中有長流之山，而留、流字通。袁珂先生據《太平御覽》卷三八八引作“長流之山”，爲郝説提供補證。至於訂正前人之校，如運用甲金文材料，對《海外西經》中“形天”王念孫校的訂正，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當作“刑天”，而“形夭”亦可通，惟“形天”、“刑夭”不可通。此可備一説。
第五，對於前人未校出的地方加以校勘，而對一些無法判斷的地方，則不輕易下斷語。如，《西山經》：“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此處前人無有校語，而袁珂先生校曰：“經文崇吾之山上當脱自字。”此校甚是。本書前文“凡䧿山之首”、“凡《南次二經》之首”、“凡《南次三經》之首”、“凡《西經》之首”、“凡《西次二經》之首”，後文“凡《西次四經》之首”、“凡《北山經》之首”等等，下都言自某山至某山，唯獨此處無“自”字，很明顯是脱去此字。還如，《北山經》中“東流於濁漳之水”，袁珂先生校曰：“經文東流下疑脱注字。”亦有本經自證，其説可成定讞。有一些地方，他書有異文，但是無從判别他書異文與今本之間的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則謹慎其事，僅出校語，不加判别。比如，《西山經》“其中多藻玉”，袁珂先生説：“《初學記》及《御覽》引此經多藻玉並作有藻玉。”
三、對《山海經》的準確訓詁
凡治舊學，其途有二：一爲校勘，二爲訓詁。此書名曰校注，故通訓詁亦與校文字一樣，爲袁珂先生的重要關注點。袁珂先生對《山海經》中一些難以理解的詞語及神話故事加以訓解，對前人的注釋加以疏通，更便於今人的理解。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廣泛采擇前人注釋，擇善而從。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對前人，如郭璞、楊慎、王崇慶、吴任臣、汪紱、郝懿行、王念孫、吴承志等注釋《山海經》的訓詁成果精加采擇。不僅如此，凡與神話有涉的文獻，袁珂先生均儘量采用，以豐富其注釋，如《逸周書》及孔晁注、《楚辭》及王逸注、《淮南子》及高誘注、《説苑》、《論衡》、《風俗通義》、《搜神記》，甚至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之類，皆爲袁珂先生所用。
第二，對前人注釋加以申述、疏通。如，《西山經》之“平圃”，郭璞注曰：“即玄圃也。”袁珂先生申述郭璞之説曰：“玄圃，《穆天子傳》、《淮南子·墬形篇》作縣圃，玄、縣聲同，古字通用。”此説甚是，正可爲郭璞説作證。玄、縣古字通假，可參高亨先生《古字通假會典》“玄與縣”條。
第三，提出自己新穎而獨特的見解。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所作的訓詁可謂是新見迭出，比如，袁珂先生提出：“《山海經》所載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海外東經》‘帝令竪亥’之‘帝’指禹而外，餘均指黄帝。”這個解釋可從。實際上，這些解釋還附帶揭示出《山海經》並非一時一地之作，其文獻來源具有不同的歷史層次。
第四，能將本書前後文内容互相照應。有些動物、人物或地名不止一次出現在《山海經》中，袁珂先生在訓詁時能前後兼顧，加以對照。比如，對《西山經》鹿台之山中白豪的解釋，袁珂先生説：“豪即豪彘，已見上文竹山。”又如，對《大荒西經》中祝融的解釋，袁珂先生説：“據《海内經》，祝融乃炎帝之裔，據此經則又爲黄帝之裔（此經祝融爲顓頊孫，《海内經》顓頊爲黄帝曾孫，故云），亦傳聞不同而各異其辭也。”按理祝融一人不可能既是炎帝的後裔，又是黄帝的後裔。袁珂先生從神話學的常識出發，作出的解釋彌合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之處，同時也揭示出今本《山海經》中有些内容可能還有來自不同的神話系統。
四、對前兩版《山海經校注》錯誤的修正
《山海經校注》的前兩版存在一些小問題，特别是引用《山海經箋疏》的文字，没有做好校對工作。據本書編輯透露，本次出版的最終修訂本通過校對《山海經箋疏》，改正了巴蜀書社本訛文、脱文、衍文之類的錯誤數十條。比如《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以之作刀”，巴蜀書社本作“以之作刃”；《中山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巴蜀書社本脱去“北望河曲”四字；郭璞《注山海經叙》“陰鼠生於炎山”，正與上句“陽火出於冰水”對仗，而巴蜀書社本却訛作“除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雖爲細事，但終究影響閲讀。校對工作頗爲瑣碎，而這也正是編輯盡心盡力之體現。
袁珂先生黽勉其事，集數十年功力以校注《山海經》，其成就早爲學術界公認。此書又經過作者本人的修訂和出版社精密校對，更是精益求精。然而百密一疏，其間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存在誤校和誤訓的地方，這裏也貢獻出來，以供學界參考。誤校之處，如，《南山經》“食之已痔”，袁珂先生校曰：“《太平御覽》引此經已痔作爲痔，並引郭注云，爲，治也。”此校非是。其一，在《山海經》中，《西山經》中亦有“食之已痔”，《中山經》中有“食之已痔衕”；其二，《山海經》中食之已病之詞習見，如食之“已心痛”、“已聾”、“已疥”、“已癘”、“已癭”、“已癉”、“已疣”、“已腹痛”、“已嘔”、“已白癬”、“已癙”、“已痤”、“已風”、“已瘧”、“已腫”、“已疽”等；其三，雖然爲可訓治，但“爲痔”指治痔顯然不大恰當，這個詞更可能指生痔瘡。誤訓之處，如，《西山經》之“嬰以百珪百璧”，袁珂先生先引郭璞注曰：“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並下案語道：“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云，嬰系以玉祀神之專稱，其説近是，可供參考。”其實，江紹原説不確，此嬰非某種祭祀之專稱。《説文》：“嬰，頸飾也。”可活用爲動詞，指繫於頸項，如《荀子·富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楊倞注：“嬰，繫於頸也。”正是其義。繫於頸，又可引申爲纏繞，正與郭璞注合。郭璞注所説的“祭”，是嬰在此處的語用義，非其字面義。
毋庸諱言，我們的學術研究一度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在我們的神話學研究領域亦是如此，沈雁冰先生、袁珂先生等著名學者皆不能例外。這種情况在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裏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此外，現在已經新出土有許多材料，特别是楚地文獻，其間所反映出的先民的自然觀、宇宙觀等信息，這些材料以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的整合研究，對先秦兩漢時期神話學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拓寬和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説，袁珂先生的這部《山海經校注》亦並非盡善盡美，《山海經》的校注工作還有繼續進行下去的必要。當然，儘管袁珂先生這部最終修訂版的《山海經校注》仍略有缺憾，但是瑕不掩瑜，這並不至於影響到本書的學術價值和袁珂先生在神話學上的成就。而從某種意義上説，袁珂先生可謂是《山海經》之功臣！重視本土的學術話語系統，致力於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學術研究體系，這是我們現在學術研究的大勢，也是我們這輩學者的使命。學術研究，必須要立足文獻本身，特别是傳世文獻本身，因此，我們要奮力前行，繼承袁珂先生的學術精髓，回到文獻本身，對《山海經》作更深入的研究，這樣才可能在前賢的基礎上有所超越、有所開拓。
《漢書·藝文志》著録“《山海經》十三篇”，《隋書·經籍志》著録“《山海經》二十三卷”，下小字注明此書爲“郭璞注”。《隋志》又説《山海經》爲漢初蕭何所得，“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漢代劉歆曾校此書。至宋代《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皆著録《山海經》爲十八卷，今本《山海經》十八卷，至遲於宋代編《崇文總目》之前開始定型，而宋人尤袤又對此書進行過校定。其與《漢志》所録的十三篇本、《隋志》所録的二十三卷本之間的差異如何，已不得而知。今本《山海經》分爲《山經》五卷和《海經》十三卷兩部分，分别以諸山諸海爲點，描述各地風土，同時串聯起衆多神人怪物，可以增廣異聞。所以郭璞《注山海經叙》説：“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因《山海經》一書的性質，前人對其注釋並不多，綜二千年歷史，也不過就聊聊數部而已，且多爲清代著作。舉其著者，則主要有晋郭璞《山海經傳》、明楊慎《山海經補注》、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等幾部，其中以郭璞注和郝懿行疏最爲著名。不過，前人的注釋，無非是明訓詁、校訛字，並在此基礎上考史證事而已。袁珂先生這部《山海經校注》則不同，它是新時期，現代學術意義下的新注。該書將《山海經》當作一部神話專著，從而在神話學的視野下進行校勘和注釋，這與古人舊注有著本質區别。該書於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受到學界廣泛重視和一致好評，並在海外如日本、法國等地都形成了廣泛影響。此後，又於1993年在巴蜀書社出版了增補修訂版，改正了出版中的一些錯誤。1991年，袁珂先生又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海經全譯》一書，其中又有一些新的見解。舊籍難覓，《山海經校注》早已脱銷，現在，後浪出版公司在袁珂先生作古十餘年後，又據袁珂先生遺稿出版了本書的最終修訂版，對前兩版中的一些錯誤有所勘正，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綜言之，本書優點有四：
一、立足在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
《山海經》一書，《漢書·藝文志》列入數術類形法家，因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隋書·經籍志》列入史部，“以備地理之記”。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皆列《山海經》於史部地理類，而《四庫總目》則列其於子部小説家類異聞之屬。
時勢變遷，學術推移。在現代學術體系下，一改傳統學術體系局限於經史子集四部的封閉格局，《山海經》被定性作一部神話專著。這較之傳統學術，有著本質的區别，也解决了許多舊注無法解决的問題。袁珂先生致力於神話學研究數十年，出版過多部神話學專著，這部《山海經校注》是他在神話學研究的豐厚積澱基礎上撰寫而成的，其成就自然不可小覷。而這部立足於神話學視野下的校注，將《山海經》納於神話範疇加以觀照，也解决了一些前人無法解决的問題。比如《山海經·西山經》中的“帝江”，袁珂先生以爲即是帝鴻，亦即黄帝。而《大荒東經》又説“帝俊生帝鴻”，很顯然二説矛盾。袁珂先生對此現象解釋道：“神話傳説之紛歧，每每如是，無足異也。”在神話傳説中，有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有交集而又歧見錯出，所以不能相互對照起來，以論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將這兩個帝鴻納入神話學視野下觀照，很自然地解决了二者相異的問題。又如，《海外西經》中的女祭、女戚，袁珂先生以爲“當是女巫祀神之圖像”。還如，對夏后啓神話的梳理，對“羿射十日”故事的分析，對諸神話中帝俊形象不能彌合所作出的解釋，對夸父神話中郭璞以玄理解釋神話的糾正，對鯀禹治水神話的辨析，皆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才可能産生的見解。而這個神話學視野，正是本書一個值得特别稱道之處。
此外，前賢對《山海經》所作的舊注，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是其中亦有缺點。比如，東晉人郭璞以玄理解《山海經》，後人則結合人事解釋《山海經》，從而對《山海經》中一些怪異的神話無法作出解釋；戰國以後，神話逐漸被歷史化，後人解《山海經》，常將神話或傳説中的人物與歷史人物對應起來，這樣就經常會出現前後矛盾之處。袁珂先生對前賢的這些缺點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批評道：“古代學者於神話缺乏理解，恒以哲理玄談或人事現象釋之，宜每扞格而難通也。”又緣《山海經》“駱明生白馬”而發論曰：“犬馬既俱生物，則經所記者，自是神話，何可以歷史律之乎？以歷史釋神話，宜恒扞格而難通也。”
二、對《山海經》文本的精密校勘
清儒有言：“書非校不能讀也。”《山海經》一書，漢人劉歆嘗校之。後曆近兩千載，輾轉傳抄、手民誤刻在所難免，以致訛誤滿紙，影響研讀。袁珂先生在本書中，花了許多心力，對《山海經》一書作了精密的校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注重版本，常據宋本或精校本來校勘通行本中的訛誤。如，《西山經》中的“實爲帝江”，袁珂先生校曰：“宋本、毛扆本作實惟帝江，於義爲長。”這就校正了原文訛“惟”作“爲”的錯誤。
第二，采用他校法，據他書，特别是類書以校今本訛誤。《山海經》中的一些内容爲他書轉引，這是校勘此書必須要考慮到的。袁珂先生對此也比較關注，經常采用他書來校《山海經》文本，比如采用《文選》李善注、《文選》薛綜注、《史記正義》、《水經注》、《後漢書》劉昭注等等文獻來加以校勘。本書的校勘對類書特别重視，常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來校勘《山海經》文本。
第三，據注釋以校正文。本來，注釋是對正文文本的解釋，也就可以與正文相對應。若注釋與正文不符，有的時候可能是正文有誤。特别是正文文本有爭議的地方，注語在校勘中的價值就尤其能得到體現。據注釋以校勘正文的錯訛之法爲清儒所常用，他們用此法校出了不少前人未曾發現的錯誤。郭璞對《山海經》所作的注，正可以作爲校勘《山海經》文本的資料。袁珂先生在《山海經校注》的校勘中，對郭璞注有著充分利用，比如，《海外西經》“先入伐帝，于此取之”，王念孫已經指出，《太平御覽》所引一作“先人代帝，於此取衣”，一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袁珂先生校曰：“據郭注，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是也。孫星衍校亦作‘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如此始與郭注相應。”此校可從。
第四，對前人校勘廣泛采擇，並加以疏釋、補證或訂正。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對前人，如郭璞、毛扆、黄丕烈和周叔弢、何焯、王念孫、畢沅、孫星衍、郝懿行等人的校勘成果盡可能吸收，擇其善者而從，這就盡最大可能保證了此書更加符合原書舊貌。不寧唯是，前人校勘記中一些不太容易被今人理解地方，袁珂先生則加以疏釋；而若前人校勘記略有不足，袁珂先生則加以訂正。比如，《南山經》中的“發爽之山”，郭璞説“爽”字“或作“ ”。袁珂先生校曰：“吴任臣本、《百子全書》本、宏道堂本 均作喪； 同喪，見《廣韵》。” 、喪（喪）本同字，是隸定時産生的異體。袁珂先生補充了其他版本的異文，並引《廣韵》之説，這就彌合了二者之間的差異。有些地方，前人提出了校勘的意見，袁珂先生再爲之提供補充的證據，比如《西山經》的長留之山，郝懿行以爲“長留或作長流”，因爲《顔氏家訓》和《帝王世紀》中有長流之山，而留、流字通。袁珂先生據《太平御覽》卷三八八引作“長流之山”，爲郝説提供補證。至於訂正前人之校，如運用甲金文材料，對《海外西經》中“形天”王念孫校的訂正，並提出自己的看法：當作“刑天”，而“形夭”亦可通，惟“形天”、“刑夭”不可通。此可備一説。
第五，對於前人未校出的地方加以校勘，而對一些無法判斷的地方，則不輕易下斷語。如，《西山經》：“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此處前人無有校語，而袁珂先生校曰：“經文崇吾之山上當脱自字。”此校甚是。本書前文“凡䧿山之首”、“凡《南次二經》之首”、“凡《南次三經》之首”、“凡《西經》之首”、“凡《西次二經》之首”，後文“凡《西次四經》之首”、“凡《北山經》之首”等等，下都言自某山至某山，唯獨此處無“自”字，很明顯是脱去此字。還如，《北山經》中“東流於濁漳之水”，袁珂先生校曰：“經文東流下疑脱注字。”亦有本經自證，其説可成定讞。有一些地方，他書有異文，但是無從判别他書異文與今本之間的是非對錯，袁珂先生則謹慎其事，僅出校語，不加判别。比如，《西山經》“其中多藻玉”，袁珂先生説：“《初學記》及《御覽》引此經多藻玉並作有藻玉。”
三、對《山海經》的準確訓詁
凡治舊學，其途有二：一爲校勘，二爲訓詁。此書名曰校注，故通訓詁亦與校文字一樣，爲袁珂先生的重要關注點。袁珂先生對《山海經》中一些難以理解的詞語及神話故事加以訓解，對前人的注釋加以疏通，更便於今人的理解。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廣泛采擇前人注釋，擇善而從。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對前人，如郭璞、楊慎、王崇慶、吴任臣、汪紱、郝懿行、王念孫、吴承志等注釋《山海經》的訓詁成果精加采擇。不僅如此，凡與神話有涉的文獻，袁珂先生均儘量采用，以豐富其注釋，如《逸周書》及孔晁注、《楚辭》及王逸注、《淮南子》及高誘注、《説苑》、《論衡》、《風俗通義》、《搜神記》，甚至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之類，皆爲袁珂先生所用。
第二，對前人注釋加以申述、疏通。如，《西山經》之“平圃”，郭璞注曰：“即玄圃也。”袁珂先生申述郭璞之説曰：“玄圃，《穆天子傳》、《淮南子·墬形篇》作縣圃，玄、縣聲同，古字通用。”此説甚是，正可爲郭璞説作證。玄、縣古字通假，可參高亨先生《古字通假會典》“玄與縣”條。
第三，提出自己新穎而獨特的見解。在《山海經校注》中，袁珂先生所作的訓詁可謂是新見迭出，比如，袁珂先生提出：“《山海經》所載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海外東經》‘帝令竪亥’之‘帝’指禹而外，餘均指黄帝。”這個解釋可從。實際上，這些解釋還附帶揭示出《山海經》並非一時一地之作，其文獻來源具有不同的歷史層次。
第四，能將本書前後文内容互相照應。有些動物、人物或地名不止一次出現在《山海經》中，袁珂先生在訓詁時能前後兼顧，加以對照。比如，對《西山經》鹿台之山中白豪的解釋，袁珂先生説：“豪即豪彘，已見上文竹山。”又如，對《大荒西經》中祝融的解釋，袁珂先生説：“據《海内經》，祝融乃炎帝之裔，據此經則又爲黄帝之裔（此經祝融爲顓頊孫，《海内經》顓頊爲黄帝曾孫，故云），亦傳聞不同而各異其辭也。”按理祝融一人不可能既是炎帝的後裔，又是黄帝的後裔。袁珂先生從神話學的常識出發，作出的解釋彌合了二者之間的矛盾之處，同時也揭示出今本《山海經》中有些内容可能還有來自不同的神話系統。
四、對前兩版《山海經校注》錯誤的修正
《山海經校注》的前兩版存在一些小問題，特别是引用《山海經箋疏》的文字，没有做好校對工作。據本書編輯透露，本次出版的最終修訂本通過校對《山海經箋疏》，改正了巴蜀書社本訛文、脱文、衍文之類的錯誤數十條。比如《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以之作刀”，巴蜀書社本作“以之作刃”；《中山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巴蜀書社本脱去“北望河曲”四字；郭璞《注山海經叙》“陰鼠生於炎山”，正與上句“陽火出於冰水”對仗，而巴蜀書社本却訛作“除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雖爲細事，但終究影響閲讀。校對工作頗爲瑣碎，而這也正是編輯盡心盡力之體現。
袁珂先生黽勉其事，集數十年功力以校注《山海經》，其成就早爲學術界公認。此書又經過作者本人的修訂和出版社精密校對，更是精益求精。然而百密一疏，其間亦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存在誤校和誤訓的地方，這裏也貢獻出來，以供學界參考。誤校之處，如，《南山經》“食之已痔”，袁珂先生校曰：“《太平御覽》引此經已痔作爲痔，並引郭注云，爲，治也。”此校非是。其一，在《山海經》中，《西山經》中亦有“食之已痔”，《中山經》中有“食之已痔衕”；其二，《山海經》中食之已病之詞習見，如食之“已心痛”、“已聾”、“已疥”、“已癘”、“已癭”、“已癉”、“已疣”、“已腹痛”、“已嘔”、“已白癬”、“已癙”、“已痤”、“已風”、“已瘧”、“已腫”、“已疽”等；其三，雖然爲可訓治，但“爲痔”指治痔顯然不大恰當，這個詞更可能指生痔瘡。誤訓之處，如，《西山經》之“嬰以百珪百璧”，袁珂先生先引郭璞注曰：“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並下案語道：“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第一章注[一〇]云，嬰系以玉祀神之專稱，其説近是，可供參考。”其實，江紹原説不確，此嬰非某種祭祀之專稱。《説文》：“嬰，頸飾也。”可活用爲動詞，指繫於頸項，如《荀子·富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楊倞注：“嬰，繫於頸也。”正是其義。繫於頸，又可引申爲纏繞，正與郭璞注合。郭璞注所説的“祭”，是嬰在此處的語用義，非其字面義。
毋庸諱言，我們的學術研究一度受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在我們的神話學研究領域亦是如此，沈雁冰先生、袁珂先生等著名學者皆不能例外。這種情况在袁珂先生《山海經校注》裏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此外，現在已經新出土有許多材料，特别是楚地文獻，其間所反映出的先民的自然觀、宇宙觀等信息，這些材料以及《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文獻的整合研究，對先秦兩漢時期神話學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拓寬和補充。在這個意義上説，袁珂先生的這部《山海經校注》亦並非盡善盡美，《山海經》的校注工作還有繼續進行下去的必要。當然，儘管袁珂先生這部最終修訂版的《山海經校注》仍略有缺憾，但是瑕不掩瑜，這並不至於影響到本書的學術價值和袁珂先生在神話學上的成就。而從某種意義上説，袁珂先生可謂是《山海經》之功臣！重視本土的學術話語系統，致力於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學術研究體系，這是我們現在學術研究的大勢，也是我們這輩學者的使命。學術研究，必須要立足文獻本身，特别是傳世文獻本身，因此，我們要奮力前行，繼承袁珂先生的學術精髓，回到文獻本身，對《山海經》作更深入的研究，這樣才可能在前賢的基礎上有所超越、有所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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