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读书报告
当然，在中学时代，我是没有听说过“顾颉刚”这个名字的。当国庆节假期我翻看他所著的《古史辨自序》的时候，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位上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旗手身上新文化运动大家的特有风范。他不是板着脸的古旧先生，他的文字是那么地清新自然，也缓解了我看此文时的头晕症状。下面，谨让我来陈述一下读完此文后的一点想法吧。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省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古史辨》，1926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体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崛起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展示了“古史辨派”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让我们现在再倒过来看本文的全文结构吧。本文依据时间顺序，我以为，可大致分为三段：18—35页为第一段，35—73页为第二段，73—118页为第三段。
第一段讲述的是顾颉刚先生在进北大读书前的经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幼年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经传统的教育；后来又进入了新式小学，接受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使他产生了怀疑精神的萌芽；再后来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历了清廷“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思想风潮；最后在党派中几年的工作，这一切都为他后来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做好了准备。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的成功是与他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潮的互动是分不开的。除下文所述，他在北大豫科看戏时悟出古史也如戏曲般有所扬弃，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辩证的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术名流的思想影响。首先是章太炎先生古文经学的影响，后来是康梁新学的影响，再后来胡适先生实证主义与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接着，在上述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着手进行歌谣搜集的工作，从而更坚定了他历史故事演变的观点。同时，受清代崔述与近人钱玄同的影响，他开始进行著述考的工作，考证《红楼梦》。最后，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机制性而非事实性地打破了上古史。当然，有破就有立，他试图从三个方面重构上古史。首先，受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思想的影响，他开始重视考古学；其次，进行辨证伪古学的工作；再次，进行民俗学的工作，剔除掉圣王化的历史。
第三段是全文最次要的部分，叙述了顾颉刚先生本人自述其成功的原因及现在遇到的困难。
纵观全文，我以为，顾颉刚先生最主要的还是表达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当然，本文作为《古史辨》一书的自序，为全书提纲挈领，这是显而易见的。顾颉刚先生认为，
“故事是会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作者的豫期，常常在始则欲其危险，至终则欲其美满；所以实在的事情虽并没有这样的危险，而终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叹，但这件事成为故事的时候就会从无可挽回的危险中得到天外飞来的幸运了。危险和幸运是由得人想象的，所以故事的节目会得各各不同。这是一桩；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
这与他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的东周史……”是相互呼应的。总的来说，无论用哪种方式来表达，说的还是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的观点。
当然，顾颉刚先生敢于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顾颉刚先生受到胡适先生“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他的设想都是有逻辑依据的。这一切还都要从他考进北大豫科后看戏的经过讲起。
顾颉刚先生是如何推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的呢？当然，顾颉刚先生所讨论的古史的可信性，也不是他首开先河的，以前也有人质疑过，例如清代的著述考家崔述就提出过要注意史料甄别，也提出过质疑，只不过是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当然，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与前人相比，提出了革命性的理念，从逻辑上机制性地根本打破了上古史，使上古史的大厦轰然倒塌，而不像前朝著述考或清末辨伪学一般只注重史料甄别，力图事实性地打破。
另外，顾颉刚先生这种过火的举动，也引起了当时人激烈的争议。支持他的胡适先生，甚至提出“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做起”；而鲁迅先生却指责他说“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从论证方面来讲，顾颉刚先生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以往的古史记载。这当然是革命性的，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当然，他的这种论证也存在着缺陷：他的论证，只限于文献材料，未引用考古材料，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还缺其一。对于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后来他开始注意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是由于当时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还未起步，考古材料缺乏所导致的。这直到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对安阳的研究之后才有所改观。
顾颉刚先生为什么能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呢？当然，这个观点的提出，除了顾颉刚先生个人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术大家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顾颉刚先生的成功，与其说是其个人学术经历的影响，不如说是当时整个学术思潮的互动。当然，这是与上世纪10年代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纵观全文，顾颉刚先生的成功正如他本人在文中所言是时势、个性与境遇相结合的结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来讲，也即是所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然，如此惊世巨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存在着它自身的缺陷。除上文所述论证方面的不足外，还有受到胡适先生过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兰克学派科学主义的影响，片面地对古史进行一概否定。当然，这也是收到新文化运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的。此外，从文学的角度上讲，作为一篇自序，文章也显得过于冗长，顾颉刚先生也在文中提到了其妻子对此提出了意见。
显然，顾颉刚先生也认识到了它的不足，于是才有他说，
“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来说，他认识到了所谓的“发展的曲折性”。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古史辨自序》仍不失为一篇惊世巨著。它运用革命性的批判性思维，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史的认知，为中国古史学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材料的发现对历史认识有巨大作用”。我们要学习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派”，勇于有怀疑精神。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省吴县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古史辨》，1926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体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崛起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展示了“古史辨派”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让我们现在再倒过来看本文的全文结构吧。本文依据时间顺序，我以为，可大致分为三段：18—35页为第一段，35—73页为第二段，73—118页为第三段。
第一段讲述的是顾颉刚先生在进北大读书前的经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幼年进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经传统的教育；后来又进入了新式小学，接受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使他产生了怀疑精神的萌芽；再后来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历了清廷“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思想风潮；最后在党派中几年的工作，这一切都为他后来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做好了准备。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的成功是与他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潮的互动是分不开的。除下文所述，他在北大豫科看戏时悟出古史也如戏曲般有所扬弃，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辩证的否定”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术名流的思想影响。首先是章太炎先生古文经学的影响，后来是康梁新学的影响，再后来胡适先生实证主义与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接着，在上述先生的影响下，他开始着手进行歌谣搜集的工作，从而更坚定了他历史故事演变的观点。同时，受清代崔述与近人钱玄同的影响，他开始进行著述考的工作，考证《红楼梦》。最后，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机制性而非事实性地打破了上古史。当然，有破就有立，他试图从三个方面重构上古史。首先，受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思想的影响，他开始重视考古学；其次，进行辨证伪古学的工作；再次，进行民俗学的工作，剔除掉圣王化的历史。
第三段是全文最次要的部分，叙述了顾颉刚先生本人自述其成功的原因及现在遇到的困难。
纵观全文，我以为，顾颉刚先生最主要的还是表达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当然，本文作为《古史辨》一书的自序，为全书提纲挈领，这是显而易见的。顾颉刚先生认为，
“故事是会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推原编戏的人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豫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作者的豫期，常常在始则欲其危险，至终则欲其美满；所以实在的事情虽并没有这样的危险，而终使人有‘不如意事什八九’的感叹，但这件事成为故事的时候就会从无可挽回的危险中得到天外飞来的幸运了。危险和幸运是由得人想象的，所以故事的节目会得各各不同。这是一桩；其余无意的讹变，形式的限制，点缀的过分，来历的异统，都是可以详细研究的。”
这与他的学术观点“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的东周史……”是相互呼应的。总的来说，无论用哪种方式来表达，说的还是顾颉刚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的观点。
当然，顾颉刚先生敢于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顾颉刚先生受到胡适先生“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他的设想都是有逻辑依据的。这一切还都要从他考进北大豫科后看戏的经过讲起。
顾颉刚先生是如何推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观点的呢？当然，顾颉刚先生所讨论的古史的可信性，也不是他首开先河的，以前也有人质疑过，例如清代的著述考家崔述就提出过要注意史料甄别，也提出过质疑，只不过是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当然，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他与前人相比，提出了革命性的理念，从逻辑上机制性地根本打破了上古史，使上古史的大厦轰然倒塌，而不像前朝著述考或清末辨伪学一般只注重史料甄别，力图事实性地打破。
另外，顾颉刚先生这种过火的举动，也引起了当时人激烈的争议。支持他的胡适先生，甚至提出“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做起”；而鲁迅先生却指责他说“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从论证方面来讲，顾颉刚先生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以往的古史记载。这当然是革命性的，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当然，他的这种论证也存在着缺陷：他的论证，只限于文献材料，未引用考古材料，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还缺其一。对于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后来他开始注意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这是由于当时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还未起步，考古材料缺乏所导致的。这直到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对安阳的研究之后才有所改观。
顾颉刚先生为什么能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呢？当然，这个观点的提出，除了顾颉刚先生个人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术大家的影响。也可以这样说，顾颉刚先生的成功，与其说是其个人学术经历的影响，不如说是当时整个学术思潮的互动。当然，这是与上世纪10年代开展的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纵观全文，顾颉刚先生的成功正如他本人在文中所言是时势、个性与境遇相结合的结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来讲，也即是所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然，如此惊世巨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存在着它自身的缺陷。除上文所述论证方面的不足外，还有受到胡适先生过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兰克学派科学主义的影响，片面地对古史进行一概否定。当然，这也是收到新文化运动的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的。此外，从文学的角度上讲，作为一篇自序，文章也显得过于冗长，顾颉刚先生也在文中提到了其妻子对此提出了意见。
显然，顾颉刚先生也认识到了它的不足，于是才有他说，
“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来说，他认识到了所谓的“发展的曲折性”。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古史辨自序》仍不失为一篇惊世巨著。它运用革命性的批判性思维，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史的认知，为中国古史学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新材料的发现对历史认识有巨大作用”。我们要学习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派”，勇于有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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