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的儒家新烏托邦主義者
台灣的朋友離開新加坡前贈予的一本書，也是我讀過的第二本關於李光耀的書。藉此新加坡國父逝世前後（李光耀於2015年3月23日在新加坡中央醫院去世，享年91歲），拾起來這本書，利用平日零散的時間，把它讀完。
這本書的作者Tom Plate早年是一名美國記者，寫過不少新聞報道以及專欄文章。兩年前，他曾經來過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當時發表了一場主題為“In the Middle of the Future: Tom Plate on Asia”的公開演講，與學院師生互動交流了一次。那是第一次聽說作者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見到這個滿頭花白卻神采奕奕的新聞界前輩。
彼時，還不知道他早在幾年前，給八十六歲的李光耀做過兩天的專訪，并把訪談的內容編輯成了這樣一本書。Tom Plate用對話的形式，呈現出一個“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這個“你”，不僅是指那些西方的政客、學者、媒體人，甚至也包括李光耀治下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其實大家印象中拼湊的李光耀，多數是道聽途說罷了，多少外人能有機會跟他坐下來聊聊呢。
Tom Plate在採訪的過程中，盡量把自己與採訪對象放得平衡，這在面對一位著名政治人物或者說一個鐵腕強人的時刻，尤其不容易。
既不神化，也不抹黑，用雙方探討問題的方式，來窺測這樣一個政治強人的內心，以求達到真實探究他的性格、思想，甚至捕捉他不希望為外界了解的蛛絲馬跡。
不知道Tom Plate是否也相信“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不然，他怎麼會用“李光耀是狐狸？還是刺猬？”來作為書名呢？這是界定和分析人物性格的比較典型的兩種動物，“狐狸懂很多事，有各種不同的生存技巧；刺猬只懂得一件事，但是牠所懂的，確實關係到自己和其他動物生存的關鍵。” 這是牛津大學教授Isaiah Berlin曾經對歷史偉人的歸類，借用希臘寓言故事，把政治人物區分為狐狸型和刺猬型。
通過兩天的訪談，Tom Plate得出的結論是，李光耀是一名睿智的老狐狸，而他治理的新加坡則是一個刺猬型國家，他把李光耀概括為“務實的儒家烏托邦主義者”。
連李光耀自己都從不否認，他很功利，他只對可以行得通的感興趣。而他治理的城邦國家，也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他的理念——務實。他在面臨困境、重大問題或者各種矛盾時，如果發現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案無效，就會檢視還有那些替代選擇。然後選擇一個成功率比較高的方案，一旦失敗，也還有其他出路。
在他的務實理念下，新加坡的確從一個被馬來西亞拋棄的小漁村，發展成為經濟發達、社會安定、整潔乾淨的國際化大都市。他的鐵腕治理（法制嚴酷、新聞與言論相對不自由），雖然飽受爭議和國際批評，但西方媒體似乎也真的無可奈何，因為敢出來“惹事”的媒體，都曾經一度被李光耀告上法庭。學法律出身的李光耀，自始至終都沒在自己的地盤上畏懼過媒體，且在數次交鋒的過程中，老李保持著不敗的戰績。這絕對是很多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想做都做不到的。
西方媒體認為他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治理方式實際上是獨裁統治，李光耀不承認，不過他也對民主社會的那一套方法不屑一顧。在他眼裡，不是一人一票就代表絕對的公平，相反，民主的形式如果過頭，反而會給社會進步帶來反作用力，阻礙一些真正好政策的實施。
對李光耀，多數新加坡人奉若神靈，他們真是發自肺腑地敬仰和愛戴老李。感謝因為有他，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感謝他把新加坡這個“小紅點”帶到了世界版圖，至今都為東南亞國家最為不可忽視的成員。
在國葬期間，成千上萬的新加坡民眾不惜徹夜排長隊，為了到國會送別國父最後一程。這一段路，有的要排隊排8-10個小時，烈日高照或瓢潑大雨，不為所動，新加坡人的耐性，在此期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因為身在新加坡讀書工作，在這樣的環境里，會不可避免地了解到有關這位建國並且執政長達三十一年的總理的事跡和印記。其中，最長被人提起的就是有關新加坡的建國。關於1965年，新加坡被迫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成為獨立主權國家。新加坡的媒體最愛引用當時的歷史資料，展現在沒有資源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國父李光耀是如何含淚創造新加坡的歷史的。
李光耀為數不多的幾次在公眾面前的流淚，宣佈要獨立建國是最經典的一幕。有人說，他的淚水里飽含著被馬來西亞遺棄的委屈與憤怒，也更是隱藏了他從此失去成為一名大國元首的痛楚和沮喪。的確，新加坡當時不過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於他來講，舞台太小了。新加坡之幸是擁有了李光耀，而李光耀之不幸是他只擁有新加坡。
而讀完Tom Plate的這本訪談，忽然發現他又給那段歷史提供了另一個維度，這是由李光耀自己不經意道出的一段往事。
他說，“當時感到最有壓力的是，他將放棄五六百萬個信任他並加入行動的非馬來人，那是很艱難的決定。東姑（馬來西亞時任首相）告訴他說，如果你留下，馬國國內會爆發流血衝突；他說他已經老了，身體虛弱，無法阻止。可能他真的老了，或許他只是要我走。”
Tom Plate作為一個資深記者迅速洞察到了李光耀此番話隱藏的含義，他馬上追問，“他們（馬來西亞）認為你最終目的是要控制那裡？……也許他們認為你是政治天才，會想辦法達到目的，你是個可以贏得不少支持選票的人。”
李光耀點頭，但沒有對他的問題做正面的回答，對於做出同意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決定，他說，“我讓許多人失望，並且對如何發展這個地方感到焦慮。這（些現況）是因為我造成的。”
對他上述對話的理解，應該不難看出，當時的歷史結果的確是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了，但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也是因為李光耀本人的野心和能力，讓馬國以巫統（執政黨）領導的政府內閣感到威脅。他們寧願給他一方寸土，讓他獨立稱王，也不要等到這個潛在的政治對手羽翼豐滿之時，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因此，對新加坡的命運，李光耀難辭其咎，如果沒有他這個強勢的人物，也許新加坡至今仍是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城市，不過也就沒有今時今日受世界矚目的新加坡了。
這本書的作者Tom Plate早年是一名美國記者，寫過不少新聞報道以及專欄文章。兩年前，他曾經來過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當時發表了一場主題為“In the Middle of the Future: Tom Plate on Asia”的公開演講，與學院師生互動交流了一次。那是第一次聽說作者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見到這個滿頭花白卻神采奕奕的新聞界前輩。
彼時，還不知道他早在幾年前，給八十六歲的李光耀做過兩天的專訪，并把訪談的內容編輯成了這樣一本書。Tom Plate用對話的形式，呈現出一個“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這個“你”，不僅是指那些西方的政客、學者、媒體人，甚至也包括李光耀治下的这个国家的民众，其實大家印象中拼湊的李光耀，多數是道聽途說罷了，多少外人能有機會跟他坐下來聊聊呢。
Tom Plate在採訪的過程中，盡量把自己與採訪對象放得平衡，這在面對一位著名政治人物或者說一個鐵腕強人的時刻，尤其不容易。
既不神化，也不抹黑，用雙方探討問題的方式，來窺測這樣一個政治強人的內心，以求達到真實探究他的性格、思想，甚至捕捉他不希望為外界了解的蛛絲馬跡。
不知道Tom Plate是否也相信“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不然，他怎麼會用“李光耀是狐狸？還是刺猬？”來作為書名呢？這是界定和分析人物性格的比較典型的兩種動物，“狐狸懂很多事，有各種不同的生存技巧；刺猬只懂得一件事，但是牠所懂的，確實關係到自己和其他動物生存的關鍵。” 這是牛津大學教授Isaiah Berlin曾經對歷史偉人的歸類，借用希臘寓言故事，把政治人物區分為狐狸型和刺猬型。
通過兩天的訪談，Tom Plate得出的結論是，李光耀是一名睿智的老狐狸，而他治理的新加坡則是一個刺猬型國家，他把李光耀概括為“務實的儒家烏托邦主義者”。
連李光耀自己都從不否認，他很功利，他只對可以行得通的感興趣。而他治理的城邦國家，也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他的理念——務實。他在面臨困境、重大問題或者各種矛盾時，如果發現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案無效，就會檢視還有那些替代選擇。然後選擇一個成功率比較高的方案，一旦失敗，也還有其他出路。
在他的務實理念下，新加坡的確從一個被馬來西亞拋棄的小漁村，發展成為經濟發達、社會安定、整潔乾淨的國際化大都市。他的鐵腕治理（法制嚴酷、新聞與言論相對不自由），雖然飽受爭議和國際批評，但西方媒體似乎也真的無可奈何，因為敢出來“惹事”的媒體，都曾經一度被李光耀告上法庭。學法律出身的李光耀，自始至終都沒在自己的地盤上畏懼過媒體，且在數次交鋒的過程中，老李保持著不敗的戰績。這絕對是很多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想做都做不到的。
西方媒體認為他這種馬基雅維利式的治理方式實際上是獨裁統治，李光耀不承認，不過他也對民主社會的那一套方法不屑一顧。在他眼裡，不是一人一票就代表絕對的公平，相反，民主的形式如果過頭，反而會給社會進步帶來反作用力，阻礙一些真正好政策的實施。
對李光耀，多數新加坡人奉若神靈，他們真是發自肺腑地敬仰和愛戴老李。感謝因為有他，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感謝他把新加坡這個“小紅點”帶到了世界版圖，至今都為東南亞國家最為不可忽視的成員。
在國葬期間，成千上萬的新加坡民眾不惜徹夜排長隊，為了到國會送別國父最後一程。這一段路，有的要排隊排8-10個小時，烈日高照或瓢潑大雨，不為所動，新加坡人的耐性，在此期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因為身在新加坡讀書工作，在這樣的環境里，會不可避免地了解到有關這位建國並且執政長達三十一年的總理的事跡和印記。其中，最長被人提起的就是有關新加坡的建國。關於1965年，新加坡被迫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成為獨立主權國家。新加坡的媒體最愛引用當時的歷史資料，展現在沒有資源一窮二白的情況下，國父李光耀是如何含淚創造新加坡的歷史的。
李光耀為數不多的幾次在公眾面前的流淚，宣佈要獨立建國是最經典的一幕。有人說，他的淚水里飽含著被馬來西亞遺棄的委屈與憤怒，也更是隱藏了他從此失去成為一名大國元首的痛楚和沮喪。的確，新加坡當時不過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於他來講，舞台太小了。新加坡之幸是擁有了李光耀，而李光耀之不幸是他只擁有新加坡。
而讀完Tom Plate的這本訪談，忽然發現他又給那段歷史提供了另一個維度，這是由李光耀自己不經意道出的一段往事。
他說，“當時感到最有壓力的是，他將放棄五六百萬個信任他並加入行動的非馬來人，那是很艱難的決定。東姑（馬來西亞時任首相）告訴他說，如果你留下，馬國國內會爆發流血衝突；他說他已經老了，身體虛弱，無法阻止。可能他真的老了，或許他只是要我走。”
Tom Plate作為一個資深記者迅速洞察到了李光耀此番話隱藏的含義，他馬上追問，“他們（馬來西亞）認為你最終目的是要控制那裡？……也許他們認為你是政治天才，會想辦法達到目的，你是個可以贏得不少支持選票的人。”
李光耀點頭，但沒有對他的問題做正面的回答，對於做出同意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的決定，他說，“我讓許多人失望，並且對如何發展這個地方感到焦慮。這（些現況）是因為我造成的。”
對他上述對話的理解，應該不難看出，當時的歷史結果的確是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了，但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也是因為李光耀本人的野心和能力，讓馬國以巫統（執政黨）領導的政府內閣感到威脅。他們寧願給他一方寸土，讓他獨立稱王，也不要等到這個潛在的政治對手羽翼豐滿之時，威脅到自己的統治。
因此，對新加坡的命運，李光耀難辭其咎，如果沒有他這個強勢的人物，也許新加坡至今仍是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城市，不過也就沒有今時今日受世界矚目的新加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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