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束与机会中权衡
在我看来，经济学应该是当代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现推荐一本《斯坦福极简经济学：如何果断地权衡利益得失》，比之前那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入门。
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
1.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
2. 应该如何生产？
3. 谁来消费所生产的东西？
比较有启发性的内容包括：
做自己最适合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前段时间和几个创业的朋友聚会，发现创业起步者，尤其是靠项目盈利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复制客户或上游链条企业的模式，不少行业级的大企业也正在步入同样的误区：比如设备商做运营商的事，运营商做电商的事，电商做社交的事——这本质上都变成了服务商涉足自己客户的领域，同时又要求客户买单。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很好地理解分工合作，依然没有从农业经济模式到商业经济模式发展上进行思维的转变。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取舍：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企业会说，如果有更高的产品价格，他们有办法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消费者会说，他们的收入已经无法负担当下的产品价格了。管制，包括价格管制和最低工资限制，都会掩盖成本，但以最低工资为例，如果在此标准下，企业会不愿意雇佣一批技能非常低下的工人，造成了这批人的失业，但却有90%的工人因最低工资标准而在收入上受益，那政策倾向后者就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取舍。
人一生积累财富的关键是什么？发现周围许多上了30岁的朋友依然处于“储蓄—消费”偏好的阶段，非常缺乏投资的眼光。记得刚毕业时身边的“高帅富”同学已经在投资土地（而非房市）了，现在更发现越早有投资经验，就越容易真正扩大财富。
在财富积累这个层面，关键是懂得利用复利——如果储蓄是为了大额消费，无疑是损失了更高的利益收入。在投资上，无论是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另外一点是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来投资。
主张绝对的零污染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如中国，环境问题非常敏感。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外部性”（Externality），指在直接的买家与卖家之外，有第三方直接受到这笔交易的影响。
外部性可能是正面或负面的。例如：你的邻居正在举办宴会，找来一个很吵的乐团，邻居快乐地享受音乐，乐团也开心地表演。至于你，身为局外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如果你喜欢这种音乐，那很棒，你可以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如果不喜欢，那就不妙了，你只好忍受（或是报警）。无论是哪种情况，你的邻居和乐团之间的交易，都没有考虑到你。
染污是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最重要的例子。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交易中，厂商只注意生产商品的私人成本，至于社会成本，是不用支付的生产成本，因此厂商不会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如果倒垃圾不必花一毛钱，厂商可能会制造很多垃圾；但如果必须付钱处理垃圾，那厂商自然会想办法减少垃圾。
不过问题来了，这个社会成本也好，额外增加的处理成本也好，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我们享受着便宜的工业制品时，却没有考虑到，它的便宜是建立在某些方面未支付成本上面而已——比如说靠破坏不发达地区地理环境为代价的便宜的水电，比如说靠制造空气与水高污染的廉价合成化工用品塑料，等等。
什么样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这依然是一个可能被“公平”掩盖的问题，许多人关注公平，但人的背景、智力、知识与努力程度，本身就不是不公平的；大多数情况下，收入是被个人的产出结果衡量的。所以更好的问题是：目前的收入不均的程度是否合理？
另一个非常容易被“公平”掩盖的问题是流动性。收入分配只是一个静态分析，它告诉你在某个时间点，人们处于某个收入水平，但并未告诉你他们的发展趋势：向上、向下或是稳定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持续动态追踪，被目前大部分政府忽略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例，观察到中国大部分上代务农的低收入人群的子女，都在向城市准中产阶层转变。比如说，有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终于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现在又有新一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
穷国可能追赶上富国吗？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穷国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低成本获得富国现有的技术与发明。关键点在于富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在技术和效率上的领先，穷国是否能降低技术升级对富国的依赖。
政府的钱怎么花？对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说，具有自发性或权衡性两种。
权衡性财政政策的第三个困难，在于政治的本质。自从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的著作问世以来，很多经济政策制定者都要求政府制定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亦即在经济差时花钱，在经济好时节俭。但政治上很难这么做，为什么？想象经济飞快增长的情况，税金像洪水般涌入，经济学家说：“不要花掉这些钱！要累积非常大的盈余，削减支出并提高税收。”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经济周期政策，但它在政治上不容易获得认同。当经济萎缩且资金吃紧时，经济学家说：“这是大肆挥霍的良机，我们知道收不到税金了，管它呢，花吧！”但很多公民和政治人物会说，如果人们都在不景气时勒紧裤带过日子，那么政府也应该这么做。在经济好时节制政府支出，经济差时扩大支出，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不是一般政治人物能有的智慧。
其实权衡性措施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不难看到：丰收年，地主或政府管理者会存储大量粮食在粮仓，在欠收的年份，使用粮仓中的粮食向受到损失的地区发放救助。而货币的需求供给弹性却远远高于粮食，这也是权衡性政策难以操作的原因。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危险：能源短缺和环境危机。在上面提到，工业化生产其实是以能源高消耗和忽略环境成本为代价的，一旦能源和环境的阈值达到，当前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会面临危机。
现在越发认识到，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内部的竞争。当一部分人的技术发展起来时，他们需要竞争获取其它人的市场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市场竞争结束后，原本落后地区的人在成本上和原产地竞争；大量生产技术的转移，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发展竞争。人类的智力、知识、工具甚至语言的多样性，都远远超越了造物主在自然创造的复杂度，自然的简单性与漫长的修复周期，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欲望与想象力。
经济学告诉你的，就是在约束与机会中果断地权衡自我的利益得失。
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
1.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
2. 应该如何生产？
3. 谁来消费所生产的东西？
比较有启发性的内容包括：
做自己最适合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前段时间和几个创业的朋友聚会，发现创业起步者，尤其是靠项目盈利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复制客户或上游链条企业的模式，不少行业级的大企业也正在步入同样的误区：比如设备商做运营商的事，运营商做电商的事，电商做社交的事——这本质上都变成了服务商涉足自己客户的领域，同时又要求客户买单。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很好地理解分工合作，依然没有从农业经济模式到商业经济模式发展上进行思维的转变。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取舍：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企业会说，如果有更高的产品价格，他们有办法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消费者会说，他们的收入已经无法负担当下的产品价格了。管制，包括价格管制和最低工资限制，都会掩盖成本，但以最低工资为例，如果在此标准下，企业会不愿意雇佣一批技能非常低下的工人，造成了这批人的失业，但却有90%的工人因最低工资标准而在收入上受益，那政策倾向后者就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取舍。
人一生积累财富的关键是什么？发现周围许多上了30岁的朋友依然处于“储蓄—消费”偏好的阶段，非常缺乏投资的眼光。记得刚毕业时身边的“高帅富”同学已经在投资土地（而非房市）了，现在更发现越早有投资经验，就越容易真正扩大财富。
在财富积累这个层面，关键是懂得利用复利——如果储蓄是为了大额消费，无疑是损失了更高的利益收入。在投资上，无论是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另外一点是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来投资。
主张绝对的零污染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如中国，环境问题非常敏感。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外部性”（Externality），指在直接的买家与卖家之外，有第三方直接受到这笔交易的影响。
外部性可能是正面或负面的。例如：你的邻居正在举办宴会，找来一个很吵的乐团，邻居快乐地享受音乐，乐团也开心地表演。至于你，身为局外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如果你喜欢这种音乐，那很棒，你可以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如果不喜欢，那就不妙了，你只好忍受（或是报警）。无论是哪种情况，你的邻居和乐团之间的交易，都没有考虑到你。
染污是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最重要的例子。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交易中，厂商只注意生产商品的私人成本，至于社会成本，是不用支付的生产成本，因此厂商不会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如果倒垃圾不必花一毛钱，厂商可能会制造很多垃圾；但如果必须付钱处理垃圾，那厂商自然会想办法减少垃圾。
不过问题来了，这个社会成本也好，额外增加的处理成本也好，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我们享受着便宜的工业制品时，却没有考虑到，它的便宜是建立在某些方面未支付成本上面而已——比如说靠破坏不发达地区地理环境为代价的便宜的水电，比如说靠制造空气与水高污染的廉价合成化工用品塑料，等等。
什么样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这依然是一个可能被“公平”掩盖的问题，许多人关注公平，但人的背景、智力、知识与努力程度，本身就不是不公平的；大多数情况下，收入是被个人的产出结果衡量的。所以更好的问题是：目前的收入不均的程度是否合理？
另一个非常容易被“公平”掩盖的问题是流动性。收入分配只是一个静态分析，它告诉你在某个时间点，人们处于某个收入水平，但并未告诉你他们的发展趋势：向上、向下或是稳定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持续动态追踪，被目前大部分政府忽略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例，观察到中国大部分上代务农的低收入人群的子女，都在向城市准中产阶层转变。比如说，有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终于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现在又有新一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
穷国可能追赶上富国吗？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穷国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低成本获得富国现有的技术与发明。关键点在于富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在技术和效率上的领先，穷国是否能降低技术升级对富国的依赖。
政府的钱怎么花？对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说，具有自发性或权衡性两种。
权衡性财政政策的第三个困难，在于政治的本质。自从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的著作问世以来，很多经济政策制定者都要求政府制定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亦即在经济差时花钱，在经济好时节俭。但政治上很难这么做，为什么？想象经济飞快增长的情况，税金像洪水般涌入，经济学家说：“不要花掉这些钱！要累积非常大的盈余，削减支出并提高税收。”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经济周期政策，但它在政治上不容易获得认同。当经济萎缩且资金吃紧时，经济学家说：“这是大肆挥霍的良机，我们知道收不到税金了，管它呢，花吧！”但很多公民和政治人物会说，如果人们都在不景气时勒紧裤带过日子，那么政府也应该这么做。在经济好时节制政府支出，经济差时扩大支出，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不是一般政治人物能有的智慧。
其实权衡性措施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不难看到：丰收年，地主或政府管理者会存储大量粮食在粮仓，在欠收的年份，使用粮仓中的粮食向受到损失的地区发放救助。而货币的需求供给弹性却远远高于粮食，这也是权衡性政策难以操作的原因。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危险：能源短缺和环境危机。在上面提到，工业化生产其实是以能源高消耗和忽略环境成本为代价的，一旦能源和环境的阈值达到，当前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会面临危机。
现在越发认识到，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内部的竞争。当一部分人的技术发展起来时，他们需要竞争获取其它人的市场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市场竞争结束后，原本落后地区的人在成本上和原产地竞争；大量生产技术的转移，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发展竞争。人类的智力、知识、工具甚至语言的多样性，都远远超越了造物主在自然创造的复杂度，自然的简单性与漫长的修复周期，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欲望与想象力。
经济学告诉你的，就是在约束与机会中果断地权衡自我的利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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