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族群认同的新加坡实践

    凡立国都要解决两个问题：国家的独立性、族群的认同感，新加坡立国时，这两个问题尤其尖锐。为了国家的独立，新加坡选择了“完全西化”，英美，尤其是美国，是它的政治、军事盟友；为了族群认同，它选择在占国民比例70%以上的华人族群中强行推广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以此将华人降低到本来人口只占很少比例的马来人、印度人相同的地位，以保证国内族群关系的和谐。而在成功完成这两个任务之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光耀似乎发动了与前二十年“消灭华语”政策完全相反的“推广华语”运动，但实际上，其政策背后的动因仍然是“国家生存”和“族群认同”。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经过了两个阶段，从1959获得自治到1979，这二十年以打压华语为特征，其里程碑就是南洋大学作为华人、华语最高学府的消失。1979之后的三十多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地位已经确立后，以逐步恢复华语（实际上是华语普通话Mandarin）为契机，消灭华语方言。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新加坡的经济逐渐向其倾斜，文化上也逐渐向中华文化靠拢，双语政策目标转变为强调双语教育，在维持英语统治地位的同时，培养掌握双语的精英人群。
    
    李光耀此书中没有描述当年这一系列政策演变的细节，尤其是当时推行政策背后的逻辑，但我估计，写出这一逻辑会让读者更加迷失，因为这完全就是“没有逻辑”，一切都围绕国家独立和族群认同：建国之初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独立，既包括政治上的独立，也包括文化上的独立，“英化”和推行“英语”成了一石二鸟的必然之选；随着国力强盛以及东南亚其他各国排华势头减弱，尤其是在6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成为社会主体之后，“新加坡人”的族群认同已经形成，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尝到了英语的好处，也体会到了作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但同时也感觉到没有历史和文化积淀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危害。英语可以作为一种统治性语言，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完全西化，但英美文化却无法在新加坡主体族群中生根，所以80年代之后新加坡逐渐强调学习中华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了。90年代后，中国逐渐实现了与东南亚各国的邦交正常化，新加坡更不必介蒂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既让新加坡看到了借其发展经济的机会，也让它感受到被其夺去地区中心地位的危机。所以，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同时，新加坡在90年代后更加重视与中国政界的互动，向其推销自己的施政方法，而这一特殊的民主政体正好也符合中国当时的需要。
    
    高调纪念李光耀的葬礼，或许是这一合作关系的巅峰。随着李光耀的离世，新加坡与中国以及与中华的关系，也应该还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