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读书报告
要求阅读的是英国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bert George Wells）先生所著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第十五版。
作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先生（1866-1946），按本书封底所述：“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任教于伦敦大学，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后转入新闻工作，从事科学和文学的研究，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他着有《时间机器》等多种科幻小说以及其他许多著述。1918年他尝试编写本书。1920和1934年曾两次访问苏联，先后会晤了列宁、斯大林。”
按本书封面所述：“本书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直到现代的世界史。对民族的形成和社会发展史，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叙述，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书中还附有105幅地图和100幅插图，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历史著作。”
按本书导言所述：“这部《世界史纲》最初是在1918到1919年编写的。”
又如作者在本书导言中所述：“推动一个作家在1918年去尝试编写一部世界史是有许多原因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问，试图从有关萨拉热窝的争端和比利时的‘一纸条约’的背后去查究引起这些事情的更广泛、更深远的原因。”
按马克垚先生在《韦尔斯<世界史纲>评介》一文中所述：“韦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是有所为而发。他震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大灾难，想通过研究世界的历史，深入发掘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作者写作的时间点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点。可想见，作者创作本书的直接原因，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悲观情绪在人们心中蔓延。战争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种颓废的倾向。他们都在对战争进行着反思，迫切地想了解出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许多西方学者都纷纷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例如，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甚至提出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按肖昶先生在本书的代序《奇人与奇书——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中所述：“不过，虽然他对未来不无悲观，但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非消极等待。”
可见，虽然和当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一样，作者也是抱有一定的悲观情绪的，但是，与身处战败国之一的德国的斯宾格勒相比，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英国的一员，他也并不是完全地一样悲观。
按张文伟先生在《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中的世界史观地位述评》一文中所述：“韦尔斯也对当时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动荡和战争忧虑重重，认为这样会毁灭世界文明，从而促使他对传统历史观进行反思。”
可见，作者的反思，选择了对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的再思考。由此，作者创作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当是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传统西方史学方法的批判与反思。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的191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先生就出版了《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书，对传统的西方史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思潮就越发地蓬勃发展了。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韦尔斯《世界史纲》在批判传统世界史观和编撰方法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新世界史观。首先，他对传统史学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其次, 他提出从全局和整体发展去观察世界历史……第三，他向‘欧洲中心论’发出公开挑战。”
可见，作者对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的反思与批判，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曰对“兰克史学”僵化的批判，一曰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同时提出自己的“新世界史观”。
按作者在导言中所述：“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惟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 而作者自己认为：“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韦尔斯能果断地颠覆传统史观尤其是传统世界史观与他非史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这种特殊身份使他几乎没有专业史学规范和历史教科书程序化的约束，敢于动手撰写令大部分史学家都感到畏惧的世界史。”
可见，自从19世纪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兰克史学”，它倡导专业化，提倡“科学实证”和“让史料自己说话”等原则，而作者则对它们提出了挑战。作者对当时西方统治史学界的“兰克学派”的僵化作风并不满意。
又作者在导言中所述，他“开始认识到欧洲历史学者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
可见，另一方面，作者颠覆传统史观的另一重大举措就体现在他的“新世界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先生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一书风靡全球后，深入人心。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日子里，他能够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同时提出自己的“新世界史观”，是很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在同一时期，西方学界同样有学者提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文化形态史观也同样抛弃了传统以地域、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撰述模式，而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单位，并努力打破和摆脱‘欧洲中心论’。”
可见，斯宾格勒先生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不但提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观点，挑战“西方中心论”，而且提出了“文化形态学”这一新的观点。在该书的开头，劈头盖脸地就来了一句“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一种新哲学”，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英国学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先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摆脱他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而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实践之外看待事物。”
按作者在导言中所述，他“是在他本人的局限性和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下写作的。”
按雷海宗先生所述：“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最近三联翻译出版的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其中的说明才能认识到，不只欧洲的中世纪远远落后于东方，而且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
可见，虽然作者最终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同样，斯宾格勒先生也没有成功做到；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才普遍地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问题，而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况且，作者本身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当时，许多的历史学家还沉浸在“西方中心论”的光芒之下的时候，作者就已经能够对其提出批判，这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的。又况且，作者已经认识到了其局限性，我们无法再苛求什么。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作者“从以地球为中心的自然界的形成演化一口气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传统世界史以欧洲历史为标准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线性三段划分法。”
可见，作者创作本书的第三个背景，当是当时的科学化思潮。作者本身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又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又曾在私立学校任教过生物，他对科学的态度是相当地笃信的。作者在创作本书之前，曾经长期作为科幻小说的作家。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对他创作本书，不能不有影响。这些都在书中有所反映。本书的第一编“人类以前的世界”，其讲述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很难让人置信，这是一本有关历史的著作。另外，本书的表述与斯宾格勒先生提出的“文化形态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文化形态学”是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看待文明发展的，这是科学化的另一表现。又，作者还为本书所引用的名称、日期等，请教了众多的学者，以保证其准确性，这也是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贯穿整个史着的核心观念仍是建立在他所崇尚的进化论基础上的进化史观，保留了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他作为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学生，是一名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所以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进化论是其指导思想，他将人类视为自然界演化的一部分，将人类的进步视为类似自然竞争的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他对人类的未来也抱有坚定的乐观信念的依据。”
可见，同样地，这种“唯科学论”，也会带来如上文所述的一些问题。而且，即使是“文化形态学”，在当今也已经不为西方学界所讨论。其实，作者在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可能带来的弊端，科学不是万能的。只是，只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学界才开始充分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我们同样不能苛求作者什么。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韦尔斯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德国有了好的教育‘使科学昌盛, 利于进行战争准备’，但却有一个坏的君主‘德皇威廉二世鼓吹侵略扩张’，于是终至爆发使几百万人丧生的大战。由于对社会的物质墓础注意不够，韦尔斯把历史的动因往往归之于思想。他以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思想的历史’，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不断产生伟大的卓越思想，匡救时弊，指导未来，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我们并不否认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还可以承认，当今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编写的世界史著作，对思想的作用还往往沽计不足。但我们却不能把世界史归结为思想叫的历史，不能把历史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某种思想。”
可见，作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应是试图从思想层面上，去阐释有史以来的历史。这与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是对比最突出的。以教材为例。本书的第三十八章“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与教材的第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唯一介绍内容的时间范围重迭的地方；而且，作者创作本书时，刚好亲历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作为对比，最为合适。
按教材在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根源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厚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解释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材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的阐述，更多地是着重于社会经济方面。而作者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的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正如上文所述，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虽然他也认为英国存在帝国主义思想，但是正如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把战争爆发的更多的责任推诿给了德国。作者以为，正是“军国主义思想”这一“社会意识”，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社会存在”。这一点，是本书与教材的最大不同点。
按作者在书中所述：“战争持续了四年零三个月，它几乎逐渐地至少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拖进了旋涡……战争已变成了一种气氛，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后，它又突然结束了……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度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群，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鞭炮和花炮到处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一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来庆祝了。”
上文是作者在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情景的描写。作为一部非史学专著，这种文学的、诗意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这同样也是本书的精彩部分。这是作为严肃的专业著作的教材所不能比拟的。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值得称扬的是，面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韦尔斯的同情心还是放在人民大众一边的。他对那些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帝王并不特别推崇，毋宁说还有几分挪榆……韦尔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寄予同情，称赞他们在智力、勇气、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决不比欧洲人差。”
教材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花了不少笔墨在人民群众的反战和平运动上，描述了战争对殖民体系瓦解的影响。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是吻合的。而作者在本书中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批判，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寄予同情，与教材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本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不尽吻合，但是，它对于文化作用的重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影响了一代史学家。本书在民国就有梁思成、向达先生翻译，梁启超先生校订的本子；现在又有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先生翻译的新本。吴于廑先生阅读的第一本有关世界史的著作正是该书。胡汉民先生在给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论》的序里提到了作者的话。而本书本身更是有傅斯年先生参与校订的功劳。一本书，牵涉到了我国近现代那么多的名人，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先生（1866-1946），按本书封底所述：“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任教于伦敦大学，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后转入新闻工作，从事科学和文学的研究，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他着有《时间机器》等多种科幻小说以及其他许多著述。1918年他尝试编写本书。1920和1934年曾两次访问苏联，先后会晤了列宁、斯大林。”
按本书封面所述：“本书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直到现代的世界史。对民族的形成和社会发展史，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加以叙述，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书中还附有105幅地图和100幅插图，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历史著作。”
按本书导言所述：“这部《世界史纲》最初是在1918到1919年编写的。”
又如作者在本书导言中所述：“推动一个作家在1918年去尝试编写一部世界史是有许多原因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末、最腻人、最令人感到幻灭的一年……‘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问，试图从有关萨拉热窝的争端和比利时的‘一纸条约’的背后去查究引起这些事情的更广泛、更深远的原因。”
按马克垚先生在《韦尔斯<世界史纲>评介》一文中所述：“韦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是有所为而发。他震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大灾难，想通过研究世界的历史，深入发掘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作者写作的时间点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点。可想见，作者创作本书的直接原因，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幻灭感”，悲观情绪在人们心中蔓延。战争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西方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种颓废的倾向。他们都在对战争进行着反思，迫切地想了解出战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许多西方学者都纷纷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例如，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甚至提出了“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按肖昶先生在本书的代序《奇人与奇书——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中所述：“不过，虽然他对未来不无悲观，但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而非消极等待。”
可见，虽然和当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一样，作者也是抱有一定的悲观情绪的，但是，与身处战败国之一的德国的斯宾格勒相比，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英国的一员，他也并不是完全地一样悲观。
按张文伟先生在《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中的世界史观地位述评》一文中所述：“韦尔斯也对当时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动荡和战争忧虑重重，认为这样会毁灭世界文明，从而促使他对传统历史观进行反思。”
可见，作者的反思，选择了对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的再思考。由此，作者创作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当是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传统西方史学方法的批判与反思。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的191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先生就出版了《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书，对传统的西方史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种思潮就越发地蓬勃发展了。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韦尔斯《世界史纲》在批判传统世界史观和编撰方法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新世界史观。首先，他对传统史学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其次, 他提出从全局和整体发展去观察世界历史……第三，他向‘欧洲中心论’发出公开挑战。”
可见，作者对西方传统史学方法的反思与批判，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曰对“兰克史学”僵化的批判，一曰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同时提出自己的“新世界史观”。
按作者在导言中所述：“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惟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使我们无法从历史学家那里找到我们这里所需要的东西。” 而作者自己认为：“接受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纲的这项任务，对任何已经成名的历史学权威来说，确会意味着危及学术名望的灾难……然而，本书作者的地位却有所不同。他在性格上和意愿上与学术界的尊严相隔有如他与公爵的爵位一样遥远。这使得他能引起公众对历史的兴趣，而不致像一个公认的权威那样会招来任何尊严和荣誉上的损失以及恶意批评的危险。”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韦尔斯能果断地颠覆传统史观尤其是传统世界史观与他非史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这种特殊身份使他几乎没有专业史学规范和历史教科书程序化的约束，敢于动手撰写令大部分史学家都感到畏惧的世界史。”
可见，自从19世纪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兰克史学”，它倡导专业化，提倡“科学实证”和“让史料自己说话”等原则，而作者则对它们提出了挑战。作者对当时西方统治史学界的“兰克学派”的僵化作风并不满意。
又作者在导言中所述，他“开始认识到欧洲历史学者怎样严重地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
可见，另一方面，作者颠覆传统史观的另一重大举措就体现在他的“新世界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先生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一书风靡全球后，深入人心。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日子里，他能够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同时提出自己的“新世界史观”，是很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在同一时期，西方学界同样有学者提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文化形态史观也同样抛弃了传统以地域、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撰述模式，而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单位，并努力打破和摆脱‘欧洲中心论’。”
可见，斯宾格勒先生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不但提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观点，挑战“西方中心论”，而且提出了“文化形态学”这一新的观点。在该书的开头，劈头盖脸地就来了一句“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一种新哲学”，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英国学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先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摆脱他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而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实践之外看待事物。”
按作者在导言中所述，他“是在他本人的局限性和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下写作的。”
按雷海宗先生所述：“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最近三联翻译出版的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其中的说明才能认识到，不只欧洲的中世纪远远落后于东方，而且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
可见，虽然作者最终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同样，斯宾格勒先生也没有成功做到；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才普遍地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问题，而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是具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况且，作者本身并非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当时，许多的历史学家还沉浸在“西方中心论”的光芒之下的时候，作者就已经能够对其提出批判，这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的。又况且，作者已经认识到了其局限性，我们无法再苛求什么。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作者“从以地球为中心的自然界的形成演化一口气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传统世界史以欧洲历史为标准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线性三段划分法。”
可见，作者创作本书的第三个背景，当是当时的科学化思潮。作者本身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又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又曾在私立学校任教过生物，他对科学的态度是相当地笃信的。作者在创作本书之前，曾经长期作为科幻小说的作家。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对他创作本书，不能不有影响。这些都在书中有所反映。本书的第一编“人类以前的世界”，其讲述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很难让人置信，这是一本有关历史的著作。另外，本书的表述与斯宾格勒先生提出的“文化形态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文化形态学”是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看待文明发展的，这是科学化的另一表现。又，作者还为本书所引用的名称、日期等，请教了众多的学者，以保证其准确性，这也是科学态度的一种体现。
按张文伟先生所述：“贯穿整个史着的核心观念仍是建立在他所崇尚的进化论基础上的进化史观，保留了浓厚的历史主义色彩。他作为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学生，是一名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所以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进化论是其指导思想，他将人类视为自然界演化的一部分，将人类的进步视为类似自然竞争的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他对人类的未来也抱有坚定的乐观信念的依据。”
可见，同样地，这种“唯科学论”，也会带来如上文所述的一些问题。而且，即使是“文化形态学”，在当今也已经不为西方学界所讨论。其实，作者在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可能带来的弊端，科学不是万能的。只是，只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后，学界才开始充分地意识到这一问题。我们同样不能苛求作者什么。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韦尔斯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德国有了好的教育‘使科学昌盛, 利于进行战争准备’，但却有一个坏的君主‘德皇威廉二世鼓吹侵略扩张’，于是终至爆发使几百万人丧生的大战。由于对社会的物质墓础注意不够，韦尔斯把历史的动因往往归之于思想。他以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思想的历史’，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不断产生伟大的卓越思想，匡救时弊，指导未来，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我们并不否认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还可以承认，当今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编写的世界史著作，对思想的作用还往往沽计不足。但我们却不能把世界史归结为思想叫的历史，不能把历史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某种思想。”
可见，作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应是试图从思想层面上，去阐释有史以来的历史。这与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是对比最突出的。以教材为例。本书的第三十八章“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与教材的第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唯一介绍内容的时间范围重迭的地方；而且，作者创作本书时，刚好亲历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作为对比，最为合适。
按教材在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根源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厚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解释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材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的阐述，更多地是着重于社会经济方面。而作者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的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正如上文所述，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虽然他也认为英国存在帝国主义思想，但是正如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把战争爆发的更多的责任推诿给了德国。作者以为，正是“军国主义思想”这一“社会意识”，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社会存在”。这一点，是本书与教材的最大不同点。
按作者在书中所述：“战争持续了四年零三个月，它几乎逐渐地至少把西方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拖进了旋涡……战争已变成了一种气氛，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后，它又突然结束了……人们想笑，也想哭——真是哭笑不得。兴奋的青年们和度假的年轻士兵们组成稀疏而嘈杂的游行队伍，挤过人群，尽力做出欢乐的样子……鞭炮和花炮到处扔。但是人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欢乐。每一个人几乎都因为损失太重，忍痛太深，没有什么热情来庆祝了。”
上文是作者在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情景的描写。作为一部非史学专著，这种文学的、诗意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这同样也是本书的精彩部分。这是作为严肃的专业著作的教材所不能比拟的。
按马克垚先生所述：“值得称扬的是，面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韦尔斯的同情心还是放在人民大众一边的。他对那些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帝王并不特别推崇，毋宁说还有几分挪榆……韦尔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寄予同情，称赞他们在智力、勇气、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决不比欧洲人差。”
教材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花了不少笔墨在人民群众的反战和平运动上，描述了战争对殖民体系瓦解的影响。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是吻合的。而作者在本书中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批判，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寄予同情，与教材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本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不尽吻合，但是，它对于文化作用的重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影响了一代史学家。本书在民国就有梁思成、向达先生翻译，梁启超先生校订的本子；现在又有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先生翻译的新本。吴于廑先生阅读的第一本有关世界史的著作正是该书。胡汉民先生在给戴季陶先生所著的《日本论》的序里提到了作者的话。而本书本身更是有傅斯年先生参与校订的功劳。一本书，牵涉到了我国近现代那么多的名人，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