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此书看清代内务府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鼎盛时期，世人多以明清并称，说明历史虽经历了政权变换，然而总体还是相陈相因。从政治制度上看，清朝延续了明朝的大多方面，但是亦有不同，这不仅是因为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清朝与明朝在中央官制上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理藩院和内务府。
成熟的王朝有着自己对内对外的特殊机构，理藩院是清朝管理内外蒙古、回部、番部事务以及处理俄罗斯事务的“外事部门”，内务府则为管理皇家宫廷事务的“内府机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从有了封建君主及其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要活动场所——宫廷以来，也就出现了为宫禁事务运转设立的机构和人员。从秦代的少府，到隋唐的殿中省、殿内省，再到明代的二十四衙门，最终至清朝的内务府，内府机构是随着宫禁事务和服务范围的增多和扩大而越发完善的。
清代内务府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完善的过程的。顺治皇帝入关定鼎后即设置了内务府，但是在顺治十年（1653）六月，顺治帝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理，乃设立十三衙门，以“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随后到顺治十一年（1654），将内务府裁撤。 然而，设置十三衙门，是清朝入关后面临转型和摸索制度建设中一次不成熟的改革，因此在设立之初即遭到诸多满汉王公贵族的反对。顺治十五年（1658），发生了太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案，给满洲勋旧裁撤十三衙门提供了口实，从而导致以鳌拜为首的满洲守旧贵族在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刚刚去世就将其全部裁罢。 鳌拜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以三旗包衣仍立内务府……收阉官之权，归之旗下” ，内务府才重新得以确立并走上越发完备的建设道路。
清代的内务府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简称内务府大臣或总管大臣，满语称之为包衣按班（boo i amban）或者包衣达（boo i da），直属于皇帝。《钦定八旗通志》卷四十五说：“以大臣总管或以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无定员。” 因此出任此职务之人多由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抑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在清朝内廷官僚系统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九订立了内务府职掌为：“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那么，何谓“上三旗包衣”呢？原来，在清朝龙兴之初，满洲贵族俘获了大量奴仆以供役使，这些奴仆在满语中便称为“包衣”，在八旗制度建立后，满洲各旗下都分属了诸多包衣，只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包衣才能充任内务府官职。于是，上三旗包衣旗人又称为内务府旗人，他们分为包衣佐领下人、管领下人，均为皇室包衣奴仆，而其原属民族有满洲、蒙古、汉、维吾尔、朝鲜等多种。 既然内务府旗人为皇室奴仆，自然得到皇帝的信任，从而得以替皇帝承办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还包括宫廷的财务管理、庆典礼仪、营造置办等，以及内务府本身的各级成员——上到各部门总长，下到宫女、杂役、太监的管理。于是内务府也消除了以往朝代宦官专权的弊端，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贡献。从“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一句还可看出，内务府除了有职权的私密性之外，也与六部之间有所交叉，所以内务府与外廷之间，职掌虽相互独立，但不乏合作。早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内监以分隶六部”，可见将内廷与外廷并行管理，是早期存在的思路。天子之家事即为国事，既然内廷机构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国事，一味的禁止干涉内政不如正确的引导其参与内政，更好的服务于皇室；内廷与外廷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权责分离，牵制外廷而无法干涉外廷，能维持一种内外廷的制衡。
参照《钦定大清会典》《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代内务府》等书，可知内务府衙门分“内务府堂”及所属的“七司”、“三院”等50多个部门。内务府堂设在西华门内右翼门之西，是内务府及总管大臣的办公处所，堂下设月官处、督催所、销算房、翻译房、档案房及本房等办事机构。所谓七司，是内务府的直属机构，指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而三院则指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又称“内三院”，其地位与直属之七司不同，是内务府的统辖机构。此外，内务府属的其他机构，如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打牲乌拉处以及各皇家园林，都为皇室的重要机构。
内务府的存在，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大体与清朝国运相始终。内务府的最初设置，一是为便于诸多包衣的行事制度化，二是为了防止太监干政。顺治朝时虽然有“十三衙门”的设置，然而不过是清朝转型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对内监的限制依旧很强。顺治十二（1655）年颁布过关于严禁太监干预朝政的谕旨，工部按照皇帝旨意，铸成三块儿大小一样的贴牌，用满汉阳文刻铸其上，分别立于交泰殿、内务府、慎刑司三处，意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历史上太监祸国的教训。 雍正年间，皇帝特在坤宁宫后，立一铁牌，上写“内监问及公事者斩”，足见清朝待内监之严。大致太监行事，除奉皇帝特谕外，一切得请命于内务府大臣。然而内务府大臣也有为难之处，因为太监时刻可以与皇帝亲近，刻刻可与皇上说话，倘设法假无心之词，说几句闲话所谓浸润之谮，则皇帝也难免不信一二，所以内务府大臣，也不敢公然就得罪太监，遇事都以圆和处之。 到了清末，国力日渐衰弱，特别在同治时代以后，慈禧太后秉权，就有些偏信太监的情形，导致一些太监恃宠横行。幸而发生了山东巡抚诛杀慈禧宠监安德海事件，才使清末太监不敢过分放肆 。然而亦可反映出内务府对太监的管辖能力逐渐变弱。
1911年辛亥革命，次年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但仍居于紫禁城内，为皇室服务的内务府也被保留下来。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内务府终于结束了他的历史任务。
成熟的王朝有着自己对内对外的特殊机构，理藩院是清朝管理内外蒙古、回部、番部事务以及处理俄罗斯事务的“外事部门”，内务府则为管理皇家宫廷事务的“内府机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自从有了封建君主及其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要活动场所——宫廷以来，也就出现了为宫禁事务运转设立的机构和人员。从秦代的少府，到隋唐的殿中省、殿内省，再到明代的二十四衙门，最终至清朝的内务府，内府机构是随着宫禁事务和服务范围的增多和扩大而越发完善的。
清代内务府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完善的过程的。顺治皇帝入关定鼎后即设置了内务府，但是在顺治十年（1653）六月，顺治帝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理，乃设立十三衙门，以“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随后到顺治十一年（1654），将内务府裁撤。 然而，设置十三衙门，是清朝入关后面临转型和摸索制度建设中一次不成熟的改革，因此在设立之初即遭到诸多满汉王公贵族的反对。顺治十五年（1658），发生了太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案，给满洲勋旧裁撤十三衙门提供了口实，从而导致以鳌拜为首的满洲守旧贵族在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刚刚去世就将其全部裁罢。 鳌拜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以三旗包衣仍立内务府……收阉官之权，归之旗下” ，内务府才重新得以确立并走上越发完备的建设道路。
清代的内务府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简称内务府大臣或总管大臣，满语称之为包衣按班（boo i amban）或者包衣达（boo i da），直属于皇帝。《钦定八旗通志》卷四十五说：“以大臣总管或以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摄，无定员。” 因此出任此职务之人多由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抑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在清朝内廷官僚系统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八十九订立了内务府职掌为：“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那么，何谓“上三旗包衣”呢？原来，在清朝龙兴之初，满洲贵族俘获了大量奴仆以供役使，这些奴仆在满语中便称为“包衣”，在八旗制度建立后，满洲各旗下都分属了诸多包衣，只有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包衣才能充任内务府官职。于是，上三旗包衣旗人又称为内务府旗人，他们分为包衣佐领下人、管领下人，均为皇室包衣奴仆，而其原属民族有满洲、蒙古、汉、维吾尔、朝鲜等多种。 既然内务府旗人为皇室奴仆，自然得到皇帝的信任，从而得以替皇帝承办皇室的衣、食、住、行等各种事务，还包括宫廷的财务管理、庆典礼仪、营造置办等，以及内务府本身的各级成员——上到各部门总长，下到宫女、杂役、太监的管理。于是内务府也消除了以往朝代宦官专权的弊端，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贡献。从“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一句还可看出，内务府除了有职权的私密性之外，也与六部之间有所交叉，所以内务府与外廷之间，职掌虽相互独立，但不乏合作。早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内监以分隶六部”，可见将内廷与外廷并行管理，是早期存在的思路。天子之家事即为国事，既然内廷机构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国事，一味的禁止干涉内政不如正确的引导其参与内政，更好的服务于皇室；内廷与外廷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权责分离，牵制外廷而无法干涉外廷，能维持一种内外廷的制衡。
参照《钦定大清会典》《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代内务府》等书，可知内务府衙门分“内务府堂”及所属的“七司”、“三院”等50多个部门。内务府堂设在西华门内右翼门之西，是内务府及总管大臣的办公处所，堂下设月官处、督催所、销算房、翻译房、档案房及本房等办事机构。所谓七司，是内务府的直属机构，指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庆丰司、慎刑司；而三院则指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又称“内三院”，其地位与直属之七司不同，是内务府的统辖机构。此外，内务府属的其他机构，如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打牲乌拉处以及各皇家园林，都为皇室的重要机构。
内务府的存在，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大体与清朝国运相始终。内务府的最初设置，一是为便于诸多包衣的行事制度化，二是为了防止太监干政。顺治朝时虽然有“十三衙门”的设置，然而不过是清朝转型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对内监的限制依旧很强。顺治十二（1655）年颁布过关于严禁太监干预朝政的谕旨，工部按照皇帝旨意，铸成三块儿大小一样的贴牌，用满汉阳文刻铸其上，分别立于交泰殿、内务府、慎刑司三处，意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历史上太监祸国的教训。 雍正年间，皇帝特在坤宁宫后，立一铁牌，上写“内监问及公事者斩”，足见清朝待内监之严。大致太监行事，除奉皇帝特谕外，一切得请命于内务府大臣。然而内务府大臣也有为难之处，因为太监时刻可以与皇帝亲近，刻刻可与皇上说话，倘设法假无心之词，说几句闲话所谓浸润之谮，则皇帝也难免不信一二，所以内务府大臣，也不敢公然就得罪太监，遇事都以圆和处之。 到了清末，国力日渐衰弱，特别在同治时代以后，慈禧太后秉权，就有些偏信太监的情形，导致一些太监恃宠横行。幸而发生了山东巡抚诛杀慈禧宠监安德海事件，才使清末太监不敢过分放肆 。然而亦可反映出内务府对太监的管辖能力逐渐变弱。
1911年辛亥革命，次年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但仍居于紫禁城内，为皇室服务的内务府也被保留下来。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内务府终于结束了他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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