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蒂的童年
《理想藏书》中传记文学排名前十名之内的作品――卡内蒂自传三部曲中译本出版了。读者可以通过这部自传了解一个作家、语言探索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详细的生平。同时，这也是一本记忆之书，一本探索之书。在记忆和写作形式之间的反复对话中，卷帙浩繁的回忆录缓缓展开了无数的主题，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多内容几乎全是陌生的：犹太富裕家族的儿子为了自由宁愿自谋生路；一个孩子从小被教育要掌握纯正的德语（即使不在德国）；家庭晚间阅读的文学体裁（戏剧、诗歌、小说）的变换关乎着家庭结构的走向……而这一切，都是由连续不断、引人入胜的家庭琐事引出，作者会在读者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总结出一个貌似严肃庄重的主题。
《获救之舌》一开篇讲述的那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孤立的：卡内蒂两岁时（作者惊人的记忆力从那时就开始了）受到一个成年人恶作剧的作弄，那人拿出小刀威胁要割下他的舌头，小孩由于害怕伸出舌头，那人的小刀渐渐接近，最后他说：“今天不割，明天再割。”这一豁免!缓刑在卡内蒂童年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沉默了十年后才向父母谈起此事。
在很多语种里，“舌头”与“语言”是一个词。“语言”在卡内蒂的童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卡内蒂出生于保加利亚一个多语种家族，祖先是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他的祖父能讲十多种语言，这不仅是生意的需要，而且是生存的秘密。没有祖国的犹太人相信“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解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但是母亲为了让卡内蒂真正把语言学好，不允许他学太多外语，“在家中只限说四种语言。”家庭大多数成员讲西班牙语，年轻的女仆们讲保加利亚语。在被家长发现之前，卡内蒂已经从来自保加利亚农村的女仆们那里学会了这种不被那个富裕家庭看好的语言。但多年以后，卡内蒂奇怪地发现他已经忘记了这两种语言，“那幼年时代的所有事件，都是在西班牙或者保加利亚语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来说它们中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
而他对德语的爱保持了一生，即使他后来成了一个英国人、一个著名的英国作家，他还是用德语写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父母。两个敌对家庭的后代在维也纳上大学期间恋爱了，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结了婚。在那个传统气氛浓厚的犹太人大家庭里，他们的话题也许都是犯忌讳的。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一直讲德语。“在秘密联系的岁月里，这对年轻人通过德语交谈不断地加深了他们的感情。”也许在卡内蒂看来，语言能否拯救生命不得而知，但语言的确能够维持住受控的爱情。
父亲对卡内蒂一直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这也许是卡内蒂更依赖父亲的原因。“德语”主题也一直与“父亲”主题联系在一起。卡内蒂最初对文字的爱好，也与父亲有关。在很早的记忆里，卡内蒂的父亲每天都会读《新自由报》，“当他慢慢地打开报纸的时候，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读报，就看都不看我一眼。”吸引父亲的是什么呢？起初卡内蒂以为是气味，他好奇地闻过报纸后仍然得不到答案。后来，父亲发现了他的疑惑。“向我做了解释，说问题在于字母，在于许多小不点儿的字母。他用手指点一点字母，说我很快也要学习字母了。父亲的话在我的心中唤起了学习字母的巨大渴望。”
父亲去世后，母亲“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她手足无措，觉得没有他自己也完了，因此她竭力想尽快以我取代他的位置。”然而母亲深知他儿子对书本知识的学习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决定以一种不讲语法，只背诵对话的方法来传授这种语言。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合卡内蒂，起初他受到指责，对他来说“德语是一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
卡内蒂很快就学会了德语，尽管他早就读过英语的莎士比亚，但他发现自己“独自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这次读的是德语译本――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很惊讶，我的感受不同了，仿佛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一般来讲，卡内蒂的具有罕见的语言天赋，但不可避免的是也许在这个语言天才刚刚涉足一个新领域时就被要求在客人面前表演，失败是免不了的。卡内蒂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这一群无耻之徒，竟取笑一个还不满7岁的孩子的发音，以补偿自身弱点……”
此时，“文学”渐渐成了卡内蒂童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父亲曾经想当演员，但屈从于家庭的压力成了一个商人。但在他们的家庭里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剧本。父亲死后，卡内蒂和母亲的晚间朗诵成了每天必修课。后来母亲有了一个叫作“讲师”的追求者，这个人无疑成了卡内蒂的噩梦。“讲师”给母亲读法语的波德莱尔，带母亲上剧院。不久后，母亲的话语里也有了赞美戏院的思想，还“表露了对不在舞台上演的剧本的轻蔑”。
母亲对诗歌与剧院的爱好，“加深了我对她走下坡路而感到的痛苦”。他完全绝望了。“阳台过去是进行严肃谈话的场所，如今性质完全变了，我不再喜欢它了，自从对喝茶的讲师先生的仇恨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我就期待它会倒塌。没人看见时，我就悄悄溜到阳台上，检查石头牢固的程度，自然只看他通常坐的那一边。”
母亲终止了与讲师的关系，一家人离开了维也纳去瑞士。在汽笛声里，卡内蒂的童年死去了。但他的青年、他的文学生命将在德语中苏醒过来。
《获救之舌》一开篇讲述的那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孤立的：卡内蒂两岁时（作者惊人的记忆力从那时就开始了）受到一个成年人恶作剧的作弄，那人拿出小刀威胁要割下他的舌头，小孩由于害怕伸出舌头，那人的小刀渐渐接近，最后他说：“今天不割，明天再割。”这一豁免!缓刑在卡内蒂童年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沉默了十年后才向父母谈起此事。
在很多语种里，“舌头”与“语言”是一个词。“语言”在卡内蒂的童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卡内蒂出生于保加利亚一个多语种家族，祖先是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他的祖父能讲十多种语言，这不仅是生意的需要，而且是生存的秘密。没有祖国的犹太人相信“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解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但是母亲为了让卡内蒂真正把语言学好，不允许他学太多外语，“在家中只限说四种语言。”家庭大多数成员讲西班牙语，年轻的女仆们讲保加利亚语。在被家长发现之前，卡内蒂已经从来自保加利亚农村的女仆们那里学会了这种不被那个富裕家庭看好的语言。但多年以后，卡内蒂奇怪地发现他已经忘记了这两种语言，“那幼年时代的所有事件，都是在西班牙或者保加利亚语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来说它们中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
而他对德语的爱保持了一生，即使他后来成了一个英国人、一个著名的英国作家，他还是用德语写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父母。两个敌对家庭的后代在维也纳上大学期间恋爱了，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结了婚。在那个传统气氛浓厚的犹太人大家庭里，他们的话题也许都是犯忌讳的。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一直讲德语。“在秘密联系的岁月里，这对年轻人通过德语交谈不断地加深了他们的感情。”也许在卡内蒂看来，语言能否拯救生命不得而知，但语言的确能够维持住受控的爱情。
父亲对卡内蒂一直持一种较宽容的态度，这也许是卡内蒂更依赖父亲的原因。“德语”主题也一直与“父亲”主题联系在一起。卡内蒂最初对文字的爱好，也与父亲有关。在很早的记忆里，卡内蒂的父亲每天都会读《新自由报》，“当他慢慢地打开报纸的时候，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旦他开始读报，就看都不看我一眼。”吸引父亲的是什么呢？起初卡内蒂以为是气味，他好奇地闻过报纸后仍然得不到答案。后来，父亲发现了他的疑惑。“向我做了解释，说问题在于字母，在于许多小不点儿的字母。他用手指点一点字母，说我很快也要学习字母了。父亲的话在我的心中唤起了学习字母的巨大渴望。”
父亲去世后，母亲“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她手足无措，觉得没有他自己也完了，因此她竭力想尽快以我取代他的位置。”然而母亲深知他儿子对书本知识的学习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决定以一种不讲语法，只背诵对话的方法来传授这种语言。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合卡内蒂，起初他受到指责，对他来说“德语是一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
卡内蒂很快就学会了德语，尽管他早就读过英语的莎士比亚，但他发现自己“独自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这次读的是德语译本――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很惊讶，我的感受不同了，仿佛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一般来讲，卡内蒂的具有罕见的语言天赋，但不可避免的是也许在这个语言天才刚刚涉足一个新领域时就被要求在客人面前表演，失败是免不了的。卡内蒂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这一群无耻之徒，竟取笑一个还不满7岁的孩子的发音，以补偿自身弱点……”
此时，“文学”渐渐成了卡内蒂童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父亲曾经想当演员，但屈从于家庭的压力成了一个商人。但在他们的家庭里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剧本。父亲死后，卡内蒂和母亲的晚间朗诵成了每天必修课。后来母亲有了一个叫作“讲师”的追求者，这个人无疑成了卡内蒂的噩梦。“讲师”给母亲读法语的波德莱尔，带母亲上剧院。不久后，母亲的话语里也有了赞美戏院的思想，还“表露了对不在舞台上演的剧本的轻蔑”。
母亲对诗歌与剧院的爱好，“加深了我对她走下坡路而感到的痛苦”。他完全绝望了。“阳台过去是进行严肃谈话的场所，如今性质完全变了，我不再喜欢它了，自从对喝茶的讲师先生的仇恨和这个地点联系起来，我就期待它会倒塌。没人看见时，我就悄悄溜到阳台上，检查石头牢固的程度，自然只看他通常坐的那一边。”
母亲终止了与讲师的关系，一家人离开了维也纳去瑞士。在汽笛声里，卡内蒂的童年死去了。但他的青年、他的文学生命将在德语中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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