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是如何成为困局的
翻完了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去惠州时带着但也只看了导论,当时看到说清朝末年的社会制度是“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务相契合的制度”(p.8)时还心想,嗯,挺马克思的。昨天读第一章时发现其迷人之处,史料丰富,论证流畅,今天读完这122页觉得能在这么短的篇幅处理这么宏大的主题,而且能够直指核心,果然是大家手笔。除去导论,全书四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都关注“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问题,主要围绕魏源和冯桂芬的思想,第三章是“从耒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从前两章的知识精英参政议政乃至选举宕开一笔,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财政汲取为核心,从清代税收体系的弊端写到人民公社,跨越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年代。20世纪,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通过人民公社被消解了,国家更深入地渗透进乡村一级,这在国民党时期和清朝都是无法达到的控制程度。第四章比较了梁启超和章炳麟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不同以及其后续影响,并称20世纪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p.119)。前三章的内容在这一章贯通起来,组成了现代中国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中三组最根本的关系:政治参与与专制统治,政治竞争与公众利益,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这些问题我们都有零散讨论过,但在我这个没有接受过史学训练的外行看来,孔飞力的高明之处是将这些问题首先归本溯源到康乾,然后讲述了他们如何随时间演进构筑了“中国现代国家”这一概念。时至今日,这三组关系在这样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的困局里依然没有结论。书的最后也是以问题结尾,即“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孔飞力没有给出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只是暗示两点,交给时间,并且依靠中国自己的条件。
若不看宏观把握,一些论点也值得细读。第一章,清朝精英阶层因深感社会不稳定的威胁而认为威权统治需要加强(45),魏源认为《诗经》可以激发文人学士对公共政治的关心,克服对朋党的恐惧和犬儒式的冷漠(38),还有王道霸道、手段目的的关系(46),强势政府与市场经济,有点我们现在说的政左经右(47)在那个时代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二章,围绕冯桂芬《校颁庐抗议》所引发的讨论,颇有点像1787年前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论战。针对冯桂芬的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派系斗争会侵蚀公共利益以及地方中介会挟持政府这两块。而这种批判的前提就是普通人缺乏公民意识,越位高权重越对公共利益有清晰客观的认识。在这个点上仿佛看到之前提到的三个问题如三原色般交叠的中心:单个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直到现在这个前提依然被很多人所认可:1.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2.国家是好意的,错都在地方。第三章,参照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国家议程延续性的研究范式”(84),强调“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作用”(86),社会体系的变化为高效的财政汲取铺平了道路。第四章中提到梁启超“论自治”里的思想,但相比较与西方这一块的论述,或者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都显得非常理想化甚至幼稚的程度,在此不必赘述了。
若不看宏观把握,一些论点也值得细读。第一章,清朝精英阶层因深感社会不稳定的威胁而认为威权统治需要加强(45),魏源认为《诗经》可以激发文人学士对公共政治的关心,克服对朋党的恐惧和犬儒式的冷漠(38),还有王道霸道、手段目的的关系(46),强势政府与市场经济,有点我们现在说的政左经右(47)在那个时代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二章,围绕冯桂芬《校颁庐抗议》所引发的讨论,颇有点像1787年前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论战。针对冯桂芬的反对声音主要集中在派系斗争会侵蚀公共利益以及地方中介会挟持政府这两块。而这种批判的前提就是普通人缺乏公民意识,越位高权重越对公共利益有清晰客观的认识。在这个点上仿佛看到之前提到的三个问题如三原色般交叠的中心:单个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直到现在这个前提依然被很多人所认可:1.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2.国家是好意的,错都在地方。第三章,参照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关于国家议程延续性的研究范式”(84),强调“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作用”(86),社会体系的变化为高效的财政汲取铺平了道路。第四章中提到梁启超“论自治”里的思想,但相比较与西方这一块的论述,或者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都显得非常理想化甚至幼稚的程度,在此不必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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