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乡村工业化思想评述
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思想
——《江村经济》和《小城镇 大问题》
(一) 乡村发展观念中的农民本位（社会本位）
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曾经存在过各种主张的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其中焦点之一是中国工业发展究竟是从兴办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走乡村工业化道路。费孝通选择后者，其依据源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把握。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落后和贫穷的困境，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贫困又是困境中的困境。费老提出的一系列农村发展的主张，都深深地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中国几个地区的乡村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广大农民生活的痛苦”是一个宽泛而抽象的概念，要找到农村困境的症结，必须在历史的维度和动态的机制之下对乡村社区展开调查分析。《江村经济》以及其后的《云南三村》等一系列研究，是费孝通理解中国农村困境的根基。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开弦弓村展开调查。费孝通的这次调查与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一脉相承。本书主题是江村经济，但它不仅仅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之内，而是将开弦弓村的自然环境、农村社会的生存形态（即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亲属关系）、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都做了细致的考察。费孝通践行了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民族志工作方法，广泛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归类，同样，他在分析材料的时候也很明显地受到功能主义影响，将乡村文化的形态变迁与当地村民的现实生活需求相结合起来进行一种因果分析。但这种因果分析并不是绝对的单向决定性，而是多种因素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在历史的沉积之下，建立起了难以分割的相互关系。
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费孝通认为，家庭手工业的衰败使得当地农民收入锐减，生活陷入困境，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家庭选择了节流的方式，逐渐发展出了“小媳妇”的婚姻制度，由于童养媳的方式能够使男方家庭节省很大一笔婚礼开支，所以这一制度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开始出现。这看上去是农民为了生存而对文化制度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但是费孝通也指出，在农村社会中，小媳妇制度虽然能够节省家庭开支，但由于小媳妇被南方收养，在婚姻仪式中没有经过传统必须的社会关系建立和互动过程，因而也在无形之中使该家庭的亲属网络和社会关系遭到损害，而这将不利于家庭在将来进行亲属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小媳妇制度在农村并没有得到村民在传统道德方面的正式认可。
从费孝通对于小媳妇制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乡土社会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具有历史传统的实体。土地制度和人们利用土地谋生的方式固然是农村社会区别于城市或者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方面，它可能是核心，但它不是孤立的核心。如果我们像费老一样，认识到了乡土社会的内在联系性，就应该能够认识到，对于这样的具有自身传统和习惯的社会进行改造，绝不能够走一条釜底抽薪的道路，即所谓的西方现代大工业的道路，让农村凋敝，使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大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和发展现代工业的廉价燃料。费孝通认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对于农村来说，会带来灾难性毁灭性的的影响。
因此，他曾经在争论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一再指出：“我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工业着想’，而是‘为了这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为农民着想，工业离开了农村，试问他们从哪条路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呢……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呢还是乡村工业效率高，而是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８０％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
费孝通所言的乡村工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包含了农村社会传统和结构的因素，另一方面的重要现实考虑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农业生产的内卷性。在无法通过增加入地收入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既能够保持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又能找到合适的收入途径呢？费孝通提出的方法是发展乡村工业。以乡村工业实现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从本质上看，是用保护农民生活基础的方式来发展农村，而不是摧毁农村生活、压榨农民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当下走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更像是以牺牲农村的方式来换取所谓整体的发展，而不是农村社会本位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实现整体的发展。
(二) 内生于农村的工业化道路
所谓内生于农村的发展道路，就是反对将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当成唯一的工业形态。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当中就含有工业的因子，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使原有的分散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
从《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进行的细致计算可以看出，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原本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传统家庭手工副业与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现实情况先联系，以开弦弓村为例，则是优越的手工业原材料、妇女劳动力和灵活的地区商品流通条件。但正如费孝通的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伴随着国际市场的技术发展和价格波动，这种原生的家庭手工副业因为不具有竞争力而走向衰败。
因此，发展乡村工业，关键在于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农村手工业基础条件，克服其原有的弊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条件，乡村工业需要在资本、动力、技术等多个方面得到外界的支持。在费孝通看来，要冲破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之中的弊端，必须要外界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合适的帮助，单靠农民自身很难建立起足以匹敌市场竞争中的先进工业。在他的研究中，或者说在费老的学术体系中，他怀有很深的士绅情结，《江村经济》中开办女子蚕丝技术学校的“黄道婆”一样的人物，是他的姐姐费达生，这位出生士绅家族的女性本着造福农民的态度开办乡村合作工业。她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来，带有很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好比是传统的士绅对于地方的维护和建设。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费老所强调的，既能够带来农村社区以外的资源，又能够建设农村而不与农民争利的力量，除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中那些怀有崇高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已经没落消失的士绅阶层，并不能找到这样的条件。这或许是费老的乡村工业建设中过于理想化的地方。
(三) 农村工业化的必须条件：小城镇的重要作用
费孝通所描述的小城镇，本质上是乡村社会中村落之间一个重要的功能结构，它不仅能够满足各个分散的乡村的商品集散、交换的需求，也能够通过这一节点建立起村落之间彼此的联系。小城镇的存在对农村社区来说，是商品交换的有效形式，也是满足农民生活多种需求的形式，它是资源的适度集中，既没有把资源完全分散在各个单独的村落之中，又没有形成悬浮于乡村社区之外的城市，它有效地实现了农村各项功能，如文化、宗教、行政、商贸和社会联系的集合，但本质上仍然牢牢扎根于农村社会。
对于农民的生活而言，小城镇是介于农村和更为广阔的外界之间的枢纽、中间地带。它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是以农民所习惯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由此可以看出，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重视，与他发展乡村工业的观点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即走一条立足于农村的、农村本位的道路。
(四) 江村变迁：无法逃避的政治化
必须注意的是，费孝通所描述的开弦弓村的历史以及他所理想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都没有过多的考虑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的影响。在民国时期的江村，尽管国民政府试图从保甲制度、继承制度和土地制度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在费孝通的乡村建设图景中，国家的力量是缺失的，即便存在，也是作为对于乡村所需资源的提供者而出现的。
但是，现实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成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牺牲品。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显然不是农村本位的考虑，农村的功能一度被限定为以粮为纲，支持城市工业化，因而乡村手工业失去了发展合法性，小城镇被剥夺了商品流通的合法性。农民被限制在了农村，但农民的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农村内生因素的影响，这是费孝通等人没有预见到的意外。
同理，即便是七八十年代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热潮，也是政策变迁的产物，政策的松动让被压制已久的农村需求释放出来，社队企业、集体企业等等各种形式的生产模式得以获得发展空间，小城镇再此基础上又再次获得了一线生机。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政策的红利，是政策做国家的高度计划向农村本位或者说家庭本位的一种让步获得的红利。但正如费孝通的观察，在小城镇蓬勃复兴背后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对农村的扶植力量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出现。
当下的农村发展，其实环境已经沧海桑田了。农民没有找到“离土不离乡”的生存补贴来源，农村社会结构在资本的入侵之下趋于空心化，甚至农村完全脱离了土地。乡镇企业也称为了一种曾经的经济现象称为历史。尽管如此，费老所提出的农民本位，或者乡土社会本位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仍然是农村发展需要重视的事实基础和价值取向。至于促成乡村工业化的具体手段，仍需要找到合适的政策支撑。
——《江村经济》和《小城镇 大问题》
(一) 乡村发展观念中的农民本位（社会本位）
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曾经存在过各种主张的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其中焦点之一是中国工业发展究竟是从兴办城市大工业开始还是走乡村工业化道路。费孝通选择后者，其依据源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把握。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落后和贫穷的困境，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贫困又是困境中的困境。费老提出的一系列农村发展的主张，都深深地建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中国几个地区的乡村的实地调查基础之上，“广大农民生活的痛苦”是一个宽泛而抽象的概念，要找到农村困境的症结，必须在历史的维度和动态的机制之下对乡村社区展开调查分析。《江村经济》以及其后的《云南三村》等一系列研究，是费孝通理解中国农村困境的根基。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开弦弓村展开调查。费孝通的这次调查与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一脉相承。本书主题是江村经济，但它不仅仅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之内，而是将开弦弓村的自然环境、农村社会的生存形态（即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亲属关系）、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都做了细致的考察。费孝通践行了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民族志工作方法，广泛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归类，同样，他在分析材料的时候也很明显地受到功能主义影响，将乡村文化的形态变迁与当地村民的现实生活需求相结合起来进行一种因果分析。但这种因果分析并不是绝对的单向决定性，而是多种因素以人的需求为核心，在历史的沉积之下，建立起了难以分割的相互关系。
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费孝通认为，家庭手工业的衰败使得当地农民收入锐减，生活陷入困境，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家庭选择了节流的方式，逐渐发展出了“小媳妇”的婚姻制度，由于童养媳的方式能够使男方家庭节省很大一笔婚礼开支，所以这一制度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开始出现。这看上去是农民为了生存而对文化制度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但是费孝通也指出，在农村社会中，小媳妇制度虽然能够节省家庭开支，但由于小媳妇被南方收养，在婚姻仪式中没有经过传统必须的社会关系建立和互动过程，因而也在无形之中使该家庭的亲属网络和社会关系遭到损害，而这将不利于家庭在将来进行亲属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小媳妇制度在农村并没有得到村民在传统道德方面的正式认可。
从费孝通对于小媳妇制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乡土社会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具有历史传统的实体。土地制度和人们利用土地谋生的方式固然是农村社会区别于城市或者其他社会形态的主要方面，它可能是核心，但它不是孤立的核心。如果我们像费老一样，认识到了乡土社会的内在联系性，就应该能够认识到，对于这样的具有自身传统和习惯的社会进行改造，绝不能够走一条釜底抽薪的道路，即所谓的西方现代大工业的道路，让农村凋敝，使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大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和发展现代工业的廉价燃料。费孝通认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对于农村来说，会带来灾难性毁灭性的的影响。
因此，他曾经在争论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一再指出：“我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工业着想’，而是‘为了这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为农民着想，工业离开了农村，试问他们从哪条路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呢……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呢还是乡村工业效率高，而是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８０％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
费孝通所言的乡村工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包含了农村社会传统和结构的因素，另一方面的重要现实考虑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农业生产的内卷性。在无法通过增加入地收入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既能够保持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又能找到合适的收入途径呢？费孝通提出的方法是发展乡村工业。以乡村工业实现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从本质上看，是用保护农民生活基础的方式来发展农村，而不是摧毁农村生活、压榨农民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当下走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更像是以牺牲农村的方式来换取所谓整体的发展，而不是农村社会本位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实现整体的发展。
(二) 内生于农村的工业化道路
所谓内生于农村的发展道路，就是反对将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当成唯一的工业形态。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当中就含有工业的因子，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使原有的分散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
从《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进行的细致计算可以看出，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原本是农民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传统家庭手工副业与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现实情况先联系，以开弦弓村为例，则是优越的手工业原材料、妇女劳动力和灵活的地区商品流通条件。但正如费孝通的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伴随着国际市场的技术发展和价格波动，这种原生的家庭手工副业因为不具有竞争力而走向衰败。
因此，发展乡村工业，关键在于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农村手工业基础条件，克服其原有的弊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条件，乡村工业需要在资本、动力、技术等多个方面得到外界的支持。在费孝通看来，要冲破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之中的弊端，必须要外界的力量为农民提供合适的帮助，单靠农民自身很难建立起足以匹敌市场竞争中的先进工业。在他的研究中，或者说在费老的学术体系中，他怀有很深的士绅情结，《江村经济》中开办女子蚕丝技术学校的“黄道婆”一样的人物，是他的姐姐费达生，这位出生士绅家族的女性本着造福农民的态度开办乡村合作工业。她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来，带有很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好比是传统的士绅对于地方的维护和建设。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费老所强调的，既能够带来农村社区以外的资源，又能够建设农村而不与农民争利的力量，除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中那些怀有崇高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已经没落消失的士绅阶层，并不能找到这样的条件。这或许是费老的乡村工业建设中过于理想化的地方。
(三) 农村工业化的必须条件：小城镇的重要作用
费孝通所描述的小城镇，本质上是乡村社会中村落之间一个重要的功能结构，它不仅能够满足各个分散的乡村的商品集散、交换的需求，也能够通过这一节点建立起村落之间彼此的联系。小城镇的存在对农村社区来说，是商品交换的有效形式，也是满足农民生活多种需求的形式，它是资源的适度集中，既没有把资源完全分散在各个单独的村落之中，又没有形成悬浮于乡村社区之外的城市，它有效地实现了农村各项功能，如文化、宗教、行政、商贸和社会联系的集合，但本质上仍然牢牢扎根于农村社会。
对于农民的生活而言，小城镇是介于农村和更为广阔的外界之间的枢纽、中间地带。它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是以农民所习惯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由此可以看出，费孝通对于小城镇的重视，与他发展乡村工业的观点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即走一条立足于农村的、农村本位的道路。
(四) 江村变迁：无法逃避的政治化
必须注意的是，费孝通所描述的开弦弓村的历史以及他所理想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都没有过多的考虑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的影响。在民国时期的江村，尽管国民政府试图从保甲制度、继承制度和土地制度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在费孝通的乡村建设图景中，国家的力量是缺失的，即便存在，也是作为对于乡村所需资源的提供者而出现的。
但是，现实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成为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牺牲品。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显然不是农村本位的考虑，农村的功能一度被限定为以粮为纲，支持城市工业化，因而乡村手工业失去了发展合法性，小城镇被剥夺了商品流通的合法性。农民被限制在了农村，但农民的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农村内生因素的影响，这是费孝通等人没有预见到的意外。
同理，即便是七八十年代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热潮，也是政策变迁的产物，政策的松动让被压制已久的农村需求释放出来，社队企业、集体企业等等各种形式的生产模式得以获得发展空间，小城镇再此基础上又再次获得了一线生机。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政策的红利，是政策做国家的高度计划向农村本位或者说家庭本位的一种让步获得的红利。但正如费孝通的观察，在小城镇蓬勃复兴背后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对农村的扶植力量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出现。
当下的农村发展，其实环境已经沧海桑田了。农民没有找到“离土不离乡”的生存补贴来源，农村社会结构在资本的入侵之下趋于空心化，甚至农村完全脱离了土地。乡镇企业也称为了一种曾经的经济现象称为历史。尽管如此，费老所提出的农民本位，或者乡土社会本位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仍然是农村发展需要重视的事实基础和价值取向。至于促成乡村工业化的具体手段，仍需要找到合适的政策支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