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ntin Skinner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978）》小摘要
【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978）》是一部颠覆性的政治思想史作品：一方面体现了剑桥学派注重思想的语境的研究路径，由此斯金纳自称是“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论题方面也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在积极抵抗的政治思想上加尔文是继承了路德而非自创，自由主义的立宪理论并非主要是17世纪（如Locke）的成就，而是早在16世纪的法学家、神学家和加尔文激进主义者那儿就臻于完善的理论。斯金纳思想史梳理的风格是浩瀚细密，从但丁论述到Mornay， Buchanan跨越了300多年。 上卷“文艺复兴”其实比较平淡，唯对Machiavelli的国家理由观念及其批判的澄清有些亮眼，此外对比Machiavelli和Guicciardini似乎就没有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来得精彩。真正精华是下卷“宗教改革”，对路德-加尔文-胡格诺派政治观念的变迁、博丹的专制主义、蒙田的斯多葛色彩、Mornay， Beza等的自然法契约论、Buchannan的个人主义和populist契约，一波接一波，环环相扣有如冤家，且直通Hobbes, Filmer, Bossuet, Locke，简直如大海之波涛汹涌。】
上卷 文艺复兴
“前言” “我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一部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奚瑞森 亚方 译，译林出版社2011版，页3-4，下同】
“第一部分 文艺复兴的起源：章1：自由的理想”意大利北部12世纪起的的城市共和国的自治，反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在对付罗马法上，Bartolus主张法律服从事实；盟友原是教皇，但随后papacy也试图统治，Dante支持皇帝作为教皇的平衡力量（中期的Monarchy），Marsilius of Padua:《和平的保卫者》：对教会性质采取了一种lutheran的看法，反对教皇国，抬高世俗当局。“章2：修辞学与自由” 13世纪从自由政府走向专制政府形式：populani vs noble的斗争；但少数城市像Florence奋力维系自由。14世纪初两种政治分析传统，一种是修辞学，一种是经院哲学。Rhetoric开始具有公开和政治的性质：编年史和箴规；模仿古典作品，cicero的权威；都采取共和主义路径。【47】“章3：经院哲学与自由”这里Skinner是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影响；Marsilius在传播上最重要；政治独立和自治的力量；Marsilius说全体市民是有主权的立法者，主权人民对行政的三种约束：选举君主、法治、牵制体系。“由Marsilius和Bartolus发展的民众主权学说对于形成早期的现代立宪主义的最激进的形式注定要起重大作用。…主权在人民手中，人民只能将主权委托。”【69】
“第二部分 意大利文艺复兴： 章4：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1454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自由既指独立又指自治。【83】Petrarch颠倒Augustine的人性观；对经院哲学的抵制和攻击，如Bartolus主张历史性的法理学。哲学与eloquence结合。循环的历史观，首创middle age一词。“章5 君主的时代” 1494 Charles Viii的入侵。专制不断巩固；冥想位置上升，注意Princes， 从自由正义转向和平与安全；【132】Machiavelli。”章6：残存的共和价值” Venice维系共和国，成功的秘密被认为是混合政制，【151】Giannotti;Savonarola, Valla; Guicciardini（偏贵族）, Machiavelli（偏平民）的《论李维》中“作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则是自由的价值。”【168】Machiavelli说自由与贫困相连。“古罗马的骚乱乃是公民积极参政的结果，因而乃是公民品德的最高表现。”【194】美德与基督教不兼容，共和国是最高价值。16世纪后，人文主义者心灰意冷，屈服于fortuna， 1527年后，共和彻底挫败，共和主义传统结束了。命运意识。
“第三部分 北方的文艺复兴：章7：人文主义学术的传播”16世纪，法英德的人文主义文化。政治自由和雇佣军没有引起北方文人主义者的共鸣。【213】应用于古典典籍；更精确的圣经译本，Erasmus,发现“教廷的世俗权利和现有组织与原始教会的原有理想和制度严重脱节。”【225】“章8：对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君主宝鉴类写作；人的完美在于实践；强调virtue而非制度；Erasmus等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体制无关；【246】政府的目标是秩序而非自由。【250】humanities在公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章9 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批评性接受。批评战争，厌恶Augustine的正义战争理论，More的《乌托邦》摒弃武装。反对“reason of state”，那曾是Machiavelli学说的核心，得到Botero《国家理性》的发挥。More和Erasmus都坚持正义优先；但16世纪末，reason of state开始获胜，“把自我保存看做第一自然法则。”【270】more的《乌托邦》极为特别，根除社会差别和财产，彻底的激情。
下卷 宗教改革
“第一部分 专制主义和路德的宗教改革 章1：路德教义的原则”路德的神学基石是对人性的Augustine式的看法，驳斥托马斯主义和humanism, 神的启示难明渊源于奥卡姆主义，sola fide，贬低教会作为实体组织的意义【下卷，页11，下同】，贬低教士。路德教义具有两项政治含义：1、拒绝教会管辖权的概念，papacy篡夺了世俗当局的权利；2、世俗权力也是神所规定的。这意味着双剑论的结束，只有世俗之剑。国教体系，君主应以虔诚治理，而民众绝不要积极反抗。“章2、路德教义的先驱”路德教义迅速被广大地区接受，也因其有传统和先驱。Eckhart等关于人的堕落的观念，Duns Scotus的现代论派对理性的批判，“上帝是…意志。”【27】而攻击Papacy在Erasmus的《愚人颂》。谴责教会管辖权这一点也有长久历史，wycliff, hus等；反对教廷作为absolute monarchy的观念的公会议运动，Ockham和Marsilius说一切强制权力是世俗的;Gerson说大公会议高于教皇；Mair教会与世俗社会根本不同。平信徒和世俗政府也批评教廷，在英格兰，民族主义情绪最强，有common law传统。这些背景下，路德的事业深居吸引力。 “章3：路德教义的传播” 早期的宣传运动，Osiander, eberlin, Melanchthon, “神创造了整个政治生活结构…必须在一切事物上服从我们的统治者。”【72】adiaphora（广教主义）。路德使得专制君主国合法化，“取消了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的其他传统限制。”【79】absolutism源自宗教改革早期，不过1530后开始主张反抗暴君的统治，有助于激起calvinist的激进理论。激进派追求主动改革Muntzer, 而世俗政府担心宗教改革引发社会革命。新的正统学说，“教会无非是信徒们的聚会。”【87】政府在利用国民议会来否认popacy时诉诸路德的概念。成文法反对canon law的胜利，Thomas Cromwell, King in the parliament至上，代表整个英国。教务会议是咨询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宗教改革事业便被等同于英吉利民族的真正命运。”【115】
“第二部分：立宪主义和反宗教改革： 章4：立宪主义的背景” Absolutism的对手也出现：“认为一切政治权柄寓于全体百姓。”【122】 Gerson世俗政府独立于任何管辖权，教会权力在council, 国家权力在于公民的代议机构，终极权力在于community，Gerson的权利主权学说：“从行动自由的角度对权利进行主观的分析”。【125】 Mair主张两权分开； Almain说,在前政治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然法的执行者。【127】Mair和ALmain都主张不善理政的统治者应该被臣民罢黜。全体百姓或代议制会议有这个罢黜的权力。 Ockham和Almain都主张百姓委托而不是让渡权力给国王。【132】对暴君的反抗合法;Azo说君主受誓言约束，共同体是有机体，每个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其integrity；Salamonio说人生而自由，“所有政权都应该以契约为基础。”【141】 “章5：托马斯主义的复活” Crockaert转向thomas，产生了Thomist自然法的复兴，为Jesuit接受，如Bellarmine， Molina， Suarez. Suarez的《律法和律法制定者：神》和《辩解》。对付lutherans（sola scriptura, 教会只是聚会），路德教义损害了自然法，否认了存在于内心的恩惠；还对付Erasmus的人文主义，对付Sepulvede的西班牙帝国主义（奴役印第安人），对付Machiavelli（唔自然法）。 四面楚歌的Jesuit转向古典学说。依据传统，教会是有权的机构，是看得见的。 而Thomist的等级制：永恒法-启示法-自然法-成文法。【159】成文法要符合自然法，后者提供了框架，自然法既是理性又是意志。【159】由此又与启示相连，十诫和新约命令都更深地铭刻了自然法。由此反对路德政治社会是神直接命定的观念，任何国家都是在自然状态中审慎地建立起来的。【165】人生而自由，但非离群索居。自然状态：共同体、自然法、天赋自由平等。【169】Locke问题，放弃自由的动机以及国家的合法化，Jesuit已经处理过这两个问题，“奠定了17世纪的所谓社会契约学说的基础。”【170】Suarez:增加了人性的灰色观念，因此需要离开自然状态，Molina，自利的动机，进入比较结构化的状态中。“自由同意建立一个国家是理性的。”【172】 Suarez：政治权力来自自然法，但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173】Suarez是高峰，“民众赞同的行动是合法国家得以建立的唯一手段。”【174】Suarez驳斥两个传统：权力由神直接授予；普世君主。Suarez的问题：若自然状态不包括成文法，则如何能有同意设立君主的法律行为？【175】Suarez说百姓有能力把自己看成一个整体。 答复luther的堕落论，《圣经》和理智都有Inherent justice。 Victoria:印第安人有自己真正的主权，“所有的人，无论是否基督教徒，都有同等资格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181】指责Machiavelli缺乏天赋理智。 “章6：立宪主义的局限性” Suarez是民主主义者，Jesuits首创社会契约理论【186】，为洛克所继承和重申。合法抵抗权。 不过Jesuits也抵制Populist sovereignty理论，反Masilius，主张教皇有间接权力。Suarez令人作呕地为教皇的间接权力辩护。【192】民众只具有立法权的潜能， Imperium产生后有权统治其成员，反驳Populist有关统治者不高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说法，主张统治者凌驾于共同体之上。Suarez权力是绝对转让的，而不仅仅是委托。【196】君主没有上级，没有人能合法地强制他。这一点为Grotius, Hobbes, Pufendorf所继承，“自由的百姓在扶植一个统治者时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被解释为不仅是转让，而且是放弃他们最初的主权的行动。”【196】
“第三部分 加尔文主义和革命理论 章7：反抗的义务” 在面临天主教的武力统一威胁时，是否服从成了关键问题。1546年第一次宗教战争。Calvin早期赞同消极服从（但有两个个让步：服从但不偏离神；允许神的启示性的拯救者），后来开始考虑为积极抵抗进行辩护的可能性，但Calvin本人始终恪守绝对不抵抗（absolute non-resistance）学说。是Lutherans首先支持积极抵抗合法君主的概念。1529年危机时首先面对积极抵抗问题， Philip of Hesse重申封建的和独立主义理论（联邦论）；Bruck证明暴力抵抗是有理的，在宗教事务上皇帝就像错误的私人。【211】因此有立宪主义和私法理论两条路径。1530年，Luther等开始支持反抗理论。【212】 Skinner有一种新的主张：Luther首先引入active resistance理论，而Calvinists在50年代的革命理论，是对lutheran的继承。【220】 Magdeburg的《信仰声明》早就破美国的立宪主义反抗，下级行政长官进行反抗。Calvinists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而在大陆较为温和，是面对法国的审慎，因此大陆是下级长官反抗的立宪理论，而苏格兰比较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Knox神学义务的反抗。Martyr的立宪主义。50年代末，Calvin开始修正消极反抗理论，倾向于接受立宪主义。正统的calvinists在60年代接受立宪主义的反抗理论。最后几年，Calvin将司法论点发挥为合法反抗。【234】英国的Calvinist毫不含糊，Ponet, Goodman等说统治者有职责。a解决神授暴君的问题，Ponet:君主并不总是神命的，暴君的压迫不是神所命定的，“合法的统治者之就位无不是神最初作出，然后又由信神的万民批准的一种选择的结果。”【243】有暴君则是民众选择的错误。B calvinist解决谁可以合法反抗上更宽容：民众长官，或全体民众可以正当抵抗（私法理论），市民都是统治圣约的签约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圣约基础上为populist revolution辩护。
“章8 胡歌诺派革命的来龙去脉” Locke《政府论》是激进加尔文教派的经典，援用的是私法理论的合法抵抗。与1650s的Calvinists的区别在于：洛克是right theory，而calvinists的反抗是宗教义务。这一转变由Huguenot所阐明。Huguenot早年期望宽容，而武力统一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人文主义者Postel说主要宗教都有真理，Bodin《七人对话录》说一切具有真正宗教的人都能就基本教义取得一致；Bodin和Castellio都说信仰有不确定成分。而且强制统一是策略错误，那会毁灭国家，I’hopital和平比宗教一致更重要，应该以保存国家的名义容忍Huguenot。 圣巴多罗缪大屠杀后，Huguenot需要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以反抗国王，寻求立宪主义。当时政府不开放，代议制萎缩，Parliament of paris也被高压，职能集中到国王手中。1515年Seyssel的《法国君主政体》：国王权力受到la police, la religion, la justice的约束。而Du moulin的《巴黎习俗考》则发展专制主义，攻击等级制，国王是imperium的唯一拥有者。“一切官职都具有国王至尊的最高统治权（imperium）的代理形式。”【283】Seyssel的混合政制理论被推翻了。 Huguenot需要在宗教之外寻找反抗政府的盟友，1572年之后依靠了立宪主义和calvinism结合，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反抗理论。攻击将罗马法直接应用于现代世界；习俗权利对君主的制约，three Estates。 但也有另类的背景：蒙田的《随笔集》中斯多葛主义的魅力，在内战中成为有吸引力的策略，含义却是服从事物秩序和政府。【297】蒙田反对Huguenot。还遭到Bodin的专制主义强大反击：Bodin说秩序必要且脆弱。《国家六论》（1576）否定Huguenot的反抗理论。主权学说：“政府的根本宗旨必须是保障秩序而不是保障自由…在任何政治社会中必须有一位在以下意义上的专制君主：他指挥一切，而永不被指挥，因而永远不可能遭到他的臣民的合法反抗。”【305】主权者只对神负责，这为霍布斯的Leviathan奠基了。博丹理论的两个特点：a. absolute sovereignty是国家概念的逻辑结果，由此还废弃了混合政制观念; b. 主权者的根本在立法权，而此前统治者被认为是审判者。标记是不经同意而发布法律。当然博丹认为主权受la police, la religion和la justice的约束，还必须服从自然法和神法，君主应该尊重财产权，因此《国家六论》残存着立宪主义的因素，但确实转向了absolutism. 后来补上了神授的新教观念，被Bossuet和Filmer发展除了divine right的理论。
“章9 反抗的权利” 1560s的时候Huguenot没有采纳平民革命的观念，1572年Hotman的Francogallia, Mornay的《反暴君论》（1579）最伟大的革命理论。 Hotman的《法兰西的高卢人》诉诸立宪主义的成文法：旧制是规范，而法国国家体制最初是populist，加冕誓言，“君主制就性质而言是选举产生的。”【332】选举后的民众还有监督权，the Estates有拥立和废黜国王的权力，国王是行政长官。Hotman将popular sovereinty归于three Estates。但Hotman的历史方法被指责为不可靠，因此Huguenot转向经院主义和罗马法的激进立宪主义。天赋自由状态，放弃了神授君主的传统，将popular sovereignty建立在合乎逻辑的国家起源上，推出纯政治的反抗权利。【342】 mornay的两种圣约：一种是国王与民众的统治契约，另一种是神与国王、神与民众的契约。这双重契约，Mornay为反抗做出了两种辩解。Beza《行政长官的权利》中更世俗的论点，人的根本状态是natural liberty,任命统治者只是为了管理事务。Mair的权利概念。“当胡歌诺派把民众的福祉看做建立国家的终极原因，并进而将这一点与民众享有他们的财产的权利等同起来时，他们往往阐明他们考虑的是统治者有责任维护民众享有他们的天赋和不可剥夺的生存和自由权利。”【349】Beza建国是general consent, Mornay说由代表民众的长官推选。由此自然法理论与宪政史一致了。“使国家出现的实际机制必然表现为民众的代表与他们的未来统治者之间商订的契约。”【352】Popular Sovereignty是立宪的核心。民众始终是主权所有者，仅仅是委托给统治者，民众凌驾于国王至上。反抗权利属于法人团体而非个人。从宗教反抗到真正的政治的革命理论。反抗权的基础是natural right。 什么时候转向了populist反抗理论呢？George Buchanan的《苏格兰王国的权利》和《苏格兰史》（1582），布坎南受斯多葛影响，他的前政治生活甚至是非社会性的，流浪的孤独的，Buchanan和ALthusius根本不提圣约，而是专门谈论权利而非宗教责任，ALthusius甚至更自觉。Buchanan:民众通过直截了当的契约而没有中间人来设置统治者，民众仅仅是委托权利给统治者，Buchannan用Stoic而非Aristotle，使得反抗也具有了个人主义，几乎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布坎南成了加尔文主义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者。”【365】相应地，天主教中的Mariana的《国王和国王的教育》则主张杀死暴君，也说人最初是孤独的流浪者，后来经过契约才形成社会。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不是17世纪的成就，而是早在Salamonio, ALmain, Mair, 加尔文主义者那儿就臻于完善。【369】
江绪林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上卷 文艺复兴
“前言” “我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一部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奚瑞森 亚方 译，译林出版社2011版，页3-4，下同】
“第一部分 文艺复兴的起源：章1：自由的理想”意大利北部12世纪起的的城市共和国的自治，反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在对付罗马法上，Bartolus主张法律服从事实；盟友原是教皇，但随后papacy也试图统治，Dante支持皇帝作为教皇的平衡力量（中期的Monarchy），Marsilius of Padua:《和平的保卫者》：对教会性质采取了一种lutheran的看法，反对教皇国，抬高世俗当局。“章2：修辞学与自由” 13世纪从自由政府走向专制政府形式：populani vs noble的斗争；但少数城市像Florence奋力维系自由。14世纪初两种政治分析传统，一种是修辞学，一种是经院哲学。Rhetoric开始具有公开和政治的性质：编年史和箴规；模仿古典作品，cicero的权威；都采取共和主义路径。【47】“章3：经院哲学与自由”这里Skinner是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影响；Marsilius在传播上最重要；政治独立和自治的力量；Marsilius说全体市民是有主权的立法者，主权人民对行政的三种约束：选举君主、法治、牵制体系。“由Marsilius和Bartolus发展的民众主权学说对于形成早期的现代立宪主义的最激进的形式注定要起重大作用。…主权在人民手中，人民只能将主权委托。”【69】
“第二部分 意大利文艺复兴： 章4：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1454年共和国。人文主义者:自由既指独立又指自治。【83】Petrarch颠倒Augustine的人性观；对经院哲学的抵制和攻击，如Bartolus主张历史性的法理学。哲学与eloquence结合。循环的历史观，首创middle age一词。“章5 君主的时代” 1494 Charles Viii的入侵。专制不断巩固；冥想位置上升，注意Princes， 从自由正义转向和平与安全；【132】Machiavelli。”章6：残存的共和价值” Venice维系共和国，成功的秘密被认为是混合政制，【151】Giannotti;Savonarola, Valla; Guicciardini（偏贵族）, Machiavelli（偏平民）的《论李维》中“作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则是自由的价值。”【168】Machiavelli说自由与贫困相连。“古罗马的骚乱乃是公民积极参政的结果，因而乃是公民品德的最高表现。”【194】美德与基督教不兼容，共和国是最高价值。16世纪后，人文主义者心灰意冷，屈服于fortuna， 1527年后，共和彻底挫败，共和主义传统结束了。命运意识。
“第三部分 北方的文艺复兴：章7：人文主义学术的传播”16世纪，法英德的人文主义文化。政治自由和雇佣军没有引起北方文人主义者的共鸣。【213】应用于古典典籍；更精确的圣经译本，Erasmus,发现“教廷的世俗权利和现有组织与原始教会的原有理想和制度严重脱节。”【225】“章8：对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君主宝鉴类写作；人的完美在于实践；强调virtue而非制度；Erasmus等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体制无关；【246】政府的目标是秩序而非自由。【250】humanities在公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章9 人文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批评” 批评性接受。批评战争，厌恶Augustine的正义战争理论，More的《乌托邦》摒弃武装。反对“reason of state”，那曾是Machiavelli学说的核心，得到Botero《国家理性》的发挥。More和Erasmus都坚持正义优先；但16世纪末，reason of state开始获胜，“把自我保存看做第一自然法则。”【270】more的《乌托邦》极为特别，根除社会差别和财产，彻底的激情。
下卷 宗教改革
“第一部分 专制主义和路德的宗教改革 章1：路德教义的原则”路德的神学基石是对人性的Augustine式的看法，驳斥托马斯主义和humanism, 神的启示难明渊源于奥卡姆主义，sola fide，贬低教会作为实体组织的意义【下卷，页11，下同】，贬低教士。路德教义具有两项政治含义：1、拒绝教会管辖权的概念，papacy篡夺了世俗当局的权利；2、世俗权力也是神所规定的。这意味着双剑论的结束，只有世俗之剑。国教体系，君主应以虔诚治理，而民众绝不要积极反抗。“章2、路德教义的先驱”路德教义迅速被广大地区接受，也因其有传统和先驱。Eckhart等关于人的堕落的观念，Duns Scotus的现代论派对理性的批判，“上帝是…意志。”【27】而攻击Papacy在Erasmus的《愚人颂》。谴责教会管辖权这一点也有长久历史，wycliff, hus等；反对教廷作为absolute monarchy的观念的公会议运动，Ockham和Marsilius说一切强制权力是世俗的;Gerson说大公会议高于教皇；Mair教会与世俗社会根本不同。平信徒和世俗政府也批评教廷，在英格兰，民族主义情绪最强，有common law传统。这些背景下，路德的事业深居吸引力。 “章3：路德教义的传播” 早期的宣传运动，Osiander, eberlin, Melanchthon, “神创造了整个政治生活结构…必须在一切事物上服从我们的统治者。”【72】adiaphora（广教主义）。路德使得专制君主国合法化，“取消了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的其他传统限制。”【79】absolutism源自宗教改革早期，不过1530后开始主张反抗暴君的统治，有助于激起calvinist的激进理论。激进派追求主动改革Muntzer, 而世俗政府担心宗教改革引发社会革命。新的正统学说，“教会无非是信徒们的聚会。”【87】政府在利用国民议会来否认popacy时诉诸路德的概念。成文法反对canon law的胜利，Thomas Cromwell, King in the parliament至上，代表整个英国。教务会议是咨询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宗教改革事业便被等同于英吉利民族的真正命运。”【115】
“第二部分：立宪主义和反宗教改革： 章4：立宪主义的背景” Absolutism的对手也出现：“认为一切政治权柄寓于全体百姓。”【122】 Gerson世俗政府独立于任何管辖权，教会权力在council, 国家权力在于公民的代议机构，终极权力在于community，Gerson的权利主权学说：“从行动自由的角度对权利进行主观的分析”。【125】 Mair主张两权分开； Almain说,在前政治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然法的执行者。【127】Mair和ALmain都主张不善理政的统治者应该被臣民罢黜。全体百姓或代议制会议有这个罢黜的权力。 Ockham和Almain都主张百姓委托而不是让渡权力给国王。【132】对暴君的反抗合法;Azo说君主受誓言约束，共同体是有机体，每个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其integrity；Salamonio说人生而自由，“所有政权都应该以契约为基础。”【141】 “章5：托马斯主义的复活” Crockaert转向thomas，产生了Thomist自然法的复兴，为Jesuit接受，如Bellarmine， Molina， Suarez. Suarez的《律法和律法制定者：神》和《辩解》。对付lutherans（sola scriptura, 教会只是聚会），路德教义损害了自然法，否认了存在于内心的恩惠；还对付Erasmus的人文主义，对付Sepulvede的西班牙帝国主义（奴役印第安人），对付Machiavelli（唔自然法）。 四面楚歌的Jesuit转向古典学说。依据传统，教会是有权的机构，是看得见的。 而Thomist的等级制：永恒法-启示法-自然法-成文法。【159】成文法要符合自然法，后者提供了框架，自然法既是理性又是意志。【159】由此又与启示相连，十诫和新约命令都更深地铭刻了自然法。由此反对路德政治社会是神直接命定的观念，任何国家都是在自然状态中审慎地建立起来的。【165】人生而自由，但非离群索居。自然状态：共同体、自然法、天赋自由平等。【169】Locke问题，放弃自由的动机以及国家的合法化，Jesuit已经处理过这两个问题，“奠定了17世纪的所谓社会契约学说的基础。”【170】Suarez:增加了人性的灰色观念，因此需要离开自然状态，Molina，自利的动机，进入比较结构化的状态中。“自由同意建立一个国家是理性的。”【172】 Suarez：政治权力来自自然法，但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173】Suarez是高峰，“民众赞同的行动是合法国家得以建立的唯一手段。”【174】Suarez驳斥两个传统：权力由神直接授予；普世君主。Suarez的问题：若自然状态不包括成文法，则如何能有同意设立君主的法律行为？【175】Suarez说百姓有能力把自己看成一个整体。 答复luther的堕落论，《圣经》和理智都有Inherent justice。 Victoria:印第安人有自己真正的主权，“所有的人，无论是否基督教徒，都有同等资格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181】指责Machiavelli缺乏天赋理智。 “章6：立宪主义的局限性” Suarez是民主主义者，Jesuits首创社会契约理论【186】，为洛克所继承和重申。合法抵抗权。 不过Jesuits也抵制Populist sovereignty理论，反Masilius，主张教皇有间接权力。Suarez令人作呕地为教皇的间接权力辩护。【192】民众只具有立法权的潜能， Imperium产生后有权统治其成员，反驳Populist有关统治者不高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说法，主张统治者凌驾于共同体之上。Suarez权力是绝对转让的，而不仅仅是委托。【196】君主没有上级，没有人能合法地强制他。这一点为Grotius, Hobbes, Pufendorf所继承，“自由的百姓在扶植一个统治者时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被解释为不仅是转让，而且是放弃他们最初的主权的行动。”【196】
“第三部分 加尔文主义和革命理论 章7：反抗的义务” 在面临天主教的武力统一威胁时，是否服从成了关键问题。1546年第一次宗教战争。Calvin早期赞同消极服从（但有两个个让步：服从但不偏离神；允许神的启示性的拯救者），后来开始考虑为积极抵抗进行辩护的可能性，但Calvin本人始终恪守绝对不抵抗（absolute non-resistance）学说。是Lutherans首先支持积极抵抗合法君主的概念。1529年危机时首先面对积极抵抗问题， Philip of Hesse重申封建的和独立主义理论（联邦论）；Bruck证明暴力抵抗是有理的，在宗教事务上皇帝就像错误的私人。【211】因此有立宪主义和私法理论两条路径。1530年，Luther等开始支持反抗理论。【212】 Skinner有一种新的主张：Luther首先引入active resistance理论，而Calvinists在50年代的革命理论，是对lutheran的继承。【220】 Magdeburg的《信仰声明》早就破美国的立宪主义反抗，下级行政长官进行反抗。Calvinists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而在大陆较为温和，是面对法国的审慎，因此大陆是下级长官反抗的立宪理论，而苏格兰比较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Knox神学义务的反抗。Martyr的立宪主义。50年代末，Calvin开始修正消极反抗理论，倾向于接受立宪主义。正统的calvinists在60年代接受立宪主义的反抗理论。最后几年，Calvin将司法论点发挥为合法反抗。【234】英国的Calvinist毫不含糊，Ponet, Goodman等说统治者有职责。a解决神授暴君的问题，Ponet:君主并不总是神命的，暴君的压迫不是神所命定的，“合法的统治者之就位无不是神最初作出，然后又由信神的万民批准的一种选择的结果。”【243】有暴君则是民众选择的错误。B calvinist解决谁可以合法反抗上更宽容：民众长官，或全体民众可以正当抵抗（私法理论），市民都是统治圣约的签约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圣约基础上为populist revolution辩护。
“章8 胡歌诺派革命的来龙去脉” Locke《政府论》是激进加尔文教派的经典，援用的是私法理论的合法抵抗。与1650s的Calvinists的区别在于：洛克是right theory，而calvinists的反抗是宗教义务。这一转变由Huguenot所阐明。Huguenot早年期望宽容，而武力统一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人文主义者Postel说主要宗教都有真理，Bodin《七人对话录》说一切具有真正宗教的人都能就基本教义取得一致；Bodin和Castellio都说信仰有不确定成分。而且强制统一是策略错误，那会毁灭国家，I’hopital和平比宗教一致更重要，应该以保存国家的名义容忍Huguenot。 圣巴多罗缪大屠杀后，Huguenot需要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以反抗国王，寻求立宪主义。当时政府不开放，代议制萎缩，Parliament of paris也被高压，职能集中到国王手中。1515年Seyssel的《法国君主政体》：国王权力受到la police, la religion, la justice的约束。而Du moulin的《巴黎习俗考》则发展专制主义，攻击等级制，国王是imperium的唯一拥有者。“一切官职都具有国王至尊的最高统治权（imperium）的代理形式。”【283】Seyssel的混合政制理论被推翻了。 Huguenot需要在宗教之外寻找反抗政府的盟友，1572年之后依靠了立宪主义和calvinism结合，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反抗理论。攻击将罗马法直接应用于现代世界；习俗权利对君主的制约，three Estates。 但也有另类的背景：蒙田的《随笔集》中斯多葛主义的魅力，在内战中成为有吸引力的策略，含义却是服从事物秩序和政府。【297】蒙田反对Huguenot。还遭到Bodin的专制主义强大反击：Bodin说秩序必要且脆弱。《国家六论》（1576）否定Huguenot的反抗理论。主权学说：“政府的根本宗旨必须是保障秩序而不是保障自由…在任何政治社会中必须有一位在以下意义上的专制君主：他指挥一切，而永不被指挥，因而永远不可能遭到他的臣民的合法反抗。”【305】主权者只对神负责，这为霍布斯的Leviathan奠基了。博丹理论的两个特点：a. absolute sovereignty是国家概念的逻辑结果，由此还废弃了混合政制观念; b. 主权者的根本在立法权，而此前统治者被认为是审判者。标记是不经同意而发布法律。当然博丹认为主权受la police, la religion和la justice的约束，还必须服从自然法和神法，君主应该尊重财产权，因此《国家六论》残存着立宪主义的因素，但确实转向了absolutism. 后来补上了神授的新教观念，被Bossuet和Filmer发展除了divine right的理论。
“章9 反抗的权利” 1560s的时候Huguenot没有采纳平民革命的观念，1572年Hotman的Francogallia, Mornay的《反暴君论》（1579）最伟大的革命理论。 Hotman的《法兰西的高卢人》诉诸立宪主义的成文法：旧制是规范，而法国国家体制最初是populist，加冕誓言，“君主制就性质而言是选举产生的。”【332】选举后的民众还有监督权，the Estates有拥立和废黜国王的权力，国王是行政长官。Hotman将popular sovereinty归于three Estates。但Hotman的历史方法被指责为不可靠，因此Huguenot转向经院主义和罗马法的激进立宪主义。天赋自由状态，放弃了神授君主的传统，将popular sovereignty建立在合乎逻辑的国家起源上，推出纯政治的反抗权利。【342】 mornay的两种圣约：一种是国王与民众的统治契约，另一种是神与国王、神与民众的契约。这双重契约，Mornay为反抗做出了两种辩解。Beza《行政长官的权利》中更世俗的论点，人的根本状态是natural liberty,任命统治者只是为了管理事务。Mair的权利概念。“当胡歌诺派把民众的福祉看做建立国家的终极原因，并进而将这一点与民众享有他们的财产的权利等同起来时，他们往往阐明他们考虑的是统治者有责任维护民众享有他们的天赋和不可剥夺的生存和自由权利。”【349】Beza建国是general consent, Mornay说由代表民众的长官推选。由此自然法理论与宪政史一致了。“使国家出现的实际机制必然表现为民众的代表与他们的未来统治者之间商订的契约。”【352】Popular Sovereignty是立宪的核心。民众始终是主权所有者，仅仅是委托给统治者，民众凌驾于国王至上。反抗权利属于法人团体而非个人。从宗教反抗到真正的政治的革命理论。反抗权的基础是natural right。 什么时候转向了populist反抗理论呢？George Buchanan的《苏格兰王国的权利》和《苏格兰史》（1582），布坎南受斯多葛影响，他的前政治生活甚至是非社会性的，流浪的孤独的，Buchanan和ALthusius根本不提圣约，而是专门谈论权利而非宗教责任，ALthusius甚至更自觉。Buchanan:民众通过直截了当的契约而没有中间人来设置统治者，民众仅仅是委托权利给统治者，Buchannan用Stoic而非Aristotle，使得反抗也具有了个人主义，几乎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布坎南成了加尔文主义革命中最激进的革命者。”【365】相应地，天主教中的Mariana的《国王和国王的教育》则主张杀死暴君，也说人最初是孤独的流浪者，后来经过契约才形成社会。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不是17世纪的成就，而是早在Salamonio, ALmain, Mair, 加尔文主义者那儿就臻于完善。【369】
江绪林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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