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和“大空间”里的隋唐五代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很多作者，都是我所认识的师长，因此对这套书，我抱有相当的期待。而除了我自己最为熟悉、最为关注的《宋史》之外，特别感兴趣的则是孙英刚教授写的《隋唐五代史》。一方面，他的学术专长在于中古时期的谶纬、术数、佛教意识形态，是我觉得非常好玩且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另一方面，去年在微博上曾看到他在写完之后自言颇写出些新意，便很想一睹为快。于是，拿到这套书之后，第一本翻看的，便是他这本《隋唐五代史》。
作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本书的定位是一部短小精悍、兼具通俗与学术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与体裁某种程度决定着内容，意味着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精深。但作为普及读物来说，它却能够在普及常识的情况下，吸收学界的许多最新成果（如书中已经引到2013年下半年刚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铭》），融会了作者不少个人独得之见。
“长时段”里的隋唐五代史
作为一部断代史，本书并没有局限于从隋朝建立到后周灭亡这一历史时段，而常常前后引申——尤其注重历史发展进程的源流。在不舍昼夜之时间的流逝中，历史或经历其自身之生、住、坏、灭，很多事件，其实并不是孤立出现的，需要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认识。比如说，对于隋炀帝之征讨高句丽，作者并没有去指责隋炀帝的穷兵黩武，而是指出，在北朝时期，高句丽便不断卷入中原王朝的争斗，于是，消灭高句丽对于中原王朝统一的威胁，是从隋文帝到唐高宗持续数十年的一贯政策，隋炀帝的三次征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并非他个人有意挑起战争。这便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隋唐何以不断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也澄清了泼在隋炀帝身上的污水。又比如说，在讨论武则天迁都洛阳之时，从殷商时期对于“土中”的理念讲起，从而点明了洛阳在意识形态符号上的意义；而武则天之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既有追宗周代以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意图，同时也是自汉以来长安与洛阳之争最后的残照，此后经过了安史之乱，洛阳再也无复往日的辉煌。这样，作者便通过叙述武则天时代的都城，借机勾勒出了洛阳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变迁，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于武周定都洛阳的理解。对于隋唐时代内部的历史变迁，作者也十分注意某些绵延不绝的现象，如认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与天子的“双重天命”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王府势力在唐玄宗之前的政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宦官与唐后期的皇权相互依存，等等。尽管其部分结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作者通过拎出若干线索，能够使读者从长时段（此为一般意义上而言，而非布罗代尔之长时段概念）认识到历史演进的一些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面向“亚洲”与“世界”
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于不同文明的开放、包容，长安汇聚了当时世界上的各个文明下的人群及他们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此，隋唐两朝常被视作世界性的帝国。本书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作者立足于东亚、亚洲的视角来看待隋唐时代，这在章节名称中即可见一斑，如《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等，都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于隋唐王朝在历史上的亚洲的地位与影响的关注。这是从隋唐王朝在政治、文化上所直接辐射的区域出发，将当时的隋唐王朝与周边政权、族群紧密地结合起来。更进一步，作者也对隋唐王朝与异质文明的接触有所描述，如前往印度的求法运动，祆教、聂思脱里教、摩尼教的传入等。如果说上面第一点是时间序列上纵向的贯通，那么作者也同样注意及空间上横向的勾连。于是，本书所展现的就不只是隋唐王朝的历史，也同样描绘出一幅七至十世纪丰富多彩的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图景。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并不存在一个东亚或亚洲的概念，仅仅考虑东亚/亚洲的视角，已经是用现代的观念去为隋唐时代人为地划定了一个地理或文化上的边框。尽管讨论隋唐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的交流之时使用“东亚”一词具有一定的地域有效性，但却仍然会模糊乃至掩盖一些历史深处的关联。比如作者写到隋文帝时期高句丽曾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不断骚扰隋东北边境，但一笔带过之后，仍旧着重于“东亚”范围内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实际上，突破“东亚”或“东北亚”，从高丽半岛一直向西，某种程度上应视作一个对抗中原王朝的整体，需要注意其中互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不能化约为隋唐与高句丽、与突厥等之间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更进一步，无论从隋唐抑或高句丽、突厥、吐蕃、回纥的立场出发，在当时，他们的观念是“天下”，和今天所谓“世界”——当时的世界概念，乃是佛教意义上的——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所追求的，便也不是一个“世界”帝国。
凸显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人类精神
或许是出于作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与特长，本书对于隋唐时期的信仰世界——扩大一点则可以说是精神世界——予以格外的关注，而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有别于其它隋唐断代史著作最为明显的特色。无论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潮，还是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本书都有所涉及。政治理念的设计，各种宗教的流行，儒学复兴运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而且不乏颇具创意的个人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精神世界的描绘，并不是简单的将之作为一种人类内在的纯粹精神性追求来单独地辟出专门章节进行介绍，而是贯注到隋唐时代的各个角落——从政治斗争、礼仪制度到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在各个章节之中，都渗透着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有意识地运用思想、信仰的力量以构建某种合法性，或追求某种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价值，这种构建与追求或藉助于历史上已有的思想资源，或随顺某种时势下普遍的精神形态；在其覆盖之下，是或顺从遵循、或抵制反抗的民间世界。而民间精神世界的高度发达，也会影响到上层政治理念的设计，如杨坚之以佛教为主构建隋朝意识形态，其原因之一也是要顺应当时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民间社会的需求。这样，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便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读者能够领略到其间种种互相压制、抗衡、斗争、妥协、合作、融合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精神世界的背后，凸显的实际是历史上的人，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也包含了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三教九流；既有个体，也有芸芸众生。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才具有生命力。我们看历史，便也不只是去浏览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回顾我们的先人所曾经走过的道路，体味永恒不灭、同生共感的人类精神，感受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或许有人会质疑作者对佛教用力过猛，但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佛教确实在隋唐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个人看来，本书对佛教的描述并没有“喧宾夺主”——何况我也不认为佛教就是宾。作者时时点出佛教，也是在提醒读者，要注意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
最后，有些吹毛求疵地说，本书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汉族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尽管作者极力勾勒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开放性，而且，在这方面，本书实际上已经做得很不错，但在一些具体语句之中，比如说高句丽是隋、初唐的心腹大患，吐蕃衰落之后不复成为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契丹将成为中原王朝此后的主要威胁这一类说法，仍然是从中原汉族王朝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或许如温公修《通鉴》，总要选择某一王朝以方便系年，这也是需要采取的一种“书法”，何况本书书名作“隋唐五代史”，以隋唐五代的王朝作为叙述的中心，自然会从隋唐五代的立场出发，带有类似于“中国”的主体意识与情怀。可如罗新教授所指出的，北方的草原另有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从他们的角度审视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观感；而北方草原世界也同样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以断代形式撰写“中国史”之一部分，是否应该超越“王朝史”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兼顾南北两大文明系统——甚至包含不占主流而同样存在着的更多的文化系统——的共生历程呢？相信这样的眼光也是不可缺少的吧。
本文原载 《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5月13日10版
作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本书的定位是一部短小精悍、兼具通俗与学术的历史读物。读者对象与体裁某种程度决定着内容，意味着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会像学术著作那样精深。但作为普及读物来说，它却能够在普及常识的情况下，吸收学界的许多最新成果（如书中已经引到2013年下半年刚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铭》），融会了作者不少个人独得之见。
“长时段”里的隋唐五代史
作为一部断代史，本书并没有局限于从隋朝建立到后周灭亡这一历史时段，而常常前后引申——尤其注重历史发展进程的源流。在不舍昼夜之时间的流逝中，历史或经历其自身之生、住、坏、灭，很多事件，其实并不是孤立出现的，需要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认识。比如说，对于隋炀帝之征讨高句丽，作者并没有去指责隋炀帝的穷兵黩武，而是指出，在北朝时期，高句丽便不断卷入中原王朝的争斗，于是，消灭高句丽对于中原王朝统一的威胁，是从隋文帝到唐高宗持续数十年的一贯政策，隋炀帝的三次征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并非他个人有意挑起战争。这便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隋唐何以不断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也澄清了泼在隋炀帝身上的污水。又比如说，在讨论武则天迁都洛阳之时，从殷商时期对于“土中”的理念讲起，从而点明了洛阳在意识形态符号上的意义；而武则天之突出洛阳贬抑长安，既有追宗周代以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意图，同时也是自汉以来长安与洛阳之争最后的残照，此后经过了安史之乱，洛阳再也无复往日的辉煌。这样，作者便通过叙述武则天时代的都城，借机勾勒出了洛阳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变迁，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于武周定都洛阳的理解。对于隋唐时代内部的历史变迁，作者也十分注意某些绵延不绝的现象，如认为将君主描述为转轮王与天子的“双重天命”传统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王府势力在唐玄宗之前的政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宦官与唐后期的皇权相互依存，等等。尽管其部分结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但作者通过拎出若干线索，能够使读者从长时段（此为一般意义上而言，而非布罗代尔之长时段概念）认识到历史演进的一些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面向“亚洲”与“世界”
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于不同文明的开放、包容，长安汇聚了当时世界上的各个文明下的人群及他们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此，隋唐两朝常被视作世界性的帝国。本书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充分关注。作者立足于东亚、亚洲的视角来看待隋唐时代，这在章节名称中即可见一斑，如《东亚格局的起伏和文化融合》《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东亚信仰世界的重构》等，都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于隋唐王朝在历史上的亚洲的地位与影响的关注。这是从隋唐王朝在政治、文化上所直接辐射的区域出发，将当时的隋唐王朝与周边政权、族群紧密地结合起来。更进一步，作者也对隋唐王朝与异质文明的接触有所描述，如前往印度的求法运动，祆教、聂思脱里教、摩尼教的传入等。如果说上面第一点是时间序列上纵向的贯通，那么作者也同样注意及空间上横向的勾连。于是，本书所展现的就不只是隋唐王朝的历史，也同样描绘出一幅七至十世纪丰富多彩的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图景。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并不存在一个东亚或亚洲的概念，仅仅考虑东亚/亚洲的视角，已经是用现代的观念去为隋唐时代人为地划定了一个地理或文化上的边框。尽管讨论隋唐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的交流之时使用“东亚”一词具有一定的地域有效性，但却仍然会模糊乃至掩盖一些历史深处的关联。比如作者写到隋文帝时期高句丽曾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不断骚扰隋东北边境，但一笔带过之后，仍旧着重于“东亚”范围内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实际上，突破“东亚”或“东北亚”，从高丽半岛一直向西，某种程度上应视作一个对抗中原王朝的整体，需要注意其中互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不能化约为隋唐与高句丽、与突厥等之间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更进一步，无论从隋唐抑或高句丽、突厥、吐蕃、回纥的立场出发，在当时，他们的观念是“天下”，和今天所谓“世界”——当时的世界概念，乃是佛教意义上的——具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所追求的，便也不是一个“世界”帝国。
凸显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人类精神
或许是出于作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与特长，本书对于隋唐时期的信仰世界——扩大一点则可以说是精神世界——予以格外的关注，而在我看来，这是本书有别于其它隋唐断代史著作最为明显的特色。无论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学术思潮，还是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本书都有所涉及。政治理念的设计，各种宗教的流行，儒学复兴运动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而且不乏颇具创意的个人见解，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精神世界的描绘，并不是简单的将之作为一种人类内在的纯粹精神性追求来单独地辟出专门章节进行介绍，而是贯注到隋唐时代的各个角落——从政治斗争、礼仪制度到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在各个章节之中，都渗透着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有意识地运用思想、信仰的力量以构建某种合法性，或追求某种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价值，这种构建与追求或藉助于历史上已有的思想资源，或随顺某种时势下普遍的精神形态；在其覆盖之下，是或顺从遵循、或抵制反抗的民间世界。而民间精神世界的高度发达，也会影响到上层政治理念的设计，如杨坚之以佛教为主构建隋朝意识形态，其原因之一也是要顺应当时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民间社会的需求。这样，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便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使读者能够领略到其间种种互相压制、抗衡、斗争、妥协、合作、融合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精神世界的背后，凸显的实际是历史上的人，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也包含了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三教九流；既有个体，也有芸芸众生。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才具有生命力。我们看历史，便也不只是去浏览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回顾我们的先人所曾经走过的道路，体味永恒不灭、同生共感的人类精神，感受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或许有人会质疑作者对佛教用力过猛，但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佛教确实在隋唐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个人看来，本书对佛教的描述并没有“喧宾夺主”——何况我也不认为佛教就是宾。作者时时点出佛教，也是在提醒读者，要注意宗教在历史上的地位。
最后，有些吹毛求疵地说，本书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汉族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尽管作者极力勾勒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开放性，而且，在这方面，本书实际上已经做得很不错，但在一些具体语句之中，比如说高句丽是隋、初唐的心腹大患，吐蕃衰落之后不复成为中原王朝的竞争对手，契丹将成为中原王朝此后的主要威胁这一类说法，仍然是从中原汉族王朝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的。或许如温公修《通鉴》，总要选择某一王朝以方便系年，这也是需要采取的一种“书法”，何况本书书名作“隋唐五代史”，以隋唐五代的王朝作为叙述的中心，自然会从隋唐五代的立场出发，带有类似于“中国”的主体意识与情怀。可如罗新教授所指出的，北方的草原另有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从他们的角度审视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观感；而北方草原世界也同样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以断代形式撰写“中国史”之一部分，是否应该超越“王朝史”为中心的叙述模式，而兼顾南北两大文明系统——甚至包含不占主流而同样存在着的更多的文化系统——的共生历程呢？相信这样的眼光也是不可缺少的吧。
本文原载 《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5月13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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