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有关文化论争的镇静剂 ——读张岱年、程宜山合著《中国文化精神》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关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其实片面依据了英美传统对文化的理解，而忽略了文化研究中的德国传统。德国传统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生活的样态。”在著名哲学家张岱年与其博士生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中，给文化下了一个更加完备的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一定义，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融合了英美传统及德国传统对文化的理解。《中国文化精神》以此定义为基础，对中国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刻剖析。
文化具有民族性，共同的文化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具有基本的精神，在本书中，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刚健有为”为纲领的四个思想要素。“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由《周易大传》提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周易》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晚年的张岱年对《周易》尤为推重，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写了很多有关《周易》的专著。“刚健有为”是对《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的概括。刚健有为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它发挥了巨大的精神能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无论是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是洋务派的“自强”口号……都体现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内涵。
世界是多民族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差异，在中西方文化接触之后，特别是西方诸国强势侵入中国之后，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在文化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且激发了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这种讨论事实上从16世纪末期的明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时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依然是热门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从世界观、伦理观等各个方面辨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体系进行梳理，通过比较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但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民主传统。在现当代的思想界，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两大缺陷。胡适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文化精神》中对有关中国文化纷纭繁杂的论争也进行了总结。
作者排除了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华夏中心论”及胡适等 “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干扰，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即“综合创造论”。“综合创造论”是吸收了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运用辩证法思想而提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它强调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是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性的创造。这一主张不走极端，也不是无原则地调和折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指明了坦途。
张岱年是当代公认的哲学大师，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者，被称为“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其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书于1990年（初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再版于2006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文化论争》），如今又校订重印，足见这一著作有跨时代的价值，历久弥新。特别在是议论汹汹的当下新媒体上，左与右的纷争，“五毛”与“美分”的叫骂，体现了在文化认知上的分裂，其中多见感性的咆哮，少见理性的表达。在这样一个需要镇静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重温这本有关中西文化论争的名作，对弥合裂痕、达成共识一定大有裨益。
PS：发表于2016年1月19日《新华日报》：http://xh.xhby.net/mp2/html/2016-01/19/content_1365040.htm
文化具有民族性，共同的文化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我们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具有基本的精神，在本书中，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刚健有为”为纲领的四个思想要素。“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由《周易大传》提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周易》作为重要的儒家经典，“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晚年的张岱年对《周易》尤为推重，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写了很多有关《周易》的专著。“刚健有为”是对《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的概括。刚健有为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危难时期，它发挥了巨大的精神能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无论是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还是洋务派的“自强”口号……都体现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内涵。
世界是多民族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差异，在中西方文化接触之后，特别是西方诸国强势侵入中国之后，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在文化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且激发了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这种讨论事实上从16世纪末期的明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时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依然是热门的话题。在本书中，作者从世界观、伦理观等各个方面辨析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体系进行梳理，通过比较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但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民主传统。在现当代的思想界，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直接针对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两大缺陷。胡适等人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文化精神》中对有关中国文化纷纭繁杂的论争也进行了总结。
作者排除了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华夏中心论”及胡适等 “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干扰，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即“综合创造论”。“综合创造论”是吸收了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运用辩证法思想而提出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原则。它强调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是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性的创造。这一主张不走极端，也不是无原则地调和折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指明了坦途。
张岱年是当代公认的哲学大师，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者，被称为“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其与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书于1990年（初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再版于2006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文化论争》），如今又校订重印，足见这一著作有跨时代的价值，历久弥新。特别在是议论汹汹的当下新媒体上，左与右的纷争，“五毛”与“美分”的叫骂，体现了在文化认知上的分裂，其中多见感性的咆哮，少见理性的表达。在这样一个需要镇静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重温这本有关中西文化论争的名作，对弥合裂痕、达成共识一定大有裨益。
PS：发表于2016年1月19日《新华日报》：http://xh.xhby.net/mp2/html/2016-01/19/content_13650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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