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盛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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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没有经典的开头,但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一本经典的著作。如果“只身前往荒岛,只能带一本书”,那么我肯定会选择这本《鼠疫》。并不因为我正在谈论它,也不因为它可以很好的消磨时光,毕竟绝大多数的书都能让你摆脱无聊,关键在于它能时时刻刻让我意识到我只身处在荒岛之上。也许刚上荒岛每个人都会充满兴奋和激情,建着自己的木屋,吃着自己种的水果,偶然还能游游泳,闲了还能看看海,别提多自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毕竟是一绝望的境遇。而习惯于绝望的境遇比绝望的境遇本身更糟。最初的激情和怨气已不存在,模模糊糊的头脑里仅仅存留着几点清晰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境况越发平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恰如电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一句台词,“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这是多么恐怖,而这一切正是“鼠疫”爆发下最真实的写照。
在一座叫奥兰的小城,四月是鼠疫的开始阶段,死老鼠从一个到成堆成群地出现。五月封城,疫情进入发展阶段,那可怕的鼠疫流行起来之后,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规定节约用电,断绝内外交通。许多商店挂着“无货”字牌,只有食品店前排着长队。投机商则趁火打劫,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紧缺商品。夜晚实行宵禁,全城一片漆黑,听不到行人的脚步声和犬吠声,这座庞大的城市,静悄悄的,死气沉沉,唯有那些默不作声的雕像,竖立街头,才使人想起这里曾居住过人类。那愁云密布的天空,死一般寂静的街道,活像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来到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墓窟一般。更为可怖的是,在鼠疫盛行时期,居民大批死亡。每天高达一百二十多人,连礼葬也来不及正常进行,只能实行快速而简化的办法。各种仪式一律取消,禁止亲属守尸,全过程顶多一刻钟了事。在连食品供应都大成问题的时期里,哪里有暇顾及体面的葬礼。同时,棺木越来越少,裹尸布和墓穴也不够用,只得刨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另一个埋女尸。后来又迫于形势,连如此简化的葬法也不能保证,索性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坑里堆,什么体统也顾不得了。即使如此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将死者运往火葬场烧掉了事。十一月,横行的鼠疫到达顶点,瘟疫“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到了来年一月、二月,瘟神似乎也劳累地筋疲力尽,在一短短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最后在小小的起伏中达到终结。
作者借鼠疫塑造了这一荒谬的处境,这里鼠疫只是一种象征,同时可以象征为非典、埃博拉、战争抑或是他人,任何一种荒诞的处境都是一样。而与此同时,作者以精炼的笔调描写了疫期进展中人们心理的变化过程。从开始阶段,人们置身世外,到发展阶段,大众命运合二为一,再到稳定阶段,大家的精神才真正进入了“鼠疫的境界”,没有了初期的激情和愤怒,人人情绪沮丧,筋疲力尽,麻木不仁,不抱有任何幻想,不仅仅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也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留下的只有眼前的现实。
在这一过程中,五位存在主义典型的主人公各自代表了面对荒诞处境下不同的自由选择。
李欧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一个早已对生活不抱幻想的人,所以他能始终以客观冰冷的语言来描述这场灾难。他虽对世界感到厌倦,但他热爱人类,公正坦率,不信上帝,是个实事求是的人道主义者。因此,鼠疫发生后,他没有消极等待,更没有企图逃跑,而是选择了投身抗疫、积极斗争的态度,脚踏实地地为居民治病,不辞劳苦地救死扶伤。他本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但他与妻子分隔两地,并未为此而离城奔走,甚至连此念头都未动过,并且已作好精神准备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放弃自己幸福的选择。要不是鼠疫,或许他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魇。然而最后得到的却是妻死外地,无法会面的惨痛结局。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他理解和同情兰伯特为早日出城会见情人而作的种种努力。认为“这是兰伯特自己的事,兰伯特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他李欧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塔鲁是另一位令人崇敬的人物,他年纪较轻,待人一贯和蔼可亲,主张人们之间应互相理解,是个脚踏实地的人道主义者。他与李欧医生志同道合,因而向他倾诉肺腑,二人结为至交。然而,塔鲁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十七岁那年他旁听了父亲主持的一次审判,那天站在法庭上的瑟瑟发抖的被告被判处死刑,改变了他关于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人们每天都在谋杀,以他们所认定的罪行判处另一些人的死刑。他感受到了人类的荒谬和非理性,“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塔鲁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没能想到更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因为他同情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凶手。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失去了内心安宁,离开了富裕的家庭和光明的前程,试图找到出路。他在“流放”中,觉得自己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失去的安宁,按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寻找圣人之道。当然,从他明白社会的荒谬的时候起,就已经不信宗教了,所以他说他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就是:“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他决定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使自己成为一个“非鼠疫患者。”他力图凭自己坚强意志的作用做一个“健康、正直、纯洁”的人。第二,站在受害者一边,使自己尽力成为“无罪的杀人者”。所以,在鼠疫流行中,他首先倡导成立了卫生防疫队,积极投入抗疫活动,成为李欧医生的得力助手。但他是否已经找到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呢?
作者通过塔鲁在胜利前夕的死否定了在一个充满了荒谬与非理性的世界中除了斗争外,还存在另外一条获得安宁的道路。所以作者说:“塔鲁好象已经求得了他曾经说过的那种难觅的安宁,但他只是通过死亡才得到了它,而那时这种安宁已经对他毫无用处。”这和《不朽》中阿涅丝的父亲,《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的结局是一样的,非斗争式的安宁注定导向一场虚无。
记者兰伯特面对瘟疫一直在做着个人主义的抗争,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他因为公事被困在这个城市,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应该困在这里,他的情人在巴黎等着与他相会。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通过官方甚至偷渡的途径想逃出城去。“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尤其在他得知李欧医生的遭遇之后,深受震动和教育,经过一夜思考,他终于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李欧医生,表示在离城之前,愿意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成为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最后,他终于等到疫情解除,城门开放,交通恢复的那一天,在第一列火车进站后的月台上,和扑进他怀抱的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享受到了那久别重逢的幸福。从肯定个人幸福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兰伯特无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柯达在鼠疫之前是个逃犯,带着恐惧的他一度自杀未遂。他以为他前科犯罪的事,他们已经忘记。不料警察局把他叫去,通知他在调查结束前要随叫随到。他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把他抓去的。因此,他唯一担心的事,是害怕把他投入监狱。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鼠疫围困起来而不愿作单身囚徒。但是,鼠疫盛行起来之后,什么档案啊,调查啊,迫在眉睫的追捕啊,全都谈不上了,就是说,新旧罪行也罢,犯罪分子也罢,警察局也罢,全都化为乌有了。鼠疫只给他这种人带来好处。在他看来,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所以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虽也脾气突发,反复无常,但总的来说,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总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总想和大家厮混在一起,说话和气,手头大方,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在鼠疫围困的物质困难时期,他从事配给物品的走私活动,贩卖烟酒,利用涨价之机,赚取不义之财。当塔鲁邀请他参加防疫队时,他生气地顶撞道:“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十二月正当瘟疫横行,大家协力斗争的时候,柯达却鸿运高照,生意兴隆,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当疫势减弱,大家高兴起来的时候,他却大为惊慌,不愿恢复正常生活。他怀着瘟疫继续存在下去的希望,怀疑鼠疫难道“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面对疫情好转,他不是高兴而是恼火,情绪沮丧。大家害怕鼠疫卷土重来,他却希望重新开始。省政府宣布鼠疫结束的那天,柯达逃得无影无踪。当城门打开,交通恢复,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他竟满怀仇恨,躲进房间,向街上欢乐的人群开枪,终于被警察逮捕了起来。柯达的恶行与反人道注定受到理所应当的惩罚。
格兰德一直是个小人物,生活的不幸一直碾压着他。鼠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他并没有更加苦恼。他积极加入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工作起来。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实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小小理想,就是写一部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这两件事情和他的本职工作一起在疫情时期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但他乐此不疲。恰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对荒谬生活的反抗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叙述者在这里说:“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他也在胜利前夕被鼠疫感染,在最紧要的关头让李欧医生读他反复推敲修改了好多月的厚厚一叠的手稿,并最后付之一炬。这一过程在我看来,是一积极地自我扬弃的过程,体现了他“先行到死”的觉悟,恰如海德格尔所说,“向死而生”,格兰德是幸运的,他获得了新生。他的痊愈是疫情发展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鼠疫开始莫名其妙的撤退了。
而当鼠疫结束,城门打开,火车和轮船驶来,久别的人们又重逢。尽管仍有不少人为失去亲人而痛苦,但最终淹没在欢呼的人海之中。他们如痴如醉,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它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只有李欧医生还在一个人思考,因为只有他明白,这决不是什么胜利,医生们甚至所有人在这场战斗中都没有取得丝毫的胜利,他们的解放只是因为瘟神的自动撤离,瘟神疯狂地突然袭击城市,把所有人玩弄了一番又突然离去。鼠疫永远不会灭亡而且也不会消失。
在一座叫奥兰的小城,四月是鼠疫的开始阶段,死老鼠从一个到成堆成群地出现。五月封城,疫情进入发展阶段,那可怕的鼠疫流行起来之后,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规定节约用电,断绝内外交通。许多商店挂着“无货”字牌,只有食品店前排着长队。投机商则趁火打劫,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紧缺商品。夜晚实行宵禁,全城一片漆黑,听不到行人的脚步声和犬吠声,这座庞大的城市,静悄悄的,死气沉沉,唯有那些默不作声的雕像,竖立街头,才使人想起这里曾居住过人类。那愁云密布的天空,死一般寂静的街道,活像九泉之下的幽冥王国。来到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墓窟一般。更为可怖的是,在鼠疫盛行时期,居民大批死亡。每天高达一百二十多人,连礼葬也来不及正常进行,只能实行快速而简化的办法。各种仪式一律取消,禁止亲属守尸,全过程顶多一刻钟了事。在连食品供应都大成问题的时期里,哪里有暇顾及体面的葬礼。同时,棺木越来越少,裹尸布和墓穴也不够用,只得刨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另一个埋女尸。后来又迫于形势,连如此简化的葬法也不能保证,索性不分男女,乱七八糟地往坑里堆,什么体统也顾不得了。即使如此仍无济于事,最后只得将死者运往火葬场烧掉了事。十一月,横行的鼠疫到达顶点,瘟疫“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到了来年一月、二月,瘟神似乎也劳累地筋疲力尽,在一短短时期里,“鼠疫几乎失去它在好几个月里积蓄起来的全部力量。”最后在小小的起伏中达到终结。
作者借鼠疫塑造了这一荒谬的处境,这里鼠疫只是一种象征,同时可以象征为非典、埃博拉、战争抑或是他人,任何一种荒诞的处境都是一样。而与此同时,作者以精炼的笔调描写了疫期进展中人们心理的变化过程。从开始阶段,人们置身世外,到发展阶段,大众命运合二为一,再到稳定阶段,大家的精神才真正进入了“鼠疫的境界”,没有了初期的激情和愤怒,人人情绪沮丧,筋疲力尽,麻木不仁,不抱有任何幻想,不仅仅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也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留下的只有眼前的现实。
在这一过程中,五位存在主义典型的主人公各自代表了面对荒诞处境下不同的自由选择。
李欧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一个早已对生活不抱幻想的人,所以他能始终以客观冰冷的语言来描述这场灾难。他虽对世界感到厌倦,但他热爱人类,公正坦率,不信上帝,是个实事求是的人道主义者。因此,鼠疫发生后,他没有消极等待,更没有企图逃跑,而是选择了投身抗疫、积极斗争的态度,脚踏实地地为居民治病,不辞劳苦地救死扶伤。他本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但他与妻子分隔两地,并未为此而离城奔走,甚至连此念头都未动过,并且已作好精神准备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放弃自己幸福的选择。要不是鼠疫,或许他早已帮助妻子战胜病魇。然而最后得到的却是妻死外地,无法会面的惨痛结局。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他理解和同情兰伯特为早日出城会见情人而作的种种努力。认为“这是兰伯特自己的事,兰伯特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他李欧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塔鲁是另一位令人崇敬的人物,他年纪较轻,待人一贯和蔼可亲,主张人们之间应互相理解,是个脚踏实地的人道主义者。他与李欧医生志同道合,因而向他倾诉肺腑,二人结为至交。然而,塔鲁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十七岁那年他旁听了父亲主持的一次审判,那天站在法庭上的瑟瑟发抖的被告被判处死刑,改变了他关于父亲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人们每天都在谋杀,以他们所认定的罪行判处另一些人的死刑。他感受到了人类的荒谬和非理性,“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塔鲁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没能想到更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因为他同情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凶手。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失去了内心安宁,离开了富裕的家庭和光明的前程,试图找到出路。他在“流放”中,觉得自己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失去的安宁,按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寻找圣人之道。当然,从他明白社会的荒谬的时候起,就已经不信宗教了,所以他说他今天遇到的唯一具体问题就是:“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照样可以成为圣人?”他决定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使自己成为一个“非鼠疫患者。”他力图凭自己坚强意志的作用做一个“健康、正直、纯洁”的人。第二,站在受害者一边,使自己尽力成为“无罪的杀人者”。所以,在鼠疫流行中,他首先倡导成立了卫生防疫队,积极投入抗疫活动,成为李欧医生的得力助手。但他是否已经找到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呢?
作者通过塔鲁在胜利前夕的死否定了在一个充满了荒谬与非理性的世界中除了斗争外,还存在另外一条获得安宁的道路。所以作者说:“塔鲁好象已经求得了他曾经说过的那种难觅的安宁,但他只是通过死亡才得到了它,而那时这种安宁已经对他毫无用处。”这和《不朽》中阿涅丝的父亲,《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的结局是一样的,非斗争式的安宁注定导向一场虚无。
记者兰伯特面对瘟疫一直在做着个人主义的抗争,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他因为公事被困在这个城市,总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应该困在这里,他的情人在巴黎等着与他相会。他千方百计多方奔走,通过官方甚至偷渡的途径想逃出城去。“我并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这并不难,而且我是懂得这是要死人的事。使我感兴趣的是为所爱之物而生,为所爱之物而死。”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我就是这城里的人了”灾难一旦降临,就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尤其在他得知李欧医生的遭遇之后,深受震动和教育,经过一夜思考,他终于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李欧医生,表示在离城之前,愿意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成为主管一个隔离病房的临时负责人。最后,他终于等到疫情解除,城门开放,交通恢复的那一天,在第一列火车进站后的月台上,和扑进他怀抱的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享受到了那久别重逢的幸福。从肯定个人幸福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兰伯特无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柯达在鼠疫之前是个逃犯,带着恐惧的他一度自杀未遂。他以为他前科犯罪的事,他们已经忘记。不料警察局把他叫去,通知他在调查结束前要随叫随到。他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把他抓去的。因此,他唯一担心的事,是害怕把他投入监狱。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鼠疫围困起来而不愿作单身囚徒。但是,鼠疫盛行起来之后,什么档案啊,调查啊,迫在眉睫的追捕啊,全都谈不上了,就是说,新旧罪行也罢,犯罪分子也罢,警察局也罢,全都化为乌有了。鼠疫只给他这种人带来好处。在他看来,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所以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虽也脾气突发,反复无常,但总的来说,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总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总想和大家厮混在一起,说话和气,手头大方,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在鼠疫围困的物质困难时期,他从事配给物品的走私活动,贩卖烟酒,利用涨价之机,赚取不义之财。当塔鲁邀请他参加防疫队时,他生气地顶撞道:“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十二月正当瘟疫横行,大家协力斗争的时候,柯达却鸿运高照,生意兴隆,投机买卖使他大发横财;当疫势减弱,大家高兴起来的时候,他却大为惊慌,不愿恢复正常生活。他怀着瘟疫继续存在下去的希望,怀疑鼠疫难道“一下子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停止了”?面对疫情好转,他不是高兴而是恼火,情绪沮丧。大家害怕鼠疫卷土重来,他却希望重新开始。省政府宣布鼠疫结束的那天,柯达逃得无影无踪。当城门打开,交通恢复,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他竟满怀仇恨,躲进房间,向街上欢乐的人群开枪,终于被警察逮捕了起来。柯达的恶行与反人道注定受到理所应当的惩罚。
格兰德一直是个小人物,生活的不幸一直碾压着他。鼠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他并没有更加苦恼。他积极加入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工作起来。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实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还有自己的小小理想,就是写一部让出版商在办公室里脱帽致敬的书。这两件事情和他的本职工作一起在疫情时期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但他乐此不疲。恰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在对荒谬生活的反抗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叙述者在这里说:“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他也在胜利前夕被鼠疫感染,在最紧要的关头让李欧医生读他反复推敲修改了好多月的厚厚一叠的手稿,并最后付之一炬。这一过程在我看来,是一积极地自我扬弃的过程,体现了他“先行到死”的觉悟,恰如海德格尔所说,“向死而生”,格兰德是幸运的,他获得了新生。他的痊愈是疫情发展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鼠疫开始莫名其妙的撤退了。
而当鼠疫结束,城门打开,火车和轮船驶来,久别的人们又重逢。尽管仍有不少人为失去亲人而痛苦,但最终淹没在欢呼的人海之中。他们如痴如醉,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它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只有李欧医生还在一个人思考,因为只有他明白,这决不是什么胜利,医生们甚至所有人在这场战斗中都没有取得丝毫的胜利,他们的解放只是因为瘟神的自动撤离,瘟神疯狂地突然袭击城市,把所有人玩弄了一番又突然离去。鼠疫永远不会灭亡而且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