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编词典的人不是都像马缔那么呆的啊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先吐槽一下。早先是看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因为我本人也是词典编辑,所以有朋友极力推荐给我。刚看了五分钟我就觉得好苦逼。学语言学的人,比如我,不是这么呆的啊!编词典的人,比如我,不是这么矬的啊!又学语言学又编词典的人,比如我,不是这么呆矬的啊! 我在词典编纂行业已经从业8年,比起荒木和马缔这样干了一辈子的,当然还有很远的路,不过编词典,真的就是那么一回既要有耐心却又有几分机械的事儿。 看这部小说和看改编的电影时,我对很多场景完全不意外,堆了满库房的稿子,校五遍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习以为常。我们办公室里、办公桌上不是稿子就是各式词典。一本大开本词典校个五遍很正常,即使是一本只需要做一两年的小32开500来页的小词典,校过三四遍也是必须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地方令我疑惑。基本上如今像样儿的词典都不需要自己搜集词条、编写例句了,语料库如火如荼的发展不是用来放着好看的,词典编纂时判断高频词汇、删除退使用词条、筛选合适的例句,等等等等,都靠语料库的存在。电影里从使用的电脑来看,荒木时代的确还没有语料库这回事,不过到了马缔时代,应该已经用上了才对?卡片的使用也是在电脑不普及的时代才存在的事儿,到了荒木时代,我感觉早就不该用卡片了。此外这么大一本《大渡海》就小说里出现的那几位编辑,编辑团队的人手实在少到不能相信啊!以我们现在高度电脑化的工作方式,这么大一本词典,十来个人应该还是要的吧? 再有,在整个词典项目工程的后期使用大量专业性不强的学生,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越是到后期,为了保证内容和格式的统一性,我们反而会减少参与的人员,校对也不只是一个字对一个字那么简单,从我的观点,我不认为学生能帮得上忙。 荒木对词典的理解是正确的,他之所以会在街上搜集词条,正是因为他认为词典应该是描写性的,社会上存在什么样的词汇表达什么样的意思,生活中人们使用什么样的词汇表达什么样的意思,都应该在词典中表现出来。我国如今的词典还时常留有索绪尔和现代语言学尚未诞生时的旧时代遗风,认为词典应该是规定性的,要保持高度的道德水准。 以我注意到的新闻来看,即是如此。 2011年7月5日法制晚报<新华字典第11次修订 对一些动物不再介绍“肉可吃”>"对一些动物不再介绍“可吃”, 关于一些动物的条目,不再做用途等方面的介绍。比如“狸:毛皮可制衣物”“牛:肉和奶可吃。"“翅:(鱼翅)是珍贵的食品”... 这样的内容第11版均不再涉及。" “限行”“微博”“情人节”“北漂”“潜规则”“山寨”“宅”“PM 2.5”“粉丝”“数独”等3000多条词语被《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增收了。但拒收“剩男剩女”,因不够尊重人;“同志”不提倡不聚焦;“巨好看”“超爽”,有待观察。 2012年8月28日,国内百余名学者联名写举报信,送至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学者称,为什么诺基亚能译成中文 iPhone就不能? 这几条新闻充分说明了,不止是词典出版方,连词典的使用方,都认为词典应该具有高度导向性,而非充分表现型。像He knew that he had caused his boyfriend a lot of hurt. 这样国外正式出版词典中的例句,在国内词典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词典体现的应该是社会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而不是词典编纂者自己的价值观。词典只是工具书,用于查阅,而不是圣经,用于净化。连个常用词都查不到的玩意儿,还能叫词典吗? 当我还是在校生,学习“词典学”Lexicography这门课程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作为由人编写出来的印刷品,词典并不像我以前曾经以为的那么完全正确神圣不可质疑。词典编纂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代不同编纂思想指导下的词典都有自己的进步和缺憾。事实上我们完全不可能像马缔他们那样在项目之初完全没有schedule、不知道多久才能完成多久可以出版的情况下就开始一本词典的编纂。我们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进度安排和出版日计划,每本词典的编纂过程中都有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在终于完成清样交付印刷时一方面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又再叹一口气,不如意之处只能寄希望于在下一版中改进,而下一版必然又会出现下一版的问题…… 虽然对词典编纂方面的描写没太多惊奇,小说本身还是挺欢快的。三浦紫苑的书我还看过另一本《多田便利屋》及其改编电影和改编漫画。很有意思。 此外,如果对词典有兴趣的话,即使不去看专业性很强的 Henri Béjoint 《现代词典学入门》,也可以翻翻图文兼备的《词典的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