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关系视角看中苏关系史

      四年前看过杨奎松写的《从国际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为他颇为新颖的立论所吸引。而本书则是这种立论的进一步延伸，通过着重分析中共与联共、中国与苏联这不一般的党派关系和国家关系变化，以及潜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双方领导人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等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也许能给人们以新的视角去更清楚地认识这段历史。

      在国际形势风云际变的二十世纪里，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和革命盛行的亚洲，任何一股政治力量想重塑国家，都不得不受到当时国际时局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列强利益纵横交错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并不是孤立的革命。

      从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内战，新中国建设，这背后都有苏联的影子。但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援助，苏联的出发点当然无一不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意识形态下的同志关系并不如国家利益关系那么重要。纵观整个中苏关系史，如果中共与苏共的利益一致，那便亲密无间的合作，一旦中共与苏共的利益不一致，或者说中共不愿无条件牺牲自己去满足苏共的要求，那便埋下了冲突的隐患。利益关系这点作者也提到，也说明了大多数人是以此为立论点。

      但是不应忽略的是，中苏关系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还是强人体制下双方领袖政治追求和个性冲突的一种反映，是“一山不容二虎”，即毛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等必欲捍卫其正统的逻辑发展结果。

      而毛之所以去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源于在毛坚持独立自主领导下中共自身不断壮大，最终革命成功所带来的信心和底气，另一方面则是毛自身对斯大林时代苏共多次为自身利益宁愿牺牲中共利益（比如抗战结束，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指示），以及对于毛的不信任积累起的恩怨，加之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时代进行全盘清算，并力主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想稳固其永远的“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不平等关系，使得毛对赫鲁晓夫本人以及苏联的种种做法深感不信服。如果说在斯大林在世时，因为中共革命以及建国需要援助，对苏共的种种不满都还是“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苏共的不满逐渐演变成直接的、明显的冲突，乃至于恶化到局部的边境军事冲突。而在这当中，毛的好强、敏感、自尊心强、易冲动、唯意志论等鲜明的个性体征以及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革命理念在处理中苏关系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门炮战、九评赫鲁晓夫、无偿援助亚非拉等国家的共产革命等等事件就已经不是仅仅出于关国家利益考量。

      由此可见，中苏关系史其实深深刻上了各自领袖人的烙印，这是有幸？抑或不幸？其实也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后果。但我们要看到，如果当初中共只是一味盲从莫斯科，绝不会有中共最后的胜利；但如果当初中共只坚持自力更生，任何利益都不让步，那中共也不会有最终的胜利。所以毛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外援，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发展壮大的时间，才使得中共能一次次起死回生，韬光养晦，不断壮大，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建国以后，毛的这些个性特征和理念却导致了另一番结局。“一边倒”外交、坚持世界革命、搞“大跃进”超英赶美、批判“修正主义”、发起文化大革命。领袖的个性在变，个性特征掺杂在其他原因而导致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在变，中苏关系只是这种变化的一种反映。

      这不是过分强调领袖个人对于历史的影响，而是对以往强调利益分析的补充，历史毕竟是一群人的过去，人大多时候是理性的，但总在某些时候掺杂些感性，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吊诡而又不失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