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详尽地理解这本18世纪的书对当下的意义，需要很多的思考，这里摘录了有用的段落，供快速阅读者使用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
当他进行一次尸体解剖时，他从脑部不同位置切割出一些同样大小的立方体。他把这些小块加以比较，又拿它们与取自别的尸体的类似立方体加以比较。比较的工具是天平。
他听了每个病人的诉苦后，把他们分成四组，命令给第一组人放血，给第二组人开泻药，给第三组人灌肠，让第四组人换空气。这并不是医学;医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需要观察的东西太多，医院实践会扼杀观察能力和观察者的才能。
不难理解，医学为什么会逐渐远离索瓦热所称的“数学”认识方式，即:“要认识特质，就要能够度量它们，比如能够断定脉搏的力量和速度、发烧的程度、疼痛的强度、咳嗽的剧烈程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症状”。梅克尔进行了度量，但不是为了获得数学方式的认识，而是为了测量构成疾病的病理特质的严重程度。任何可测量的人体机制，仅凭其物理或数学特征，都不能解释一种疾病现象;惊厥可以归因于神经系统的脱水收缩—这确实是机械力学秩序的一种现象;但这是一些相互联系的特质、一些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系列被引发的骚乱的机械力学，而不是一些可定量的片断元件的机械力学。它可能包含着某种机制，但是它不可能属于上面所说的这种机械力学秩序。
与医学院的冲突旋即爆发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一个是有政治靠山的现代机构，另一个是古老而自我封闭的机构（好像是流行病学调查的部门）。
在农村设置医生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还有些人主张实行出生和死亡登记，对健康状况进行统计管理(这就必然要涉及人们所患的疾病、生活方式、死亡原因，从而构成一种患病记录);还有些人主张，凡基于身体原因免除兵役者，应该由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开具详细证明;最后，有些人主张应编制一个关于各郡情况的医务地方志，“附有关于行政区划、居住状况、居民状况、主要嗜好、穿着、气象变化、物产、成熟和收获期、该地居民的身心教育等观察报告”。由于仅仅设置医生是不够的，人们就要求改变所有人的医学意识;每一个公民都应了解必要和可行的医学知识。
医学的责任包括，在劳动中穿插节庆，提倡平和的情感，监视读物和剧院的内容，检查婚姻的前提，即结婚不应出于自私的目的，不应出于一时的冲动，而应建立在保证幸福的惟一持久的条件上。即对国家有利
医学不应仅仅是一类康复技术和相应的知识;它也应包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即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
各种形式的医学知识是如何以及以什么方式最终指向“健康”和”正常”之类的正面观念
只有建构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的场域，才能使各种疾病的自然需求毫无保留地和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这个场域还必须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内容方面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关于民众健康的精确、透彻、持久的认识。
在分配救助的社会层次，只有医生能够发现哪里需要救助，并且对需要救助的性质和程度做出决断。救助资源的分散化也就造成了救助资源运用的医学化。这使人想起卡巴尼斯广为宣传的“医生是行政官”的思想:城邦应该把‘人们的生命”托付给他，而不是“让他任由江湖郎中和长舌妇来摆布”
十八世纪的医生依靠交感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并发症”概念。他们只要从外显的症状中抽取出所有与本质真实相矛盾的因素，将它们说成干扰因素，就可以找到疾病本质了。
医学认识的确定性完全与被检查的病例数量成正比;这种确定性“只有在人们从大量充分的或然性中抽取它时才能最终确立”;但是，如果没有对足够多的病例进行“严格的推导”，知识“将停留在一堆猜测与或然性上;它只不过是各种观察的简单表达”
真正的问题在于十八世纪晚期的医学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涉及的对象究竟是一系列事实还是一组征候、症状和表象。前者的出现和会聚法则只须通过对重复现象的研究就可以确定，而后者的一致性则需要在一种自然结构中寻找。
“希波克拉底鄙视一切理论体系，而完全致力于观察。只有循着他的足迹，医学才能不断地完善’。但是，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远远超过了观察的传统威望，而且在性质上也迥然不同。这些特权同时属于两种目视:一种是先于一切干预、忠实于直接事物的纯粹目视，在捕捉直接事物时毫不加以修改;另一种目视是用一整套逻辑铠甲装备起来的，从一开始就祛除了毫无准备的经验主义的那种纯真性。
在众多尝试者中最真诚的莫过于福代斯（Fordyce）了;他用横坐标包容了表示气候、季节、流行病、病人气质、特异反应、患病体型、年龄以及既往偶发症状的各种记号;他在纵坐标上根据症状出现的器官或机能(脉搏、皮肤、体温、肌肉、眼睛、舌头、嘴巴、呼吸、胃、肠、尿)对症状进行分类。
疾病的自然场合就是生命的自然场合—家庭:温馨而自发的照料，亲情的表露以及对康复的共同愿望，有助于自然对疾病的斗争，并能使疾病展露其真相。医院医生看到的只是暖昧不明、被改变的疾病，各种畸形的病态;家庭医生“能根据各种疾病的自然现象而很快获得真正的经验”。这种家庭医学当然应该受到尊敬:“观察病人，顺其自然而不粗暴地干预自然
“胸膜炎”除了这个词本身之外不含有其他任何东西;它“表达的是一种头脑中的抽象”;但是，与词语一样，它是一个界定完善的结构，一个复杂的形象，“它把所有的偶然因素或几乎所有的偶然因素都结合起来。如果缺少一种或几种，它就不再是胸膜炎”
上千年来那种认为在生命中存在着疾病的威胁、在疾病中死亡逐渐出现的信念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三角形形象.其顶点是由死亡规定的。人们可以从死亡的高度观看和分析器官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病理的发展时序。长久以来，这种夜晚淹没了生命，甚至使疾病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它却被赋予了巨大的阐明力量，主宰和揭示着有机体的空间和疾病的时间。
在病人床边，一切理论都会陷人沉默，甚至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和经验;原因很简单。观察和经验如果不立足于我们感官之间的联系，那它们以什么为基础呢?再说，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向导，它们将会怎么样呢?
在分类医学里，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身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
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也没有医院环境施加的强制—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场所自发地分化，而这种场所应该反过来又成为疾病自我消除的自然场合。在疾病出现的场合，疾病因同一种运动而被迫消亡。它不应该被固定在某一个由医学准备好的领域里，而是应该能够在其原生土壤中“自然生长”(就这个词的正面意义而言):家庭这个被认为最自然、最原始、让人在精神上最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既是自我封闭的，又是完全透明的，疾病在那里可以放任自流。
大革命前后的数年间，先后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神话。它们的说法和指向都完全相反。一种是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那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另一种神话认为，清静无为的社会回归到原初的健康状态，一切疾病都会无影无踪。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两种说法的表面矛盾所迷惑:这两种梦幻形象其实是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医学经验。这两个梦想是同构的:前一种是以积极方式表现了社会通过类似宗教传播的方式实现严格的、军事化的、独断的医学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医疗僧侣阶层;后一种也表现了这种医学化，不过是以一种胜利后的消极方式，即疾病在一种校正过的、组织严密的、时刻受到监控的环境里烟消云散，在这种环境里医学本身最终也会与其对象和自身存在理由一起销声匿迹。
只有建构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的场域，才能使各种疾病的自然需求毫无保留地和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这个场域还必须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内容方面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关于民众健康的精确、透彻、持久的认识。
医生和政治家卷人同一运动，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却往往使用相似的语言，要求克服建构这种新空间的各种障碍。头一个障碍就是医院，因为医院扭曲了支配疾病的特定法则，而且扰乱了规定财产与富人的关系、穷人与劳动的关系的同样严格的法则。最后，医学院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医学院只承认理论结构中的真理，并且把知识变成一种社会特权。自由能够打破真理活力的任何束缚。因此，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目视不会受到任何障碍，也不再屈从于直接的真实法则
他们相信，使人能够从疾病中康复的惟一场所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环境，即家庭。在家里，病人给国家造成的负担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并发症，即避免疾病自行扩散和像在医院里那样发生畸变。在家里，疾病处于‘’自然”状态，即顺其自然，并完全托付给自然的更新力量。病人的亲近者对疾病的注视具有一种慈爱的活力和期望的力量。
大革命中关于医学的两种神话，本质上是卢梭关于在理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与回归自然的两种理论在医学领域的折射。卢梭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
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
当他进行一次尸体解剖时，他从脑部不同位置切割出一些同样大小的立方体。他把这些小块加以比较，又拿它们与取自别的尸体的类似立方体加以比较。比较的工具是天平。
他听了每个病人的诉苦后，把他们分成四组，命令给第一组人放血，给第二组人开泻药，给第三组人灌肠，让第四组人换空气。这并不是医学;医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需要观察的东西太多，医院实践会扼杀观察能力和观察者的才能。
不难理解，医学为什么会逐渐远离索瓦热所称的“数学”认识方式，即:“要认识特质，就要能够度量它们，比如能够断定脉搏的力量和速度、发烧的程度、疼痛的强度、咳嗽的剧烈程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症状”。梅克尔进行了度量，但不是为了获得数学方式的认识，而是为了测量构成疾病的病理特质的严重程度。任何可测量的人体机制，仅凭其物理或数学特征，都不能解释一种疾病现象;惊厥可以归因于神经系统的脱水收缩—这确实是机械力学秩序的一种现象;但这是一些相互联系的特质、一些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系列被引发的骚乱的机械力学，而不是一些可定量的片断元件的机械力学。它可能包含着某种机制，但是它不可能属于上面所说的这种机械力学秩序。
与医学院的冲突旋即爆发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一个是有政治靠山的现代机构，另一个是古老而自我封闭的机构（好像是流行病学调查的部门）。
在农村设置医生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还有些人主张实行出生和死亡登记，对健康状况进行统计管理(这就必然要涉及人们所患的疾病、生活方式、死亡原因，从而构成一种患病记录);还有些人主张，凡基于身体原因免除兵役者，应该由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开具详细证明;最后，有些人主张应编制一个关于各郡情况的医务地方志，“附有关于行政区划、居住状况、居民状况、主要嗜好、穿着、气象变化、物产、成熟和收获期、该地居民的身心教育等观察报告”。由于仅仅设置医生是不够的，人们就要求改变所有人的医学意识;每一个公民都应了解必要和可行的医学知识。
医学的责任包括，在劳动中穿插节庆，提倡平和的情感，监视读物和剧院的内容，检查婚姻的前提，即结婚不应出于自私的目的，不应出于一时的冲动，而应建立在保证幸福的惟一持久的条件上。即对国家有利
医学不应仅仅是一类康复技术和相应的知识;它也应包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即对“无病之人”的研究和对“标准人”
各种形式的医学知识是如何以及以什么方式最终指向“健康”和”正常”之类的正面观念
只有建构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的场域，才能使各种疾病的自然需求毫无保留地和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这个场域还必须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内容方面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关于民众健康的精确、透彻、持久的认识。
在分配救助的社会层次，只有医生能够发现哪里需要救助，并且对需要救助的性质和程度做出决断。救助资源的分散化也就造成了救助资源运用的医学化。这使人想起卡巴尼斯广为宣传的“医生是行政官”的思想:城邦应该把‘人们的生命”托付给他，而不是“让他任由江湖郎中和长舌妇来摆布”
十八世纪的医生依靠交感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并发症”概念。他们只要从外显的症状中抽取出所有与本质真实相矛盾的因素，将它们说成干扰因素，就可以找到疾病本质了。
医学认识的确定性完全与被检查的病例数量成正比;这种确定性“只有在人们从大量充分的或然性中抽取它时才能最终确立”;但是，如果没有对足够多的病例进行“严格的推导”，知识“将停留在一堆猜测与或然性上;它只不过是各种观察的简单表达”
真正的问题在于十八世纪晚期的医学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涉及的对象究竟是一系列事实还是一组征候、症状和表象。前者的出现和会聚法则只须通过对重复现象的研究就可以确定，而后者的一致性则需要在一种自然结构中寻找。
“希波克拉底鄙视一切理论体系，而完全致力于观察。只有循着他的足迹，医学才能不断地完善’。但是，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远远超过了观察的传统威望，而且在性质上也迥然不同。这些特权同时属于两种目视:一种是先于一切干预、忠实于直接事物的纯粹目视，在捕捉直接事物时毫不加以修改;另一种目视是用一整套逻辑铠甲装备起来的，从一开始就祛除了毫无准备的经验主义的那种纯真性。
在众多尝试者中最真诚的莫过于福代斯（Fordyce）了;他用横坐标包容了表示气候、季节、流行病、病人气质、特异反应、患病体型、年龄以及既往偶发症状的各种记号;他在纵坐标上根据症状出现的器官或机能(脉搏、皮肤、体温、肌肉、眼睛、舌头、嘴巴、呼吸、胃、肠、尿)对症状进行分类。
疾病的自然场合就是生命的自然场合—家庭:温馨而自发的照料，亲情的表露以及对康复的共同愿望，有助于自然对疾病的斗争，并能使疾病展露其真相。医院医生看到的只是暖昧不明、被改变的疾病，各种畸形的病态;家庭医生“能根据各种疾病的自然现象而很快获得真正的经验”。这种家庭医学当然应该受到尊敬:“观察病人，顺其自然而不粗暴地干预自然
“胸膜炎”除了这个词本身之外不含有其他任何东西;它“表达的是一种头脑中的抽象”;但是，与词语一样，它是一个界定完善的结构，一个复杂的形象，“它把所有的偶然因素或几乎所有的偶然因素都结合起来。如果缺少一种或几种，它就不再是胸膜炎”
上千年来那种认为在生命中存在着疾病的威胁、在疾病中死亡逐渐出现的信念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三角形形象.其顶点是由死亡规定的。人们可以从死亡的高度观看和分析器官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病理的发展时序。长久以来，这种夜晚淹没了生命，甚至使疾病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它却被赋予了巨大的阐明力量，主宰和揭示着有机体的空间和疾病的时间。
在病人床边，一切理论都会陷人沉默，甚至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观察和经验;原因很简单。观察和经验如果不立足于我们感官之间的联系，那它们以什么为基础呢?再说，如果没有这些忠实的向导，它们将会怎么样呢?
在分类医学里，疾病具有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同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身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
分类医学对于疾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空间化，没有特许的区域，也没有医院环境施加的强制—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场所自发地分化，而这种场所应该反过来又成为疾病自我消除的自然场合。在疾病出现的场合，疾病因同一种运动而被迫消亡。它不应该被固定在某一个由医学准备好的领域里，而是应该能够在其原生土壤中“自然生长”(就这个词的正面意义而言):家庭这个被认为最自然、最原始、让人在精神上最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既是自我封闭的，又是完全透明的，疾病在那里可以放任自流。
大革命前后的数年间，先后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神话。它们的说法和指向都完全相反。一种是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那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另一种神话认为，清静无为的社会回归到原初的健康状态，一切疾病都会无影无踪。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两种说法的表面矛盾所迷惑:这两种梦幻形象其实是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医学经验。这两个梦想是同构的:前一种是以积极方式表现了社会通过类似宗教传播的方式实现严格的、军事化的、独断的医学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医疗僧侣阶层;后一种也表现了这种医学化，不过是以一种胜利后的消极方式，即疾病在一种校正过的、组织严密的、时刻受到监控的环境里烟消云散，在这种环境里医学本身最终也会与其对象和自身存在理由一起销声匿迹。
只有建构一个完全开放的医学经验的场域，才能使各种疾病的自然需求毫无保留地和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这个场域还必须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在内容方面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关于民众健康的精确、透彻、持久的认识。
医生和政治家卷人同一运动，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却往往使用相似的语言，要求克服建构这种新空间的各种障碍。头一个障碍就是医院，因为医院扭曲了支配疾病的特定法则，而且扰乱了规定财产与富人的关系、穷人与劳动的关系的同样严格的法则。最后，医学院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医学院只承认理论结构中的真理，并且把知识变成一种社会特权。自由能够打破真理活力的任何束缚。因此，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目视不会受到任何障碍，也不再屈从于直接的真实法则
他们相信，使人能够从疾病中康复的惟一场所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环境，即家庭。在家里，病人给国家造成的负担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并发症，即避免疾病自行扩散和像在医院里那样发生畸变。在家里，疾病处于‘’自然”状态，即顺其自然，并完全托付给自然的更新力量。病人的亲近者对疾病的注视具有一种慈爱的活力和期望的力量。
大革命中关于医学的两种神话，本质上是卢梭关于在理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与回归自然的两种理论在医学领域的折射。卢梭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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