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白血红
公元11世纪之前，欧洲几乎没人见过棉花。从铜器时代到中世纪，那里的人们就一直穿由亚麻、兽皮或羊毛织成的衣物，进口的棉布非常罕见。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棉花是如此遥远神秘，以至于人们认为它是长一种动植物杂交体“羊树”上的：白天，树端结出的棉羊在阳光下静静生长；夜幕降临后，枝条便垂向水边，花萼里的羊啜饮清水——正如甘地后来所言，当印度人开始用棉花织布时，欧洲人“还生活在野蛮、无知和荒芜之中。”
但在说这句话之时，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棉花工业已控扼全球，包括殖民地印度。在甘地和国大党看来，洁白的棉花此时已经成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它把印度变成低端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压制民族工业，甚至威胁着印度人民的生命：单是1870年代的国际棉花价格暴跌，就造成近八百万棉农“像苍蝇一样”地饿死。所以在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甘地始终披着粗糙的印度土产棉布，且随身携带着传统纺纱机，一有空闲就坐下织布。木头构件发出的吱嘎吱嘎声，犹如全民族的控诉。
棉花不同于粮食、烟草或蔗糖，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无限增长，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封顶的。所以从11到20世纪初，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纺织可以说都是最重要的工商业之一。178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但随后两百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却反客为主，不但迅速从进口国变为倾销国，还借机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戏剧性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自从十五年前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中西近代“大分流”理论以来，大量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和量化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新书《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也是在彭氏框架下，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与最近新文化史、环境史、经济史兴起的史学趋势相契合，这本书通过追溯棉花的历史，指出西欧实现弯道超车，最初靠的其实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武力和国家干预。
棉花种植起源于三个地区：南亚、东非和美洲中部。西汉初年，它由印度传至中国，但尚未大面积种植。直到元代，棉才取代丝绸和苎麻，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衣纤维来源。欧洲人接触棉花则晚至12世纪，十字军东征控制了中东的部分棉花产地后，意大利北部米兰、威尼斯等地率先开始有了纺织厂，此后在德国也零星出现。但不久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却再度切断了欧洲人的棉花供应，意大利和德国的纺织业随之一蹶不振。
16世纪初的大航海运动给了欧洲人绕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重新获取棉花的机会。1600年，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此后荷兰也成立了类似机构。这里的“公司”一词与其今天的含义存在区别，带有某种高压统治色彩，即通过武力征服占领港口的方式，把贸易网络扩展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欧洲人获得棉花最终还是得靠偏高的收购价，依赖在地代理商，影响力限于港口，无法渗透到内地。原材料的致命短板，导致这一时期的欧洲棉布连保证国内市场都有困难，更不要说争夺国际市场。
1780年，美国南方开始使用黑奴种植棉花，世界棉花产业迎来关键转折点。1802年，美国就成了英国最大棉花来源国。除了三角奴隶贸易外，美国棉花的低价还来源于某种“后发优势”：南方大种植园一开始就是出口导向型，实行集约化生产。殖民者选择最好的棉种，建起发达的陆路和运河系统，源源不断地把棉花运至大西洋东岸。与之相反，中印两国的棉花则始终实行小规模家庭化生产，以供应国内为主，运输成本高昂，很快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是凭借着国家和资本的同盟打败中印，经济层面的优胜劣汰，只是其表面现象罢了。贝克特指出：“我们通常以为资本主义始于178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但其实在机器和工厂出现之前，16世纪已经早已有了战争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国崛起”派史学家倾向于划分英荷模式与日德模式，认为前者来源于资本“自发的”发展，后者则更多地由国家主导。但是贝克特却指出，在英国从战争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利维坦式国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度依赖于国家预先缔造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下，产业才得以发展。”
在这里，作者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来替代之前学术界惯用的“贸易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因为这一时期棉花帝国建立的秘诀，绝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契约和市场，而毋宁说是血与铁，是民族国家，是主奴关系。前近代时期，政府管得太少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在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西欧政府，明末中国虽然对商人的干涉较少，但主动为其创造的机会也更少，结果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扩张。
如同美国独立战争反哺了法国大革命一般，奴隶种植园的管理方式后来也影响到了欧洲的棉纺厂：“对于如何大规模地调动工人，资本家们只有一个参照物：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若擅自离职，会因违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监狱。为了对付工会，光荣革命的成果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在1795年被暂时废止，规定集会人数只要超过五十，警察就可任意实施逮捕。最激进的工人则被公开绞死，或流放澳大利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描述的工人恶劣生存状况，本质上是新大陆舶来的主奴关系，盖过了欧罗巴公民的自由传统。
但历史的进步，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动，尽管这怎么看都像个危险的悖论。中国在近代被西欧甩开，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拥抱战争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色彩保留得太多——明末棉厂的工人还能保留若干耕地，不做工还可种田；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除了被剥削，就只能等死。江南外出劳动的主要是男青壮年；英国棉厂则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因为他们更廉价且无力反抗。明末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开花结果，固然有重农轻商、资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血红”野蛮力量匮乏也很关键。
华南学派创始人傅衣凌这样概括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时期内，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发展形态并不成熟，而长期地缓慢地前进着。自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始终没有力量战胜封建社会，获得取而代之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跳出唯西方发展模式是瞻的视角，与印度、埃及、奥斯曼帝国等做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种情况才是“常态”，西欧反而是“变态”。
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批判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从未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计划却不是。”贝克特这本四百多页的巨著，可以说为波兰尼做了最好的注脚。在工业革命前后，太自由放任，太“自发性秩序”（F. A. Hayek语）的市场最后大多是孱弱无力的。当时的欧洲人也深谙此道，虽然他们到处以“自由贸易”为借口开拓市场，但一旦有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求诸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极度依赖奴隶制的棉花帝国迎来巨大危机。棉花价格的猛涨导致工厂纷纷关门歇业，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响。此时《经济学人》（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杂志，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也转而赞成由国家出手，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应地，并辩解道：“国家不会干涉供给与需求过程，而只是创造条件，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极端自由派国会议员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大变脸，更直白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不适用的。”
当时全球最大的棉花贸易港口利物浦，则是最支持美国南方的欧洲城市。棉厂主不但暗地运送军火、提供贷款给蓄奴州，还向英国政府施压。当北方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们一度觉得大势已去：“没有了皮鞭的驱使，黑人还会拼命干活吗？”获得自由的奴隶，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然而随着林肯的被刺，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战争结束几年后，前奴隶们大部分还是干着和战前类似的活，只是身份换成了佃农，而且身边多了些赤贫的白人。压迫仍然存在，只是方式变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棉农依然生活于极度贫穷之中，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权力。”
贝克特由此感叹，资本主义和压迫一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种依赖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佃农关系，更符合现代法律和伦理，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适用。南北战争的意外结果，就是从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国的扩张。对“棉花荒”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满世界地寻找新的产地，于是渗透进内陆，挤出在地代理商，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棉花。全球棉花期货市场渐渐形成，棉农从此成了板上肉，彻底丧失了议价权。棉花工业巨大的利润空间，还吸引了新兴国家加入殖民地争夺战中：日本控制了朝鲜，德国控制了非洲南部，俄国控制了土耳其。到了1905年，棉农总数已上升至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棉花工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二十世纪初，甘地及国大党并不是棉花帝国的唯一挑战者。由于吸纳的劳动力最多，生产方式最集中，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在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中，棉花帝国是最显眼、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狱。在俄国1905到1919年的革命过程中，纺织工人都是中坚力量。而在中国，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厂主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在这以后，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了北伐，有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相对于落后国家暴烈的革命，欧美的工会斗争和平得多，其结果对工人也颇为有利：一边是日工作时间的不断下降，一边是薪水的持续上涨。但正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西欧棉花帝国开始从内部解体。一战之后，英国的棉布产量已直线下降。再经过50年代殖民地的独立，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兰开斯特等地，到处都是废弃的纺织厂和游荡的失业工人。1963年，曾经如日中天、试图改变美国内战进程的利物浦棉花联合会拍卖了所有家具，棉花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也终于消失了。
（已发表于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但在说这句话之时，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棉花工业已控扼全球，包括殖民地印度。在甘地和国大党看来，洁白的棉花此时已经成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它把印度变成低端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压制民族工业，甚至威胁着印度人民的生命：单是1870年代的国际棉花价格暴跌，就造成近八百万棉农“像苍蝇一样”地饿死。所以在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甘地始终披着粗糙的印度土产棉布，且随身携带着传统纺纱机，一有空闲就坐下织布。木头构件发出的吱嘎吱嘎声，犹如全民族的控诉。
棉花不同于粮食、烟草或蔗糖，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无限增长，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封顶的。所以从11到20世纪初，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纺织可以说都是最重要的工商业之一。178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但随后两百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却反客为主，不但迅速从进口国变为倾销国，还借机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戏剧性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自从十五年前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中西近代“大分流”理论以来，大量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和量化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新书《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也是在彭氏框架下，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与最近新文化史、环境史、经济史兴起的史学趋势相契合，这本书通过追溯棉花的历史，指出西欧实现弯道超车，最初靠的其实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武力和国家干预。
棉花种植起源于三个地区：南亚、东非和美洲中部。西汉初年，它由印度传至中国，但尚未大面积种植。直到元代，棉才取代丝绸和苎麻，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衣纤维来源。欧洲人接触棉花则晚至12世纪，十字军东征控制了中东的部分棉花产地后，意大利北部米兰、威尼斯等地率先开始有了纺织厂，此后在德国也零星出现。但不久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却再度切断了欧洲人的棉花供应，意大利和德国的纺织业随之一蹶不振。
16世纪初的大航海运动给了欧洲人绕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重新获取棉花的机会。1600年，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此后荷兰也成立了类似机构。这里的“公司”一词与其今天的含义存在区别，带有某种高压统治色彩，即通过武力征服占领港口的方式，把贸易网络扩展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欧洲人获得棉花最终还是得靠偏高的收购价，依赖在地代理商，影响力限于港口，无法渗透到内地。原材料的致命短板，导致这一时期的欧洲棉布连保证国内市场都有困难，更不要说争夺国际市场。
1780年，美国南方开始使用黑奴种植棉花，世界棉花产业迎来关键转折点。1802年，美国就成了英国最大棉花来源国。除了三角奴隶贸易外，美国棉花的低价还来源于某种“后发优势”：南方大种植园一开始就是出口导向型，实行集约化生产。殖民者选择最好的棉种，建起发达的陆路和运河系统，源源不断地把棉花运至大西洋东岸。与之相反，中印两国的棉花则始终实行小规模家庭化生产，以供应国内为主，运输成本高昂，很快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是凭借着国家和资本的同盟打败中印，经济层面的优胜劣汰，只是其表面现象罢了。贝克特指出：“我们通常以为资本主义始于178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但其实在机器和工厂出现之前，16世纪已经早已有了战争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国崛起”派史学家倾向于划分英荷模式与日德模式，认为前者来源于资本“自发的”发展，后者则更多地由国家主导。但是贝克特却指出，在英国从战争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利维坦式国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度依赖于国家预先缔造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下，产业才得以发展。”
在这里，作者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来替代之前学术界惯用的“贸易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因为这一时期棉花帝国建立的秘诀，绝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契约和市场，而毋宁说是血与铁，是民族国家，是主奴关系。前近代时期，政府管得太少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在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西欧政府，明末中国虽然对商人的干涉较少，但主动为其创造的机会也更少，结果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扩张。
如同美国独立战争反哺了法国大革命一般，奴隶种植园的管理方式后来也影响到了欧洲的棉纺厂：“对于如何大规模地调动工人，资本家们只有一个参照物：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若擅自离职，会因违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监狱。为了对付工会，光荣革命的成果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在1795年被暂时废止，规定集会人数只要超过五十，警察就可任意实施逮捕。最激进的工人则被公开绞死，或流放澳大利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描述的工人恶劣生存状况，本质上是新大陆舶来的主奴关系，盖过了欧罗巴公民的自由传统。
但历史的进步，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动，尽管这怎么看都像个危险的悖论。中国在近代被西欧甩开，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拥抱战争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色彩保留得太多——明末棉厂的工人还能保留若干耕地，不做工还可种田；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除了被剥削，就只能等死。江南外出劳动的主要是男青壮年；英国棉厂则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因为他们更廉价且无力反抗。明末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开花结果，固然有重农轻商、资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血红”野蛮力量匮乏也很关键。
华南学派创始人傅衣凌这样概括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时期内，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发展形态并不成熟，而长期地缓慢地前进着。自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始终没有力量战胜封建社会，获得取而代之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跳出唯西方发展模式是瞻的视角，与印度、埃及、奥斯曼帝国等做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种情况才是“常态”，西欧反而是“变态”。
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批判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从未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计划却不是。”贝克特这本四百多页的巨著，可以说为波兰尼做了最好的注脚。在工业革命前后，太自由放任，太“自发性秩序”（F. A. Hayek语）的市场最后大多是孱弱无力的。当时的欧洲人也深谙此道，虽然他们到处以“自由贸易”为借口开拓市场，但一旦有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求诸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极度依赖奴隶制的棉花帝国迎来巨大危机。棉花价格的猛涨导致工厂纷纷关门歇业，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响。此时《经济学人》（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杂志，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也转而赞成由国家出手，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应地，并辩解道：“国家不会干涉供给与需求过程，而只是创造条件，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极端自由派国会议员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大变脸，更直白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不适用的。”
当时全球最大的棉花贸易港口利物浦，则是最支持美国南方的欧洲城市。棉厂主不但暗地运送军火、提供贷款给蓄奴州，还向英国政府施压。当北方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们一度觉得大势已去：“没有了皮鞭的驱使，黑人还会拼命干活吗？”获得自由的奴隶，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然而随着林肯的被刺，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战争结束几年后，前奴隶们大部分还是干着和战前类似的活，只是身份换成了佃农，而且身边多了些赤贫的白人。压迫仍然存在，只是方式变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棉农依然生活于极度贫穷之中，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权力。”
贝克特由此感叹，资本主义和压迫一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种依赖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佃农关系，更符合现代法律和伦理，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适用。南北战争的意外结果，就是从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国的扩张。对“棉花荒”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满世界地寻找新的产地，于是渗透进内陆，挤出在地代理商，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棉花。全球棉花期货市场渐渐形成，棉农从此成了板上肉，彻底丧失了议价权。棉花工业巨大的利润空间，还吸引了新兴国家加入殖民地争夺战中：日本控制了朝鲜，德国控制了非洲南部，俄国控制了土耳其。到了1905年，棉农总数已上升至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棉花工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二十世纪初，甘地及国大党并不是棉花帝国的唯一挑战者。由于吸纳的劳动力最多，生产方式最集中，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在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中，棉花帝国是最显眼、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狱。在俄国1905到1919年的革命过程中，纺织工人都是中坚力量。而在中国，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厂主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在这以后，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了北伐，有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相对于落后国家暴烈的革命，欧美的工会斗争和平得多，其结果对工人也颇为有利：一边是日工作时间的不断下降，一边是薪水的持续上涨。但正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西欧棉花帝国开始从内部解体。一战之后，英国的棉布产量已直线下降。再经过50年代殖民地的独立，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兰开斯特等地，到处都是废弃的纺织厂和游荡的失业工人。1963年，曾经如日中天、试图改变美国内战进程的利物浦棉花联合会拍卖了所有家具，棉花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也终于消失了。
（已发表于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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