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却半生力,著得神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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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于2013年,曾投《读书》,审稿未过。) 知堂老人晚年有言:“我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向来都无一点珍惜之意,但是假如要我自己指出一件物事来,觉得这还值得做,可以充作自己的胜业的,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这神话翻译注释的工作。” 此处所说,乃是指希腊神话,知堂始终挚爱于此,一生文字中多有提及。譬如阿坡罗多洛斯(Apollodoros)所辑《希腊神话》一种,知堂就曾于一九三八、一九五〇年两译其书,可见爱赏有加。盖因此书作于公元前一世纪,去古未远,改篡尚少,较能保持神话之本貌。 正本清源,考校流变,本是治学的固法。神话起自上古,流于民间,来源不一,又多经文士之手汇撰増饰,以致一介神祗,在此书为他神之弟,在彼书为他神之子,此书或称男,彼书或称女。同一物事,歧说迭出,如同树上分枝,枝上分叉。若采写为记叙文学,势必有所取舍,难免挂一漏万;若能尽数采撷,并举异说,依词典体例,条理分明地汇入一书,岂非一大盛举? 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此类著述多矣,多由博学硕儒耗费数年之功精心编就。盖因当日慕古之风大起,且凭中古以来学者注经的功底,异教旧典得以传抄流布,希腊罗马及北欧神话多经整理编订。近世以来,关于古埃及、印度,及古代南美等各系神话,亦皆有词典或百科类书行世,此当归功于学界里历代东方学家(Orientalist)的劳作。 于是不免说起中国神话,亦当有一部切实详尽、文质具美的词典。我们不必求于欧美汉学名手,袁珂先生这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即足以傲立于东西学界。常置一册于枕畔,每夜睡前耽读数页,漫行于古人的万千梦影之中,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和古希腊的传统相似,中国商朝时亦有信奉神巫的“祭祀文化”(Sacrifice culture),神话的根苗便由此而生。自周公制礼之后,这个传统就渐次被“史官文化”(Historiographer culture)取代(荆楚一地巫风尚存,启发了后来屈赋中瑰丽的幻象)。后世儒家秉承周官故习,不语怪力乱神。于是中国神话便潜入了历史的暗流,远不如希腊那么显豁。 “神话”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其实是近世以来的新事,古人并无此说。自先秦至两汉,在中国的早期经典之中,如《山海经》、《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已多见神话记载,但往往被视为奇说异谈,未明其想象的价值。至魏晋之世,谈玄论鬼之风又起,若依从袁珂先生所持的“广义神话”观点,由志怪小说如《搜神记》、《拾遗记》,地志如《水经注》、《华阳国志》,一一历数下去,直至明清两代层出不穷的笔记杂书,其中皆载有神话。 如此可见中国神话的文本记载何其散乱,又何其丰繁。若细加整理,则举凡上古经籍、历朝史载、笔记杂集、类书、地志,皆须过眼。此外尚有种种人物传说,由民间口耳相传,众所周知,却无系统文本记载者,自当一并整理。如此一来,即便用上半生心力,怕也难尽其书了。 欲整理中国神话,所涉典籍既广,所及学科自然也多,若无历史、文献、宗教、文艺、民俗等多重学科的积累支撑,必难以成事。譬如当今西方学界,关于希腊神话的著述研究,其中可堪一读者,往往出于大学里的古典学(classics)学者之手。若问何故,打个未必欠当的比方,西方之古典学犹如中国之国学,以经典文献之读解为看家本领,包举各学科,实现综合的人文研究。非有这样超出神话以外的大眼界,非有半生枯坐冷板凳的治学热情,何以揽得起神话研究的大业? 中国现代的神话研究,亦得自西学影响,然而自起步以来便自成风格,与欧西风气不同。开山者乃是鲁迅、知堂、茅盾、闻一多诸家。各家自凭兴趣,多由文学、民俗、史考的角度介入,往往抱持着一种审美眼光,文章亦写得好看,却终未成就一部足够分量的巨作,也未能全面汇整相关文献。不过,这种无处不在的文人趣味恰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本色,亦属于袁珂先生承继的一脉风格。 袁珂先生无疑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身具上文所说的各项质素。其研究领域不止于神话,于文学与文献学亦有相当积累。正如《词典》旧序(作于1983年)所言:“我从事神话研究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虽说是这样,其实这中间也是断断续续的,并非全部用来研究神话。而且一开始也并没有专门研究神话”。 袁珂与不少同辈学人相似,由文学而入学术:早年多有文艺创作,大学时师从章门遗脉许寿裳,1947年出版首部著作《龙门神话集》,乃是神话研究之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1980年出版的《山海经校注》。该书自六十年代已开始著述。作者深研古来各版本及注文,终成一部精到之作,论考据功力,不逊于西方汉学名家。而《山海经》正是存录中国上古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词典》中不少条目即源出于此。 这部《词典》大概是袁氏著作中篇幅最浩大的一部,该书初版于1985年,印50万册,在读书风气旺盛的当年,也算个大数目了。作者已于2001年逝世,手头这部2013年新版,乃是其生前改订之遗作。 如前文所言,作者秉持“广义神话”的观点,自往古以至近世,种种神异,皆可视为神话,范围远超出当日鲁迅或茅盾划定的界限,孰是孰非,尚无定论。但如此一来,本书取材便太过宽广,费力自然更多。 作者以一人之力博采古今书证,全书条目多属历年来抄录所得,但凡可见书载者,尽引书中原文,以作释文。这样一部大书,自累积材料、撰述成书,出版后仍修改不辍,说是“半生著就”亦不为过了。新版《词典》与旧版相较,多有增删变化,虽是数字至数十字的出入,亦颇值玩味。 如“大黑天神”这一条目,旧版释文先引明正德《云南通志》二十余字,言其庙址所在,又以数十字述白族民间传说,言天神为救世间生灵,替人类吞下玉皇所予之瘟疫符咒,全身尽黑,故得其名。新版则添入“此种故事,汉族古代民间传说中亦有之”,并增引《北游记》数十字为证。如此增添,不止是多一种解释,更添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对探究神祗之来源与流变多一重参考。该神究竟系云南土生,抑或自中原传入,大可由此考证一番了。 再看“伍子胥”一条。伍子胥本是一个“箭靶”式人物,传说既多且杂,乃是经一代一代人附会上去的。我们可以凭史载来推测其生平实迹,但若求有关此人种种神异传说的起初样貌,却已不可得。《词典》旧版先引《楚辞•九章•涉江》及王逸注,但寥寥十数字,无甚内容;又引五代杜光庭《灵异卷》,言伍子胥临死之言行,及死后于滚滚怒涛中“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这是古代信仰中“人化神”的一个典型,杜光庭的文字亦颇精审。而作者或以为尚有不足,新版即在《灵异卷》引文之前,增入《论衡》、《群书拾补》引文近百字,然多细碎之语,少涉生平。 我以为,对于伍子胥这样一个内涵丰厚的人物,便占去一整页篇幅亦不为过,如生平事迹便可述及。其从楚国逃难之过程,虽存于史录,亦不乏神异色彩,可自《左传》、《史记》及后世典籍中择而引之,如此则释文将更行丰润。至于《东周列国志》之类即可避过,毕竟是晚近之世的小说家言,只在旧故事上翻跟头,已没多少新花样了。 但作者之取舍或许自有其道理,因为从书中可约略看到,引文总是力求得于早期文献,行文亦始终暗秉宁简勿繁的作风,如以下这一条—— “夫诸”,乃是一种异兽,该条目引文取自《山海经》,旧版“敖岸之山”后有述山形水境三十余字,文字虽佳,却不切题旨,新版已尽数省去,直接后文“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文字与意思都更为精到了。 凡此种种,虽为小处,也可见是经了心的,绝非坊间风气,添一篇新序便可名为“修订本”了。若对中国神话没有持久的热情,怎能完成如此事功? 说起这热情,作者之前另一部力作《中国神话传说》中已淡淡道来:“神话是人类社会童年时期的产物,一个大人固然不能再变成一个小孩子,可是一个小孩子的天真烂漫毕竟也还是令人高兴的。”该书大体以叙事文学的体裁讲述上古神话,虽与《词典》取径有异,亦是经二十余年扩充修改,后来之版本已与原版判若两书。用半生力,著一部书,正是袁珂先生的一贯作风。 袁氏文风朴茂厚重,论笔力才情,当然不及鲁迅、知堂诸先贤。但作者治神话文献的功力,远高于提笔作论,对于中国神话的采掘整理,其所成功业已盖过前辈诸家。这除了依靠几十年的热情与劳作,亦系于学术生涯中始终自持的一种态度,如《词典》旧序中所言: “好心的同志常常这样对我说,你研究神话,就该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观察探讨中国古代神话的问题,写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我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也尝试着这么做了,却始终感觉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水平。在我看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一个内容既丰富又可靠的研究对象。我认为,我们的神话研究,尚须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攀登理论的高峰。” 此语说得平淡,实乃暗道心曲,作者多年潜心于基础材料,回避立论发扬,暗合着乾嘉旧学的用意。当日乾嘉诸儒即以考据为取向,避开朝野之间意识相态的干扰。后世如袁氏者亦持此态度,避开了数十年来的东风西雨,种种用心,皆隐入《词典》的字里行间。冬夜无事,何妨以书作舟,沿着漫漫天河逆流而上,穿过璀璨星月,亲见万古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