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关于这场战争，有美国人评论说：“我们与世界上第一大邪恶势力合作打败了世界上第二大邪恶势力。”但是，美国人是不是就那么清白无辜呢？撒迪厄斯·拉赛尔的《叛逆者 : 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为我们列举了罗斯福新政与纳粹和法西斯之间的暧昧关系……
1933年7月，罗斯福就职4个月之后，新当选的德国元首希特勒盛赞：“罗斯福先生勇于向国会、游说团体和官僚主义说不。”
1934年1月，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发文称赞罗斯福的独裁举措：“我们国社党也在注视着美国……罗斯福正在进行实验，这是一些大胆的实验。我们也担心它可能失败。”
1934年，德国人赫尔穆特·马格斯写了一本罗斯福的传记——《罗斯福：一个具备常识的革命者》，他在书中称赞新政是“一场独裁主义的革命”，与纳粹夺取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罗斯福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人民观察家报》一直在希特勒和美国这位“专制君主和统治者”之间寻找着共同点。“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这份纳粹报纸写道，“罗斯福也提出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私利的前面。在他的《展望未来》一书中，有许多段落国社党党员也能写出来。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假定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哲学有着相当的喜好。”罗斯福拿出“民主的假象，”但美国“正在朝着一个专制国家行进。”这份报纸盛赞：“罗斯福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借鉴了国社党的一些想法。”
希特勒对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说，他“与贵国总统在尽本分光荣、乐于奉献以及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纪律方面持有一样的观点。贵国总统向每一位美国公民提出的这些道德需求，也是德国国家哲学的核心内容；用一句口号来表达就是‘公众福祉高于个人利益’”。
1938年，多德的继任者休·R·威尔逊相罗斯福报告，他已经告诉希特勒“你对德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努力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和工人问题上，在我的首要任务中，有一个就是要向你报道这些措施在德国是如何执行的”。
1940年，戈培尔的周报《帝国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希特勒和罗斯福：一个德国人的成功——一个美国人的尝试》的文章哀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阻碍了新政的充分实施。
历史学家约翰·A·加里提说：“显然在纳粹看来，新政针对经济大萧条的政策与他们自己的政策本质上相似，罗斯福的角色与他们元首的角色相近。”
墨索里尼评论罗斯福的《展望未来》一书时写道：“罗斯福向那些坚定、冷静、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发出的参战吁求，让人想到法西斯主义唤醒意大利人民的方法和手段。”
墨索里尼听说1933年美国的《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给予总统在国民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不受控制的权力时，他惊呼：“当心独裁者！”
美国《新共和》主编乔治·苏尔写道：“我们正在尝试法西斯主义经济，同时避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破坏。”
《国家》杂志的出版人奥斯瓦德·加里森·威拉德为他自己早期对罗斯福的支持感到后悔。“没有人可以否认，罗斯福任内的所有立法极大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威拉德在1934年写道，“给予他独裁权力，树立了先例，使得他的继任者或者罗斯福先生本人，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偏到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消费者报告》杂志的两名创办人J·B·马修斯和鲁斯·肖克鲁斯于1934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如果依其逻辑走到最后”，早期新政政策背后的原理“将会抵达对经济实施法西斯主义的控制阶段”。
希特勒1933年向德国人民宣布：“骚乱冲动必须以国家纪律取代，以此作为我们国民生活的指导原则，如果你们在将来能保持同样的纪律、同样的服从、同样的同志友谊、同样的无限忠诚——德国的这场运动就是不可消亡的。”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把自己变成一支军事力量。“今天、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说道，“但他们必须学会面对成千上万的同志们一直在面对的，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事业。”
同年，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要前进，就必须像一支训练有素、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让这些更高的目标作为一种神圣义务约束我们所有人，从而产生战时才有的共同责任感。作了这项保证之后，我将无所顾忌地领导起我国人民组成的大军，纪律并然地逐一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
1933年6月，罗斯福政府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所创造出来的和经济制度与意大利和德国所建立的国民经济一模一样。《国家工业复兴法》和负责这项法律实施的国家复兴署在每一个主要的工业领域创建起联合企业来决定产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和产量，用以代替市场的力量。这些卡特尔被称为“规范定制机构”。这些机构在意大利被称为“组合”，在德国被称为“工业卡特尔”。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在三个国家中拥有的权力是一样的，而且都听命于元首：意大利是墨索里尼，德国是希特勒，美国是罗斯福。
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P·狄根斯1972年的作品《美国眼中的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写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所获得的赞赏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许多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一代的政治人物，在20年代都迷上了法西斯主义。著名的进步主义丑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和艾达·塔贝尔访问了意大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毕尔德是早期的新政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之一，也是“进步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成员。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毕尔德认为美国人应该略过墨索里尼对暴力的使用及对公民自由的迫害，应该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现代化力量：
“（这是）一项神奇的实验……它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与技术调和到一起。纠结于伴随法西斯过程中的各种不和谐行为及各种过分主张，听任反感情绪的产生，任其遮蔽这次冒险的潜力和它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将会是一个错误——不，这不是冒险，而是骑着没有配备马鞍和缰绳的马，穿越横跨古代世界和我们现代世界的历史半岛，这是命中注定的骑行。”
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几份主要的新政提案的起草者之一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在《工业纪律和政府艺术》一书中主张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巨大的工厂。他在书中呼吁除去“企业竞争的死亡之手”，而以中央计划取而代之。“当工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工业时，根植于现代制度中的二元冲突就会减弱，”他说道。他对意大利政府的做法赞赏不止。他说，墨索里尼完成了“许多在我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在以一种成系统的方式进行重建”。
塔格威尔还说：“墨索里尼当然跟罗斯福一样，也有许多反对者，但他控制了媒体，这样他们就不会每天对着他大呼小叫。他的国家虽然缺乏自然资源，但国家紧凑、遵守纪律。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西斯主义“是我所见过的在社会机制的运营方面最为简洁、最为整齐、最为有效的制度。这让我非常妒忌”。
罗斯福的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休·约翰逊将军曾经写过一份行动方案，他宣称自己要“承担起合众国的独裁责任。”他写道：“在这次危机中，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年，分权是完全不够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单一控制和立即行动。”他要求将总统、副总统“以及所有的国会议员”从这个国家清除出去，选举必须终止。
《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订者之一，国家复兴署的法律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回忆该法的草案是基于终止议会民主、在美国建立独裁的愿望之上的。他说：“低效、腐败的普选政府”将被唯一的领袖所取代。
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建立起对农业的控制，美国借助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德国通过农业地产权，由政府决定农民的产量及销售价格。
罗斯福通过创建于1933年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将年轻男性送到军事风格的营地，让他们在美国的穷乡僻壤工作。纳粹也是通过把年轻劳动力送去劳动营，极大改变了德国农村的面貌。加里提说“纳粹的劳动营和美国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营地之间，无论是表面看还是意图上，都还是有略微的区别。”罗斯福盛赞民间资源保护队把男青年“从街角带离”。希特勒说纳粹的劳动营把德国的年轻人从“街头令人绝望的腐烂中”拯救出来。
在美国和德国，政府发起的就业方案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军事目的。两国的公共工程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对相当数量的美国和德国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管理，灌输纪律、秩序、牺牲和忠诚等国家文化。新政和纳粹的支持者在推广这些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两国政府制作的数千幅海报，宣传得都是对国家的忠诚、劳动光荣、颂扬男子汉气概和体力劳动，并带有强烈的同性恋气息。
在新政时期的美国和纳粹时期的德国，对媒体的审查现象急剧增加。在德国，成百上千的记者热切地加入宣传部。至于其他记者，“只要知道违反那些一般以不成文形式存在的规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听话起来，执行最有效的、无形的控制——自我审查”。在美国，罗斯福任命忠于自己的人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表示，广播公司若是播放了批评政府的节目，执照会被收回。
1933年，美国对电影进行审查的《海斯法》于罗斯福上台两天之后开始生效。《海斯法》在措辞上与第三帝国反对“堕落行为”的法律如出一辙，它也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制作“正确的娱乐”，以防创造“错误的娱乐”，“那会降低种族整体的生活条件和道德理想。”
自称“新政的第一号拥护者”的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也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他在对一群粉丝发表的演讲中赞颂了墨索里尼的军国主义：“他知道伟大的国家是那些武器不离手的国家。他知道没有一支陆军和海军队伍，就不可能为增长的人口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那个伙计令意大利一直往上走，一直以来每个人都说‘哦，他不可能持续’。自从1926年我见到他之后我就一直在说，他是我目前见过的最伟大的人，这种想法之后一天也没有改变过。为了他的国家，他比任何人在类似情形下所能做的要多得多。你们看不到对他的严厉批评，对吧。他是一个奇才，那个老兄就是一个奇才。我还从未看过他犯傻。”
1935年，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的总顾问查尔斯·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碰面，建议他同意拍摄一部关于这个法西斯国家的纪录片。他保证这部片子将在“大约14.5万家美国影院”上映，“大约7000万美国人将会更好地了解意大利。”1936年，当一些法西斯官员建议限制美国电影的进口时，海斯亲自前往意大利，说服墨索里尼相信，美国电影的道德改良意识与意大利的道德价值观是一致的。那次会面之后，墨索里尼允许每年在意大利上映250多部美国电影。海斯随后任命佩蒂庄为美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人。1937年，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利奥·墨索里尼碰面。佩蒂庄给罗斯福的女婿约翰·伯泰格写信，称小墨索里尼是“一个优秀、安静、谦逊的年轻人”，他“真诚地希望能在回意大利之前跟总统见上一面”。佩蒂庄的信表明罗斯福和墨索里尼两家人的友好关系。“总统的儿子（约翰·罗斯福）在罗马见过他的父亲（贝尼托·墨索里尼），我猜总统会允许这个孩子（维托利奥）回访。”很快，维托利奥·墨索里尼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茶叙。
新政和纳粹胀圈期间，华盛顿特区和许多德国城市都经历了重建。希特勒的建筑师设计了几栋“纳粹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作，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新的帝国总理府、滕佩尔霍夫机场、航空部、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和德国艺术馆。这些建筑都是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格，有着巨大体量的石头建筑。宏伟的新古典风格也深受罗斯福政府雇佣的建筑师们的喜爱，他们设计的建筑包括联邦三角、国家美术馆、国家档案馆、最高法院大楼、五角大楼、司法部大楼、杰斐逊纪念堂、。建筑史专家托马斯·S·海恩斯写道，罗斯福“喜欢宏伟、保守的建筑，这与他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另一位建筑史专家约翰·W·瑞普斯注意到，“极为讽刺的是”，一种“原本为了赞美暴君之荣耀”的建筑风格，“居然在一个哲学基础扎根于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
纳粹对优生学的了解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优生学和新政都受到进步党成员的追捧。许多参与后来由罗斯福政府发展完成的方针政策制定的进步党成员——包括玛格丽特·桑格、戴维·斯塔尔·乔丹、罗伯特·莱瑟姆·欧文、威廉·艾伦·威尔逊、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罗伯特·拉图·迪金斯、凯瑟琳·毕曼特·戴维斯、维吉尼亚·吉尔德斯里夫，以及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的导师西蒙·帕藤和斯科特·聂尔宁都深深地卷入了优生运动。美国最有影响的优生学家、进步党“社会卫生”运动的领袖保罗·波普诺的著作《为了人类改良的绝育》是最早一批纳粹政府组织翻译成德文的美国图书之一，希特勒的“人种卫生”理论家们在为纳粹自己的绝育计划辩护时，对其广为引用。1934年，波普诺赞扬希特勒燃起了“对于牢固建立在人类社会生物原则运用基础上的社会再生的希望”。
新政期间美国实施的绝育手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美国优生运动的权威、历史学家丹尼尔·凯维勒斯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口的绝育比例在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四之间。”“到3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飙升至十万分之十五，到30年代末，攀升至十万分之二十……此外，从1932年到1941年，真正实施绝育手术的州——不同于仅有相关立法的州——与过去相比在数量上多出了很多。”
难怪《叛逆者 : 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的作者撒迪厄斯·拉赛尔评论道，新政与法西斯开仗不是为了理念，而是兄弟之间争夺世界大家庭的控制权。（老鼠会评论：同行是冤家。）
1933年7月，罗斯福就职4个月之后，新当选的德国元首希特勒盛赞：“罗斯福先生勇于向国会、游说团体和官僚主义说不。”
1934年1月，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发文称赞罗斯福的独裁举措：“我们国社党也在注视着美国……罗斯福正在进行实验，这是一些大胆的实验。我们也担心它可能失败。”
1934年，德国人赫尔穆特·马格斯写了一本罗斯福的传记——《罗斯福：一个具备常识的革命者》，他在书中称赞新政是“一场独裁主义的革命”，与纳粹夺取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罗斯福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人民观察家报》一直在希特勒和美国这位“专制君主和统治者”之间寻找着共同点。“虽然具体的表述不同，”这份纳粹报纸写道，“罗斯福也提出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私利的前面。在他的《展望未来》一书中，有许多段落国社党党员也能写出来。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假定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哲学有着相当的喜好。”罗斯福拿出“民主的假象，”但美国“正在朝着一个专制国家行进。”这份报纸盛赞：“罗斯福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借鉴了国社党的一些想法。”
希特勒对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说，他“与贵国总统在尽本分光荣、乐于奉献以及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纪律方面持有一样的观点。贵国总统向每一位美国公民提出的这些道德需求，也是德国国家哲学的核心内容；用一句口号来表达就是‘公众福祉高于个人利益’”。
1938年，多德的继任者休·R·威尔逊相罗斯福报告，他已经告诉希特勒“你对德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努力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和工人问题上，在我的首要任务中，有一个就是要向你报道这些措施在德国是如何执行的”。
1940年，戈培尔的周报《帝国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希特勒和罗斯福：一个德国人的成功——一个美国人的尝试》的文章哀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阻碍了新政的充分实施。
历史学家约翰·A·加里提说：“显然在纳粹看来，新政针对经济大萧条的政策与他们自己的政策本质上相似，罗斯福的角色与他们元首的角色相近。”
墨索里尼评论罗斯福的《展望未来》一书时写道：“罗斯福向那些坚定、冷静、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发出的参战吁求，让人想到法西斯主义唤醒意大利人民的方法和手段。”
墨索里尼听说1933年美国的《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给予总统在国民经济绝大多数领域不受控制的权力时，他惊呼：“当心独裁者！”
美国《新共和》主编乔治·苏尔写道：“我们正在尝试法西斯主义经济，同时避免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破坏。”
《国家》杂志的出版人奥斯瓦德·加里森·威拉德为他自己早期对罗斯福的支持感到后悔。“没有人可以否认，罗斯福任内的所有立法极大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威拉德在1934年写道，“给予他独裁权力，树立了先例，使得他的继任者或者罗斯福先生本人，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偏到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消费者报告》杂志的两名创办人J·B·马修斯和鲁斯·肖克鲁斯于1934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如果依其逻辑走到最后”，早期新政政策背后的原理“将会抵达对经济实施法西斯主义的控制阶段”。
希特勒1933年向德国人民宣布：“骚乱冲动必须以国家纪律取代，以此作为我们国民生活的指导原则，如果你们在将来能保持同样的纪律、同样的服从、同样的同志友谊、同样的无限忠诚——德国的这场运动就是不可消亡的。”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把自己变成一支军事力量。“今天、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说道，“但他们必须学会面对成千上万的同志们一直在面对的，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事业。”
同年，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要前进，就必须像一支训练有素、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让这些更高的目标作为一种神圣义务约束我们所有人，从而产生战时才有的共同责任感。作了这项保证之后，我将无所顾忌地领导起我国人民组成的大军，纪律并然地逐一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
1933年6月，罗斯福政府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所创造出来的和经济制度与意大利和德国所建立的国民经济一模一样。《国家工业复兴法》和负责这项法律实施的国家复兴署在每一个主要的工业领域创建起联合企业来决定产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和产量，用以代替市场的力量。这些卡特尔被称为“规范定制机构”。这些机构在意大利被称为“组合”，在德国被称为“工业卡特尔”。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在三个国家中拥有的权力是一样的，而且都听命于元首：意大利是墨索里尼，德国是希特勒，美国是罗斯福。
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翰·P·狄根斯1972年的作品《美国眼中的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写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所获得的赞赏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许多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一代的政治人物，在20年代都迷上了法西斯主义。著名的进步主义丑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和艾达·塔贝尔访问了意大利。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毕尔德是早期的新政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之一，也是“进步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成员。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毕尔德认为美国人应该略过墨索里尼对暴力的使用及对公民自由的迫害，应该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现代化力量：
“（这是）一项神奇的实验……它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与技术调和到一起。纠结于伴随法西斯过程中的各种不和谐行为及各种过分主张，听任反感情绪的产生，任其遮蔽这次冒险的潜力和它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将会是一个错误——不，这不是冒险，而是骑着没有配备马鞍和缰绳的马，穿越横跨古代世界和我们现代世界的历史半岛，这是命中注定的骑行。”
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几份主要的新政提案的起草者之一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在《工业纪律和政府艺术》一书中主张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巨大的工厂。他在书中呼吁除去“企业竞争的死亡之手”，而以中央计划取而代之。“当工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工业时，根植于现代制度中的二元冲突就会减弱，”他说道。他对意大利政府的做法赞赏不止。他说，墨索里尼完成了“许多在我看来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在以一种成系统的方式进行重建”。
塔格威尔还说：“墨索里尼当然跟罗斯福一样，也有许多反对者，但他控制了媒体，这样他们就不会每天对着他大呼小叫。他的国家虽然缺乏自然资源，但国家紧凑、遵守纪律。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西斯主义“是我所见过的在社会机制的运营方面最为简洁、最为整齐、最为有效的制度。这让我非常妒忌”。
罗斯福的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休·约翰逊将军曾经写过一份行动方案，他宣称自己要“承担起合众国的独裁责任。”他写道：“在这次危机中，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年，分权是完全不够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单一控制和立即行动。”他要求将总统、副总统“以及所有的国会议员”从这个国家清除出去，选举必须终止。
《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制订者之一，国家复兴署的法律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回忆该法的草案是基于终止议会民主、在美国建立独裁的愿望之上的。他说：“低效、腐败的普选政府”将被唯一的领袖所取代。
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建立起对农业的控制，美国借助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德国通过农业地产权，由政府决定农民的产量及销售价格。
罗斯福通过创建于1933年的民间资源保护队将年轻男性送到军事风格的营地，让他们在美国的穷乡僻壤工作。纳粹也是通过把年轻劳动力送去劳动营，极大改变了德国农村的面貌。加里提说“纳粹的劳动营和美国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营地之间，无论是表面看还是意图上，都还是有略微的区别。”罗斯福盛赞民间资源保护队把男青年“从街角带离”。希特勒说纳粹的劳动营把德国的年轻人从“街头令人绝望的腐烂中”拯救出来。
在美国和德国，政府发起的就业方案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军事目的。两国的公共工程项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对相当数量的美国和德国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管理，灌输纪律、秩序、牺牲和忠诚等国家文化。新政和纳粹的支持者在推广这些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两国政府制作的数千幅海报，宣传得都是对国家的忠诚、劳动光荣、颂扬男子汉气概和体力劳动，并带有强烈的同性恋气息。
在新政时期的美国和纳粹时期的德国，对媒体的审查现象急剧增加。在德国，成百上千的记者热切地加入宣传部。至于其他记者，“只要知道违反那些一般以不成文形式存在的规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听话起来，执行最有效的、无形的控制——自我审查”。在美国，罗斯福任命忠于自己的人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表示，广播公司若是播放了批评政府的节目，执照会被收回。
1933年，美国对电影进行审查的《海斯法》于罗斯福上台两天之后开始生效。《海斯法》在措辞上与第三帝国反对“堕落行为”的法律如出一辙，它也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制作“正确的娱乐”，以防创造“错误的娱乐”，“那会降低种族整体的生活条件和道德理想。”
自称“新政的第一号拥护者”的电影明星威尔·罗杰斯也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他在对一群粉丝发表的演讲中赞颂了墨索里尼的军国主义：“他知道伟大的国家是那些武器不离手的国家。他知道没有一支陆军和海军队伍，就不可能为增长的人口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那个伙计令意大利一直往上走，一直以来每个人都说‘哦，他不可能持续’。自从1926年我见到他之后我就一直在说，他是我目前见过的最伟大的人，这种想法之后一天也没有改变过。为了他的国家，他比任何人在类似情形下所能做的要多得多。你们看不到对他的严厉批评，对吧。他是一个奇才，那个老兄就是一个奇才。我还从未看过他犯傻。”
1935年，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的总顾问查尔斯·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碰面，建议他同意拍摄一部关于这个法西斯国家的纪录片。他保证这部片子将在“大约14.5万家美国影院”上映，“大约7000万美国人将会更好地了解意大利。”1936年，当一些法西斯官员建议限制美国电影的进口时，海斯亲自前往意大利，说服墨索里尼相信，美国电影的道德改良意识与意大利的道德价值观是一致的。那次会面之后，墨索里尼允许每年在意大利上映250多部美国电影。海斯随后任命佩蒂庄为美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人。1937年，佩蒂庄与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利奥·墨索里尼碰面。佩蒂庄给罗斯福的女婿约翰·伯泰格写信，称小墨索里尼是“一个优秀、安静、谦逊的年轻人”，他“真诚地希望能在回意大利之前跟总统见上一面”。佩蒂庄的信表明罗斯福和墨索里尼两家人的友好关系。“总统的儿子（约翰·罗斯福）在罗马见过他的父亲（贝尼托·墨索里尼），我猜总统会允许这个孩子（维托利奥）回访。”很快，维托利奥·墨索里尼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茶叙。
新政和纳粹胀圈期间，华盛顿特区和许多德国城市都经历了重建。希特勒的建筑师设计了几栋“纳粹建筑风格”的代表之作，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新的帝国总理府、滕佩尔霍夫机场、航空部、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和德国艺术馆。这些建筑都是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格，有着巨大体量的石头建筑。宏伟的新古典风格也深受罗斯福政府雇佣的建筑师们的喜爱，他们设计的建筑包括联邦三角、国家美术馆、国家档案馆、最高法院大楼、五角大楼、司法部大楼、杰斐逊纪念堂、。建筑史专家托马斯·S·海恩斯写道，罗斯福“喜欢宏伟、保守的建筑，这与他同时代的人差不多，比如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另一位建筑史专家约翰·W·瑞普斯注意到，“极为讽刺的是”，一种“原本为了赞美暴君之荣耀”的建筑风格，“居然在一个哲学基础扎根于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
纳粹对优生学的了解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优生学和新政都受到进步党成员的追捧。许多参与后来由罗斯福政府发展完成的方针政策制定的进步党成员——包括玛格丽特·桑格、戴维·斯塔尔·乔丹、罗伯特·莱瑟姆·欧文、威廉·艾伦·威尔逊、哈利·艾默生·福斯迪克、罗伯特·拉图·迪金斯、凯瑟琳·毕曼特·戴维斯、维吉尼亚·吉尔德斯里夫，以及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的导师西蒙·帕藤和斯科特·聂尔宁都深深地卷入了优生运动。美国最有影响的优生学家、进步党“社会卫生”运动的领袖保罗·波普诺的著作《为了人类改良的绝育》是最早一批纳粹政府组织翻译成德文的美国图书之一，希特勒的“人种卫生”理论家们在为纳粹自己的绝育计划辩护时，对其广为引用。1934年，波普诺赞扬希特勒燃起了“对于牢固建立在人类社会生物原则运用基础上的社会再生的希望”。
新政期间美国实施的绝育手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美国优生运动的权威、历史学家丹尼尔·凯维勒斯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口的绝育比例在十万分之二到十万分之四之间。”“到3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飙升至十万分之十五，到30年代末，攀升至十万分之二十……此外，从1932年到1941年，真正实施绝育手术的州——不同于仅有相关立法的州——与过去相比在数量上多出了很多。”
难怪《叛逆者 : 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的作者撒迪厄斯·拉赛尔评论道，新政与法西斯开仗不是为了理念，而是兄弟之间争夺世界大家庭的控制权。（老鼠会评论：同行是冤家。）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