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的福柯
读人文学科的学生对福柯并不会陌生。我还记得大二的一节必修理论课上，第一节课教授就让我们读福柯的那一篇名作：“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尼采、谱系学、历史）。一学期我们都被福柯、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弄得晕头转向。朋友跟我抱怨，“后现代到底是什么啊？！说来说去什么都是假的，没有“真实”的存在，我还是喜欢“现代”啊！” 到了大四另外一节课上，还有印度小哥跟我抱怨，“为什么都是福柯！” 是啊，为什么都是福柯？
即使没有完整读过一本福柯的著作，但大学四年上下来，对福柯的理论也不会陌生，什么“权利”、“生物政治”、“谱系学”、“身体”、“建构”……这些新词汇充斥着如今人文学科的教学。的确，福柯的著作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学术科学的根基，但他本人却是神秘的，他藏在自己的作品背后，在死后依然“阴魂不散”。
我对福柯本人的兴趣也是从此而生的，在想找福柯的传记一读的时候，偶尔发现了詹姆斯·米勒的这本《福柯的生死爱欲》。英文版叫做“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中文版的译名多少有些开脑洞，但书的内容却很对得起中文名字。这不是一本正统意义上传记，詹姆斯·米勒洋洋洒洒500多页的大书，将福柯与他的作品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本身就是一个神秘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福柯早期与萨特的相爱相杀，中后期对海德格尔、康德的批判性阅读，以及一生对尼采的追随都显示出他思想上的独特。而福柯少年时的自虐与自杀倾向、成人后的同性恋、滥交，对SM的喜好以及对酒精毒品的迷恋，又增加了让人一窥其他私生活的欲望。詹姆斯·米勒把福柯描绘成一个向死而生的智者，一生探寻真实的自我，这种探寻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对权力的批判上，更体现在他的肉体上，在他对SM的喜好和对毒品的迷恋上。詹姆斯·米勒认为这种“极限体验”对于福柯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它能让福柯体验到一种非理性的思考经验。是尼采所说的“超越性”的一种实践。作为读者，无论你是否认同詹姆斯·米勒笔下的福柯，詹姆斯·米勒对材料的整理、对福柯的著作和近代哲学的深入了解，以及整本书缜密的结构与大量的八卦，都会带来一次愉悦的阅读经验。
1984年6月25日，福柯去世，享年57岁。他死于艾滋病，在那个年代，当艾滋病还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疾病的年代，福柯的死是不便公开的。詹姆斯·米勒从此开始写，一点一点展开福柯的传奇一生。少年的福柯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在高等师范学院的日子，福柯的寝室里挂满戈雅的战争受难者蚀刻画。还有目击者称在一天晚上看见少年福柯拿着匕首追赶一个同学。他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一旦有机会，就会尖刻地挖苦嘲笑别人。他对萨德十分精通，就会瞧不起不太精通此行的人。还有人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一名教师发现少年福柯躺在地上，刚刚用剃刀割破自己的胸。詹姆斯·米勒似乎想以此解释福柯日后对SM的爱好和对死亡的迷恋。
至于同性恋方面，也是福柯从小就有此好。书里有一段八卦，说美国小说家诶得蒙·怀特问福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时，福柯说，“我过去并不总是聪明的，实际上我在学校念书时是很笨的，……于是我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个很有魅力的男孩，他比我还要笨。为了把这个漂亮的男孩弄到手，我开始为他做家庭作业——我也就这样变聪明了。我不得不做所有的这些作业，保持着比他稍稍领先一点，以便帮助他。” 福柯还“得意地”总结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后来之所以一直在试图做一些学问，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男孩子。” 这是福柯特有的开玩笑的方式，真假参半又意味深长。甚至在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年，当艾滋病开始在美国同性恋社区蔓延的时候，福柯的朋友冒险对他作了一点有关“安全性爱”的宣传，福柯颇为反感，他表示不怕死，并说，“何况，为爱少男而死——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
詹姆斯·米勒试图说明福柯这些“出格”的事迹都与他的哲学追求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会改变福柯的思想方式。少年福柯所在的法国，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人道论畅行的时期，福柯感觉到在二战后的世界，萨特的学说已经过时，而他想要写一本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有名、畅销的哲学书。他的第一本《疯癫与文明》使福柯一鸣惊人，而真正使他赢得堪比萨特的名声的书，是《词与物》。1968年法国学运爆发时，福柯投身到革-命中。1969年在突尼斯，福柯和其他教授以及500名学生占领了学校办公大楼，但占领并未持续到一天，警察就来攻击，有些人投降，福柯和其他人转移到屋顶上，向警察扔砖头，目击者回忆那时的福柯兴高采烈地扔砖头，并小心不弄脏自己那漂亮的丝绒西装！正是在这一时期，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这本讨论他的方法论的书。对革-命与权力的考察，还让福柯写成了他最最有名的那一本《规则与惩罚》。这几本著作中，福柯大胆提出我们的现代科学、知识、权力、国家、身体都是一种建构。历史并非连续并有一个目的（通常是美好的目的）的，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偶然。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这些都已是常识，但在当时这可谓颠覆了整个科学传统。我们如今对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批判，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身体学、政治文化批判中的权力、话语等等，都来自福柯。
在完成了《规则与惩罚》的最后一页后，当天，福柯立即开始动笔写《性史》。然而1975年的美国之行，嗑药和见识了自由活跃的美国同性恋社区后，福柯深深迷恋上了旧金山和加州的同性恋SM文化。这也对《性史》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转折性影响。加之70年代末法左已经没落，亲身参与过革-命，后来又目睹伊朗革-命失败的福柯，对于投身革-命——作为一种“极限体验”——已冷静很多。此时，福柯看到的是包围着我们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也在我们的性行为和性经验中。而旧金山和加州的同性恋SM文化让福柯看到一种希望，就如当时圈内人流行的一个笑话说，在美国，快感已不再需要依靠勃起了。
詹姆斯·米勒这本书以尼采的这几个问题贯穿始终：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现在这个我而受苦受难？以及如何成为自己？詹姆斯·米勒认为福柯的一生，其哲学思想其言行都是为了探寻尼采的提问。而死亡对于福柯来说，洽洽是这些问题最完美的答案。书中多次提到福柯对死亡，对自杀的迷恋和赞许，他认为死亡是一种快乐。在人生最后的几年，福柯是在已知艾滋病的危险，甚至预感自己已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义无反顾地更加热烈地投身到美国同性恋SM文化之中。詹姆斯·米勒也暗示这种“苦行”毋宁说是自杀的代名词。
1983年福柯在伯克利同一名年轻的本科生喝咖啡时，对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自由是可以找到的，但总离不开一定的背景。权力可以启动无休无止的斗争。那是无可避免的。但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着，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气，做你感到你应该做的事——去希冀，去创造，去超越！你会赢得这场游戏的。” 在分手时，福柯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笑道：“我要是死了，你可别哭哟！” 说完，他便下了地铁，离去了。
即使没有完整读过一本福柯的著作，但大学四年上下来，对福柯的理论也不会陌生，什么“权利”、“生物政治”、“谱系学”、“身体”、“建构”……这些新词汇充斥着如今人文学科的教学。的确，福柯的著作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学术科学的根基，但他本人却是神秘的，他藏在自己的作品背后，在死后依然“阴魂不散”。
我对福柯本人的兴趣也是从此而生的，在想找福柯的传记一读的时候，偶尔发现了詹姆斯·米勒的这本《福柯的生死爱欲》。英文版叫做“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中文版的译名多少有些开脑洞，但书的内容却很对得起中文名字。这不是一本正统意义上传记，詹姆斯·米勒洋洋洒洒500多页的大书，将福柯与他的作品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本身就是一个神秘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福柯早期与萨特的相爱相杀，中后期对海德格尔、康德的批判性阅读，以及一生对尼采的追随都显示出他思想上的独特。而福柯少年时的自虐与自杀倾向、成人后的同性恋、滥交，对SM的喜好以及对酒精毒品的迷恋，又增加了让人一窥其他私生活的欲望。詹姆斯·米勒把福柯描绘成一个向死而生的智者，一生探寻真实的自我，这种探寻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上，对权力的批判上，更体现在他的肉体上，在他对SM的喜好和对毒品的迷恋上。詹姆斯·米勒认为这种“极限体验”对于福柯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它能让福柯体验到一种非理性的思考经验。是尼采所说的“超越性”的一种实践。作为读者，无论你是否认同詹姆斯·米勒笔下的福柯，詹姆斯·米勒对材料的整理、对福柯的著作和近代哲学的深入了解，以及整本书缜密的结构与大量的八卦，都会带来一次愉悦的阅读经验。
1984年6月25日，福柯去世，享年57岁。他死于艾滋病，在那个年代，当艾滋病还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疾病的年代，福柯的死是不便公开的。詹姆斯·米勒从此开始写，一点一点展开福柯的传奇一生。少年的福柯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在高等师范学院的日子，福柯的寝室里挂满戈雅的战争受难者蚀刻画。还有目击者称在一天晚上看见少年福柯拿着匕首追赶一个同学。他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一旦有机会，就会尖刻地挖苦嘲笑别人。他对萨德十分精通，就会瞧不起不太精通此行的人。还有人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一名教师发现少年福柯躺在地上，刚刚用剃刀割破自己的胸。詹姆斯·米勒似乎想以此解释福柯日后对SM的爱好和对死亡的迷恋。
至于同性恋方面，也是福柯从小就有此好。书里有一段八卦，说美国小说家诶得蒙·怀特问福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时，福柯说，“我过去并不总是聪明的，实际上我在学校念书时是很笨的，……于是我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个很有魅力的男孩，他比我还要笨。为了把这个漂亮的男孩弄到手，我开始为他做家庭作业——我也就这样变聪明了。我不得不做所有的这些作业，保持着比他稍稍领先一点，以便帮助他。” 福柯还“得意地”总结道，“在某种意义上，我后来之所以一直在试图做一些学问，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男孩子。” 这是福柯特有的开玩笑的方式，真假参半又意味深长。甚至在福柯生命的最后几年，当艾滋病开始在美国同性恋社区蔓延的时候，福柯的朋友冒险对他作了一点有关“安全性爱”的宣传，福柯颇为反感，他表示不怕死，并说，“何况，为爱少男而死——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
詹姆斯·米勒试图说明福柯这些“出格”的事迹都与他的哲学追求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会改变福柯的思想方式。少年福柯所在的法国，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人道论畅行的时期，福柯感觉到在二战后的世界，萨特的学说已经过时，而他想要写一本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样有名、畅销的哲学书。他的第一本《疯癫与文明》使福柯一鸣惊人，而真正使他赢得堪比萨特的名声的书，是《词与物》。1968年法国学运爆发时，福柯投身到革-命中。1969年在突尼斯，福柯和其他教授以及500名学生占领了学校办公大楼，但占领并未持续到一天，警察就来攻击，有些人投降，福柯和其他人转移到屋顶上，向警察扔砖头，目击者回忆那时的福柯兴高采烈地扔砖头，并小心不弄脏自己那漂亮的丝绒西装！正是在这一时期，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这本讨论他的方法论的书。对革-命与权力的考察，还让福柯写成了他最最有名的那一本《规则与惩罚》。这几本著作中，福柯大胆提出我们的现代科学、知识、权力、国家、身体都是一种建构。历史并非连续并有一个目的（通常是美好的目的）的，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偶然。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这些都已是常识，但在当时这可谓颠覆了整个科学传统。我们如今对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批判，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身体学、政治文化批判中的权力、话语等等，都来自福柯。
在完成了《规则与惩罚》的最后一页后，当天，福柯立即开始动笔写《性史》。然而1975年的美国之行，嗑药和见识了自由活跃的美国同性恋社区后，福柯深深迷恋上了旧金山和加州的同性恋SM文化。这也对《性史》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转折性影响。加之70年代末法左已经没落，亲身参与过革-命，后来又目睹伊朗革-命失败的福柯，对于投身革-命——作为一种“极限体验”——已冷静很多。此时，福柯看到的是包围着我们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也在我们的性行为和性经验中。而旧金山和加州的同性恋SM文化让福柯看到一种希望，就如当时圈内人流行的一个笑话说，在美国，快感已不再需要依靠勃起了。
詹姆斯·米勒这本书以尼采的这几个问题贯穿始终：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现在这个我而受苦受难？以及如何成为自己？詹姆斯·米勒认为福柯的一生，其哲学思想其言行都是为了探寻尼采的提问。而死亡对于福柯来说，洽洽是这些问题最完美的答案。书中多次提到福柯对死亡，对自杀的迷恋和赞许，他认为死亡是一种快乐。在人生最后的几年，福柯是在已知艾滋病的危险，甚至预感自己已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义无反顾地更加热烈地投身到美国同性恋SM文化之中。詹姆斯·米勒也暗示这种“苦行”毋宁说是自杀的代名词。
1983年福柯在伯克利同一名年轻的本科生喝咖啡时，对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自由是可以找到的，但总离不开一定的背景。权力可以启动无休无止的斗争。那是无可避免的。但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不要在乎权威会说什么，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着，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气，做你感到你应该做的事——去希冀，去创造，去超越！你会赢得这场游戏的。” 在分手时，福柯对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笑道：“我要是死了，你可别哭哟！” 说完，他便下了地铁，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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