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何时不可怜
“苦雨斋”、“苦茶庵”、“苦住庵”，这是周作人为自己的书房或居处用过的名字，均脱不开一个“苦”字。
“苦雨斋”缘于八道湾的后院地势低洼，每逢多雨时节便积水，甚至淹到书房里，是为一苦。
“苦茶”则说一种寂寞的心态，以这味苦稍解心苦。周作人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曾写道：“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 兄弟失和，因着妻子的病几无宁日，时局不明，大家庭生计的重担，自我难于被理解，等等，每一样都是苦，怕是心苦还大于身苦。黄乔生在书中另解释道：“苦雨是外力的入侵，苦茶则是自我的选择……成年人已尝尽人间苦味，不但不怕苦，且有些自虐式的偏爱苦的东西，正所谓苦中作乐。”
“苦住”就是乱世里的求存了，至少周作人自己如此认识。1937年北大南迁，周作人思量后，决定留北。一是迫于家中人口太多（加上当时同样留下的鲁老太太和朱安，至少有九口），无法举家南下，二是也领受了留下保护校产的任务，便不再另作打算了，决心“苦住”。对这一决定，周作人表现出的是自己的理智，和解放后他在考虑留在新政权的北京还是南下至台湾或香港时，有着颇类似的理性，即在当时的情形下，去到哪里都难以实现真正地安身，与其前路不明，不如存身当下。周作人写自己：“不佞乃是少信者，既无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签发到手的乃是这南瞻步洲的摩诃至那一块地方，那么只好住下来，别无乐行的大志愿，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
“南瞻步洲”、“摩诃至那”是梵语，指的就是这世界地域上的中国。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对于留北一事，周作人看得并没有那么“具体”，仿佛对他而言，留北是内括在“活在中国”这件事里的，因此留北和南下从这一点看并无本质分别，更谈不上政治的考量，就只是根据现实生计而做的理性选择。
而选择就必然伴随着代价。为了大家庭的生计留下来，也就为了这样的生计逐渐在外人眼中看为越陷越深。1938年出席东亚文化协会并当选委员，1939年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伪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随汪精卫参加庆祝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1943年被汪精卫追认为伪国府委员。这期间周作人的薪水极高，八道湾十一号也经历了扩地重修，花费不菲。纵然周作人出席各样活动，出任各类职务时，都显得懒懒，但“节节高升”的现实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不可能不引起“爱国的”愤恨。外界越是议论，他仿佛越是不辩解的态度。“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事实上，若仅就事论事，周作人在这期间参与的事件，确实没有可以严重到通敌的程度，所写“官样文章”和出席的“官方活动”，在他看来也可说是在其位无法躲避的差事。如1942年那场在天安门检阅童子军的仪式，周作人将自己戴军帽、穿军装的行为看做表演，并且是丑角的表演。
回到周作人的逻辑里，有些事当然是不做更好，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甚至是为了留在北平的一些友人的生活，也为了“教育不伪”，在其位就要接受一些不得己的表演，这也许是违心的，但绝不是没了人格的肮脏，甚至有可能是一种真的不俗，如同废名对他的“知”：“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知堂老人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 周作人在1943年的文章《苦口甘口》中，对想追求文学的青年说道：“第一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藉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乃至堕落。” 这样的劝勉中，总不免令人联想当时他自己的心境。
“忍过事堪喜”，此句诗出自杜牧，是周作人很爱的一句，还专门请人做了一件花瓶印在瓶底，放置书房。若苦是人间的本味，那么忍便是周作人一生躬行的一种智与德。这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无原则之忍，对于忍的解释，周作人最喜释家的道理，他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特意摘了佛经中的“生忍”、“法忍”之分，以及《忍辱篇》中的“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尤其乱世之中，“安莫安于忍辱”，如他自比的苏武。
看周作人留北的这一段，总是很复杂的心情，可叹，但更觉可怜。鲁迅说“启孟颇昏”，胡适、郭沫若等人对他抉择所表现出的焦虑与痛心也可理解，但站在周作人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选择并非头脑糊涂，而是有自己完全的理智，且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智，外人很难去理解，他亦不强求被理解。一生多苦，晚年多辱，若未凭清晰的理智做了这些艰难的抉择，是说不出“可是我也并不后悔”这一句的，这一点其实是十分可佩服的。
耶稣与门徒论道时，门徒曾感叹婚姻的无用，耶稣回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这里面包含着个人代替他人做判断的不可恃，即你所认为别人都应该这样做的更好、更正确、更光明的事，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可能完全在他的处境，你也就不能代替他做判断，因为承担选择后果的是他而不是你。
周作人所背负的“文化汉奸”之罪，恐怕是无法去评论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的选择他自己承担了后果，并未令外人牵连，更未使文化受损，颇有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了。这其中世事的艰难，如，生计究竟如何窘迫，乱世中是闭门读书还是以笔代伐、是苟全性命还是弃身不顾，说到底都应该是个人的情况个人选择，不应被道德或某一种集体情感绑架。周作人引《传道书》感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类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 他亦感叹“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做了，书本只记着一小部分”。他看上去仿佛总是在一个不理想的局面中“任性”地忠于自己、免于从众，原因之一怕是在于：现实总是不理想的，且永远如此，那么又怎会有更适合忠于自己的时候？此刻总是不适合，此刻也总是适合，不过是自己理智的选择，自己去领受并承担。
他给鲁迅的绝别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似哀绝无奈，但也因着这同样的可怜而达至理解，只是事情只能这样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间何时不可怜？
“苦雨斋”缘于八道湾的后院地势低洼，每逢多雨时节便积水，甚至淹到书房里，是为一苦。
“苦茶”则说一种寂寞的心态，以这味苦稍解心苦。周作人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曾写道：“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 兄弟失和，因着妻子的病几无宁日，时局不明，大家庭生计的重担，自我难于被理解，等等，每一样都是苦，怕是心苦还大于身苦。黄乔生在书中另解释道：“苦雨是外力的入侵，苦茶则是自我的选择……成年人已尝尽人间苦味，不但不怕苦，且有些自虐式的偏爱苦的东西，正所谓苦中作乐。”
“苦住”就是乱世里的求存了，至少周作人自己如此认识。1937年北大南迁，周作人思量后，决定留北。一是迫于家中人口太多（加上当时同样留下的鲁老太太和朱安，至少有九口），无法举家南下，二是也领受了留下保护校产的任务，便不再另作打算了，决心“苦住”。对这一决定，周作人表现出的是自己的理智，和解放后他在考虑留在新政权的北京还是南下至台湾或香港时，有着颇类似的理性，即在当时的情形下，去到哪里都难以实现真正地安身，与其前路不明，不如存身当下。周作人写自己：“不佞乃是少信者，既无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陀佛的净土，签发到手的乃是这南瞻步洲的摩诃至那一块地方，那么只好住下来，别无乐行的大志愿，反正在中国旅行也是很辛苦的，何必更去多寻苦吃呢？”
“南瞻步洲”、“摩诃至那”是梵语，指的就是这世界地域上的中国。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对于留北一事，周作人看得并没有那么“具体”，仿佛对他而言，留北是内括在“活在中国”这件事里的，因此留北和南下从这一点看并无本质分别，更谈不上政治的考量，就只是根据现实生计而做的理性选择。
而选择就必然伴随着代价。为了大家庭的生计留下来，也就为了这样的生计逐渐在外人眼中看为越陷越深。1938年出席东亚文化协会并当选委员，1939年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伪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随汪精卫参加庆祝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1943年被汪精卫追认为伪国府委员。这期间周作人的薪水极高，八道湾十一号也经历了扩地重修，花费不菲。纵然周作人出席各样活动，出任各类职务时，都显得懒懒，但“节节高升”的现实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不可能不引起“爱国的”愤恨。外界越是议论，他仿佛越是不辩解的态度。“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事实上，若仅就事论事，周作人在这期间参与的事件，确实没有可以严重到通敌的程度，所写“官样文章”和出席的“官方活动”，在他看来也可说是在其位无法躲避的差事。如1942年那场在天安门检阅童子军的仪式，周作人将自己戴军帽、穿军装的行为看做表演，并且是丑角的表演。
回到周作人的逻辑里，有些事当然是不做更好，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甚至是为了留在北平的一些友人的生活，也为了“教育不伪”，在其位就要接受一些不得己的表演，这也许是违心的，但绝不是没了人格的肮脏，甚至有可能是一种真的不俗，如同废名对他的“知”：“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知堂老人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 周作人在1943年的文章《苦口甘口》中，对想追求文学的青年说道：“第一想说的是，不可以文学作职业。……若是想以学问文章谋生，唯有给大官富贾去做门客，呼来喝去，与奴仆相去无几，不唯辱甚，生活亦不安定也。我还记得三十五六年前，大家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听讲小学，章先生常教训学生们说，将来切不可以所学为谋生之具，学者必须别有职业，藉以糊口，学问事业乃能独立，不至因外界的影响而动摇乃至堕落。” 这样的劝勉中，总不免令人联想当时他自己的心境。
“忍过事堪喜”，此句诗出自杜牧，是周作人很爱的一句，还专门请人做了一件花瓶印在瓶底，放置书房。若苦是人间的本味，那么忍便是周作人一生躬行的一种智与德。这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无原则之忍，对于忍的解释，周作人最喜释家的道理，他在《苦茶随笔》的“小引”中，特意摘了佛经中的“生忍”、“法忍”之分，以及《忍辱篇》中的“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尤其乱世之中，“安莫安于忍辱”，如他自比的苏武。
看周作人留北的这一段，总是很复杂的心情，可叹，但更觉可怜。鲁迅说“启孟颇昏”，胡适、郭沫若等人对他抉择所表现出的焦虑与痛心也可理解，但站在周作人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选择并非头脑糊涂，而是有自己完全的理智，且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智，外人很难去理解，他亦不强求被理解。一生多苦，晚年多辱，若未凭清晰的理智做了这些艰难的抉择，是说不出“可是我也并不后悔”这一句的，这一点其实是十分可佩服的。
耶稣与门徒论道时，门徒曾感叹婚姻的无用，耶稣回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这里面包含着个人代替他人做判断的不可恃，即你所认为别人都应该这样做的更好、更正确、更光明的事，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可能完全在他的处境，你也就不能代替他做判断，因为承担选择后果的是他而不是你。
周作人所背负的“文化汉奸”之罪，恐怕是无法去评论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的选择他自己承担了后果，并未令外人牵连，更未使文化受损，颇有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了。这其中世事的艰难，如，生计究竟如何窘迫，乱世中是闭门读书还是以笔代伐、是苟全性命还是弃身不顾，说到底都应该是个人的情况个人选择，不应被道德或某一种集体情感绑架。周作人引《传道书》感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类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 他亦感叹“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做了，书本只记着一小部分”。他看上去仿佛总是在一个不理想的局面中“任性”地忠于自己、免于从众，原因之一怕是在于：现实总是不理想的，且永远如此，那么又怎会有更适合忠于自己的时候？此刻总是不适合，此刻也总是适合，不过是自己理智的选择，自己去领受并承担。
他给鲁迅的绝别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似哀绝无奈，但也因着这同样的可怜而达至理解，只是事情只能这样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间何时不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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