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History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们（Angels）》这本书旨在打破一种认为二十世纪充满了战争与毁灭的 “今不如古” 的错觉，并为暴力的在漫长历史中的总体下降趋势寻找诸原因。作者指出这种错觉其实是由于心理因素引起的：为未来占卜凶兆的人总是能博得更多眼球，我们总是现实地看待现在，并将已经无关利害的过去的回忆浪漫化。然而数据统计却清晰无误地指出：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暴力远远大于国家形态下的，而阶级社会或强意识形态国家中（以及之间）的暴力远远大于民主国家中（以及之间）的暴力。本书作者是哈佛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的研究是对心理幻觉的研究，如果不是对幻觉的研究就不存在心理学：光在不同介质表面的折射，这是一个物理学现象。只有当你脑补水中的筷子是弯曲的时，才是心理学幻象。心理学研究就是对幻觉的戳破，帮助人类鼓起勇气，嘲笑哈哈镜里的扭曲幻象。例如他在谈到21世纪反恐战争时认为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关注是纯粹的心理作用而已：恐怖分子活跃了许久，我们曾经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之所以今天引起注意，恰恰是更凶残的暴力已经消失的结果。恐怖分子制造的伤亡率微乎其微，而恐怖主义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战术，恰恰说明了原教旨意识形态已经只能使用 “制造恐怖情绪” 的手段制造心理打击，无法进行有效的物质打击。他们除了垂死的疯狂之外已经再无力气。
此书的最重要观点其实类似于（作者提到了很多遍的）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八百年间，发生了两个进步：其一是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教养的约束，取代了古代的野蛮好斗，其二是政治秩序越来越稳定，并取代了古代的杂乱、相互冲突的诸特权、效忠私人的政治模式。内在和外在的变化共同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化进程。
但作者比七十年前的埃利亚斯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他反思了这种历史进步的不均衡性。进步更多地属于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可见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拓宽了人们对历史 “全貌” 的理解。城市、中产、印刷文化的崛起和乡土、口传文化的萎缩与浪漫主义改造的过程伴随着稳定性的建立，对此城市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作者指出，社会底层的文明进程速度远没有上层那么快。古代社会上至王侯下至农民都很暴力，现代社会总体进步很大，但统计结果表明底层人明显比上层更暴力：因为他们更有使用暴力的需要。移情能力有助于消灭暴力，但在一两百年前移情能力的培养却仍然只限于中产以上的 man of sentiment / man of feeling；印刷文化极大地开拓了人的视野，令人们不再是心胸狭隘的井底之蛙，但这一进程在底层社会同样效果被削弱了。文明进程其实伴随着城市化，它有助于减少暴力，而穷乡僻壤仍然比城市（以及靠近城市的、较开放的农村）暴力得多。
就性别而言，女性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地方越少发动战争，战争的减少与女性政治地位提升有关，也与一人一票制增加了那些只想过自己小日子、不在乎国家 “荣誉” 的福尔斯塔夫们的权力有关（《亨利五世》中，君王视战争为幸福，士兵视战争为苦役，福尔斯塔夫视荣誉为空气）。过去几个世纪内，男人之间的杀戮事件大幅减少，而家庭内的暴力凶杀却减少得不那么明显。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是：家庭中的杀戮源自某些更根深蒂固的人性。但实际上历史学对它的解释，首先要区分古代的家庭杀戮和现代的家庭杀戮的不同来源：古代人很少因为无法满足感情需要而杀人，因为古代人的婚姻本身就不建立在爱情上。古代的家庭暴力更赤裸裸、冰冷、无情。而现代家庭内部的杀人，则是因为传统社区和传统大家族消失后，核心家庭成为唯一真实的共同体，人们找配偶就是为了情感满足，自然要求更高。这样一种历史解释使得这本书其实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标题，它所讨论的是 “历史” 而非 “自然” 的力量，因此实际上更应当叫作 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History。
本书中还提到了一种生理学的解释：现代人之所以远比石器时代的人更热爱和平，是因为暴力倾向过强的基因会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日渐淘汰。然而他忘了提到：暴力倾向过弱的基因同样也会被日渐淘汰。但这一疏漏并不妨碍他解释暴力在历史中的降低：因为剩下来的那种既不热衷暴力、又不过于懦弱的基因在现代人的基因库中占大多数，这种人是组成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个人类型。如果古代社会同时淘汰了过于暴力和过于不暴力的基因，那么现代社会只淘汰那些过于暴力的基因，给过于不情愿使用暴力的基因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秩序。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起了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 ——这些例子主要有他对荷马史诗和圣经中的暴力的描述，比如引用荷马 “掠夺性奴” 为战争目的的话，和圣经中斗士参孙 “制造了一起类似911般的事件，摧毁了建筑并杀死了三千人”。这是因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非常简单：暴力本身。作者在做一件统计学的工作，统计历次战争的死亡率，不关心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意义。因为正如肉体痛苦、对暴死的恐惧是非文化的，这是唯一可以跨越诸历史时代和诸文明形态、被普遍尺度衡量的东西（换言之也是克服相对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义被作者视作有毒的、激发出心理残忍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篡改了“道德”的真实定义（作者虽未明说，但明显采用的是功利主义的 “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使得人们能够在施暴时心安理得，将施暴行为正当化甚至崇高化。
本书的缺陷和遗憾在于它的某些对现象的分析流于表面。例如它对政治语言与暴力的分析中认为，那些操持着 “绝对” “无可辩驳” “决定性” 等词汇的政客，比那些喜欢说 “或许” “一定程度上” “一般而言” 的政客要来得更好战。我完全相信，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是真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原理？性格犹豫、思前想后的哈姆雷特，比莽撞无脑的雷欧提斯更不愿意杀人吗？但思虑过度的哈姆雷特一直不愿杀人，却把矛盾积累下来，最后杀了仇人、爱人、自己的全家还顺便害死了自己的同学。如果哈姆雷特莽撞些，且不信什么祈祷时被杀会上天堂这样的意识形态，他可以一上来就完成报仇。再比如小布什喜欢说绝对化的道德词汇，比如 “邪恶轴心” 而奥巴马不喜欢说。因此小布什很暴力，奥巴马不那么暴力。但奥巴马的不那么暴力却没有能够镇压住各种独裁者的暴力：如果2012年美国派少量的空军干涉叙利亚，今天就根本不会有ISIS，也不会有叙利亚难民问题。过度的犹豫和思前想后并不比过度的莽撞狂热更能减少暴力。莽撞者会在不该使用暴力时使用它，而犹疑不决的人却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把小冲突拖成大战争。本书的作者所讨论的是一部横跨几千年的暴力史，换言之，他所看见的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狂热而莽撞的古代暴力，然而既然作者承认在我们时代这种狂热的暴力已经大幅降低，当代人在提防它的同时，也要反过来提防那些为了让血不染上自己的手，而什么都不敢做的人：当你什么都不做时，其实也是做了什么的。有轨电车问题中，如果你没有鼓起勇气扳过铁轨，而是任由电车多轧死四个人，就能继续在 “死更多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手没有染血” 的心理自欺中心安理得？作者主张将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正义” 换成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和平” ——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废话。前者可能滑向对“正当（right）”的无休止意识形态争论而导致意识形态战争，后者却可能滑向对恶的视而不见与对暴力手段的无理由拒绝（幸好作者其实反对了这一点，因为单方面的和平只是空想）。总而言之我还是想说：Take care of language, and justic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总体而言，这本仅正文就有800页的书算得上是通俗易懂且分析得较为中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忌惮得罪任何读者，蔑视政治正确，对所有意识形态进行了一视同仁的批判，对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保守派还是平权派的某些谬论都进行了无情嘲弄。在谈到当今世界时，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状况是其暴力倾向的根本原因。但某些分析还是不够严格，偶尔流露出一些类似 “反战白左小清新” 的偏见（尽管作者认为摇滚的60年代是文明退化），有时也偶尔流露出保守和稀泥的倾向（例如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大毒瘤，同时却认为埃德蒙·伯克还没那么坏。至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三位一体参见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这些漏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篇幅太大、涉猎过广而导致。几千年因意识形态狂热而导致的战争史和因莽撞好斗导致的私人流血史，使得作者主要将暴力归咎于此。由于大多数人都读不完这本正文800页的书，它可能引起的误解恐怕是很多读者会以为暴力越少越好，人越小清新越好。读者不应忘记两件事：第一，并非暴力越少的地方幸福度越高，例如在朝鲜真实使用的暴力明显是少于ISIS统治区的暴力的，但朝鲜人不一定比ISIS统治区里的人更幸福。朝鲜的暴力使用较少，不过是因为一方完全镇压了另一方，这种压迫本身就是痛苦。第二，作者提及过（虽没怎么强调）：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人类的政治状态和从林状态之间的差异，是规则的差异而不是人性的差异。当今的和平时代并非基于对暴力放弃，而是以对暴力的规则使用，达成对暴力的引而不发。“政治人” 是talking wolves。“人是有暴力的动物” 和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永远是构成 “人是有政治的动物” 的两大支柱。
P. S.
此书其实是一种准学术作品，即面向大众和外行的学术作品。在这一类书中它已经算达到了最高的标准。这样的书能在美国如此畅销，充分说明美国的“普通读者”的智识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中美在教育上的巨大差距。
此书的最重要观点其实类似于（作者提到了很多遍的）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八百年间，发生了两个进步：其一是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教养的约束，取代了古代的野蛮好斗，其二是政治秩序越来越稳定，并取代了古代的杂乱、相互冲突的诸特权、效忠私人的政治模式。内在和外在的变化共同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化进程。
但作者比七十年前的埃利亚斯做得更好的地方在于，他反思了这种历史进步的不均衡性。进步更多地属于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可见半个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拓宽了人们对历史 “全貌” 的理解。城市、中产、印刷文化的崛起和乡土、口传文化的萎缩与浪漫主义改造的过程伴随着稳定性的建立，对此城市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作者指出，社会底层的文明进程速度远没有上层那么快。古代社会上至王侯下至农民都很暴力，现代社会总体进步很大，但统计结果表明底层人明显比上层更暴力：因为他们更有使用暴力的需要。移情能力有助于消灭暴力，但在一两百年前移情能力的培养却仍然只限于中产以上的 man of sentiment / man of feeling；印刷文化极大地开拓了人的视野，令人们不再是心胸狭隘的井底之蛙，但这一进程在底层社会同样效果被削弱了。文明进程其实伴随着城市化，它有助于减少暴力，而穷乡僻壤仍然比城市（以及靠近城市的、较开放的农村）暴力得多。
就性别而言，女性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地方越少发动战争，战争的减少与女性政治地位提升有关，也与一人一票制增加了那些只想过自己小日子、不在乎国家 “荣誉” 的福尔斯塔夫们的权力有关（《亨利五世》中，君王视战争为幸福，士兵视战争为苦役，福尔斯塔夫视荣誉为空气）。过去几个世纪内，男人之间的杀戮事件大幅减少，而家庭内的暴力凶杀却减少得不那么明显。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是：家庭中的杀戮源自某些更根深蒂固的人性。但实际上历史学对它的解释，首先要区分古代的家庭杀戮和现代的家庭杀戮的不同来源：古代人很少因为无法满足感情需要而杀人，因为古代人的婚姻本身就不建立在爱情上。古代的家庭暴力更赤裸裸、冰冷、无情。而现代家庭内部的杀人，则是因为传统社区和传统大家族消失后，核心家庭成为唯一真实的共同体，人们找配偶就是为了情感满足，自然要求更高。这样一种历史解释使得这本书其实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它的标题，它所讨论的是 “历史” 而非 “自然” 的力量，因此实际上更应当叫作 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History。
本书中还提到了一种生理学的解释：现代人之所以远比石器时代的人更热爱和平，是因为暴力倾向过强的基因会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日渐淘汰。然而他忘了提到：暴力倾向过弱的基因同样也会被日渐淘汰。但这一疏漏并不妨碍他解释暴力在历史中的降低：因为剩下来的那种既不热衷暴力、又不过于懦弱的基因在现代人的基因库中占大多数，这种人是组成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个人类型。如果古代社会同时淘汰了过于暴力和过于不暴力的基因，那么现代社会只淘汰那些过于暴力的基因，给过于不情愿使用暴力的基因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秩序。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起了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 ——这些例子主要有他对荷马史诗和圣经中的暴力的描述，比如引用荷马 “掠夺性奴” 为战争目的的话，和圣经中斗士参孙 “制造了一起类似911般的事件，摧毁了建筑并杀死了三千人”。这是因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非常简单：暴力本身。作者在做一件统计学的工作，统计历次战争的死亡率，不关心这些暴力事件背后的意义。因为正如肉体痛苦、对暴死的恐惧是非文化的，这是唯一可以跨越诸历史时代和诸文明形态、被普遍尺度衡量的东西（换言之也是克服相对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义被作者视作有毒的、激发出心理残忍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篡改了“道德”的真实定义（作者虽未明说，但明显采用的是功利主义的 “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使得人们能够在施暴时心安理得，将施暴行为正当化甚至崇高化。
本书的缺陷和遗憾在于它的某些对现象的分析流于表面。例如它对政治语言与暴力的分析中认为，那些操持着 “绝对” “无可辩驳” “决定性” 等词汇的政客，比那些喜欢说 “或许” “一定程度上” “一般而言” 的政客要来得更好战。我完全相信，这个结论在统计学上是真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原理？性格犹豫、思前想后的哈姆雷特，比莽撞无脑的雷欧提斯更不愿意杀人吗？但思虑过度的哈姆雷特一直不愿杀人，却把矛盾积累下来，最后杀了仇人、爱人、自己的全家还顺便害死了自己的同学。如果哈姆雷特莽撞些，且不信什么祈祷时被杀会上天堂这样的意识形态，他可以一上来就完成报仇。再比如小布什喜欢说绝对化的道德词汇，比如 “邪恶轴心” 而奥巴马不喜欢说。因此小布什很暴力，奥巴马不那么暴力。但奥巴马的不那么暴力却没有能够镇压住各种独裁者的暴力：如果2012年美国派少量的空军干涉叙利亚，今天就根本不会有ISIS，也不会有叙利亚难民问题。过度的犹豫和思前想后并不比过度的莽撞狂热更能减少暴力。莽撞者会在不该使用暴力时使用它，而犹疑不决的人却会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把小冲突拖成大战争。本书的作者所讨论的是一部横跨几千年的暴力史，换言之，他所看见的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狂热而莽撞的古代暴力，然而既然作者承认在我们时代这种狂热的暴力已经大幅降低，当代人在提防它的同时，也要反过来提防那些为了让血不染上自己的手，而什么都不敢做的人：当你什么都不做时，其实也是做了什么的。有轨电车问题中，如果你没有鼓起勇气扳过铁轨，而是任由电车多轧死四个人，就能继续在 “死更多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手没有染血” 的心理自欺中心安理得？作者主张将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正义” 换成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和平” ——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废话。前者可能滑向对“正当（right）”的无休止意识形态争论而导致意识形态战争，后者却可能滑向对恶的视而不见与对暴力手段的无理由拒绝（幸好作者其实反对了这一点，因为单方面的和平只是空想）。总而言之我还是想说：Take care of language, and justic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总体而言，这本仅正文就有800页的书算得上是通俗易懂且分析得较为中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忌惮得罪任何读者，蔑视政治正确，对所有意识形态进行了一视同仁的批判，对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保守派还是平权派的某些谬论都进行了无情嘲弄。在谈到当今世界时，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状况是其暴力倾向的根本原因。但某些分析还是不够严格，偶尔流露出一些类似 “反战白左小清新” 的偏见（尽管作者认为摇滚的60年代是文明退化），有时也偶尔流露出保守和稀泥的倾向（例如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大毒瘤，同时却认为埃德蒙·伯克还没那么坏。至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三位一体参见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712682/ ）。这些漏洞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篇幅太大、涉猎过广而导致。几千年因意识形态狂热而导致的战争史和因莽撞好斗导致的私人流血史，使得作者主要将暴力归咎于此。由于大多数人都读不完这本正文800页的书，它可能引起的误解恐怕是很多读者会以为暴力越少越好，人越小清新越好。读者不应忘记两件事：第一，并非暴力越少的地方幸福度越高，例如在朝鲜真实使用的暴力明显是少于ISIS统治区的暴力的，但朝鲜人不一定比ISIS统治区里的人更幸福。朝鲜的暴力使用较少，不过是因为一方完全镇压了另一方，这种压迫本身就是痛苦。第二，作者提及过（虽没怎么强调）：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人类的政治状态和从林状态之间的差异，是规则的差异而不是人性的差异。当今的和平时代并非基于对暴力放弃，而是以对暴力的规则使用，达成对暴力的引而不发。“政治人” 是talking wolves。“人是有暴力的动物” 和 “人是有语言的动物” 永远是构成 “人是有政治的动物” 的两大支柱。
P. S.
此书其实是一种准学术作品，即面向大众和外行的学术作品。在这一类书中它已经算达到了最高的标准。这样的书能在美国如此畅销，充分说明美国的“普通读者”的智识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也可以看出中美在教育上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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