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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译《俄罗斯文学讲稿》有感
我第一次接手《俄罗斯文学讲稿》的翻译是2005年，而这本书出版是在今年，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还不知道我到底要拿自己的生命做什么，十年后我争分夺秒盘算着今天怎么把手头的书再多译掉几页。一度，我曾特别盼望《讲稿》快快出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不能如愿，而现在回过头去，我却有些庆幸书的出版一拖再拖。在感觉漫漫无期的拖延中，我得以数次从头到尾校对、修改译稿，已经记不清发现了多少问题，查阅了多少资料。对比最初的译稿和如今的出版稿，差异之大让我禁不住感慨十年磨一剑的古训太有道理了。更何况，跟《讲稿》本身的出版历程比起来，译本的十年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纳博科夫最早开始写这些评论是在1940年，而这本《俄罗斯文学讲稿》第一次出版一直要等到1980年，作家去世三年之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讲稿》的页末注分为编者注与译者注两种，前者插入的多为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字，但编者会说明这些文字被作者在原稿中删除了，编辑工作之细致可见一斑。
《俄罗斯文学讲稿》全书主要按所评论作家分为六个部分，此外还收入了三篇篇幅较短的独立散文，即《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菲利士人和菲利士主义》、《翻译的艺术》。六位俄罗斯作家依次为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
托尔斯泰是纳博科夫的至爱，他占据的篇幅最长也就不足为怪，共111页（全书333页）。据说当年纳博科夫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俄罗斯文学，为了说明托翁无与伦比的伟大，曾经来了段行为艺术。他先把课堂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教室里顿时一片漆黑，这时他打开了讲台上的一盏台灯，指着台灯落在桌面上的光晕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他接连打开了教室里所有的日光灯，台灯立即显得昏暗无光，他说：这，是普希金。最后，他走到窗边，一把拉开窗帘，耀目的阳光瞬间洒进教室，等他拉开所有的窗帘，教室里已是一片阳光，随后，纳博科夫清清嗓子，说：同学们，这，就是托尔斯泰。
翻译这本书我个人最大的收获要数阅读纳博科夫对《安娜卡列宁》的评述，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安娜的姓氏译作卡列宁而不是我们那么熟悉的卡列尼娜，这还只是个小小的文化信息，就像他向读者（听众）详细描述并手绘了一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车厢布局、网球在当时的打法、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滑冰时会穿的衣服、一日三餐的内容，等等。
真正带给我深刻启发的是他对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时间价值的分析，他指出托尔斯泰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让故事的时间安排与读者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感完全保持一致的作家，也正因为此，托尔斯泰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之所以被读者们称为巨人，并不是因为其他作家都是侏儒，而是因为他总保持着跟我们一样的身量大小，踩着和我们同样的脚步节奏。纳博科夫详细评述了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比如预示了安娜悲惨结局的双重噩梦，那是安娜和情人沃伦斯基两人都有过的类似梦境。他不仅分析了这个梦中出现的各种意象，还一一指出这些意象是基于做梦者的哪些经历，这些都是我自己阅读小说时没有意识到的，在纳博科夫的点拨之下才体会到原作者的良苦用心。而纳博科夫在阐释这部经典文学著作的寓意时引用了《圣经新约》里的一句箴言，最是让人印象深刻：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罗马书》：12：19）
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社会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其次，安娜也没有权利通过报复性的自杀来惩罚沃伦斯基。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呢？我觉得纳博科夫的另一句评论最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卡列宁夫妇的婚姻，因为夫妻双方没有真正的精神上的亲密，因而和安娜的婚外恋一样，是有罪的。换言之，安娜的婚外恋之所以有罪，并不在于其婚外恋的本质，而在于精神亲密的缺失，在于当安娜和沃伦斯基完成了肉体的亲密，生活到一起之后，他们的爱情也就结束了。纳博科夫更为精彩的解读还在继续：社会的训诫是暂时的，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人类永恒的道德标准。他所要真正传达的道德寓意是：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因为那样的话爱情就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
同样获得纳博科夫高度推崇的是契诃夫，他认为身为医生的契诃夫在生活中是个有着大仁义的人，与歌者同歌，与醉者同醉；而这种大仁义也充溢着他的作品，在那里，你能找到一个19世纪80至90年代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细致的俄罗斯世界。在契诃夫的笔下，人就是人，人不是任何寓意、概念的象征，不是任何说教的媒介。他对俄罗斯农民的深刻同情不亚于任何高喊各种主义的作家和革命家，但那些命运悲惨的农民在他笔下也都是最深不可测的。纳博科夫对于契诃夫作为文学家的基本信念的概括也颇耐人寻味：他（契诃夫）的结论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它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笨拙糊涂的努力。
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对另一位世界级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不高。细读评论之后，发现纳博科夫对陀氏的不屑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有着病态的歇斯底里人格，不能代表所谓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二是作者感伤主义泛滥，无节制的宗教道德说教；三是作者擅长设置故事悬念，故弄玄虚，等到全篇读完，你会发现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读第二遍，这一点在我几乎一气呵成地读完《群魔》之后确实深有同感。但是，无论如何，纳博科夫还是肯定了陀氏作为作家的非凡创作才能和幽默感，以及他小说中强烈的戏剧感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却走错方向，写起了小说。
对于果戈理，纳博科夫盛赞他独一无二的艺术天赋，以及借助这种天赋所创作出的一个怪诞、奇伟的虚幻世界。他详细分解果戈理文字中让人拍案叫绝的各类隐喻、暗喻，强调这种独特语言的起伏韵辙多么难以翻译。而和我一样喜爱《父与子》的读者则会高兴地发现这部小说也被纳博科夫认为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是整个19世纪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把果戈理的艺术比作辉煌的油画效果，作为对比，又把屠格涅夫最精彩的文字比作色彩柔和的水彩画效果，指出他最擅长描写的是自然风光和慢动作。他的一些句子会让人联想起大太阳底下一只趴在墙上一动不动的蜥蜴一句话的最后两三个单词刚好勾勒出蜥蜴尾巴的弧度。他的这句有趣的比喻让我想到《俄罗斯文学讲稿》的可读性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广度，也在于作者的文字表达既生动且幽默，精彩的比喻常常信手拈来，毕竟纳博科夫本人也是一位可与他的评论对象们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无论是这六位俄罗斯文学巨擘生活、描写的19世纪，还是纳博科夫撰写有关他们的评论讲稿的1940年，距离今天的我们都已经很遥远了，但我翻译《讲稿》时却感觉离这些作家们那么近，纳博科夫本人更是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侃侃而谈。于是我想起2013年的夏天，有幸造访纳博科夫曾任教的卫斯里大学，听闻了一则他的轶事。某年期末，纳博科夫在校园的湖边散步，一个女生跑来问他：教授，我该知道多少东西才能考好期末考试呢？教授想了想，说：生命是哀伤的，生命也是美丽的，知道这个就够了。
与《俄罗斯文学讲稿》耳鬓厮磨了十年，感觉我全部的收获也尽在这句话里了：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文/丁骏
译《俄罗斯文学讲稿》有感
我第一次接手《俄罗斯文学讲稿》的翻译是2005年，而这本书出版是在今年，整整十年。十年前，我还不知道我到底要拿自己的生命做什么，十年后我争分夺秒盘算着今天怎么把手头的书再多译掉几页。一度，我曾特别盼望《讲稿》快快出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不能如愿，而现在回过头去，我却有些庆幸书的出版一拖再拖。在感觉漫漫无期的拖延中，我得以数次从头到尾校对、修改译稿，已经记不清发现了多少问题，查阅了多少资料。对比最初的译稿和如今的出版稿，差异之大让我禁不住感慨十年磨一剑的古训太有道理了。更何况，跟《讲稿》本身的出版历程比起来，译本的十年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纳博科夫最早开始写这些评论是在1940年，而这本《俄罗斯文学讲稿》第一次出版一直要等到1980年，作家去世三年之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讲稿》的页末注分为编者注与译者注两种，前者插入的多为纳博科夫本人的文字，但编者会说明这些文字被作者在原稿中删除了，编辑工作之细致可见一斑。
《俄罗斯文学讲稿》全书主要按所评论作家分为六个部分，此外还收入了三篇篇幅较短的独立散文，即《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菲利士人和菲利士主义》、《翻译的艺术》。六位俄罗斯作家依次为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
托尔斯泰是纳博科夫的至爱，他占据的篇幅最长也就不足为怪，共111页（全书333页）。据说当年纳博科夫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俄罗斯文学，为了说明托翁无与伦比的伟大，曾经来了段行为艺术。他先把课堂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教室里顿时一片漆黑，这时他打开了讲台上的一盏台灯，指着台灯落在桌面上的光晕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他接连打开了教室里所有的日光灯，台灯立即显得昏暗无光，他说：这，是普希金。最后，他走到窗边，一把拉开窗帘，耀目的阳光瞬间洒进教室，等他拉开所有的窗帘，教室里已是一片阳光，随后，纳博科夫清清嗓子，说：同学们，这，就是托尔斯泰。
翻译这本书我个人最大的收获要数阅读纳博科夫对《安娜卡列宁》的评述，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安娜的姓氏译作卡列宁而不是我们那么熟悉的卡列尼娜，这还只是个小小的文化信息，就像他向读者（听众）详细描述并手绘了一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车厢布局、网球在当时的打法、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滑冰时会穿的衣服、一日三餐的内容，等等。
真正带给我深刻启发的是他对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时间价值的分析，他指出托尔斯泰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让故事的时间安排与读者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感完全保持一致的作家，也正因为此，托尔斯泰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之所以被读者们称为巨人，并不是因为其他作家都是侏儒，而是因为他总保持着跟我们一样的身量大小，踩着和我们同样的脚步节奏。纳博科夫详细评述了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比如预示了安娜悲惨结局的双重噩梦，那是安娜和情人沃伦斯基两人都有过的类似梦境。他不仅分析了这个梦中出现的各种意象，还一一指出这些意象是基于做梦者的哪些经历，这些都是我自己阅读小说时没有意识到的，在纳博科夫的点拨之下才体会到原作者的良苦用心。而纳博科夫在阐释这部经典文学著作的寓意时引用了《圣经新约》里的一句箴言，最是让人印象深刻：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罗马书》：12：19）
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社会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其次，安娜也没有权利通过报复性的自杀来惩罚沃伦斯基。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呢？我觉得纳博科夫的另一句评论最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卡列宁夫妇的婚姻，因为夫妻双方没有真正的精神上的亲密，因而和安娜的婚外恋一样，是有罪的。换言之，安娜的婚外恋之所以有罪，并不在于其婚外恋的本质，而在于精神亲密的缺失，在于当安娜和沃伦斯基完成了肉体的亲密，生活到一起之后，他们的爱情也就结束了。纳博科夫更为精彩的解读还在继续：社会的训诫是暂时的，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人类永恒的道德标准。他所要真正传达的道德寓意是：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因为那样的话爱情就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
同样获得纳博科夫高度推崇的是契诃夫，他认为身为医生的契诃夫在生活中是个有着大仁义的人，与歌者同歌，与醉者同醉；而这种大仁义也充溢着他的作品，在那里，你能找到一个19世纪80至90年代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细致的俄罗斯世界。在契诃夫的笔下，人就是人，人不是任何寓意、概念的象征，不是任何说教的媒介。他对俄罗斯农民的深刻同情不亚于任何高喊各种主义的作家和革命家，但那些命运悲惨的农民在他笔下也都是最深不可测的。纳博科夫对于契诃夫作为文学家的基本信念的概括也颇耐人寻味：他（契诃夫）的结论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它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笨拙糊涂的努力。
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对另一位世界级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不高。细读评论之后，发现纳博科夫对陀氏的不屑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有着病态的歇斯底里人格，不能代表所谓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二是作者感伤主义泛滥，无节制的宗教道德说教；三是作者擅长设置故事悬念，故弄玄虚，等到全篇读完，你会发现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读第二遍，这一点在我几乎一气呵成地读完《群魔》之后确实深有同感。但是，无论如何，纳博科夫还是肯定了陀氏作为作家的非凡创作才能和幽默感，以及他小说中强烈的戏剧感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却走错方向，写起了小说。
对于果戈理，纳博科夫盛赞他独一无二的艺术天赋，以及借助这种天赋所创作出的一个怪诞、奇伟的虚幻世界。他详细分解果戈理文字中让人拍案叫绝的各类隐喻、暗喻，强调这种独特语言的起伏韵辙多么难以翻译。而和我一样喜爱《父与子》的读者则会高兴地发现这部小说也被纳博科夫认为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是整个19世纪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把果戈理的艺术比作辉煌的油画效果，作为对比，又把屠格涅夫最精彩的文字比作色彩柔和的水彩画效果，指出他最擅长描写的是自然风光和慢动作。他的一些句子会让人联想起大太阳底下一只趴在墙上一动不动的蜥蜴一句话的最后两三个单词刚好勾勒出蜥蜴尾巴的弧度。他的这句有趣的比喻让我想到《俄罗斯文学讲稿》的可读性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广度，也在于作者的文字表达既生动且幽默，精彩的比喻常常信手拈来，毕竟纳博科夫本人也是一位可与他的评论对象们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无论是这六位俄罗斯文学巨擘生活、描写的19世纪，还是纳博科夫撰写有关他们的评论讲稿的1940年，距离今天的我们都已经很遥远了，但我翻译《讲稿》时却感觉离这些作家们那么近，纳博科夫本人更是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侃侃而谈。于是我想起2013年的夏天，有幸造访纳博科夫曾任教的卫斯里大学，听闻了一则他的轶事。某年期末，纳博科夫在校园的湖边散步，一个女生跑来问他：教授，我该知道多少东西才能考好期末考试呢？教授想了想，说：生命是哀伤的，生命也是美丽的，知道这个就够了。
与《俄罗斯文学讲稿》耳鬓厮磨了十年，感觉我全部的收获也尽在这句话里了：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
文/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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