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与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读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与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一旦被认为威胁到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任何善意对既定方针的既定尝试或改革——大到别国主权，小至文艺创作——均会被无情镇压，这种观念在毛支持苏共出兵匈牙利时已昭然若揭。毛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驱使心态，早在“王实味事件”的处理中便暴露无遗。但凡是准备接受其统治的知识分子，就要做好被他“整”的心理准备，抱有其他幻想者均是愚昧。毛对文艺的控制决心，坚决地包含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要求中。但凡是相信、服膺其要求的学者文人，均没有资格与他讨价还价。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种种讨论，或真诚，或教条，或派性斗争，或积极调整，均是无聊的挣扎。胡风、周扬之流是，秦召阳、林默涵之流也是。
一、关于“双百”和“反右”
1956年5月26日，陆定以代表中共在怀仁堂向知识分子界作“双百方针”的讲话，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界传递一种信号：中共开始尊重他们的发言权，诚恳地邀请他们参与到建设中来。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稍作犹豫便向“党”的怀抱拥去。
这个玩笑的开始，本身就有好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首先是“诗意表达”中的含混性，用陈思和的话说，“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 更有意思的是中共领导层及党内对于知识分子本身的态度的犹疑。这在一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的种种讨论中就有端倪，原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而周恩来此时试着大胆地将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不管毛是否同意这个说法，之前《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当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对俞平伯和胡适批判的炮火声还没有消退，“胡风”案的影响尚且还在很清晰，知识界为何如此不谨慎呢？
这或许和当时国内外的种种政治形势转变有联系。
1956年2月苏中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苏共二十大从国外、国内和党内三方面提出 了一系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苏联举国上下透露出巨大的“革新”气息。长期被中国文艺界所敬仰、师法的苏联文艺界在此之前就迎来了对日丹诺夫（他是斯大林在文艺界的权威象征）的批判和“解冻“文学的潮流，这岂不让中国知识界、文艺界想入非非？毛泽东一边责备赫鲁晓夫“捅了篓子”，暗地里心花怒放，指出他也“揭了盖子”。他已经从苏联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看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这正是改旗易帜，“走自己的道路”的好时机，岂能错过？面对赫鲁晓夫的愚蠢报告，不管毛的评价和宣传方针如何气定神闲，高瞻远瞩，都不能阻止文艺界对他《讲话》约束的思想越轨了。从国内来看，让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真诚也好，功利也罢，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 “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让知识分子们受到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
陆定一信誓旦旦，表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且不说党外，只要稍稍想起过去几年文艺界的几场批判，这话的可信度能有多少呢？不过，知识界还是相信了，毕竟他像俞平伯当场道歉，表示前些年的斗争有些粗暴。讲话当中，这样一些字句仍然应该引起注意，即“双百”只针对人民内部，仍然应该注意“政治上要分清敌我”。
从“双百”受到鼓舞到“反右”被抓了现行，知识分子中间仗义执言的有之，胆大包天的有之，发牢骚、说怪话的有之，三缄其口的也有之，后来的下场大都不好。看看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反右”及其扩大化后果的文章，让人肠一日九回，忽忽若有所失。回想过来，对那些人不免怜悯而哂笑。
关于后人所指责“阴谋”、“阳谋”一说，《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书后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该段文字在书中并未找到，或删）：
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对方法，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所以毛泽东军心继续鼓励鸣放。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随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化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国内外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来看，沈说容易让人接受。若硬要说成“阳谋”，也未尝不可。毛从来就不惮于承认这个荣誉，金冲及在《毛传》中也说了句不冷不痛的话，“这以行为在后来被人成为‘阳谋’”。 据闻吴宓、陈寅恪和钱钟书等人倒似乎识破了老毛的把戏，无论如何不开口放炮。
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左翼文人的倾轧斗争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害胡风者谁？于《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之批判可见。害冯雪峰、丁玲、秦召阳者谁？于“胡风案”之事可见。害周扬、郭沫若者谁？于冯雪峰、丁玲之事中可见。依此推之，许多文人之死实在不足以使人体恤。
所谓“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左翼“文人的狗咬狗斗争。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当中的现实到底该怎么写？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转换中，“歌功颂德”的意识形态要求已然暴露无遗，哪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解释权，始终被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解释权威自居的周扬牢牢掌控，容不得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染指。“在反对、批判‘胡风集团’、‘丁、陈集团’以及文艺界右派的时候，（东来按，周扬或说“主流派”）都提出了严厉的标准，并将反对派的性质推到定点。而当‘反对派’已经被极大削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体已经不复存在时，‘主流派’便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在这种严格、紧张的立场上维持下去” 。用洪子诚的话说，“都是人的自我折磨而已“。
盖周扬、林默涵之流文人无行者，代表着毛泽东的激进文学想象，与“五四”精神文学斗，与左翼文学中的异端斗，又反过来与自身斗，都到最后又被另一批新的笔杆子赶下台去。其间周扬如一根搅粪棍棒，深文罗织、网罗锻炼之法无所不用其极。据说直到《红旗》上已经将他定性为“十七年黑线”的头目，周扬还在耐心的安慰家人，相信太祖了解他的忠心。可见如他确实如够一样忠心耿耿，因而被太祖像狗一样对待。倒是鲁迅先生对此人“奴隶总管”的评价到位，可惜他竟然有一点廉耻之心，在这个殊荣面前哆哆嗦嗦，不敢认领。
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的后记中不无沮丧，“‘历史’中也许还有同样有价值的部分，甚至更体现人的创造性和精神深度的部分，却被本书忽略。但请相信，这种忽略，不是故意的”接着他将话题引向自身“也许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但他也层想去发觉的材料，而最终所得不多。”面对傅雷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他对这位翻译家所树立的生活和艺术目标表示出不解。也就是说，他始终在思考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般人是否可能从那样的浪潮中避免出来？“难道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些口号都是人的自我折磨，在白白地破坏我们的智慧和灵性？”
超脱者古往今来都有，从许由到陶渊明，“隐士”的文化心理性格一直就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只是这样的性格到了近代，似乎不那么被接受，真超脱者如梁实秋，假超脱者如张爱玲，都被批倒了。倒是陈思和教授在他的《教程》中试图潜到文学现象的水下去，找到了一些时代洪流中冷静的声音，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之类的东西。其实这样思想倾向的东西在稍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文学就能看清楚些，比如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续笔》。现当代文学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作家其实难以生存，他们真正感到需要超脱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了。
一旦被认为威胁到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任何善意对既定方针的既定尝试或改革——大到别国主权，小至文艺创作——均会被无情镇压，这种观念在毛支持苏共出兵匈牙利时已昭然若揭。毛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驱使心态，早在“王实味事件”的处理中便暴露无遗。但凡是准备接受其统治的知识分子，就要做好被他“整”的心理准备，抱有其他幻想者均是愚昧。毛对文艺的控制决心，坚决地包含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要求中。但凡是相信、服膺其要求的学者文人，均没有资格与他讨价还价。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种种讨论，或真诚，或教条，或派性斗争，或积极调整，均是无聊的挣扎。胡风、周扬之流是，秦召阳、林默涵之流也是。
一、关于“双百”和“反右”
1956年5月26日，陆定以代表中共在怀仁堂向知识分子界作“双百方针”的讲话，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界传递一种信号：中共开始尊重他们的发言权，诚恳地邀请他们参与到建设中来。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稍作犹豫便向“党”的怀抱拥去。
这个玩笑的开始，本身就有好几个值得怀疑的地方。首先是“诗意表达”中的含混性，用陈思和的话说，“之所以不采取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用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 更有意思的是中共领导层及党内对于知识分子本身的态度的犹疑。这在一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的种种讨论中就有端倪，原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而周恩来此时试着大胆地将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不管毛是否同意这个说法，之前《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当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对俞平伯和胡适批判的炮火声还没有消退，“胡风”案的影响尚且还在很清晰，知识界为何如此不谨慎呢？
这或许和当时国内外的种种政治形势转变有联系。
1956年2月苏中二十大的召开及“秘密报告”事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苏共二十大从国外、国内和党内三方面提出 了一系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苏联举国上下透露出巨大的“革新”气息。长期被中国文艺界所敬仰、师法的苏联文艺界在此之前就迎来了对日丹诺夫（他是斯大林在文艺界的权威象征）的批判和“解冻“文学的潮流，这岂不让中国知识界、文艺界想入非非？毛泽东一边责备赫鲁晓夫“捅了篓子”，暗地里心花怒放，指出他也“揭了盖子”。他已经从苏联和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看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这正是改旗易帜，“走自己的道路”的好时机，岂能错过？面对赫鲁晓夫的愚蠢报告，不管毛的评价和宣传方针如何气定神闲，高瞻远瞩，都不能阻止文艺界对他《讲话》约束的思想越轨了。从国内来看，让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真诚也好，功利也罢，已经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 “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让知识分子们受到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
陆定一信誓旦旦，表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且不说党外，只要稍稍想起过去几年文艺界的几场批判，这话的可信度能有多少呢？不过，知识界还是相信了，毕竟他像俞平伯当场道歉，表示前些年的斗争有些粗暴。讲话当中，这样一些字句仍然应该引起注意，即“双百”只针对人民内部，仍然应该注意“政治上要分清敌我”。
从“双百”受到鼓舞到“反右”被抓了现行，知识分子中间仗义执言的有之，胆大包天的有之，发牢骚、说怪话的有之，三缄其口的也有之，后来的下场大都不好。看看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反右”及其扩大化后果的文章，让人肠一日九回，忽忽若有所失。回想过来，对那些人不免怜悯而哂笑。
关于后人所指责“阴谋”、“阳谋”一说，《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书后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该段文字在书中并未找到，或删）：
1957年5月中旬发现民主党派的言论有“危险企图”和“错误倾向”后，毛泽东本来可以采取一种怀柔的应对方法，但这不符合毛泽东的秉性——他从来不会在压力面前低头示弱。所以毛泽东军心继续鼓励鸣放。他就是要看一看，经过近八年的宣传、教育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面对小小的风浪，究竟是跟着共产党走，还是会被这几个社会名流引入歧途；就是要向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怀疑论者证明，他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正确。然而，随后二十多天的风云变化令他十分失望，由失望转而愤怒，毛泽东决心结束党内整风，而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右运动。
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国内外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来看，沈说容易让人接受。若硬要说成“阳谋”，也未尝不可。毛从来就不惮于承认这个荣誉，金冲及在《毛传》中也说了句不冷不痛的话，“这以行为在后来被人成为‘阳谋’”。 据闻吴宓、陈寅恪和钱钟书等人倒似乎识破了老毛的把戏，无论如何不开口放炮。
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左翼文人的倾轧斗争
《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害胡风者谁？于《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之批判可见。害冯雪峰、丁玲、秦召阳者谁？于“胡风案”之事可见。害周扬、郭沫若者谁？于冯雪峰、丁玲之事中可见。依此推之，许多文人之死实在不足以使人体恤。
所谓“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本质上是“左翼“文人的狗咬狗斗争。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当中的现实到底该怎么写？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转换中，“歌功颂德”的意识形态要求已然暴露无遗，哪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解释权，始终被以毛泽东文艺思想解释权威自居的周扬牢牢掌控，容不得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染指。“在反对、批判‘胡风集团’、‘丁、陈集团’以及文艺界右派的时候，（东来按，周扬或说“主流派”）都提出了严厉的标准，并将反对派的性质推到定点。而当‘反对派’已经被极大削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体已经不复存在时，‘主流派’便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在这种严格、紧张的立场上维持下去” 。用洪子诚的话说，“都是人的自我折磨而已“。
盖周扬、林默涵之流文人无行者，代表着毛泽东的激进文学想象，与“五四”精神文学斗，与左翼文学中的异端斗，又反过来与自身斗，都到最后又被另一批新的笔杆子赶下台去。其间周扬如一根搅粪棍棒，深文罗织、网罗锻炼之法无所不用其极。据说直到《红旗》上已经将他定性为“十七年黑线”的头目，周扬还在耐心的安慰家人，相信太祖了解他的忠心。可见如他确实如够一样忠心耿耿，因而被太祖像狗一样对待。倒是鲁迅先生对此人“奴隶总管”的评价到位，可惜他竟然有一点廉耻之心，在这个殊荣面前哆哆嗦嗦，不敢认领。
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的后记中不无沮丧，“‘历史’中也许还有同样有价值的部分，甚至更体现人的创造性和精神深度的部分，却被本书忽略。但请相信，这种忽略，不是故意的”接着他将话题引向自身“也许这本书的作者缺乏这方面的敏感，但他也层想去发觉的材料，而最终所得不多。”面对傅雷的《独一无二的莫扎特》，他对这位翻译家所树立的生活和艺术目标表示出不解。也就是说，他始终在思考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般人是否可能从那样的浪潮中避免出来？“难道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些口号都是人的自我折磨，在白白地破坏我们的智慧和灵性？”
超脱者古往今来都有，从许由到陶渊明，“隐士”的文化心理性格一直就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只是这样的性格到了近代，似乎不那么被接受，真超脱者如梁实秋，假超脱者如张爱玲，都被批倒了。倒是陈思和教授在他的《教程》中试图潜到文学现象的水下去，找到了一些时代洪流中冷静的声音，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之类的东西。其实这样思想倾向的东西在稍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文学就能看清楚些，比如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续笔》。现当代文学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作家其实难以生存，他们真正感到需要超脱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