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余英时引述Ranke（兰克）的话，并指出，兰克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史学家不应该有主观的判断。主观的判断，是史学家应该去掉的东西。” 很显然，这是一种颇为理想化的历史叙述。在这一前提（即历史学家不做任何主观的判断）下，历史将自然而然的发展成为一种完全客观化的科学。兰克对于历史学客观化发展方向的论述，造成的一个显著影响，即历史科学的研究日益向社会学靠拢，这一趋势影响了包括德·库朗日（Numa-Denys Fustel de Coulanges）在内的诸多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兰克历史观念的形成，不仅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所致，也是15、16世纪以来西欧史学发展的结果——由于受到philology（文献学、语言学）的影响，史学内部自然而然发展出一种追求客观的趋势。同时，余英时将西欧传统的philology与中国乾嘉时期的训诂考据相类比，指出两者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此观点并非余英时的发现。王鸣盛就曾指出：“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可见重视文献学和语言学，本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但是，值得注意到的一点是，在传统相类似的前提下，中国史学本身并未出现一个客观化的过程。这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存在的褒贬倾向有着很大的关联。虽然修史被认为是“必合一代之公平”的客观叙述，但实际上，由于论赞的存在，导致了带有明显道德倾向的叙述，这种叙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评判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不客观的。余英时认为，这种带有明显褒贬性质的历史叙述在20世纪的新史学思潮下受到批判，向客观化的史学转型，但是这一转型虽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却没有完全的科学化 。余英时所忽视的一点是，在这一个转型过程之中，实际上受到批判的是整个传统史学。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被打乱、重组，大量的西方理论、学说被引进。换言之，这一转型带有一个明显的预设，即西方史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优于中国传统史学。于是，二十四史便成为了“二十四姓之家谱”、成了“相斫书”，而传统史学中菁华或被忽略，或以西来的理论相比附（所谓以乾嘉汉学对比兰克史学即是）。这一预设，实际上也隐含了一个褒贬的判断，即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不如西方的史学的。这一预设，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代以降，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在西方的学术框架内找寻一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同。余英时之后在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就曾指出，他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是“尽量把中国的思想传统和它渊源所自的价值系统与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就摆脱了单纯简单的以中国学术的特点比拟西方学术，从而转入对中国传统学术内在理路的剖析。
由于对于兰克史学的批判中外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论述，余英时在文中也没有做太多的分析，仅仅指出，历史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不可能脱离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历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所谓人，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 由此，余英时着重强调历史学中所蕴含的人文性。同时，为了达到理想化的历史叙述，余英时引述E.H.Carr（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观点，指出历史研究可以存在一个预设——余英时本人甚至提出研究必须从某些预设或假定开始——但是这个预设必须被承认，以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余英时的观点，实际上将历史二分化，从而有些类似于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何文认为，历史学可以分为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两个层面，他认为，历史学Ⅰ是科学的，而历史学Ⅱ则是人文的，是在科学之外的。历史学Ⅰ就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Ⅱ则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这一思想，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里就曾提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实际是一个难以探讨出具体答案的问题，即什么才是历史学的本质。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 ，由于史家的主观因素是不可能得以避免的，于是史家在承担了历史叙述作用以外，其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对研究者而言，是客体；对于其所研究的对象而言，又是主体。这种主客双重性的存在，是中国传统史学着重强调史识、史才、史德、史学的原因，也是余英时所强调的史学、史家和时代之间的联系性的体现。时代性亦可以体现在历史的功用之上。余英时强调历史的社会功用，因而反对过分重视细微末节的考据，脱离时代，为学术而学术，为史学而史学。受到其师钱宾四的影响，余英时强调史家，或者是学习历史的人，应该具有一种对于生命额严肃感、尊严感，这与钱宾四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提出的“温情与敬意”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过分的强调历史的社会功用，强调历史的“古为今用”反而会导致一个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研究导向，这是必须值得注意的。
余英时指出，史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相对于侧重于思辨、以简单了当的语句进行描述的哲学，史学本身则更侧重于实证的研究。哲学的对传统的研究会导致文化中心观念的难以调和，而社会科学虽然同样进行实证的研究，但难以阐释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若过分依赖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不免会陷入对一般抽象情况的讨论，过分强调形态和规律。即哲学的研究具有“超时间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无时间性”，史学对时间性的重视恰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在余英时看来，“时间性”是历史学能够保持其学科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余英时在此并未指出，“无时间性”与“超时间性”之间具体有哪些区别，只是以一些大致的语句进行了描述。此外，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均可以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工具，例如社会学中，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哲学中对思想文化的精妙分析等均可以用作历史分析，反之，历史学亦可成为前两者的工具。在“无时间性”与“超时间性”、“时间性”可以互相调和的背景下，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又会不会异途同归呢？就余英时本人的研究而言，余英时在研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时，将“道”等同于一种形而上的完美价值，这种完美价值，近似于涂尔干所言的“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 ，而“道”的超验性又很明显的受到了康德形而上哲学的影响。在余英时再三强调的政统和道统问题上，余英时提出一个观点，即“政统具有强固的传统性格，道统中阙蕴藏着浓厚的现代精神。” 这种二分法和理想化的研究方式，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余英时所指出的政统和道统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传统主义和理性化之间的矛盾。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余英时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必须是实证的，并且只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但在研究历史时，余英时并不排斥推理的手段，并引述科林伍德的观点，指出推理的运用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个方面。余英时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推理的对象是“具体而变动不居”、推理的特点是“全幅地”。 余英时的观点，收到了科林伍德的影响，同时糅合了其人文主义性质的历史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余英时看来，合理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历史推理有助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建构。而这一建构的基础则是实证式的历史研究，这一建构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史料的一个扬弃的过程。余英时将章学诚和科林伍德相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个预设，即中国传统的历史思想内部带有余英时所为的科林伍德式的人文主义。余英时从孔子删订《春秋》以张褒贬入手，主张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褒贬（至少在初期）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孔子式的褒贬是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伦理色彩的因素之一。杨联陞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中，个人被鼓励去代表一种他那个时代的“不偏不倚的”共识 。在这里，孔子式的将褒贬蕴含于文字之中的“春秋笔法”被专门的评价性文字“论赞”所取代。伦理性的褒贬其实决定了历史记载中“论赞”的性质其实是一种对于历史的伦理性质的和实用主义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记叙。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一前提下，史学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种符合儒家伦理需要、关注现世的一个趋向，出现了所谓的经世之学。余英时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内部入手，认为经世之学的出现是传统人文主义发展的极致，似乎有些过于强调内在因素了。
由此可见，余英时在探讨中国传统史学之特点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理路，疏通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强调史家对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进而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仍需进一步思考。
由于对于兰克史学的批判中外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论述，余英时在文中也没有做太多的分析，仅仅指出，历史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不可能脱离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历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所谓人，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 由此，余英时着重强调历史学中所蕴含的人文性。同时，为了达到理想化的历史叙述，余英时引述E.H.Carr（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观点，指出历史研究可以存在一个预设——余英时本人甚至提出研究必须从某些预设或假定开始——但是这个预设必须被承认，以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余英时的观点，实际上将历史二分化，从而有些类似于何兆武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何文认为，历史学可以分为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两个层面，他认为，历史学Ⅰ是科学的，而历史学Ⅱ则是人文的，是在科学之外的。历史学Ⅰ就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Ⅱ则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这一思想，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里就曾提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实际是一个难以探讨出具体答案的问题，即什么才是历史学的本质。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 ，由于史家的主观因素是不可能得以避免的，于是史家在承担了历史叙述作用以外，其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对研究者而言，是客体；对于其所研究的对象而言，又是主体。这种主客双重性的存在，是中国传统史学着重强调史识、史才、史德、史学的原因，也是余英时所强调的史学、史家和时代之间的联系性的体现。时代性亦可以体现在历史的功用之上。余英时强调历史的社会功用，因而反对过分重视细微末节的考据，脱离时代，为学术而学术，为史学而史学。受到其师钱宾四的影响，余英时强调史家，或者是学习历史的人，应该具有一种对于生命额严肃感、尊严感，这与钱宾四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提出的“温情与敬意”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过分的强调历史的社会功用，强调历史的“古为今用”反而会导致一个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研究导向，这是必须值得注意的。
余英时指出，史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相对于侧重于思辨、以简单了当的语句进行描述的哲学，史学本身则更侧重于实证的研究。哲学的对传统的研究会导致文化中心观念的难以调和，而社会科学虽然同样进行实证的研究，但难以阐释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若过分依赖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不免会陷入对一般抽象情况的讨论，过分强调形态和规律。即哲学的研究具有“超时间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无时间性”，史学对时间性的重视恰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在余英时看来，“时间性”是历史学能够保持其学科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余英时在此并未指出，“无时间性”与“超时间性”之间具体有哪些区别，只是以一些大致的语句进行了描述。此外，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均可以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工具，例如社会学中，韦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概念、哲学中对思想文化的精妙分析等均可以用作历史分析，反之，历史学亦可成为前两者的工具。在“无时间性”与“超时间性”、“时间性”可以互相调和的背景下，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又会不会异途同归呢？就余英时本人的研究而言，余英时在研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时，将“道”等同于一种形而上的完美价值，这种完美价值，近似于涂尔干所言的“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 ，而“道”的超验性又很明显的受到了康德形而上哲学的影响。在余英时再三强调的政统和道统问题上，余英时提出一个观点，即“政统具有强固的传统性格，道统中阙蕴藏着浓厚的现代精神。” 这种二分法和理想化的研究方式，明显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余英时所指出的政统和道统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传统主义和理性化之间的矛盾。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余英时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必须是实证的，并且只有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但在研究历史时，余英时并不排斥推理的手段，并引述科林伍德的观点，指出推理的运用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个方面。余英时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推理的对象是“具体而变动不居”、推理的特点是“全幅地”。 余英时的观点，收到了科林伍德的影响，同时糅合了其人文主义性质的历史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余英时看来，合理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历史推理有助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建构。而这一建构的基础则是实证式的历史研究，这一建构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史料的一个扬弃的过程。余英时将章学诚和科林伍德相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个预设，即中国传统的历史思想内部带有余英时所为的科林伍德式的人文主义。余英时从孔子删订《春秋》以张褒贬入手，主张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褒贬（至少在初期）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孔子式的褒贬是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伦理色彩的因素之一。杨联陞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中，个人被鼓励去代表一种他那个时代的“不偏不倚的”共识 。在这里，孔子式的将褒贬蕴含于文字之中的“春秋笔法”被专门的评价性文字“论赞”所取代。伦理性的褒贬其实决定了历史记载中“论赞”的性质其实是一种对于历史的伦理性质的和实用主义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记叙。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一前提下，史学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种符合儒家伦理需要、关注现世的一个趋向，出现了所谓的经世之学。余英时试图从传统史学的内部入手，认为经世之学的出现是传统人文主义发展的极致，似乎有些过于强调内在因素了。
由此可见，余英时在探讨中国传统史学之特点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理路，疏通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同时，强调史家对历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进而探讨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仍需进一步思考。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