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与阶级不平等
疾病的隐喻与阶级不平等
——人生而不平等，将来也不会平等
@秋和Sharemy
Susan Sontag所著《疾病的隐喻》[1] （下文直接标注页码）一书分为“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及“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两部分，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看完本书，再结合时下热门的“韩国MERS患者进入中国事件”[2]，不禁赞叹作者的睿智和洞察力。但本书反映出来的阶级不平等，是我更感兴趣的话题。
一、疾病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患了病，首先意味着他的劳动力下降，换言之，对这个世界所能做的贡献下降了。这虽然听起来非常冷血，但可能是众多态度和隐喻的真正缘起。疾病本身让人恐惧，因为它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使人类的活动受到限制，更进一步的甚至让人丧失生命。而患病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弱者（The Weakness）”，成为了潜在的被欺负者和可获利者。一个人患病之后，对于亲人来说是巨大的悲痛和沉重的负担，对于社会来说是劳动力的丧失和福利的负担。所以，许多关于疾病的隐喻往往是负面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心理健康。
疾病的另一重意味即是传染性，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不能理解的疾病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疾病会不会传播到我身上，然后才是对患病者的同情或幸灾乐祸，所以很多疾病的隐喻针对的是疾病的传播途径，人们通过隐喻表达出来的不友善其实是自身的一种本能保护反应。
二、隐喻的兴起与传播
隐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很大部分是医生、文学家、政治家促成产生并传播的。“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3]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萌芽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很不完全，人们将不认识的事物以熟悉的事物作类比，由此产生了隐喻的表达；在文明的繁盛期，文学家洞察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大量的隐喻被用来描述人类那些无法言说的感情，疾病的隐喻在此阶段也非常广泛；在现代社会，随着各种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对疾病隐喻的表达也是随之改变的。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样，“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P20），但由于结核病逐渐被攻克和癌症的后来居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结核病来隐喻什么了，反而“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和消弭”（P21）。至于现代社会，较为活跃的疾病隐喻还有癌症、梅毒、艾滋病等。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医生“军事化治疗”（P59）的方法和政客“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P74）的政治宣传也极大促进了疾病隐喻的传播。
Susan Sontag作为一位文学家，不仅对疾病隐喻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还表现了作者对于整个文学界的反思和批判，即所谓的“反对阐释”的文学批判。[4]她提醒我们，任何阐释和隐喻都有一个限度，不能让隐喻代替原本事物，从而产生各种误解和社会影响。
三、疾病的隐喻与阶级不平等
为何富人患上结核病会被认作是“精致优雅”的表现，而穷人得到的是“痨病”？为何艾滋病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时候没人真正在乎，而进入欧美时却成为“大灾难”？“白血病”与“阴道癌”同是癌症为何人们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所有这些矛盾，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阶级的不平等。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从Susan Sontag所枚举的各种文学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经常出现的矛盾态度。《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保罗之死都被描述为崇高和平静的，而上文却又说“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P15）。同是癌症，白血病就被认为是高贵优雅的，而乳腺癌、子宫癌等疾病却被认为是混乱和无情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作品中，疾病的隐喻是根据作者的喜好变化的，更确切的说，是根据阶级变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疾病猝然袭来，富人感到的是更加纯粹的对生命流逝本身的无奈感，而穷人则能完全体会到命运又一次无情的嘲弄，富人能在疾病面前展现高贵的优雅，而穷人只能展现愚昧的屈服。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各种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感到这种区别。文学作品一定程度反映现实，也影响了大众对于疾病隐喻的传播。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还表现在群体与个人中。正如开篇所述，当疾病加诸于个人时，患病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弱者（The Weakness）”，成为了潜在的被欺负者和可获利者。至于群体，在勒庞的《乌合之众》[5]里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描述，“群体是盲从和易被操纵的”。当某一种新型疾病出现时，即使它是非传染性、可治愈的，只要被好事者宣传，完全可以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魔。甚至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个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这消息通常是不真实的。从艾滋病的性混乱隐喻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一点，“患上艾滋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P102）。从古至今，人们对“性”一词的敏感从未消退，人们既渴望享受那鱼水之欢，又羞于在公共场所谈论。所以当某人被群体得知患艾滋病时，群体通常是厌恶和指责的，因为他们自身渴望那种放荡的感觉，理智却又否定自己，只能通过对这种行为——无论患者是不是真的做了——的批判来安慰和排解自己。这个时候，群体和患者之间就存在一个阶级的不平等，群体尽可拿起道德大棒将患病者的自尊和生命力剥夺，而这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疾病隐喻的传播和合法性。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也表现在话语权的不对等上。医生的专业知识往往与民众的无知对立，政客对宣传媒体的掌握往往与民众单一的信息渠道对立，而在今天，更表现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复杂性和网民的易欺骗性上。在结核病等发展之初，医生也犯过许多错误，奥古斯都•弗林特与威廉•H•韦尔希合著的《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中将结核病病因归于遗传因素、不利的气候、情绪抑郁等（P50），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结核病是一种情绪疾病的观念，当然也使患上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情绪消沉的隐喻进一步加深。而纳粹党徒们在二战时宣传癌症的切除理论，进一步将犹太人隐喻为癌症，以此达到种族大屠杀的目的（P74）。直至今日，激进主义者和环保人士仍然把人类比作“地球的癌症”[6]，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癌症恐怖隐喻的传播。
我们应该认识到，疾病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偏见（Prejudice）”和“归因（Attribution）”[7]，我们对疾病的错误归因和对患病者的偏见使我们将各种疾病隐喻为患病者本身的错误，患病者从“受害者（Victim）”变成了“应得者（Deseve）”。阶级的不平等性既是产生疾病隐喻的重要原因，也经常在各种疾病隐喻中流露出来。
四、回归疾病本身
Susan Sontag呼吁我们回归疾病本身的科学概念，而不要将诸多隐喻强加于患者，特别是患者自身不要纠缠于众多隐喻，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形成的疾病道德评判，决定了社会对特定疾病和病人的道德和情感。[8]而这种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是负面和恐怖的。疾病本身是无辜的，疾病隐喻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应，一种阶级不平等引起的偏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疾病的防治和患病者的医疗，而不是在群体力量或者媒体权力的裹挟下制造恐怖氛围。
五、总结
《疾病的隐喻》作为上个世纪两篇论文的汇编，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我们一方面为作者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另一方面也疑惑为何疾病隐喻为何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想，正如本文副标题所述，“人生而不平等，将来也不会平等”，只要阶级不平等继续存在，疾病隐喻便不会消亡。任何轻盈的理想，也会在现实的引力下轰然坠地。当然，正如作者所提倡的，去“军事化医疗”的医疗思想、更加关注患者和疾病本身、媒体的良好引导和文学家“反对阐释”的文学批判，都将极大消解疾病隐喻的传播的危害。
六、后记
首先声明，本人绝不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我只是看完《疾病的隐喻》一书，想从阶级不平等这一个方面分析一下，因为我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疾病隐喻的这种特质，希望所有疾病和隐喻早日被克服~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1)
[2] 韩国MERS患者进入中国，谁之过？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604/10/1720781_475553052.shtml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 商务印书馆.1999.3(2)
[4] 林超然,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文化认同[J].文艺评论,2010,(1):18-23
[5]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戴光年译. 乌合之众[M]. 新世界出版社,2011.8
[6] 人类是地球的癌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224/23/1167842_339884263.shtml
[7]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2)
[8] 孙雯波,胡凯.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6)
注： 本文为2015年PKUSHC“自然辨证法”课程作业
来自PKUSHC of Pharmacy 2012级 Pdy
转载请联系新浪微博@秋和Sharemy
——人生而不平等，将来也不会平等
@秋和Sharemy
Susan Sontag所著《疾病的隐喻》[1] （下文直接标注页码）一书分为“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及“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两部分，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看完本书，再结合时下热门的“韩国MERS患者进入中国事件”[2]，不禁赞叹作者的睿智和洞察力。但本书反映出来的阶级不平等，是我更感兴趣的话题。
一、疾病意味着什么
一个人患了病，首先意味着他的劳动力下降，换言之，对这个世界所能做的贡献下降了。这虽然听起来非常冷血，但可能是众多态度和隐喻的真正缘起。疾病本身让人恐惧，因为它损害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使人类的活动受到限制，更进一步的甚至让人丧失生命。而患病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弱者（The Weakness）”，成为了潜在的被欺负者和可获利者。一个人患病之后，对于亲人来说是巨大的悲痛和沉重的负担，对于社会来说是劳动力的丧失和福利的负担。所以，许多关于疾病的隐喻往往是负面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心理健康。
疾病的另一重意味即是传染性，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不能理解的疾病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疾病会不会传播到我身上，然后才是对患病者的同情或幸灾乐祸，所以很多疾病的隐喻针对的是疾病的传播途径，人们通过隐喻表达出来的不友善其实是自身的一种本能保护反应。
二、隐喻的兴起与传播
隐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很大部分是医生、文学家、政治家促成产生并传播的。“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3]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萌芽期，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很不完全，人们将不认识的事物以熟悉的事物作类比，由此产生了隐喻的表达；在文明的繁盛期，文学家洞察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大量的隐喻被用来描述人类那些无法言说的感情，疾病的隐喻在此阶段也非常广泛；在现代社会，随着各种医学科技的发展，人类对疾病隐喻的表达也是随之改变的。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样，“结核病曾是一种效劳于某种具有罗曼蒂克色彩的世界观的疾病”（P20），但由于结核病逐渐被攻克和癌症的后来居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结核病来隐喻什么了，反而“癌症被理解为是对意识的沉压和消弭”（P21）。至于现代社会，较为活跃的疾病隐喻还有癌症、梅毒、艾滋病等。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医生“军事化治疗”（P59）的方法和政客“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P74）的政治宣传也极大促进了疾病隐喻的传播。
Susan Sontag作为一位文学家，不仅对疾病隐喻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还表现了作者对于整个文学界的反思和批判，即所谓的“反对阐释”的文学批判。[4]她提醒我们，任何阐释和隐喻都有一个限度，不能让隐喻代替原本事物，从而产生各种误解和社会影响。
三、疾病的隐喻与阶级不平等
为何富人患上结核病会被认作是“精致优雅”的表现，而穷人得到的是“痨病”？为何艾滋病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的时候没人真正在乎，而进入欧美时却成为“大灾难”？“白血病”与“阴道癌”同是癌症为何人们对他的态度截然不同？所有这些矛盾，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阶级的不平等。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首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从Susan Sontag所枚举的各种文学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经常出现的矛盾态度。《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保罗之死都被描述为崇高和平静的，而上文却又说“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P15）。同是癌症，白血病就被认为是高贵优雅的，而乳腺癌、子宫癌等疾病却被认为是混乱和无情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作品中，疾病的隐喻是根据作者的喜好变化的，更确切的说，是根据阶级变化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疾病猝然袭来，富人感到的是更加纯粹的对生命流逝本身的无奈感，而穷人则能完全体会到命运又一次无情的嘲弄，富人能在疾病面前展现高贵的优雅，而穷人只能展现愚昧的屈服。太阳底下并无新事，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各种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感到这种区别。文学作品一定程度反映现实，也影响了大众对于疾病隐喻的传播。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还表现在群体与个人中。正如开篇所述，当疾病加诸于个人时，患病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弱者（The Weakness）”，成为了潜在的被欺负者和可获利者。至于群体，在勒庞的《乌合之众》[5]里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经典描述，“群体是盲从和易被操纵的”。当某一种新型疾病出现时，即使它是非传染性、可治愈的，只要被好事者宣传，完全可以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魔。甚至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个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而这消息通常是不真实的。从艾滋病的性混乱隐喻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一点，“患上艾滋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P102）。从古至今，人们对“性”一词的敏感从未消退，人们既渴望享受那鱼水之欢，又羞于在公共场所谈论。所以当某人被群体得知患艾滋病时，群体通常是厌恶和指责的，因为他们自身渴望那种放荡的感觉，理智却又否定自己，只能通过对这种行为——无论患者是不是真的做了——的批判来安慰和排解自己。这个时候，群体和患者之间就存在一个阶级的不平等，群体尽可拿起道德大棒将患病者的自尊和生命力剥夺，而这无疑更进一步加剧了疾病隐喻的传播和合法性。
疾病隐喻的阶级不平等性，也表现在话语权的不对等上。医生的专业知识往往与民众的无知对立，政客对宣传媒体的掌握往往与民众单一的信息渠道对立，而在今天，更表现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复杂性和网民的易欺骗性上。在结核病等发展之初，医生也犯过许多错误，奥古斯都•弗林特与威廉•H•韦尔希合著的《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中将结核病病因归于遗传因素、不利的气候、情绪抑郁等（P50），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结核病是一种情绪疾病的观念，当然也使患上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情绪消沉的隐喻进一步加深。而纳粹党徒们在二战时宣传癌症的切除理论，进一步将犹太人隐喻为癌症，以此达到种族大屠杀的目的（P74）。直至今日，激进主义者和环保人士仍然把人类比作“地球的癌症”[6]，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癌症恐怖隐喻的传播。
我们应该认识到，疾病隐喻本质上是一种“偏见（Prejudice）”和“归因（Attribution）”[7]，我们对疾病的错误归因和对患病者的偏见使我们将各种疾病隐喻为患病者本身的错误，患病者从“受害者（Victim）”变成了“应得者（Deseve）”。阶级的不平等性既是产生疾病隐喻的重要原因，也经常在各种疾病隐喻中流露出来。
四、回归疾病本身
Susan Sontag呼吁我们回归疾病本身的科学概念，而不要将诸多隐喻强加于患者，特别是患者自身不要纠缠于众多隐喻，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形成的疾病道德评判，决定了社会对特定疾病和病人的道德和情感。[8]而这种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是负面和恐怖的。疾病本身是无辜的，疾病隐喻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应，一种阶级不平等引起的偏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疾病的防治和患病者的医疗，而不是在群体力量或者媒体权力的裹挟下制造恐怖氛围。
五、总结
《疾病的隐喻》作为上个世纪两篇论文的汇编，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我们一方面为作者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另一方面也疑惑为何疾病隐喻为何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想，正如本文副标题所述，“人生而不平等，将来也不会平等”，只要阶级不平等继续存在，疾病隐喻便不会消亡。任何轻盈的理想，也会在现实的引力下轰然坠地。当然，正如作者所提倡的，去“军事化医疗”的医疗思想、更加关注患者和疾病本身、媒体的良好引导和文学家“反对阐释”的文学批判，都将极大消解疾病隐喻的传播的危害。
六、后记
首先声明，本人绝不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我只是看完《疾病的隐喻》一书，想从阶级不平等这一个方面分析一下，因为我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疾病隐喻的这种特质，希望所有疾病和隐喻早日被克服~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1)
[2] 韩国MERS患者进入中国，谁之过？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604/10/1720781_475553052.shtml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 商务印书馆.1999.3(2)
[4] 林超然,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文化认同[J].文艺评论,2010,(1):18-23
[5]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戴光年译. 乌合之众[M]. 新世界出版社,2011.8
[6] 人类是地球的癌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224/23/1167842_339884263.shtml
[7] 侯玉波.社会心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2)
[8] 孙雯波,胡凯.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6)
注： 本文为2015年PKUSHC“自然辨证法”课程作业
来自PKUSHC of Pharmacy 2012级 Pdy
转载请联系新浪微博@秋和Sharemy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