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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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集》1967年在台北出版，为“传记文学丛书之十四”，2012年，略为增补、重排重编的大陆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两辑，辑一四篇为罗家伦亲历或参与的重大史事，辑二近三十篇为序跋、墓表及怀人文章，涉及人物既有黄兴、张静江、戴季陶等烜赫一时的政治人物，也有辜鸿铭、蔡元培、蒋梦麟等至今为人所乐道的学者，折射出罗家伦及其同代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取舍与徘徊。
书中涉及人物大都有配有肖像，极好地体现了近代史与古代史的不同。照相和录音技术的产生，使历史前所未有地与我们接近。这个接近，不仅在于世代上的相邻，而且在于真切的音容可辨。古代人物大多只能凭借想象，被“看杀”的卫玠到底有多帅，我们是不确知的。诗书满腹、风采翩然，或者勇武坚毅、胆略过人，大都流于符号，与话本里铺张夸饰的开脸诗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近代人物就不同了，他们的形象大都有图为证，身高体貌、五官表情，皆有迹可循，有的人甚至有录音录像流传于世。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比如张学良的演讲视频，毁了多少被那张军装侧身头像迷惑的少女心。和样貌同样重要的是语言。白话文的推广和规范使我们和近代人物之间没有言语上的隔阂。他们所写的文章、所说的话，和我们如此切近，这使我们不仅更容易理解内容，而且更容易领会情绪。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倡导白话写作的先驱，书中除《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外均为白话文。他所娓娓道来的故事，犹如正在发生那样鲜活。
《逝者如斯集》所辑文章的完稿年代跨越36年，其间隐约可见罗家伦在文字与思想上的变化。其中，成于1931年的口述笔记《商山四皓》在罗家伦生前没有发表过，收录在这本文集中。商山四皓原本是秦朝末年的四位博士，隐居于商山，后泛指有名望的隐士。罗家伦的这篇《商山四皓》提及了四位党国元老，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有趣的是，除李石曾外，罗家伦后来还写过关于其他三位的文章，并且同样收录在这本书里。《商山四皓》成文早，且彼时四位仍旧在世，此文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罗家伦在其中不吝批评之词。直言吴稚晖对教育的干预与对私人的袒护，“现在教育的难办和学风的难以整顿，他袒护的罪过恐怕不在少数”；蔡元培“在政治方面成绩的表现很少”，因而“望他静心办中央研究院，不要多问政治”；张静江则是“公子派办事的一个榜样”，虽然风格可取，然而“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则知识和才力、体力都是绝对不够的”。在三人身后的纪念文章中，这样的批评就完全不见了，而是突出优长与风格，对不足之处在措辞上也多为体谅。前后的变化，或许部分出于为死者讳的传统，又或许出于他随年长而愈发涵养出的恕道。
罗家伦一生的事业大多在办教育与政治上，然而他晚年主持国史馆的工作，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亦有所贡献。本书所辑文章中即有不少是为台湾《传记文学》 的供稿。当世人写当世事，自然更多了解与同情，然而也终究无法避免人情与偏见。口述与回忆是否能够作为“真”历史，仍需鉴辨，进一步而言，文书档案也未必足够可靠。所谓的原始材料，并不能自证事件本身，它们所能表现的更多的是当时人对事件的态度。
书中涉及人物大都有配有肖像，极好地体现了近代史与古代史的不同。照相和录音技术的产生，使历史前所未有地与我们接近。这个接近，不仅在于世代上的相邻，而且在于真切的音容可辨。古代人物大多只能凭借想象，被“看杀”的卫玠到底有多帅，我们是不确知的。诗书满腹、风采翩然，或者勇武坚毅、胆略过人，大都流于符号，与话本里铺张夸饰的开脸诗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近代人物就不同了，他们的形象大都有图为证，身高体貌、五官表情，皆有迹可循，有的人甚至有录音录像流传于世。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比如张学良的演讲视频，毁了多少被那张军装侧身头像迷惑的少女心。和样貌同样重要的是语言。白话文的推广和规范使我们和近代人物之间没有言语上的隔阂。他们所写的文章、所说的话，和我们如此切近，这使我们不仅更容易理解内容，而且更容易领会情绪。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实际参与者，倡导白话写作的先驱，书中除《三原于右任先生墓表》外均为白话文。他所娓娓道来的故事，犹如正在发生那样鲜活。
《逝者如斯集》所辑文章的完稿年代跨越36年，其间隐约可见罗家伦在文字与思想上的变化。其中，成于1931年的口述笔记《商山四皓》在罗家伦生前没有发表过，收录在这本文集中。商山四皓原本是秦朝末年的四位博士，隐居于商山，后泛指有名望的隐士。罗家伦的这篇《商山四皓》提及了四位党国元老，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有趣的是，除李石曾外，罗家伦后来还写过关于其他三位的文章，并且同样收录在这本书里。《商山四皓》成文早，且彼时四位仍旧在世，此文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罗家伦在其中不吝批评之词。直言吴稚晖对教育的干预与对私人的袒护，“现在教育的难办和学风的难以整顿，他袒护的罪过恐怕不在少数”；蔡元培“在政治方面成绩的表现很少”，因而“望他静心办中央研究院，不要多问政治”；张静江则是“公子派办事的一个榜样”，虽然风格可取，然而“由他来主持国家大计，则知识和才力、体力都是绝对不够的”。在三人身后的纪念文章中，这样的批评就完全不见了，而是突出优长与风格，对不足之处在措辞上也多为体谅。前后的变化，或许部分出于为死者讳的传统，又或许出于他随年长而愈发涵养出的恕道。
罗家伦一生的事业大多在办教育与政治上，然而他晚年主持国史馆的工作，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亦有所贡献。本书所辑文章中即有不少是为台湾《传记文学》 的供稿。当世人写当世事，自然更多了解与同情，然而也终究无法避免人情与偏见。口述与回忆是否能够作为“真”历史，仍需鉴辨，进一步而言，文书档案也未必足够可靠。所谓的原始材料，并不能自证事件本身，它们所能表现的更多的是当时人对事件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