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只是殉了自己固执的道——透过审判过程看雅典的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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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几天就可以翻完。斯东果然是大家风范，七十岁高龄开始重拾古希腊研究，仍能思路清晰目光如炬，令人钦佩不已。
本书写作的缘由，用斯东的原话来说，“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但是当“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象越是叫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污点。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呢？”
带着此般疑问，斯东徜徉在第一手的古希腊文献中，试图理清一个脉络。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在第一部分，他首先分析了苏格拉底和雅典的根本分歧。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是彻底的反民主派。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有三：
1、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 正如亚里士多德（他的政治学观点比较接近于古希腊人的一般认识）告诉我们的，在古雅典人的观念中，政治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自由公民区别于蛮邦人的本质区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斯东指出这个翻译是欠妥的，因为希腊文中zoon politikon和英文political animal并非完全对等。politikon不仅仅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政客操纵的“政治”的形容词，而是城邦polis的形容词，其公民即polites。在古希腊，polis不仅象征了一个城市的地域范围，更重要的是指示城市中的公民之间的共同生活的内在关系——这个类似于现代community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polis根据“天性”而存在，产生于人类天生的正义感，而且是自治的。这是古人对人类社会的根本认识。这个相信略微了解古希腊历史的童鞋都应该清楚。
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仅反民主，而且反政治。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伙人群”或“一伙羊群”，需要有一个知道如何统治的“牧羊人”的绝对统治，而羊群需要的只是服从。同样，柏拉图更加发展了其老师的哲学观点，虽然在某些地方是不一样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构建的乌托邦，亦是一个“哲学国王”绝对统治下的王国。
这是苏格拉底和雅典最本质的分歧。
2、 关于美德和知识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arete politike，即每个公民“由于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性质”具有的这种过群体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美德。为此他需要具备一点logos即理性，以及区别正确和错误的能力。这种“政治美德”使人具有正义感，对别人的权利有足够的考虑，因而使polis可以维系。而且这种美德不但是大多数人都具备的（如果说不是所有人），而且可以通过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教育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这是希腊polis的基本道德前提。
但是苏格拉底否认这一点，他多次为美德下定义却没有结果，唯一成功的一次将其等同于知识。而他在进而定义知识时却说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然后他证明这种绝对定义是得不到的。于是他否认了大多数人可以具备美德的前提。这一点点无法得到的美德——哪怕有的话——也注定只能由极少数人，即“哲学家”或那个“知道的牧羊人”掌握。因此他回到其根本命题——人类社会是一伙“羊群”，注定只能被统治而不能自治。
3、关于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没有城市归属的人好像“棋盘上一颗孤单的棋子”，是没有功能的。它只有在一盘棋中同其他棋子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这个生动的比喻意味着人只有在polis中才能实现自我，只有在community中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而公民就是在充分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如参加公民大会、陪审团、担任公职、参与宗教仪式和观赏戏剧等）中得到教育和完善的。这点伯里克利在宏伟的葬礼演说中也有过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民主政治的最精彩陈述：“We do not say that a man who takes no interest in politics is a man who minds his own business; we say that he has no business here at all.”
然而苏格拉底毕生反对参与政治生活，一直过着清闲（或者说游手好闲）的生活，只知道到处找人辩论他的哲学。他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洁净”。在雅典遇到深刻的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非常需要他这样一个哲学家在议会中发出声音的时候，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这和他整日在街头巷尾侃侃而谈形成鲜明对比。在两次僭主颠覆民主政权的恐怖时期，苏格拉底也没有和民主派一起逃亡，而是躲在了家里。这种对政治生活嫉妒冷漠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蔑视，难怪雅典人要对苏格拉底心怀不满呢。尼采甚至说：“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从未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解决完三个分歧，在第二部分斯东展开了对此次“审判”缘由的追问。因为即使是存在着三个巨大的分歧，也不妨碍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也偏偏等到了他70岁（要因为他的反民主观点，早可以起诉了）。而且在本书的最后斯东证明，除了苏格拉底，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长达1200年的时间内，还没听说过有哪个哲学家因为其哲学观点而被起诉——雅典在言论自由方面恐怕令现在的任何现代国家哪怕美利坚都要汗颜。对于雅典的司法制度之类的我就不再赘述了，总之经过一系列古典资料的分析，斯东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苏格拉底自己欲求一死。他前后有无数的机会免于死刑，但是他就像一头固执的毛驴，甚至他学生的苦心劝告也听不进去。似乎苏格拉底认为一旦他通过雅典的审判程序免于死刑，恰恰证明了民主政体的正当性。因此他采用这种“杀生成仁”的极端手段不断激怒陪审团，最终导致了死刑的判决。但是他的“杀生”可能并不见得成的就是“仁”。有学者将苏格拉底的死作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但斯东似乎认为（同样也是我的观点）未免是过度诠释——苏格拉底只是殉了自己固执的道，雅典从未逼迫任何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哲学家。
最后，此书对于概略的了解古希腊人的政治观点，以及苏、柏、亚三大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很有帮助。不由得钦佩斯东的洞察力。而此书由董乐山先生翻译，文本的质量也非常好。可惜即使是董先生，依然犯了个低级的小错误：在101页原文说到伯里克利的最大对手政治家修昔底得时，原文已括号说明不是史学家修昔底得，董先生在注释中仍误注成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希腊历史上两个修昔底得都很出名，但对希腊历史不了解的人的确可能把他们搞混。
是以为记。
本书写作的缘由，用斯东的原话来说，“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在它以后也很少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但是当“越是爱上了希腊人，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景象越是叫我痛心。作为一个民权自由派，我对此感到震惊……这是雅典和它所象征的自由的污点。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雅典怎么会这么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呢？”
带着此般疑问，斯东徜徉在第一手的古希腊文献中，试图理清一个脉络。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在第一部分，他首先分析了苏格拉底和雅典的根本分歧。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是彻底的反民主派。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有三：
1、关于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 正如亚里士多德（他的政治学观点比较接近于古希腊人的一般认识）告诉我们的，在古雅典人的观念中，政治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自由公民区别于蛮邦人的本质区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斯东指出这个翻译是欠妥的，因为希腊文中zoon politikon和英文political animal并非完全对等。politikon不仅仅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政客操纵的“政治”的形容词，而是城邦polis的形容词，其公民即polites。在古希腊，polis不仅象征了一个城市的地域范围，更重要的是指示城市中的公民之间的共同生活的内在关系——这个类似于现代community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polis根据“天性”而存在，产生于人类天生的正义感，而且是自治的。这是古人对人类社会的根本认识。这个相信略微了解古希腊历史的童鞋都应该清楚。
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仅反民主，而且反政治。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伙人群”或“一伙羊群”，需要有一个知道如何统治的“牧羊人”的绝对统治，而羊群需要的只是服从。同样，柏拉图更加发展了其老师的哲学观点，虽然在某些地方是不一样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构建的乌托邦，亦是一个“哲学国王”绝对统治下的王国。
这是苏格拉底和雅典最本质的分歧。
2、 关于美德和知识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arete politike，即每个公民“由于他的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性质”具有的这种过群体生活必须具备的基本美德。为此他需要具备一点logos即理性，以及区别正确和错误的能力。这种“政治美德”使人具有正义感，对别人的权利有足够的考虑，因而使polis可以维系。而且这种美德不但是大多数人都具备的（如果说不是所有人），而且可以通过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教育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这是希腊polis的基本道德前提。
但是苏格拉底否认这一点，他多次为美德下定义却没有结果，唯一成功的一次将其等同于知识。而他在进而定义知识时却说真正的知识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然后他证明这种绝对定义是得不到的。于是他否认了大多数人可以具备美德的前提。这一点点无法得到的美德——哪怕有的话——也注定只能由极少数人，即“哲学家”或那个“知道的牧羊人”掌握。因此他回到其根本命题——人类社会是一伙“羊群”，注定只能被统治而不能自治。
3、关于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没有城市归属的人好像“棋盘上一颗孤单的棋子”，是没有功能的。它只有在一盘棋中同其他棋子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这个生动的比喻意味着人只有在polis中才能实现自我，只有在community中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而公民就是在充分参与城市生活和事务（如参加公民大会、陪审团、担任公职、参与宗教仪式和观赏戏剧等）中得到教育和完善的。这点伯里克利在宏伟的葬礼演说中也有过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民主政治的最精彩陈述：“We do not say that a man who takes no interest in politics is a man who minds his own business; we say that he has no business here at all.”
然而苏格拉底毕生反对参与政治生活，一直过着清闲（或者说游手好闲）的生活，只知道到处找人辩论他的哲学。他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洁净”。在雅典遇到深刻的道德性质的紧迫问题，非常需要他这样一个哲学家在议会中发出声音的时候，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这和他整日在街头巷尾侃侃而谈形成鲜明对比。在两次僭主颠覆民主政权的恐怖时期，苏格拉底也没有和民主派一起逃亡，而是躲在了家里。这种对政治生活嫉妒冷漠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蔑视，难怪雅典人要对苏格拉底心怀不满呢。尼采甚至说：“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从未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解决完三个分歧，在第二部分斯东展开了对此次“审判”缘由的追问。因为即使是存在着三个巨大的分歧，也不妨碍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也偏偏等到了他70岁（要因为他的反民主观点，早可以起诉了）。而且在本书的最后斯东证明，除了苏格拉底，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长达1200年的时间内，还没听说过有哪个哲学家因为其哲学观点而被起诉——雅典在言论自由方面恐怕令现在的任何现代国家哪怕美利坚都要汗颜。对于雅典的司法制度之类的我就不再赘述了，总之经过一系列古典资料的分析，斯东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苏格拉底自己欲求一死。他前后有无数的机会免于死刑，但是他就像一头固执的毛驴，甚至他学生的苦心劝告也听不进去。似乎苏格拉底认为一旦他通过雅典的审判程序免于死刑，恰恰证明了民主政体的正当性。因此他采用这种“杀生成仁”的极端手段不断激怒陪审团，最终导致了死刑的判决。但是他的“杀生”可能并不见得成的就是“仁”。有学者将苏格拉底的死作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个殉道者”，但斯东似乎认为（同样也是我的观点）未免是过度诠释——苏格拉底只是殉了自己固执的道，雅典从未逼迫任何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哲学家。
最后，此书对于概略的了解古希腊人的政治观点，以及苏、柏、亚三大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很有帮助。不由得钦佩斯东的洞察力。而此书由董乐山先生翻译，文本的质量也非常好。可惜即使是董先生，依然犯了个低级的小错误：在101页原文说到伯里克利的最大对手政治家修昔底得时，原文已括号说明不是史学家修昔底得，董先生在注释中仍误注成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希腊历史上两个修昔底得都很出名，但对希腊历史不了解的人的确可能把他们搞混。
是以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