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何处是
1 小引
2013年是我辞职后的创业元年，当然，也是我系统阅读西方历史的第一年。伴随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的袅袅余音，我在初略看完《全球通史》后，毅然选择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我今年的主攻方向。我的幸运之处在于，罗马史的阅读与我现实的创业经历倒是相映成趣，在经历了一整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后，终于在年末体会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种恍然大悟式的若有所得。
本文和很多有雄心壮志的历史巨著一样，致力于找出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原因。我希望用宏观的手法，将罗马帝国的许多技术细节归纳成几个量化清晰、方向明确的因素，并以此来构建一套简而不繁的方法论，以此来解释这个伟大帝国缓慢衰败的原因。
同时，我借助这个方法论来体会这个现实世界，启迪自己思考脚下这条尚不明朗的创业之路。
2 建模
本章的任务是构建一个数学模型，将影响古罗马帝国的五种因素抽象为五个矢量，最终将这五个矢量叠加求和，并试图以此运算来解释这个伟大帝国在各个时期为何有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
2.1 分力与合力
我们知道，在力学领域，分力与合力是按照矢量原则进行运算的。运算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
图1
如图1所示，矢量F1和矢量F2矢量求和得到合力F。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合力F的数值小于F1+F2，大于F1-F2。即两个分力在一条直线上时，求合力直接加减，同向相加，异向相减，这就是合力的极值。如图2所示。
图2
当有3个分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以平行四边形原则求和F1和F2得到F12，然后再求和F12与F3，得到最终的合力F。运算原理如图3.
图3
当然，我们在本文中进行矢量运算的分力一共有5个，五矢量之和就是决定罗马命运的历史推动力。而这最终的合力将拖动罗马这辆沉重的战车是在历史的大道上狂奔还是在岁月的沼泽里踯躅不前。
2.2 五个矢量
影响罗马帝国命运的因素纷繁复杂，历史学家又将这些因素化简为繁，给出了更加纷繁复杂的解释，并据此探寻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时间众说纷纭，眼花缭乱。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我倾向于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思考罗马的命运问题，我先将决定罗马帝国命运的力量分解为五个相对独立的矢量。这五矢量是我此后诸章节分析罗马兴衰命运的基本要素。
我抽象出的五矢量分别是：民权，贵族权，君权，神权和兵权。
民权：
简单说就是广大平民的权力。平民是一个基数巨大的群体：它包括了从台伯河畔富裕慵懒的自由民到莱茵河上游在恶劣气候下耕作的庄稼汉；从罗德岛上宽衣长袍的哲学家到亚历山大港区赤裸上身的奴隶；从角斗场山呼海啸的罗马狂热观众到米努底边境上形单影只的苦行商人。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所具有的力量非常抽象也十分强大。当然，由于缺乏体系内的明确领袖，并且，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境内分布过于分散，民权的方向性是最差的。也就是说，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但是，大多数时候这股力量在昏昏欲睡或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消磨时间。而一旦觉醒，民权力足以抵消其他一切作用力，独立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
贵族权：
只要是谈到罗马帝国，我们总是无法绕开元老院。我将以元老院政治为核心的精英政治群体所拥有的左右帝国命运的权力统称为贵族权。
从基因上来讲，脱胎于古希腊政治体系的罗马共和国（城邦）继承了雅典的那种“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的元老院体制。然而与希腊那种拖沓冗长，组织涣散的元老院政治不同，古罗马的元老院既有雅典人的彬彬有礼，同时也具备了斯巴达人的那种简单直接。罗马的元老院和平民是大多数时候是分离的，脱胎于平民精英阶层的元老院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内有着自己的明确边界，而“护民官”就是这个边界的守卫者。希腊平民在伯利克里时代那种用投票权放逐共和国领袖的场景从来没有在罗马重现过。坚守贵族决策权的元老院是一股独立于普通平民之外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对于广袤无垠的辽阔帝国来说，集中制的元老院要比星罗棋布散落在帝国版图中的平民群体拥有更具体的实力。
君权：
正如古希腊的元老院脱胎于平民议会，古罗马的君主政治来源于地中海风情浓郁的元老院政治。当元老院将民权进行了一次贵族化的集中以后，君主制将贵族权力又进行第二次皇族化的集中，于是君主成了权力体系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寡头。
罗马诞生据说就伴随着罗穆路斯的称帝，只是在公元前5-6世纪，梭伦启蒙下的民主政治主导了地中海的政治潮流，无论是非洲大陆北面沿海的迦太基，还是阿尔卑斯山南的意大利，都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的追随者，王政式微，元老院走强。
但是随着斯巴达人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专制与集权又一次引领了时代潮流。而罗马人则在布诺战争后期逐渐品尝到了简洁而高效的集权政治带来的胜利的果实。在凯撒和屋大维两代神君的努力之下，君权终于从元老院分离出来，成为了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帝国时代的政治舞台。
神权：
西方人对于装神弄鬼的痴迷最终导致了神权的粉墨登场，这是我在阅读中国古代史时所不曾遇到过的。
希腊人根据早期虚无缥缈的远古历史创造了人神混淆的多神教。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马其顿帝国及其后裔将多神教光怪陆离的故事传播到了整个亚欧大陆。当罗马人接管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遗产时，多神教教义也被输入到了罗马城邦的血液之中。罗马人的神学体系是极其包容的，众神之王宙斯改名叫了朱庇特，守护雅典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改名叫米诺娃，爱神阿佛洛狄德则改名叫做维纳斯。就这样，希腊人的众神殿被刷了一层大白，直接搬进了罗马城。罗马的祭祀阶层也接过了希腊人的衣钵，继续执掌翻译众神口谕的权力。
但是罗马帝国宽容的多神教体系并不禁止旗下众多盟国形色各异的原有宗教。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依旧尊崇法老王，只是狮身人面像戴上了罗马皇帝的面具；东方的国土还是被祆教徒和拜火教组织控制着；而在遥远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在不断挑战罗马统治者的容忍极限。但是，在罗马早起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中，只有多神教保有权力场上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想看到神权战胜世俗权力全面接管帝国政治，那么要等到罗马帝国的衰亡期。基督徒以摧枯拉朽之势排除了所有异教徒之后，成为了一支制衡君权、贵族权和民权的重要力量，并且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政治独立性。研究罗马史，神权，特别是帝国晚期的基督教神权，是决定罗马函数走向的重要向量。
兵权：
兵权是五个元素中最边缘化的一个权力。兵权大多数时候寄生于民权之中，但也有例外。例如：鏖战迦太基的危急存亡之秋，元老院和贵族阶层的慷慨赴死左右了兵权的走向；再例如：凯撒挥军跨过卢比孔河的时候，兵权就已经匍匐在在个人崇拜的君权光环之下。
当帝国的政治天才谢幕以后，军事家的短视最终导致了基层士兵的政治觉醒，所以，五贤帝以后，兵权也逐步脱离了纯粹的军事意义，口蜜腹剑的禁卫军统领和野心勃勃的边塞大将也开始渗透到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皇权的软弱甚至让禁卫军干出了拍卖罗马帝国统治权的荒唐事，投标人苏尔皮西阿努斯和尤利安努斯就士兵奖金进行了多轮竞价，尤利安努斯最终以20%的溢价取得了罗马帝位，这标志着跨过台伯河的兵权已经不在匍匐于凯撒的脚下，他终于变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看到罗马人的兵权先是从罗马市民的手中传递到行省的辅军手中，然后，再进一步转移到了满足蛮族雇佣军的旗下。当汪达尔人在盖塞里克的领导下涌入非洲攻陷迦太基，当提克里克率领赤裸上身的西哥特人攻破罗马城，当匈奴王阿提亚的骑兵席卷亚欧大陆，罗马人这才发觉，这些亦敌亦友的蛮族统帅以其雷霆万钧的军事实力扼住了帝国的咽喉。兵权，这是决定罗马人命运的第五个要素。
2.3 方法论与价值观
当我们在古罗马历史的长卷中寻章摘句，最终分离出5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并且将其抽象成5个力学矢量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清楚这项工作最后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是模拟五个矢量在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罗马史中如何左右帝国的命运，并最终分析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的七章，我选取了7个历史阶段来作为矢量力学模拟的研究样本，借此来分析五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指出最终产生的合力是怎样决定帝国的命运。
我的方法论基于如下假设：
总量恒定原则
同时，对于5矢量的数值我也做了一个相对定量的假设。我假定罗马的整体社会资源总量在同一时期是恒定的。当社会资源分配到5个矢量（即影响罗马前途的5个权力）当中时，5个矢量的数值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说5个矢量的绝对值之和是给定的，其中一个矢量的数值增大，必定导致其矢量的数值减小。
很显然，历史的纷繁复杂和包罗万象是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抽象的，那么我为什么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历史问题呢？原因很简单，伟大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他们只管将故事，而且，史学造诣越深厚，故事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而，而接近真实的故事其情节是相当复杂的。当历史学家的数据挖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承受极限时，我们总倾向于忘记一些细节而掌握碎片化数据背后的故事脉络，这就是历史观。这很像价值观，当我们一生经历数不胜数的大小事件，最终我们将这些个人阅历化繁为简，简化为几句人生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成为了我们用以规范行为的座右铭。
我的模型无法还原古罗马的这段历史，因为五元素的独立性原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五元素在历史真实中的相关性，同样，矢量的方向和数值将五元素进行的数据化抽象也必然让我笔下的罗马故事失之于简。但，我的方法论却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我所信仰的历史观，这观念帮助我读懂历史故事，同时，也帮助我读懂现实。
3 布诺战争
罗马人的第一个真正的对手是迦太基。这个和罗马一样沐浴在希腊文明的阳光雨露中的非洲北岸港口城市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与少年时代的罗马就地中海的霸权展开了历时百年的鏖战。结果众所周知，随着战神汉尼拔的陨落，迦太基最终国破家亡，不得不臣服于罗马治下，成为了阿非利加行省。这是罗马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役，所以本章的任务就是从五元素分析的角度找到罗马战胜迦太基的原因。
本章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何罗马最终战胜了迦太基？
3.1 从平民到元老院
公元前300年的时候，罗马派去雅典的师团回国了，伯利克里时代的自由和民主虽然造就了希腊半岛的空前繁荣，但是伯利克里去世以后，迷失的民权刹那间失去了方向。雅典的执政官再也无力操控民主这匹脱缰的野马。臭名昭著的陶片放逐法让雅典的政治精英在混乱民意的捉弄下一个接一个黯然离去，元老院在诸神山大会上毫无意义的唇枪舌剑也让虚无缥缈的修辞学取代了一切实用主义。后伯利克里时代，雅典完败于集权体制下的斯巴达人。罗马人看到，雅典式的平民政治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罗马人聪明的重新架构了自己的政治体系。
首先，元老院政治得到了肯定和加强。既然吵吵闹闹的全民参政已经被雅典人证明是缺乏竞争力的，那么罗马人就排除了人人参政的可能性，他们将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了元老院，即贵族阶层。所以说，在这一时期，元老院主导下的贵族权利成为整个五元素中最强有力的矢量，他对这一时期的罗马影响至关重要。
其次，民权依旧强大。当希腊仰仗如日中天的民权将国家推向繁荣的顶点时，亚历山大的欧亚大征服行动实际上传播这样的民主价值观。集权和独裁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显得缺乏市场。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方阵中以少胜多、百战百胜的勇士们都是自由民。全民民主虽然日薄西山，但，落日余晖下的亚平宁半岛依旧保持着暖意盎然的“民权力”。所以，我们看到布诺战争期间，元老院席位，以及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岗位还在基于全民选举或者选区直选。这一时期民权矢量和贵族权矢量数值很大，并且方向几乎一致，矢量夹角很小，协同效力很强，几乎没有损耗，也就是说，二者形成的合力很大。
最后，我们看看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在贵族权和民权方面的情况。迦太基人和罗马有着类似的政治架构，元老院享有寡头统治的特权，民选的两位苏菲特（即罗马的执政官）联合执政。民权和贵族权的一致性一样为迦太基带来了繁荣，并且迦太基人，在与民权、贵族权分裂的希腊人争夺地中海西部殖民权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在民主大潮席卷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时候，保持了贵族权独立性，并且，保证了贵族权和民权一致性的两个国家，迦太基和罗马，都逐渐取代希腊成为这个区域内的霸主，并最终上演双雄会。
3.2 兵权何去何从
第二次布诺战争（布诺战争一共三次，以第二次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最高潮当然要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后在亚平宁半岛上一骑绝尘的那一幕。这个亚历山大之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在坎尼会战中以少胜多，围歼罗马七万多人（罗马当时的常备军合计不超过十万），以让人叹为观止的指挥艺术颠覆了那个时代对亚历山大高山仰止的崇拜。那么，如此出神入化的汉尼拔，在以少数兵力横扫意大利之后为何没有能够击垮罗马呢？
在民权和贵族权二力合一之后我们已经发现迦太基与罗马的实力相差无几，而军事实力来看（即考察“兵权矢量”），拥有战神汉尼拔的迦太基军队的作战能力实际上更胜罗马一筹，然而，迦太基却战败了，我的解释是：兵权矢量的方向性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我们知道二力相和，如果数值相似，那么二力夹角越小，则所成合力越大；二力夹角越大，则所成合力越小。我们就以坎尼会战来观察两个国家兵权向量与民权贵族权向量的方向性。
罗马：
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的统帅是两位执政官保卢斯与发罗，也就是说元老院中掌握国家实权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实际掌握着当时的罗马兵权。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的阵亡者名录，八十名元老院成员的名字赫然在列，也就说一大半的罗马顶尖贵族都在军队中任职，从百夫长到最高统帅，元老院几乎和军队融为了一体。纵观整个布诺战争，罗马的记录显示，在所有战役的伤亡统计中，元老院和贵族子弟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平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慷慨赴死的罗马元老院，以及，不同样慷慨赴死的罗马市民。
罗马缺乏军事天才，这导致罗马的军事实力绝对值要小于迦太基，但从矢量的方向性上看，罗马的兵权和掌握国家命运的贵族权、民权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迦太基：
反观迦太基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汉尼拔是一个孤独的天才，他的军队大多来自于殖民地西班牙，其间还混杂着路过高卢时收编的蛮族部落兵，以及从非洲盟国米奴底借来的骑兵。这是一支技战术水平很高，但是整支部队缺乏迦太基的国家色彩。雇佣军和盟军对胜利的渴望来自于战利品和个人荣誉，而对于民族的生死存亡则看的很淡。与其说这是迦太基的国家队，还不如说这是汉尼拔的私人武装。
那么迦太基的元老院和民选的执政官到哪里去了呢？在迦太基，元老院有立法和决策权，执政官负责执行元老院的政令，这些贵族却没有兵权，执政官从不带兵，元老院也不参军。以海上贸易起家的迦太基人非常精明的运营着规模庞大的生意，并且用丰厚的利润招募了数量庞大的雇佣军。的确，既然能够在贸易中就能赚的盆满钵满，为什么还要去战死沙场呢？（罗马在不久之后也遇到了类似的民权与兵权分离的问题）汉尼拔的军中既没有贵族充当冲锋陷阵的百夫长，也得缺乏具备迦太基公民权的士卒。兵权、显然背离了民权，也背离了贵族权。战神汉尼拔最终回天乏术，战败于北非的扎马平原，究其原因，此非战不利，势不当也！
3.3 几点补充
首先，布诺战争时期罗马还是类似城邦共和的体制，所以并没有君主。整个地中海世界里只有埃及和极其遥远的东方保留了亚历山大后裔的君主世袭传统，可惜的是在那个君主制裹足不前的时代，希腊引导的自由民政治才是时代的潮流，在布诺战争中的罗马，君权的作用力为零。
其次，我们稍微考察一下神权，前文已经讲过亚历山大的远征几乎消除了神权上的差异性，散落在各地的宙斯和朱庇特万神殿从装修到结构都是如出一辙，神权对各个政治体系的影响力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将这个微弱的作用力也忽略不计。
最后，我谈谈后汉尼拔时代的第三次布诺战争。在军事上战败后的迦太基依旧保持了民权和贵族权的高度统一，执政官和元老院代领着迦太基的传统贸易团队继续在经济领域高歌猛进，迦太基的繁荣再一次让罗马感受到了威胁。小西庇阿又一次带领着充斥着元老院贵族子弟的罗马军队包围了迦太基，这一次，迦太基人继续指望海上贸易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能够招募到足够的雇佣军，但危亡之际，面对以命相搏的罗马人，富裕而孱弱迦太基人还是失败了。没有了元老院的慷慨赴死，没有了平民的三军用命，迦太基繁花似锦注定还是要被“雨打风吹去”。
4 帝国时代
这一章将考察罗马帝国的萌芽阶段，历史的跨度从格拉古兄弟改革一直到凯撒和奥古斯都确立帝制。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罗马在战胜了迦太基之后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第二，独裁者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为什么又一次健步如飞？
4.1 民权和贵族权的分裂
大西庇阿在战胜不可一世的汉尼拔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留给了罗马人一笔宝贵的遗产：两个外孙，格拉古兄弟。
当罗马人取得了空前的军事成就之后，他们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分配战利品。迦太基，米奴底，西班牙，还有西西里岛，外加辽阔的地中海航道，这庞大的既得利益让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杰出的两大中坚阵营（平民和贵族）产生了矛盾。
在这一时期，元老院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利用继承权和执政优势地位拼命的侵占海外殖民地并大肆进行土地兼并，这实际上是侵夺了平民（包括退役士兵）作为胜利者的分配权。这时，格拉古兄弟登场了。保民官身份让这两兄弟的立场从元老院贵族转向了平民，他们显然察觉了这种分配制度的不公，并且代表民众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案。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核心内容就是两条：第一，平均地权，建议在迦太基等地区设立国有殖民地，并允许平民垦荒，同时承认平民垦荒后的土地所有权。第二，抑制兼并，为防止贵族寡头对土地资源的垄断，规定每位罗马公民不得侵占超过1000尤格的土地，超过部分国家收购，并重新分配给平民。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罗马的平民掌声雷动，两兄弟被奉若神明，在所有选举中连战连捷，这让原本为所欲为的元老院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贵族们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和迫害格拉古兄弟，最终，元老院撕下了伪装，残忍的杀害了两兄弟。
曾经在布诺战争中同生死、共命运的两股政治力量决裂了。民权和贵族权的分裂导致了，两个矢量指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当然，随着格拉古兄弟的陨殁，贵族权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民权，而二者合力最终指向了元老院的方向，但力道之弱，已是强弩之末了。
格拉古改革引发的民权和贵族权分裂此时已经让牵引帝国前进的合力消耗殆尽，但是罗马灾难还没有结束，在这一回合惨胜的贵族阶层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4.2 兵权吞噬元老院
格拉古改革失败导致了大量的自由民破产，这让罗马军队的募兵工作遇到了麻烦，平民已经落魄到无法采购自备的兵器（罗马的募兵制是要求应征的士兵自备武器的）所以，罗马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前往北非平叛，结果可想而知了。随着在米奴底战场上的连战连败，罗马元老院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整顿兵权了。
马略这时应运而生了，他用一种全新的手法重新配置了社会资源。既然大量农民破产，那么把这些无业游民直接以政府出资的形式（主要是购买兵器并发放军饷）征召入伍算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兵源问题，还捎带着肃清了无产者的骚乱。草根出生的马略也许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招偷梁换柱直接导致了一次权力的转移，即，在格拉古时期声势浩大的民权直接被转化为了此后纵横罗马权力场几十年的庞大兵权。为了保持军队的忠诚，马略随后又宣布赋予士兵殖民地垦荒权，这其实是将格拉古在平民世界里未完成的改革直接挪到了军界，当平民和土地这两项关键资源注入军队之后，兵权已经长成了一个足以傲视元老院的庞然大物。
当前文所说的贵族权和民权斗得两败俱伤之后，马略的剑出鞘了。日耳曼和朱古达两场战争，罗马人又一次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胜利。马略借此一跃而成为闪耀罗马的政治明星，他依仗兵权轻而易举的制服了元老院。事实就是这么残酷，马略操持下的兵权，在消化了本属于的平民阶层的社会资源之后又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元老院，一支独大的兵权此时又一次引导着罗马高歌猛进了。
最后再聊聊苏拉。很多历史学家将平民出身的马略和贵族出身的苏拉看成是两股对立政治力量的代表。将苏拉和马略的恩怨解读为元老院和平民的又一次对峙。其实，我们仔细考察苏拉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军人出身的武夫还是个小一号的马略，虽然出身迥异，但是，手握兵权，限制民权和贵族权的执政理念是一样的。苏拉的军事成功同样来自于赋予平民士兵以地权，苏拉对元老院的血腥屠杀一样体现了兵权对贵族权的吞噬。我唯一能够找出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缺乏政治抱负的马略可能是被兵权推向历史舞台的，他也许并不了解他个人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而清醒的苏拉在手握屠刀、将元老院的头颅架上断头台之后，随即又采取了类似于奥古斯都的那种以退为进，他维护了自己作为贵族后裔的体面。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不需要在细节里纠缠不清，苏拉和马略一样，依靠民权，壮大兵权，削弱元老院的贵族权利，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兵权这个最强大的矢量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挑战，贵族权向量和平民向量虽然还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之中，但是他们的合力几乎为零，这给兵权这股力量控制罗马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条件。
这一节的论证过程比较复杂，但是结论是比较明确的，民权和贵族权依旧在角力，浪费了部分的社会资源，但，兵权的异军突起已经打破了罗马的停滞不前。罗马在新力量的牵引下缓缓前行了，但我们再也看不到布诺战争时候那种三力合一（民权力，贵族权力，和兵权力）作用下的勃勃生机。这个被兵权绑架了的罗马变现得有点老态龙钟。
4.3 三力合一
民权和贵族权的对立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持续发酵，斯巴达克斯引领着角斗士奴隶将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推向了深渊。兵权则继续在这场骚乱中收获既得利益。三巨头，庞贝，克拉苏和凯撒在帝国诞生的前夕粉墨登场。
三巨头的共同特点是拥兵自重，而最终庞贝和凯撒的分道扬镳则标志着元老院已经无法继续充当兵权大佬的调停人。当凯撒的第十军团跨过卢比孔河，我们看到了那个曾经的罗马又回来了，军队来自于平民，百夫长来自于贵族（甚至来自于庞贝阵营的贵族子弟），亲民的凯撒以君权替代了元老院，罗马三股政治势力又一次团结在了一个方向。凯撒的突然来袭迫使庞贝带着元老院逃离罗马，他在东方组织了数目庞大的雇佣兵军团，但同为军事天才的庞贝却面临着和汉尼拔一样的困境：一方面，顾影自怜的元老院既不发动群众，也不服从执政官；另一方面，军中罗马人极少，在东方的雇佣军兵团又缺乏政治忠诚度。最终，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庞贝经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
凯撒依旧气定神闲。他一方面将兵权合二为一聚拢了更加庞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分裂和瓦解元老院阵营。凯撒在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实现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和谐统一，即，所谓的“民权，贵族权，兵权的三权合一”。凯撒进一步明确在马略时代适用于老兵的殖民地垦荒权同样适用于罗马平民，这相当于是原汁原味的完成了格拉古兄弟未竟的事业，民权最终放弃了对主流政治势力的敌对态度。为了操控民权，凯撒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同时收入囊中，这很快成为帝国独裁者的一项传统，从此君权和民权的结合有了法律的保证。反观元老院，庞贝客死埃及让贵族势力遭到重创，团结在凯撒周围的新贵族群体显然比老态龙钟的先辈们更加接地气，这些在高卢和日耳曼战场上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的百夫长们已经对旧体制下贵族的自私与贪婪表现出了厌恶，凯撒和那一群青年梦想家们走上了开创罗马帝国新纪元的复兴之路。
正当凯撒引领着重新整合后的三种力量要扬帆起航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垂死的元老院刺重新拾起了谋杀格拉古兄弟的刺刀，他们如法炮制，谋杀了凯撒，阴谋复辟。但历史没有关注手持利剑的布鲁图，在凯撒治下业已汇聚成洪流的三股政治力量此刻拥有了推到一切的惯性。当布鲁图在市民广场高呼“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的时候，平民和士兵给元老院献上了恐怖的宁静，贵族刽子手们这是才知道，在丧失了布诺战争时的那种慷慨赴死的气质以后，贵族已经无力追随政治舞台的聚光灯，凯撒的继承人很快就接管了权力真空，元老院的阴谋只为帝国迎来了一个更加坚定的君主制统治者：屋大维（即，称帝后的奥古斯都）。
屋大维在后三巨头时代经历了和凯撒类似的内战，当然，这一次内战，屋大维扮演了凯撒，安东尼扮演了庞贝。无声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在确保君权、民权与兵权方向一致的情况下，罗马人是战无不胜的。安东尼尽管在军事才能方面领先屋大维一个世纪，但雇佣军的唯利是图、罗马贵族的归心似箭、君权的左右摇摆（安东尼当时受惑于埃及艳后），这分崩离析的四大权力（兵权，贵族权，君权）最终让他重蹈了庞贝的覆辙。
屋大维在结束内战之后又小心谨慎的重拾了凯撒设计好的三力合一路线。这个长寿的统治者，一面安抚元老院患得患失的紧张情绪，一面以大刀阔斧政治改革的扩大君权的势力范围，并保证君权能够跨过元老院直接服务于平民。屋大维推辞了已经是囊中之物的皇冠，他谦逊的自称第一公民，这让元老院在失去权力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大权在握的良好感觉。屋大维则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兼任护民官，推行新土地政策，并加大了对中下层平民的粮食补贴。在行省方面，屋大维的手腕更加高妙，他将所有富裕的行省划归元老院，这让已经丧失雄心的老派贵族们心满意足的当起了太平宰相，但，不幸的是所有的赋予省份都没有战事，这等于剥夺了元老院的兵权，贵族元老们已经降格为了无所事事的税务官。同时，作为交换，他迅速掌握了所有边境行省的统治权，特别是西方的莱茵河、多瑙河沿线，北非的沙漠边缘，还有东方的帕提亚边境地区，这些战事连连的行省都是麻烦不断的贫困地区，元老院很乐意将这些行省的统治权委托给屋大维，但事实上，屋大维借此机会操控了庞大的军队，并以此为基础牢牢控制了兵权。
好了，新的三权合一形成了，君权取代元老会的贵族权成为了新的政治核心，护佑在君权两翼的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民权和以罗马市民为主体并且收入稳定也同样享有平等的殖民地拓荒权政策的大量罗马士兵。我一直认为从无序的民主到有序的独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事实上，罗马帝国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她注定要取得比元老院治下的共和国更加辉煌的成就。
4.4 被遗忘的神权
这个时期，罗马的神权还只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小玩家，当然，作为一代伟大的君王凯撒和屋大维没有给神权任何捣乱的机会和借口。
在多神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本土，从祭司职位起家的凯撒在其独裁统治期间一直兼任大祭司，保持了神权和君权的合二为一。屋大维接过凯撒的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凯撒的神杖，他一面半推半就的接任了大祭司，同时他还大动干戈的将养父凯撒也送进了万神殿，这进一步完善了凯撒的神权与君权结合的政治路线。同时，奥古斯都在死后也被毫无悬念的抬进了万神殿，此时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国王看成救世主了。神权与君权的方向性一致解决了两代君王的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还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神权地位问题，凯撒父子在收服遥远的亚历山大城的同时，取代了托勒密家族成为埃及人的新法老，对于温顺的东方人来说，承认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在亚历山大时期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信仰更迭，所以埃及行省又一次匍匐在罗马的君权之下。当埃及将尼罗河两岸丰富的农产品奉献给罗马神君以后，这笔财富发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凯撒和屋大维把埃及人的贡品变成了罗马炳坤人口的事业救济金，破产的自由民只需要向皇帝奉献一份预支的忠诚，可以领取立刻一笔不菲的粮食补贴，这就无疑加大了民权对君权的信任和依赖。
最后让我来回答一下本章开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罗马在战胜了迦太基之后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答：贵族和平民在战争利益的拔河竞赛中势均力敌，而兵权的贪婪和贵族权的内部分裂进一步加重了帝国的内耗，庞大的罗马走不动了。
第二，为什么独裁者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会又一次健步如飞？
答：君权取代了不合时宜的贵族权，并拉拢了民权和兵权两大势力，同时利用神权进一步加强了三权合一的统治结构，帝国在此强大的推动力之下启动新一轮的复兴大业。
5 五贤帝
罗马经过开国时期的短暂调整后很快就进入了贤君的世纪，这一百年里，五位风格各异的罗马皇帝用实践证明有礼有节的集权要胜于一拥而上的民主。当然，我依旧用自己的方法论来解读这一段花团锦簇的全盛时期，我的问题依旧集中在两点。第一，五贤帝开创的安敦尼王朝为会享有如此长期的繁荣？第二，维持帝国百年繁荣的因素为何不能让帝国长盛不衰？
5.1 兵权反哺民权
我们知道马略和凯撒一路走来，在军事上致胜的法宝就是以公民权巩固兵权，他们让退役的老兵获得丰厚的殖民地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这个政策吸引了很多在贵族势力的重压下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转而参军，并且通过参军这个途径又重新收获了土地，开始了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有了土地，军队有了兵源，而罗马则收获了更多的土地税收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
但是，到了奥古斯都时代，马略兵制的改革的红利走到了尽头。大量的罗马平民现在已经有了土地，稳定而富足生活让土地上的农民不愿意再为遥远的帝国边疆战事抛头颅洒热血。民权和兵权的背离倾向可能会再一次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大概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晚期（或者提比略统治早期）开始，一条兵权反哺公民权的新政策又为帝国提供了延续百年的新的改革红利。
在新的军事编制中，罗马的常备军有30万人，其中，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主力部队15万人，行省公民组成的辅兵部队15万人。有罗马公民权的主兵部队在服役20年后光荣退伍，可获得补偿金和田地；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辅兵部队在服役25年之后，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一条政策保证了尽忠职守的行省老兵可以在退役后成为罗马公民，我将这个政策命名为“兵权反哺民权”。
这很好理解，在罗马公民的参军热情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安定越来越趋于冷淡时，罗马军队找到了新的征兵来源——行省。当行省的辅兵服役满25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罗马市民，这些新市民依旧驻留在战事频发的边界各行省，而这些新生代罗马市民的后代又将成为新的主力部队兵源（只有罗马公民才可以入伍成为主兵），并且享受20年服役后获得金钱和土地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虽然不是五贤帝的创举，但是五贤帝却有幸在这个政策红利效应最显著的时候执掌了帝国的兵权。其实，我们看到五贤帝之中的图拉真和哈德良都出生于西班牙行省，其祖先正是藉由此项政策获得罗马公民权，两位皇帝本身这个“兵权反哺民权”政策的受益人。由此可见，这项“由军转民”的新政策的确为罗马补充了优秀的人才。
我将这一时期的军事胜利的原因都归功于兵权民权重新合二为一，特别是“行省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的达基亚战争和安息战争两场重要的胜利，以及哈德良在不列颠和日耳曼取得的防御性军事成就，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凯撒”式的军事天才，他们只是凭借“以君权反哺民权”所造成的巨大军事优势开创了意料之中的太平盛世。
5.2 涅尔瓦的君权危机
五贤帝中唯一没有军方背景的皇帝就是涅尔瓦，他即位后不久就经历了一次君权的危机。在公元97年，10月，对前任皇帝图密善念念不忘的近卫军竟然将涅尔瓦软禁在宫中，逼迫皇帝交出刺杀图密善的凶手；被兵权扼住咽喉的涅尔瓦最终无奈的交出了巴尔特尼乌斯。其实，禁卫军或者边防军威胁王权甚至拥兵自立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辈子不知疲倦的为中小农户制定惠民政策的涅尔瓦预感到君权已经受到了兵权的现实压力，军人的权力似乎又一次要超越君权，形成与君权的反向矢量。
但老迈的涅尔瓦还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随即收养了日耳曼军团长官图拉真作为自己的养子，任命其为护民官，并让图拉真出任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我们看到这位眼看就要在兵权漩涡中跌倒的老人选择了一个足以开创新局面的继承人。图拉真和无数帝国前辈一样，既出任了代表民权的护民官职务，又掌握了罗马的绝对兵权，决定帝国命运的两大权力刹那间又合二为一了。这是涅尔瓦的救赎，也为五贤帝的设计了面向未来的君权路线图。
从图拉真到哈德良再到两安东尼，我们看到，四位皇帝是清一色的军人出身，他们未登帝位之前就是有着赫赫战功，登上帝位之后更是相继成为亲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一代雄主。其中图拉真和马克奥勒留都甚至是是死在行军帐中的。我们欣慰的看到，兵权威胁君权的涅尔瓦危机在之后的一百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五贤帝的后四位都是无一例外的军事爱好者，并拥有浓厚的军方背景和良好的军事素养，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的兵权威胁君权的危机，但同时也催生了推动帝国达到鼎盛的两股强大的合力（兵权与君权的合力）。
5.3 贵族的变迁
在哈德良时期我们看到了两个有趣的转变，这两个不可逆的转变将决定元老院未来的命运。
在君主制初期，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在中枢机构豢养了一大批奴隶和自由奴，他们辅助皇帝处理朝政，以皇帝管家的身份操纵着国家的权力机关，这虽然巩固了皇权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控制，但是一样削弱了贵族参政的热情，毕竟，与奴隶同朝为官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从哈德良时代开始，“奴隶满中枢”的局面得到了控制，一心倾慕希腊哲学的哈德良皇帝引入了大批有知识的年轻贵族和骑士进入国家机关，并且，为了兼顾行省贵族的权益，他邀请了各地的奴隶主进入政府，这极大地激发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新兴贵族阶层（包括骑士和行省奴隶主）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这些新晋贵族和骑士大多不是世袭的传统贵族，而是来自于富裕的平民阶层或者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哈德良实际上是培植了新的贵族势力，以填补奴隶退出朝政的权力真空。简而言之，新贵族没有充实元老院，而是变成了皇帝的私人智囊团。
哈德良并不是一个舍得分享君权的利他主义者。公元130年，哈德良委任著名的法学家萨尔维乌斯·尤利安努斯把以前行政长官的一切敕令汇编成册，批准为“永久敕令”。永久敕令又称“尤利安努斯”敕令，这部法令改变了罗马的立法原则，他剥夺了“平民议会”和元老院对法律的立法和修改权，规定了有且只有皇帝（当时还成为第一公民）才能对罗马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帝国上下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君权即法律”的行政原则，贵族和元老院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代表民意来参与国家的立法和修宪了。这是对元老院权力的一次重大削弱。
哈德良敕令只是五贤帝一系列转移贵族权力措施的一个缩影。这两个转变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君权号召了新的贵族势力拱卫中枢。第二，传统贵族的权力进一步削弱，再无力恢复共和国时期的那种权势了。
5.4 野性难驯的犹太教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各种政治力量齐心合力开创盛世的五贤帝时期还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逆君权而动的话，那么，能找到的唯一的反例就是三次犹太战争了。
从韦斯巴芗到哈德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连三次以宗教名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犹太教的封闭与排他在那个多神教的大时代背景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犹太人当时的信仰包括：不崇拜罗马众神，不承认罗马皇帝的神君地位，以及割除包皮，等。这都为主流的罗马以及希腊等行省的民众所不齿。几次犹太战争的发端各不相同，但究其本质都是犹太的地方神权背离主流神权，而兼任国家大祭司的罗马皇帝此时正操控着罗马主流神权，也就是说犹太教徒其实是在对抗皇权。
三次大战，近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耶路撒冷被一次又一次毫无悬念的攻破，可能连哈德良本人都觉得这样力量悬殊的较量缺乏现实意义，但让人烦恼的是，犹太教的神权已经控制了犹太民权，除非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战争就不会结束。
信仰希腊哲学，悲天悯人的哈德良罕见的批准了针对犹太教徒的大屠杀，犹太战争的胜利维持了五贤帝的神权大一统的局面不被破坏，但，这也开启了下一轮基督教神权争夺战的序幕。我们在三次犹太战争中看到，封闭的一神教教徒将部分属地的贵族权、民权以及神权统一起来，造成的杀伤力惊人。犹太教徒悲壮的生死相搏，一方面给基督徒腾出了信仰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启迪了基督徒日后用更加迂回和克制的手段来进行报复。
最后，我继续来回答开头的两个问题。
第一，五贤帝开创的安敦尼王朝为何有如此长期的繁荣？
答：兵权和民权的新的统一，加上君权对旧贵族权力的瓦解和对新贵族权力的团结，这四个矢量戮力同心，最终将罗马帝国推向了鼎盛。
第二，维持这些帝国繁荣的因素为何不能让帝国长盛不衰？
答：五贤帝的盛世充满了偶然，很多因素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比如：兵权反哺民权的红利终有穷尽的一天；皇帝的崇武倾向导致了君权和兵权的刀剑合璧，这个趋势存在着因人而异的变数；最后，犹太教徒的反叛已经预示着神权的壮大可能给帝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6 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领衔的四帝共治是帝国在危急存亡时刻的自救之举，这个举措让罗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但帝国的衰亡已经无可避免。从这一章开始，罗马帝国开国的政治天才创造的新制度红利将消耗殆尽，民权，君权，贵族权，兵权和神权开始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各行其是，灾难深重的罗马帝国饱受内乱之苦。这一章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四帝共治前后这一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何会由盛转衰？第二，戴克里先的制度救赎为什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6.1 兵源的二次枯竭
在五贤帝之后，帝国深受昏君与暴君统治之苦，卡拉卡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我无意纠缠于这个登徒子的各种执政荒诞，我觉得卡拉卡拉对帝国最致命的一击是《安扥尼努斯敕令》。为了提高对行省民的征税标准，卡拉卡拉宣布所有行省的公民即为罗马公民，并以罗马公民的标准征税。这一敕令不但没有如设想的那样扩大税源（由于行省平民的抵制），反而破坏了五贤帝时期行省区域内“以兵权反哺民权”的基础。原因很简单，既然行省的平民都被宣布为罗马公民了，那么谁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从军，以此换取罗马公民权呢？兵权一夜之间被釜底抽薪了，民权和兵权分离了。兵源的危机第二次袭击罗马，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如马略或者奥古斯都执政时期那种高水准的制度创新，兵权被削弱，帝国的皇帝束手无策，蛮族如潮水般入侵，帝国的边界形同虚设。
卡拉卡拉是压死兵权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罗马帝国步履沉重的根源并不是卡拉卡拉。我们看到，“兵权反哺民权”的制度推出已经200年了，五贤帝那坐享其成的一百年已经把改革的红利挥霍一空，到戴克里先时期，即便是没有《安扥尼努斯敕令》，罗马公民权能够吸引的行省平民也已经非常有限。太平盛世已经把罗马人的慵懒和安逸传染到了行省，大量的行省平民已经藉由从军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其子孙再次从军又会获得土地和补偿金，这已经他们足够安身立命了。行省人经历了和罗马人一样的轮回，他们也认为可以刀枪入、安享太平了。
戴克里先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边境信马由缰的时候，他知道，兵权的危机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另辟蹊径，解决帝国的军事问题。
6.2 分而治之
戴克里先虽然不是马略和奥古斯都这样的战略大师，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战术上有所创新，以挽回危局。这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拿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分而治之”。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下这个“分而治之”方案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
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任命他的副将马克西米安守备帝国的西部，而他移师东部行省，接着，他又任命了两位副帝，加莱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此人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分别协防帝国的东西两线。这样，四帝共治的局面就形成了。当辽阔的帝国疆域受制于4位皇帝的时候，我们看到，军事行动的效率提高了，有限的兵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调动，而且，皇帝亲临一线指挥赋予了罗马军队更多的机动性，就在这个时期，骑兵的地位逐步超越步兵，成为对抗以机动著称的蛮族部队的最核心力量。戴克里先的这一招其实是以加强的君权来控制衰落的兵权，既然士兵的整体水平下降，那么就让皇帝深入一线，以高超的技战术水平来弥补军事实力上的缺陷，这是一剂猛药，四帝共治的效果立竿见影，君权的确暂时恢复了帝国的尊严。
四帝共治虽然扭转了各个分战场上的不利战局，但这个药方却治标不治本。戴克里先不是天才的政治家，其实兵源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戴克里先时代，帝国的边防其实也是形同虚设，像哈德良长城和图拉真边墙那样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自信早已荡然无存，戴克里先的骑兵是等到蛮族入侵之后才开始组织反击，而且，由于没有绝对的兵力优势，罗马军队往往采取“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战术，也就是说，要等到满足军队抢够了，拖着辎重车马行动不便，帝国的军队才设伏于归途，这虽然保证了攻击的成功率却让帝国的平民饱受掠夺之苦。这导致大量的平民不在信任皇帝，他们普遍有了自我怀疑的末世情结，这让基督教有机可乘。戴克里先时代的民权已经逐步偏离君权，走向神权了。
四帝共治的另一个长远的影响就是君权的分裂。而在帝国时代的罗马，君权的分裂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罗马最终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始作俑者就是戴克里先。我们看到，戴克里先当政时，四帝所掌的君权还是基本保持着一致性的，帝国对蛮族的军事胜利就是证明。但，解甲归田的戴克里先很快就尝到了君权分裂带来的苦果，四个人的集权已经不能称之为集权，相互倾轧和内部纷争又开始吞噬君权，君权在是个方向上的各奔东西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迷失，而这个乱象将伴随帝国终老。
6.3 挣扎的神权
罗马帝国在与犹太教的斗法中已经赢了三个回合，所以戴克里在面对新兴的基督教时，依旧自信满满。和哈德良一样，戴克里先也意识到了，偏执的宗教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投入到神权的怀抱，这是对君权的一种潜在威胁。一心要做圣君戴克里先决心效仿哈德良，他对基督徒举起了屠刀。
出于一贯的谨慎作风，戴克里先首先勒令基督徒推出军队，这一招确保了兵权效忠于君权，他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紧接着，他使出了杀手锏，所有基督徒要么选择放弃信仰，要么选择死刑，君权把神权逼到了悬崖边上。戴克里先没有取得哈德良式的胜利，宗教迫害的鬼头刀下虽然有几个跪地求饶的软骨头，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长串清单，上面书写满了舍生忘死的圣徒的名字，他们事迹被基督徒广为传颂，成为教众的楷模。到后来，被戴克里先以宗教名义扑杀竟然成了基督徒跨入神坛的捷径，很多人引颈但求一死，以此来换取死后的荣光。戴克里先可能没有想到，面对百倍于哈德良时代的狂热信徒，屠杀已经难以奏效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神权的追随者队伍一下子变得如此庞大呢？其实问题还在于戴克里先时代的军事政策。缺乏兵源补充的军队在四帝的领导下勉力支撑着局面，但是，处处落后一步的被动防御造成了平民的极大灾难，蛮族的大肆掠夺已经让老百姓对君权逐渐失去了对罗马帝国守护神的信仰，基督教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失望情绪，宣传全新的救世主理论，不断壮大的神权由此从国家政治的幕后走向了前台。
哈德良时期的安定和繁荣让帝国的百姓乐意尊奉皇帝为神君，而戴克里先的屠刀已经挽回不了民众渐行渐远的宗教信仰，神权与君权的分离是迟早的事情。戴克里先的对基督教的迫害是君权最后的狂欢，从此以后，罗马皇帝再也无力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了，神权从此由守转攻，形成了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左右帝国的命运。
6.4 元老院的没落
最后谈谈已经淡出我们视线很久的元老院。在帝国时代已经式微的元老院最终退出舞台的标志是文武官员分离法案。在限制了元老院文官无法进入军队任职以后，贵族权和兵权彻底分离了，而在硝烟弥漫的帝国中后期，失去了兵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舞台，元老院谢幕了。
最后，我来回答开始的两个问题。
第一，四帝共治前后这一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何会由盛转衰？
帝国的改革进程停滞了，围绕着兵源问题，罗马的几代雄主都曾经提出过战略性的改革方案，并带来长期繁荣的局面。但，创新的红利止步于五贤帝时代。兵权不振，导致蛮族入侵，平民因得不到救助而逐渐怀疑君权，神权起而争夺民众信仰，帝国的4股主要政治力量正在自相残杀。
第二，戴克里先的救赎为什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四帝共治其实是饮鸩止渴，短期来看君权一分为四提振了兵权，蛮族入侵得到遏制，但是最终分裂的君权造成了一些列麻烦将帝国带入了病入膏肓的癌症晚期。
7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明知罗马帝国已经无药可救的情况下还是给这个衰老的病人下了两剂猛药，一剂是迁都拜占庭，一剂是信奉基督教。很多人就这两件事批评君士坦丁，说他分裂了帝国，并且，导致了最终基督徒接管了国家政权。我来谈谈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7.1 迁都拜占庭
罗马城斗兽场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已经淹没了平民的良知和元老院贵族的骄傲，西部帝国已然一盘散沙。连年的蛮族入侵已经剥夺了平民对罗马当政者的最后一点信任，失却兵权的元老院贵族们则早就蜕变成了装点门面的花瓶。民权，君权，贵族权和兵权在西部帝国都已经失控了。
反观帝国的东部，由于邻国波斯本身的繁荣和稳定，亚美尼亚边境在和平协议的作用下相对太平。另外，东部平民普遍信仰基督教，克制和简朴的宗教教义约束了东部省民的享乐主义。君士坦丁在收回了西部帝国的分治权之后，又在东部重建了一个元老院，当然，依旧是花瓶，好处是，东西元老院分庭抗礼可以进一步的瓦解贵族的权力，这就使得君权进一步集中。
离开腐烂的核心地带，找个边地另起炉灶，这是期初其实是君士坦丁大帝迫不得已的选择。
从军事的角度看，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相对罗马城而言地形更加险要、易守难攻。这座坐落在欧亚交界处的庞然大物在建成后的一千多年竟然从未被攻破，我们不得不佩服君士坦丁大帝的眼光。所以，很多人批评君士坦丁的迁都导致了帝国的分裂，而事实却是：这一次迁都，将罗马帝国的灭亡延后了800年。
7.2 信奉基督教
迁都以后，基督教终于登场了，从此君士坦丁时代往后，神权主宰了历史舞台，君权，民权，贵族权和兵权则逐渐沦为这个舞台上的配角和龙套。
对比多神教及其前身希腊哲学，基督教的确有她面目可憎的一面。这个起源于奴隶阶层的平民宗教，自从他一出生就注定缺乏科学的精神和宽容的胸怀。在造神运动初期，基督徒疯狂的夸张各种圣徒和神迹，将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也是情非得已，因为耶路撒冷的底层民众只吃这一套。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基督教对于异教徒（不信仰基督教的其他教徒被统称为异教徒）和异端教派（简单的说，信仰基督教但是却不承认三位一体学说的基督徒成为异端教派，我这里就不再做进一步形而上学的解释了，基督教本身纠缠不清的概念性无聊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其所以然）的野蛮屠杀和暴力镇压，这充分显示了这个原生于奴隶群体的宗教的本质就是无知与血腥，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放羊的老头无论在精神层面还在知识层面都无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相媲美，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定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是历史的倒退。
但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从未倒退过。
早在迁都之前，君士坦丁就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君权的陨落既成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指望朱庇特诸神，也不再相信开国以来的历代神君。当庞大的平民集团失去了精神寄托和前进的动力，民权力就停止了与君权齐头并进的动力。站在此时的帝国之巅，君士坦丁俯瞰众生，他看到：绝大多数罗马平民虽然名义上仍旧是多神教教徒，但已经不在持有任何信仰，迷失的罗马市民甚至开始崇拜斗兽场里驾驶战车的奴隶，并因此引起过斗兽场粉丝团械斗（时称“蓝绿之争”下文还将谈到）。眉头紧锁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基督徒的身上，虽然这个群体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人数也不是很多，信众层次也不是很高，但是在那个大难临头、人人自危的时刻，只有基督徒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标准。基督徒的朴素信仰孕育了勤勉，互助，节俭，服从等一系列美德，他们是有点自我陶醉式的神经质，但是，相对于多神教徒的垂头丧气或醉生梦死，基督徒算得上是君士坦丁手上唯一的好牌了。
君士坦丁想，既然君权已然是昨日黄花，那么何不孤注一掷，将君权和神权合力一处，借助基督教的力量重整君权呢？
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笼络基督徒，并在罗马帝国全境卖力推广基督教。原本已经丧失神学信仰，并且也对帝国皇帝失去信心的普通民众忽然间又找到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新理由：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行将崩溃的大背景下，基督教的末世学说，救赎理论和无偿奉献精神都是最畅销的“大力丸”，也许这些街头补药终究不能让民众强身健体，但是，这些安慰剂价码不高，人人触手可及，无益也无害，君士坦丁的新药很快就销售一空。
君士坦丁的背水一战看来是成功了，他本人在死后也化身为基督教的一个圣徒，被信众请上了神坛，君权和神权终于“在一起”了。与此同时，民权与兵权又重新集结在手持十字架的君王身畔，帝国眼看着就又一次重获生机。我之所以敬佩君士坦丁大帝，还是由于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政治智慧。在他的宣传下，帝国上上下下都以信仰基督教为荣，但，君士坦丁本人却不动声色，很难想象这位看似狂热的宗教分子直到临死前一刻才接受洗礼。君士坦丁大帝知道，一个君王，是要借助于宗教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不是让一种宗教借助君王来统治这个国家。
拜占庭的大幕徐徐开启，君士坦丁大帝这第一幕唱的不卑不亢，君权依旧是罗马帝国的主宰，神权只是君权借以重生的工具，并且在这一出“借尸还魂”的剧目中，君权整合下的神权、民权和兵权又一次唱响了帝国在合力作用下勇往直前的号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君士坦丁治下，帝国回光返照的兴盛了起来。
如果日后每一位罗马君王都保持君士坦丁的这种睿智，保持以中立的身份登临帝位，以此来确保其执政期间神权无法控制君主；然后，在死前接受洗礼，以确保其死后登上神坛，那么，神权就很难越过君权直接作用于民权和兵权。可惜，在宗教洪流中保持清新的皇帝只有君士坦丁一人而已，在拜占庭的朝廷里，神权很快就会反客为主，她把君权掀翻在地，并最终取而代之。
8 狄奥多西
很多人误认为狄奥多西大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差不多，他们都对基督教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忱，在古罗马史上他们两位都是基督徒最坚定的守护者和鼎鼎大名赞助人。但我觉得二人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君主和宗教的关系上，二人的地位可谓天渊之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接受洗礼的君士坦丁一直是宗教的家长和主任，而早早皈依基督的狄奥多西更像一位循规蹈矩的守门人和兢兢业业的老奴仆。
狄奥多西也和君士坦丁一样，镇压异教徒，排斥异端。在380年2月狄奥多西颁布了一道历史性的诏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国教，其他一切宗教皆被宣判为违法。他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公开活动，甚至停掉了据说是奉献给异教诸神的奥运会。狄奥多西是压死异教徒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是狄奥多西成就了基督教。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罗马帝国的后半段历史，不难发现：其实，维护异教徒权益的皇帝要远远多于维护基督徒的皇帝。戴克里先和尤利安镇压基督教的残忍手段比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镇压异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君权意志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基督徒的忠诚与热情明显要强于异教徒。我们看到异教徒轻易叛教，而基督徒排队求死并且以被虐死而成为圣徒为最大荣耀。其实，罗马帝国的皇帝到了狄奥多西时代已经看清楚了民权的走向，绝大多数平民离开君权和罗马神权的庇护，并皈依基督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时此刻，一个奢望继续操纵民权的君主除了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已经别无他途了。很多历史学家将基督教看成是罗马帝国的掘墓人，他们认为是归隐的僧侣和求死的圣徒最终埋葬了伟大的帝国。但是从狄奥多西的故事里我看到的是君权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和基督教的“似曾相识燕归来”，要实现帝国初期凯撒和奥古斯都以及五贤帝的那种民权、君权合二为一，末日帝国的罗马皇帝只有借助已经吞噬了民权的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俘虏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基督教又一次让皇帝有了重新执掌帝国的机会，并让君权在帝国的自救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是延缓了帝国的灭亡，而不是加速这个过程。
基督教在这个阶段是高于皇权的。比如，在公元390年的德撒洛尼屠杀事件中，当狄奥多西屠杀三千名斗兽场上的观众时，圣盎博罗削主教竟然强硬的要求狄奥多西忏悔自己的罪过。在那个漫天风雪的圣诞夜，教友们看到了贵为皇帝之尊的狄奥多西脱去了紫袍，穿上了忏悔者的麻布衣服，杂在一般教友中，跪在巨大的十字架前，参与了一场普通的弥撒。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在宗教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海里，皇权只是一叶“任凭雨打风吹去”的扁舟，是基督教势力的狂涛大浪指引了帝国的命运，皇权作为形式上的帝国舵手已然失去了操控作用。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到基督教类似中国儒教的那种悲天悯人。当皇帝举起屠刀意欲肆意妄为的时候，神权的确伸张了民意，给君权施以去恶从善的正向影响，这也是君权回归民权的积极方面。其实，在帝国缔造之初，凯撒、奥古斯都曾经不藉由神权，而直接用君权作用于民权，并以此击退元老院的反扑，稳固了帝国的统治基础，让帝制走向繁荣的顶点。而今，君权式微，神权取而代之，神权在一口吞下民权之后，又逼迫君权俯身迁就民权，这就是狄奥多西时期帝国的政治现状。
9 帝国末日
狄奥多西是罗马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这之后，帝国在山河破碎中走向了灭亡，而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末日帝国必然灭亡的原因。
9.1 兵权与民权的分离
正如前所述，兵权反哺民权政策引领下的行省士兵投入帝国军队的第二次兵源浪潮最终在戴克里先时代之初就已经面临衰竭，四帝共治虽然暂时以加强的君权缓解了兵权的羸弱，但兵源并为解决，最终，帝国那些愚蠢的末代君王们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以蛮族补充兵源。这个政策最终导致了罗马兵权与民权的彻底分离，并且最终导致两股力量走向了对立。
帝国尾声中第一个著名武将斯提里科本身就是有汪达尔血统的蛮族，但他还是对皇权保持了罗马式的忠诚。斯提里科一生的对手是另一个西哥特蛮族，阿拉里克。我们看到帝国的攻防战已经变成了蛮族的试炼场，罗马公民已经退出了军事舞台，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代领这西班牙和高卢蛮族班底在意大利国土上孤军奋战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终于，罗马帝国也步入了一如迦太基王国曾经走过的那条不归路。罗马的军队在500年前失去了慷慨赴死的元老院，现在又失去了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的帝国的平民，两军阵前刀兵相向的两列方阵竟然都站满了蛮族士兵。所以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了，帝国只能祈求斯提里科一如既往的忠诚，或者阿拉里克幡然醒悟的倒戈。历史还是给了罗马的兵权以侥幸求生的机会，斯提里科的百战百胜遏制了蛮族野心，而阿拉里克在攻破罗马城之后受困于宗教，最终致使其后裔选择做罗马的拱卫者而不是掘墓人。但蛮族已经不可避免的充斥了罗马兵权的方方面面。
这时，从整个帝国的表现上看，民权队伍依旧庞大，但是苟且偷生的民权凝固了，民权不再是兵权的赞助商，所以罗马的民权和兵权分离了。走投无路的蛮族，要么投入对立的蛮族侵略军，要么成为帝国的守护者，他们再一次填满了兵源匮乏的罗马军队。蛮族的勇士，在优秀的军事首领的领导下，接受了先进的军事理念，学会了复杂的工程机械，然后，他们理所当然的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但这个力量已经不再服从罗马传统意义的民权的支配，蛮族的兵权矢量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更多时候是指向帝国民权和君权的反方向，这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9.2 神权的两个世界
基督教的和风细雨不仅仅滋润了罗马帝国的臣民也同样打湿了北非的沙漠、莱茵河北岸的黑森林并越过了遥远的哈德良边墙传向了荒凉的高地。基督教神权在蛮族地区的迅速传播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出乎罗马人意料的正面影响。
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蛮族内部的君权，民权和兵权的现状与罗马帝国有着两点本质的区别。第一，蛮族首领和围绕在首领身边的贵族都是来自于平民，他们非常贴近基层，君权与民权绝不会有罗马帝国末期的那种割裂。第二，蛮族整体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远道而来的匈奴人挤压了蛮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罗马人通过吸收蛮族士兵参军在拼命组织力量自保，这个状态下，蛮族的君权、兵权合二为一，为生存而战。我们看到神权进入蛮族的世界之后并没有获得在罗马帝国内部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绝对优势。
汪达尔人接受了阿里乌教派教义（在这里我就不将基督教在尼西亚会议之后的各种内部派系矛盾展开了，如果我们观察的对象是整体的神权，那么基督教教义上的吹毛求疵并无助于我们抽象而概括的思考宏观的历史问题。）。这次改宗既没有影响民众参军的热情（照理说基督教可以让蛮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没有瓦解民权和兵权对国王的与信任（这种信任度的瓦解在罗马的世界里已经司空见惯），相反，基督的异端教义将蛮族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一起，面对三位一体正统教派统治下的阿非利加，具备了宗教信仰的汪达尔人以同仇敌忾的巨大勇气，在以异端驱逐正统的宗教名义号召之下，轻而易举的将罗马名将Bonifacius赶出迦太基，取得了阿兰王朝（蛮族汪达尔人的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哥特人是另一个例子，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和汪达尔一样，西哥特人笃信基督教异端）的渗透也没有捆住这个野心勃勃的蛮族的手脚。在亚拉里克率领着屡败屡战的西哥特勇士最终取得了对西罗马帝国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基督教也没有侵蚀到这些蛮族强健的肌体，只是僧侣那种天然的悲天悯人让亚拉里克的后裔放下了屠刀，减少了杀戮，并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盟友，为这个弱不禁风的巨人守卫高卢门户。而西哥特人最终由仆而主，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哥特人成为了西罗马帝国的主人，并开创了政治清明的狄奥多里克时代。我们看到，对于蛮族哥特来说，基督教倒更像一剂强身健体的补药，而不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
当众多历史学家将罗马帝国的没落归咎于基督教的大行其道时，我看到的同样的基督教神权力量在将蛮族推上鼎盛。我的结论很简单，神权是一柄威力巨大的剑，他可以杀人，也可以自杀。内部力量协调统一的蛮族，将这柄剑舞的虎虎生风；而君权、民权、兵权已经分崩离析的罗马拥有了这柄利器则是为求死不得的帝国找到了速死的捷径。一个神权，却造就了冰火两重天的两个世界。
9.3 蛮族跨过卢比孔河
从上一节我们已经看出，一方面，神权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另一方面，神权又成就了蛮族的壮举。哥特人终于踏上了凯撒征服罗马之路，跨过了卢比孔河。
曾几何时，雅典人称斯巴达人为蛮族，而最终斯巴达人征服了雅典；曾几何时，希腊城邦称马其顿为蛮族，而最终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世界；曾几何时，迦太基人称罗马为蛮族，而最终西庇阿攻破了迦太基城；而如今，罗马称日耳曼人，高卢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为蛮族。但是，从蛮族的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蛮族具有罗马帝国在萌芽期所拥有的一切：君主的能征惯战，贵族的慷慨赴死，士兵的奋不顾身，平民的勤劳朴实。蛮族度过一条河可以丧失数百十条任命，而整个部队甚至不及掩埋尸体就慨然上路。而贪图享乐的罗马人据说已经无法身披祖先那种沉重的铠甲上战场，罗马方阵由重步兵退化为了轻步兵，战斗力还不及帝国初期的行省辅兵。
罗马这个庞大身躯里最有决定性力量的民权已经从根本上腐烂了，斗兽场里人声鼎沸，角斗士和马拉赛车表演场场爆满，平民宁可在冒险淘金的航道上被海盗斩首也不愿为国家的利益交出自己的儿子参加帝国的军队。宗教拯救了一些罗马人，但是却把更多的罗马人变成了逃避现实的隐士和丧心病狂的圣徒，帝国的宗教势力圈养了大批既不劳动又不战斗的沽名钓誉者，他们终日以不知所云的祷告来祈求神权的护佑。
神权最终也抛弃了罗马，因为，现实世界里，信仰基督教的蛮族要比罗马人更加务实。蛮族在不断的打胜仗，而基督教的野心只是主宰这个世界，他们并不关心是骑在谁的肩膀上最终实现这个也行。基督教也意识到，选择让垂头丧气的罗马人鼓舞起来再次战斗显然是太费事了，于是，拈轻怕重的基督徒选择直接超度这个世界的强者，蛮族信教是一条捷径。我们是看到过罗马和米兰的大主教只身涉险，说服蛮族以掠夺替代屠杀，让帝国的平民少受痛苦。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基督徒偷开城门，暗杀守备，献出城池，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蛮族首领要唯基督教马首是瞻。显然基督教只关心统治权，所以他们黑白通吃。
蛮族边缘化的时代结束了，在神权这盏聚光灯下的照耀下，黑森林里的野蛮人来到了舞台的中央，罗马人沦为了配角和龙套。
9.4 君权的余晖
如果说在罗马衰亡的奄奄黄昏中还有一个背影值得我们怀念的话，那就是查士丁尼一世，他在帝国最后岁月里的振臂一呼，迎来了帝国最后一个拉丁式的辉煌，而这辉煌终究还是转瞬即逝，君权的余晖从此不再。
查士丁尼是个和君士坦丁一样知所进退的人物，他已经洞悉了这个帝国的现状。刚即位不久的查士丁尼就经历了几乎推翻其统治的尼卡大暴动。这一事让这位雄心大志的罗马末代皇帝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民权已死。
蓝绿两党（角斗士赛车手的两个粉丝团）在公元532年发生了争执，这次极具娱乐性的闹剧最终发展成为全城参与的大暴动，查士丁尼差点就要逃亡安条克。粉丝械斗以至于举国动荡，这是民权末日的先兆。从狄奥多西到查士丁尼，我们看到太多角斗场的嬉笑怒骂都以民意的冠冕登上了历史舞台，罗马帝国的民权已经离开了政治板块，飞速的滑向娱乐化的边缘。基层民意的分裂、涣散、对峙、内斗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查士丁尼仰天长叹、悲从中来，他思之再三，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拯救这个帝国的道路只有一条：走向神权。
查士丁尼废除了执政官，这一去拉丁化的政治举措，将罗马帝国皇帝从一个平民阶层的父亲变成了基督教神灵的儿子。君权义无反顾的脱离民权（其实民权已死，谈不上什么脱离了），投入了神权的怀抱。此后，查士丁尼以难以想象的宗教热情，试图调和基督教正统派和异端之间的矛盾，并在调停失败的情况下转变为了三位一体派的忠实捍卫者，并以此来维护神权的统一，避免神权衍生出如民权一样的分裂。其实看看那让人叹为观止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我们就应该明白，查士丁尼对神权的慷慨大方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信仰，他将神权看成了自己事业的救命稻草和帝国的精神寄托。
帝国在神权的襄助下展现出了垂死挣扎的生命力。帝国的最后一名重量级的武将贝利萨留带着为数不多的东罗马帝国士兵，先从汪达尔人的手中夺回了阿非利加，随后又光复了哥特人控制下的亚平宁半岛。值得一提的罗马城争夺战，这场旷日持久，七进七出，绵延二十年的拉锯战最终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的贵族阶层，那曾经光荣的罗马元老院，终于灰飞烟灭，这是旧式贵族权的葬礼，当然，这也同时是基督教神权的施洗礼。
我觉得贝利萨留的两万兵力并不足以决定西部帝国的命运，神权的号召力才是东罗马帝国凯旋的制胜法宝。正统三位一体教派迫于竞争的压力，号召起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抗蛮族异端，包括鼓励笃信基督的平民教徒从军，策反蛮族异端教区的信众重投拜占庭的怀抱（汪达尔内部的撒丁岛叛乱就是源自教派纷争，而这场叛乱帮助贝利萨留得以平安在阿非利加登陆），以及制造神迹怂恿或威胁无知的蛮族异教徒（在两场战争中蛮族王室要员的改宗是战争的胜负手）。神权的光芒已经掩盖了兵权的虚弱，这不是一代亘古名将的扭转乾坤，而是“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正统基督教神权造就了帝国如起死回生般的“一枝红杏出墙来”。
即便是我们认定查士丁尼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博得“大帝”称号的有为之君，我们也不得不将此时的君权摆上基督教的洗礼台。看看这个破碎的帝国吧，所谓民权，只剩下尼卡大暴动的万劫不复；所谓兵权，只剩下贝利萨留麾下的两万偏师；所谓贵族权，只剩下人去楼空的罗马元老院和在斗兽场里狼奔豕突的拜占庭贵族。查士丁尼时代君权的余晖注定要谢幕在基督教神权的满天星斗之下。
10 答案
展现一段荡气回肠、如泣如歌的罗马史并不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是要从这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找寻罗马帝国兴衰的规律，并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来归纳这一千多年的冗长与拖沓。我回到本文的标题“决定古罗马函数的五个矢量”，我就从“民权”、“贵族权”、“兵权”、“君权”、“神权”这五个矢量的方向性和作用力来简要分析罗马兴衰的原因。
罗马在城邦时代的兴盛来自于“民权”和“贵族权”的二力合一，民权造就了取之不尽的兵源，贵族担当了万夫莫敌的将官，这样双剑合璧下的“兵权”是迦太基“兵民分离”的雇佣兵体系所无法抗衡的。
帝国时代开始标志着元老院的由盛而衰以及君权的崛起。在贵族权脱离群众，整个罗马社会要产生“官民对峙”的时候，凯撒和奥古斯都应运而生，他们开创了君权越过贵族权（即元老院）直接服务于民权的新体系，这个体系释放的能量一直延续到五贤帝时期。
戴克里先的四帝分治是古罗马君权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一分为四的君权在收获了最初的一段强颜欢笑式的胜利之后，迅速滑向了分裂的深渊。
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再到查士丁尼，我们看到君权一步步走臣服于神权之下。首先是贵族阶层在穷奢极欲中香消玉损。接着，兵权流落于行省和蛮族之手。最后，迷失在斗兽场里的民权在毫无信仰的漩涡里自相残杀。与此同时，天灾（比较典型的是公元300以后的几次鼠疫）和人祸造就的信仰真空迅速被基督教所填充，神权在这一刻终于反客为主。
神权腐蚀着这个百病缠身的古老帝国，光阴似箭的衰老过程只是在君权觉醒，并利用神权整合民权与兵权时才略有迟滞。可惜，历史上清醒的君王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查士丁尼，他们制造了帝国如自由落体般衰亡过程中的三次“鹞子翻身”。
神权以同样的轻柔，滋润着蛮族赤裸的上身。在君权、贵族权贴近民权，并且敌我双方的兵权都被蛮族垄断的时候，神权成为了蛮族摆脱地心引力的翅膀，新生的蛮族终于一飞冲天。罗马的结局由此而决定了：蛮族和基督教最终埋葬了这个光荣了一千年古老帝国，并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了五个矢量的交织与纠缠，以此拉开了中世纪的黑暗画卷。
掩卷而思，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生命历程也与不过如此。如果CEO代表了君权，管理层代表了贵族权，员工代表了民权，销售团队代表了兵权，企业的价值观代表了神权。那么企业内部的这五个“矢量”如果指向一致，形成合力，那么事业就走向成功。也许，我们会将企业的失败归咎于各种偶然或者细节，但，究其本质，不过是这五个“矢量”分歧巨大，最终企业的生命力消耗在不产生任何位移的内部矛盾之中，而这也正是罗马帝国在衰亡之路上一去不复返的真正原因。
2013年是我辞职后的创业元年，当然，也是我系统阅读西方历史的第一年。伴随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的袅袅余音，我在初略看完《全球通史》后，毅然选择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作为我今年的主攻方向。我的幸运之处在于，罗马史的阅读与我现实的创业经历倒是相映成趣，在经历了一整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后，终于在年末体会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种恍然大悟式的若有所得。
本文和很多有雄心壮志的历史巨著一样，致力于找出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原因。我希望用宏观的手法，将罗马帝国的许多技术细节归纳成几个量化清晰、方向明确的因素，并以此来构建一套简而不繁的方法论，以此来解释这个伟大帝国缓慢衰败的原因。
同时，我借助这个方法论来体会这个现实世界，启迪自己思考脚下这条尚不明朗的创业之路。
2 建模
本章的任务是构建一个数学模型，将影响古罗马帝国的五种因素抽象为五个矢量，最终将这五个矢量叠加求和，并试图以此运算来解释这个伟大帝国在各个时期为何有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
2.1 分力与合力
我们知道，在力学领域，分力与合力是按照矢量原则进行运算的。运算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
图1
如图1所示，矢量F1和矢量F2矢量求和得到合力F。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合力F的数值小于F1+F2，大于F1-F2。即两个分力在一条直线上时，求合力直接加减，同向相加，异向相减，这就是合力的极值。如图2所示。
图2
当有3个分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以平行四边形原则求和F1和F2得到F12，然后再求和F12与F3，得到最终的合力F。运算原理如图3.
图3
当然，我们在本文中进行矢量运算的分力一共有5个，五矢量之和就是决定罗马命运的历史推动力。而这最终的合力将拖动罗马这辆沉重的战车是在历史的大道上狂奔还是在岁月的沼泽里踯躅不前。
2.2 五个矢量
影响罗马帝国命运的因素纷繁复杂，历史学家又将这些因素化简为繁，给出了更加纷繁复杂的解释，并据此探寻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时间众说纷纭，眼花缭乱。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我倾向于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思考罗马的命运问题，我先将决定罗马帝国命运的力量分解为五个相对独立的矢量。这五矢量是我此后诸章节分析罗马兴衰命运的基本要素。
我抽象出的五矢量分别是：民权，贵族权，君权，神权和兵权。
民权：
简单说就是广大平民的权力。平民是一个基数巨大的群体：它包括了从台伯河畔富裕慵懒的自由民到莱茵河上游在恶劣气候下耕作的庄稼汉；从罗德岛上宽衣长袍的哲学家到亚历山大港区赤裸上身的奴隶；从角斗场山呼海啸的罗马狂热观众到米努底边境上形单影只的苦行商人。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所具有的力量非常抽象也十分强大。当然，由于缺乏体系内的明确领袖，并且，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境内分布过于分散，民权的方向性是最差的。也就是说，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但是，大多数时候这股力量在昏昏欲睡或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消磨时间。而一旦觉醒，民权力足以抵消其他一切作用力，独立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
贵族权：
只要是谈到罗马帝国，我们总是无法绕开元老院。我将以元老院政治为核心的精英政治群体所拥有的左右帝国命运的权力统称为贵族权。
从基因上来讲，脱胎于古希腊政治体系的罗马共和国（城邦）继承了雅典的那种“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的元老院体制。然而与希腊那种拖沓冗长，组织涣散的元老院政治不同，古罗马的元老院既有雅典人的彬彬有礼，同时也具备了斯巴达人的那种简单直接。罗马的元老院和平民是大多数时候是分离的，脱胎于平民精英阶层的元老院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版图内有着自己的明确边界，而“护民官”就是这个边界的守卫者。希腊平民在伯利克里时代那种用投票权放逐共和国领袖的场景从来没有在罗马重现过。坚守贵族决策权的元老院是一股独立于普通平民之外的政治势力，特别是对于广袤无垠的辽阔帝国来说，集中制的元老院要比星罗棋布散落在帝国版图中的平民群体拥有更具体的实力。
君权：
正如古希腊的元老院脱胎于平民议会，古罗马的君主政治来源于地中海风情浓郁的元老院政治。当元老院将民权进行了一次贵族化的集中以后，君主制将贵族权力又进行第二次皇族化的集中，于是君主成了权力体系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寡头。
罗马诞生据说就伴随着罗穆路斯的称帝，只是在公元前5-6世纪，梭伦启蒙下的民主政治主导了地中海的政治潮流，无论是非洲大陆北面沿海的迦太基，还是阿尔卑斯山南的意大利，都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的追随者，王政式微，元老院走强。
但是随着斯巴达人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专制与集权又一次引领了时代潮流。而罗马人则在布诺战争后期逐渐品尝到了简洁而高效的集权政治带来的胜利的果实。在凯撒和屋大维两代神君的努力之下，君权终于从元老院分离出来，成为了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帝国时代的政治舞台。
神权：
西方人对于装神弄鬼的痴迷最终导致了神权的粉墨登场，这是我在阅读中国古代史时所不曾遇到过的。
希腊人根据早期虚无缥缈的远古历史创造了人神混淆的多神教。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马其顿帝国及其后裔将多神教光怪陆离的故事传播到了整个亚欧大陆。当罗马人接管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遗产时，多神教教义也被输入到了罗马城邦的血液之中。罗马人的神学体系是极其包容的，众神之王宙斯改名叫了朱庇特，守护雅典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改名叫米诺娃，爱神阿佛洛狄德则改名叫做维纳斯。就这样，希腊人的众神殿被刷了一层大白，直接搬进了罗马城。罗马的祭祀阶层也接过了希腊人的衣钵，继续执掌翻译众神口谕的权力。
但是罗马帝国宽容的多神教体系并不禁止旗下众多盟国形色各异的原有宗教。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依旧尊崇法老王，只是狮身人面像戴上了罗马皇帝的面具；东方的国土还是被祆教徒和拜火教组织控制着；而在遥远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在不断挑战罗马统治者的容忍极限。但是，在罗马早起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中，只有多神教保有权力场上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想看到神权战胜世俗权力全面接管帝国政治，那么要等到罗马帝国的衰亡期。基督徒以摧枯拉朽之势排除了所有异教徒之后，成为了一支制衡君权、贵族权和民权的重要力量，并且具备了不容置疑的政治独立性。研究罗马史，神权，特别是帝国晚期的基督教神权，是决定罗马函数走向的重要向量。
兵权：
兵权是五个元素中最边缘化的一个权力。兵权大多数时候寄生于民权之中，但也有例外。例如：鏖战迦太基的危急存亡之秋，元老院和贵族阶层的慷慨赴死左右了兵权的走向；再例如：凯撒挥军跨过卢比孔河的时候，兵权就已经匍匐在在个人崇拜的君权光环之下。
当帝国的政治天才谢幕以后，军事家的短视最终导致了基层士兵的政治觉醒，所以，五贤帝以后，兵权也逐步脱离了纯粹的军事意义，口蜜腹剑的禁卫军统领和野心勃勃的边塞大将也开始渗透到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皇权的软弱甚至让禁卫军干出了拍卖罗马帝国统治权的荒唐事，投标人苏尔皮西阿努斯和尤利安努斯就士兵奖金进行了多轮竞价，尤利安努斯最终以20%的溢价取得了罗马帝位，这标志着跨过台伯河的兵权已经不在匍匐于凯撒的脚下，他终于变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看到罗马人的兵权先是从罗马市民的手中传递到行省的辅军手中，然后，再进一步转移到了满足蛮族雇佣军的旗下。当汪达尔人在盖塞里克的领导下涌入非洲攻陷迦太基，当提克里克率领赤裸上身的西哥特人攻破罗马城，当匈奴王阿提亚的骑兵席卷亚欧大陆，罗马人这才发觉，这些亦敌亦友的蛮族统帅以其雷霆万钧的军事实力扼住了帝国的咽喉。兵权，这是决定罗马人命运的第五个要素。
2.3 方法论与价值观
当我们在古罗马历史的长卷中寻章摘句，最终分离出5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并且将其抽象成5个力学矢量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清楚这项工作最后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是模拟五个矢量在经历了长达一千年的罗马史中如何左右帝国的命运，并最终分析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的七章，我选取了7个历史阶段来作为矢量力学模拟的研究样本，借此来分析五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指出最终产生的合力是怎样决定帝国的命运。
我的方法论基于如下假设：
总量恒定原则
同时，对于5矢量的数值我也做了一个相对定量的假设。我假定罗马的整体社会资源总量在同一时期是恒定的。当社会资源分配到5个矢量（即影响罗马前途的5个权力）当中时，5个矢量的数值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说5个矢量的绝对值之和是给定的，其中一个矢量的数值增大，必定导致其矢量的数值减小。
很显然，历史的纷繁复杂和包罗万象是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抽象的，那么我为什么要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历史问题呢？原因很简单，伟大的历史学家，如爱德华吉本，他们只管将故事，而且，史学造诣越深厚，故事就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而，而接近真实的故事其情节是相当复杂的。当历史学家的数据挖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承受极限时，我们总倾向于忘记一些细节而掌握碎片化数据背后的故事脉络，这就是历史观。这很像价值观，当我们一生经历数不胜数的大小事件，最终我们将这些个人阅历化繁为简，简化为几句人生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成为了我们用以规范行为的座右铭。
我的模型无法还原古罗马的这段历史，因为五元素的独立性原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五元素在历史真实中的相关性，同样，矢量的方向和数值将五元素进行的数据化抽象也必然让我笔下的罗马故事失之于简。但，我的方法论却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我所信仰的历史观，这观念帮助我读懂历史故事，同时，也帮助我读懂现实。
3 布诺战争
罗马人的第一个真正的对手是迦太基。这个和罗马一样沐浴在希腊文明的阳光雨露中的非洲北岸港口城市在公元前200年前后与少年时代的罗马就地中海的霸权展开了历时百年的鏖战。结果众所周知，随着战神汉尼拔的陨落，迦太基最终国破家亡，不得不臣服于罗马治下，成为了阿非利加行省。这是罗马建国以来最辉煌的一役，所以本章的任务就是从五元素分析的角度找到罗马战胜迦太基的原因。
本章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何罗马最终战胜了迦太基？
3.1 从平民到元老院
公元前300年的时候，罗马派去雅典的师团回国了，伯利克里时代的自由和民主虽然造就了希腊半岛的空前繁荣，但是伯利克里去世以后，迷失的民权刹那间失去了方向。雅典的执政官再也无力操控民主这匹脱缰的野马。臭名昭著的陶片放逐法让雅典的政治精英在混乱民意的捉弄下一个接一个黯然离去，元老院在诸神山大会上毫无意义的唇枪舌剑也让虚无缥缈的修辞学取代了一切实用主义。后伯利克里时代，雅典完败于集权体制下的斯巴达人。罗马人看到，雅典式的平民政治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罗马人聪明的重新架构了自己的政治体系。
首先，元老院政治得到了肯定和加强。既然吵吵闹闹的全民参政已经被雅典人证明是缺乏竞争力的，那么罗马人就排除了人人参政的可能性，他们将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了元老院，即贵族阶层。所以说，在这一时期，元老院主导下的贵族权利成为整个五元素中最强有力的矢量，他对这一时期的罗马影响至关重要。
其次，民权依旧强大。当希腊仰仗如日中天的民权将国家推向繁荣的顶点时，亚历山大的欧亚大征服行动实际上传播这样的民主价值观。集权和独裁在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显得缺乏市场。亚历山大麾下的马其顿方阵中以少胜多、百战百胜的勇士们都是自由民。全民民主虽然日薄西山，但，落日余晖下的亚平宁半岛依旧保持着暖意盎然的“民权力”。所以，我们看到布诺战争期间，元老院席位，以及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岗位还在基于全民选举或者选区直选。这一时期民权矢量和贵族权矢量数值很大，并且方向几乎一致，矢量夹角很小，协同效力很强，几乎没有损耗，也就是说，二者形成的合力很大。
最后，我们看看罗马的对手迦太基人在贵族权和民权方面的情况。迦太基人和罗马有着类似的政治架构，元老院享有寡头统治的特权，民选的两位苏菲特（即罗马的执政官）联合执政。民权和贵族权的一致性一样为迦太基带来了繁荣，并且迦太基人，在与民权、贵族权分裂的希腊人争夺地中海西部殖民权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在民主大潮席卷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时候，保持了贵族权独立性，并且，保证了贵族权和民权一致性的两个国家，迦太基和罗马，都逐渐取代希腊成为这个区域内的霸主，并最终上演双雄会。
3.2 兵权何去何从
第二次布诺战争（布诺战争一共三次，以第二次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最高潮当然要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后在亚平宁半岛上一骑绝尘的那一幕。这个亚历山大之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在坎尼会战中以少胜多，围歼罗马七万多人（罗马当时的常备军合计不超过十万），以让人叹为观止的指挥艺术颠覆了那个时代对亚历山大高山仰止的崇拜。那么，如此出神入化的汉尼拔，在以少数兵力横扫意大利之后为何没有能够击垮罗马呢？
在民权和贵族权二力合一之后我们已经发现迦太基与罗马的实力相差无几，而军事实力来看（即考察“兵权矢量”），拥有战神汉尼拔的迦太基军队的作战能力实际上更胜罗马一筹，然而，迦太基却战败了，我的解释是：兵权矢量的方向性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我们知道二力相和，如果数值相似，那么二力夹角越小，则所成合力越大；二力夹角越大，则所成合力越小。我们就以坎尼会战来观察两个国家兵权向量与民权贵族权向量的方向性。
罗马：
坎尼会战中罗马军队的统帅是两位执政官保卢斯与发罗，也就是说元老院中掌握国家实权的两位最高领导人实际掌握着当时的罗马兵权。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的阵亡者名录，八十名元老院成员的名字赫然在列，也就说一大半的罗马顶尖贵族都在军队中任职，从百夫长到最高统帅，元老院几乎和军队融为了一体。纵观整个布诺战争，罗马的记录显示，在所有战役的伤亡统计中，元老院和贵族子弟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平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慷慨赴死的罗马元老院，以及，不同样慷慨赴死的罗马市民。
罗马缺乏军事天才，这导致罗马的军事实力绝对值要小于迦太基，但从矢量的方向性上看，罗马的兵权和掌握国家命运的贵族权、民权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迦太基：
反观迦太基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汉尼拔是一个孤独的天才，他的军队大多来自于殖民地西班牙，其间还混杂着路过高卢时收编的蛮族部落兵，以及从非洲盟国米奴底借来的骑兵。这是一支技战术水平很高，但是整支部队缺乏迦太基的国家色彩。雇佣军和盟军对胜利的渴望来自于战利品和个人荣誉，而对于民族的生死存亡则看的很淡。与其说这是迦太基的国家队，还不如说这是汉尼拔的私人武装。
那么迦太基的元老院和民选的执政官到哪里去了呢？在迦太基，元老院有立法和决策权，执政官负责执行元老院的政令，这些贵族却没有兵权，执政官从不带兵，元老院也不参军。以海上贸易起家的迦太基人非常精明的运营着规模庞大的生意，并且用丰厚的利润招募了数量庞大的雇佣军。的确，既然能够在贸易中就能赚的盆满钵满，为什么还要去战死沙场呢？（罗马在不久之后也遇到了类似的民权与兵权分离的问题）汉尼拔的军中既没有贵族充当冲锋陷阵的百夫长，也得缺乏具备迦太基公民权的士卒。兵权、显然背离了民权，也背离了贵族权。战神汉尼拔最终回天乏术，战败于北非的扎马平原，究其原因，此非战不利，势不当也！
3.3 几点补充
首先，布诺战争时期罗马还是类似城邦共和的体制，所以并没有君主。整个地中海世界里只有埃及和极其遥远的东方保留了亚历山大后裔的君主世袭传统，可惜的是在那个君主制裹足不前的时代，希腊引导的自由民政治才是时代的潮流，在布诺战争中的罗马，君权的作用力为零。
其次，我们稍微考察一下神权，前文已经讲过亚历山大的远征几乎消除了神权上的差异性，散落在各地的宙斯和朱庇特万神殿从装修到结构都是如出一辙，神权对各个政治体系的影响力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将这个微弱的作用力也忽略不计。
最后，我谈谈后汉尼拔时代的第三次布诺战争。在军事上战败后的迦太基依旧保持了民权和贵族权的高度统一，执政官和元老院代领着迦太基的传统贸易团队继续在经济领域高歌猛进，迦太基的繁荣再一次让罗马感受到了威胁。小西庇阿又一次带领着充斥着元老院贵族子弟的罗马军队包围了迦太基，这一次，迦太基人继续指望海上贸易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能够招募到足够的雇佣军，但危亡之际，面对以命相搏的罗马人，富裕而孱弱迦太基人还是失败了。没有了元老院的慷慨赴死，没有了平民的三军用命，迦太基繁花似锦注定还是要被“雨打风吹去”。
4 帝国时代
这一章将考察罗马帝国的萌芽阶段，历史的跨度从格拉古兄弟改革一直到凯撒和奥古斯都确立帝制。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罗马在战胜了迦太基之后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第二，独裁者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为什么又一次健步如飞？
4.1 民权和贵族权的分裂
大西庇阿在战胜不可一世的汉尼拔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留给了罗马人一笔宝贵的遗产：两个外孙，格拉古兄弟。
当罗马人取得了空前的军事成就之后，他们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分配战利品。迦太基，米奴底，西班牙，还有西西里岛，外加辽阔的地中海航道，这庞大的既得利益让在这次战争中表现杰出的两大中坚阵营（平民和贵族）产生了矛盾。
在这一时期，元老院及其所代表的贵族阶层利用继承权和执政优势地位拼命的侵占海外殖民地并大肆进行土地兼并，这实际上是侵夺了平民（包括退役士兵）作为胜利者的分配权。这时，格拉古兄弟登场了。保民官身份让这两兄弟的立场从元老院贵族转向了平民，他们显然察觉了这种分配制度的不公，并且代表民众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方案。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核心内容就是两条：第一，平均地权，建议在迦太基等地区设立国有殖民地，并允许平民垦荒，同时承认平民垦荒后的土地所有权。第二，抑制兼并，为防止贵族寡头对土地资源的垄断，规定每位罗马公民不得侵占超过1000尤格的土地，超过部分国家收购，并重新分配给平民。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罗马的平民掌声雷动，两兄弟被奉若神明，在所有选举中连战连捷，这让原本为所欲为的元老院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另一方面，贵族们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和迫害格拉古兄弟，最终，元老院撕下了伪装，残忍的杀害了两兄弟。
曾经在布诺战争中同生死、共命运的两股政治力量决裂了。民权和贵族权的分裂导致了，两个矢量指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当然，随着格拉古兄弟的陨殁，贵族权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民权，而二者合力最终指向了元老院的方向，但力道之弱，已是强弩之末了。
格拉古改革引发的民权和贵族权分裂此时已经让牵引帝国前进的合力消耗殆尽，但是罗马灾难还没有结束，在这一回合惨胜的贵族阶层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4.2 兵权吞噬元老院
格拉古改革失败导致了大量的自由民破产，这让罗马军队的募兵工作遇到了麻烦，平民已经落魄到无法采购自备的兵器（罗马的募兵制是要求应征的士兵自备武器的）所以，罗马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前往北非平叛，结果可想而知了。随着在米奴底战场上的连战连败，罗马元老院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整顿兵权了。
马略这时应运而生了，他用一种全新的手法重新配置了社会资源。既然大量农民破产，那么把这些无业游民直接以政府出资的形式（主要是购买兵器并发放军饷）征召入伍算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兵源问题，还捎带着肃清了无产者的骚乱。草根出生的马略也许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招偷梁换柱直接导致了一次权力的转移，即，在格拉古时期声势浩大的民权直接被转化为了此后纵横罗马权力场几十年的庞大兵权。为了保持军队的忠诚，马略随后又宣布赋予士兵殖民地垦荒权，这其实是将格拉古在平民世界里未完成的改革直接挪到了军界，当平民和土地这两项关键资源注入军队之后，兵权已经长成了一个足以傲视元老院的庞然大物。
当前文所说的贵族权和民权斗得两败俱伤之后，马略的剑出鞘了。日耳曼和朱古达两场战争，罗马人又一次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胜利。马略借此一跃而成为闪耀罗马的政治明星，他依仗兵权轻而易举的制服了元老院。事实就是这么残酷，马略操持下的兵权，在消化了本属于的平民阶层的社会资源之后又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元老院，一支独大的兵权此时又一次引导着罗马高歌猛进了。
最后再聊聊苏拉。很多历史学家将平民出身的马略和贵族出身的苏拉看成是两股对立政治力量的代表。将苏拉和马略的恩怨解读为元老院和平民的又一次对峙。其实，我们仔细考察苏拉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军人出身的武夫还是个小一号的马略，虽然出身迥异，但是，手握兵权，限制民权和贵族权的执政理念是一样的。苏拉的军事成功同样来自于赋予平民士兵以地权，苏拉对元老院的血腥屠杀一样体现了兵权对贵族权的吞噬。我唯一能够找出的不同之处也许在于，缺乏政治抱负的马略可能是被兵权推向历史舞台的，他也许并不了解他个人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而清醒的苏拉在手握屠刀、将元老院的头颅架上断头台之后，随即又采取了类似于奥古斯都的那种以退为进，他维护了自己作为贵族后裔的体面。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不需要在细节里纠缠不清，苏拉和马略一样，依靠民权，壮大兵权，削弱元老院的贵族权利，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兵权这个最强大的矢量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挑战，贵族权向量和平民向量虽然还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之中，但是他们的合力几乎为零，这给兵权这股力量控制罗马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条件。
这一节的论证过程比较复杂，但是结论是比较明确的，民权和贵族权依旧在角力，浪费了部分的社会资源，但，兵权的异军突起已经打破了罗马的停滞不前。罗马在新力量的牵引下缓缓前行了，但我们再也看不到布诺战争时候那种三力合一（民权力，贵族权力，和兵权力）作用下的勃勃生机。这个被兵权绑架了的罗马变现得有点老态龙钟。
4.3 三力合一
民权和贵族权的对立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持续发酵，斯巴达克斯引领着角斗士奴隶将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推向了深渊。兵权则继续在这场骚乱中收获既得利益。三巨头，庞贝，克拉苏和凯撒在帝国诞生的前夕粉墨登场。
三巨头的共同特点是拥兵自重，而最终庞贝和凯撒的分道扬镳则标志着元老院已经无法继续充当兵权大佬的调停人。当凯撒的第十军团跨过卢比孔河，我们看到了那个曾经的罗马又回来了，军队来自于平民，百夫长来自于贵族（甚至来自于庞贝阵营的贵族子弟），亲民的凯撒以君权替代了元老院，罗马三股政治势力又一次团结在了一个方向。凯撒的突然来袭迫使庞贝带着元老院逃离罗马，他在东方组织了数目庞大的雇佣兵军团，但同为军事天才的庞贝却面临着和汉尼拔一样的困境：一方面，顾影自怜的元老院既不发动群众，也不服从执政官；另一方面，军中罗马人极少，在东方的雇佣军兵团又缺乏政治忠诚度。最终，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庞贝经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
凯撒依旧气定神闲。他一方面将兵权合二为一聚拢了更加庞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分裂和瓦解元老院阵营。凯撒在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实现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和谐统一，即，所谓的“民权，贵族权，兵权的三权合一”。凯撒进一步明确在马略时代适用于老兵的殖民地垦荒权同样适用于罗马平民，这相当于是原汁原味的完成了格拉古兄弟未竟的事业，民权最终放弃了对主流政治势力的敌对态度。为了操控民权，凯撒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同时收入囊中，这很快成为帝国独裁者的一项传统，从此君权和民权的结合有了法律的保证。反观元老院，庞贝客死埃及让贵族势力遭到重创，团结在凯撒周围的新贵族群体显然比老态龙钟的先辈们更加接地气，这些在高卢和日耳曼战场上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的百夫长们已经对旧体制下贵族的自私与贪婪表现出了厌恶，凯撒和那一群青年梦想家们走上了开创罗马帝国新纪元的复兴之路。
正当凯撒引领着重新整合后的三种力量要扬帆起航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垂死的元老院刺重新拾起了谋杀格拉古兄弟的刺刀，他们如法炮制，谋杀了凯撒，阴谋复辟。但历史没有关注手持利剑的布鲁图，在凯撒治下业已汇聚成洪流的三股政治力量此刻拥有了推到一切的惯性。当布鲁图在市民广场高呼“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的时候，平民和士兵给元老院献上了恐怖的宁静，贵族刽子手们这是才知道，在丧失了布诺战争时的那种慷慨赴死的气质以后，贵族已经无力追随政治舞台的聚光灯，凯撒的继承人很快就接管了权力真空，元老院的阴谋只为帝国迎来了一个更加坚定的君主制统治者：屋大维（即，称帝后的奥古斯都）。
屋大维在后三巨头时代经历了和凯撒类似的内战，当然，这一次内战，屋大维扮演了凯撒，安东尼扮演了庞贝。无声的历史再一次证明，在确保君权、民权与兵权方向一致的情况下，罗马人是战无不胜的。安东尼尽管在军事才能方面领先屋大维一个世纪，但雇佣军的唯利是图、罗马贵族的归心似箭、君权的左右摇摆（安东尼当时受惑于埃及艳后），这分崩离析的四大权力（兵权，贵族权，君权）最终让他重蹈了庞贝的覆辙。
屋大维在结束内战之后又小心谨慎的重拾了凯撒设计好的三力合一路线。这个长寿的统治者，一面安抚元老院患得患失的紧张情绪，一面以大刀阔斧政治改革的扩大君权的势力范围，并保证君权能够跨过元老院直接服务于平民。屋大维推辞了已经是囊中之物的皇冠，他谦逊的自称第一公民，这让元老院在失去权力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大权在握的良好感觉。屋大维则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兼任护民官，推行新土地政策，并加大了对中下层平民的粮食补贴。在行省方面，屋大维的手腕更加高妙，他将所有富裕的行省划归元老院，这让已经丧失雄心的老派贵族们心满意足的当起了太平宰相，但，不幸的是所有的赋予省份都没有战事，这等于剥夺了元老院的兵权，贵族元老们已经降格为了无所事事的税务官。同时，作为交换，他迅速掌握了所有边境行省的统治权，特别是西方的莱茵河、多瑙河沿线，北非的沙漠边缘，还有东方的帕提亚边境地区，这些战事连连的行省都是麻烦不断的贫困地区，元老院很乐意将这些行省的统治权委托给屋大维，但事实上，屋大维借此机会操控了庞大的军队，并以此为基础牢牢控制了兵权。
好了，新的三权合一形成了，君权取代元老会的贵族权成为了新的政治核心，护佑在君权两翼的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民权和以罗马市民为主体并且收入稳定也同样享有平等的殖民地拓荒权政策的大量罗马士兵。我一直认为从无序的民主到有序的独裁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事实上，罗马帝国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她注定要取得比元老院治下的共和国更加辉煌的成就。
4.4 被遗忘的神权
这个时期，罗马的神权还只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小玩家，当然，作为一代伟大的君王凯撒和屋大维没有给神权任何捣乱的机会和借口。
在多神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本土，从祭司职位起家的凯撒在其独裁统治期间一直兼任大祭司，保持了神权和君权的合二为一。屋大维接过凯撒的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凯撒的神杖，他一面半推半就的接任了大祭司，同时他还大动干戈的将养父凯撒也送进了万神殿，这进一步完善了凯撒的神权与君权结合的政治路线。同时，奥古斯都在死后也被毫无悬念的抬进了万神殿，此时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国王看成救世主了。神权与君权的方向性一致解决了两代君王的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还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神权地位问题，凯撒父子在收服遥远的亚历山大城的同时，取代了托勒密家族成为埃及人的新法老，对于温顺的东方人来说，承认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在亚历山大时期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信仰更迭，所以埃及行省又一次匍匐在罗马的君权之下。当埃及将尼罗河两岸丰富的农产品奉献给罗马神君以后，这笔财富发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凯撒和屋大维把埃及人的贡品变成了罗马炳坤人口的事业救济金，破产的自由民只需要向皇帝奉献一份预支的忠诚，可以领取立刻一笔不菲的粮食补贴，这就无疑加大了民权对君权的信任和依赖。
最后让我来回答一下本章开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罗马在战胜了迦太基之后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答：贵族和平民在战争利益的拔河竞赛中势均力敌，而兵权的贪婪和贵族权的内部分裂进一步加重了帝国的内耗，庞大的罗马走不动了。
第二，为什么独裁者统治下的罗马帝国会又一次健步如飞？
答：君权取代了不合时宜的贵族权，并拉拢了民权和兵权两大势力，同时利用神权进一步加强了三权合一的统治结构，帝国在此强大的推动力之下启动新一轮的复兴大业。
5 五贤帝
罗马经过开国时期的短暂调整后很快就进入了贤君的世纪，这一百年里，五位风格各异的罗马皇帝用实践证明有礼有节的集权要胜于一拥而上的民主。当然，我依旧用自己的方法论来解读这一段花团锦簇的全盛时期，我的问题依旧集中在两点。第一，五贤帝开创的安敦尼王朝为会享有如此长期的繁荣？第二，维持帝国百年繁荣的因素为何不能让帝国长盛不衰？
5.1 兵权反哺民权
我们知道马略和凯撒一路走来，在军事上致胜的法宝就是以公民权巩固兵权，他们让退役的老兵获得丰厚的殖民地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这个政策吸引了很多在贵族势力的重压下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转而参军，并且通过参军这个途径又重新收获了土地，开始了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有了土地，军队有了兵源，而罗马则收获了更多的土地税收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
但是，到了奥古斯都时代，马略兵制的改革的红利走到了尽头。大量的罗马平民现在已经有了土地，稳定而富足生活让土地上的农民不愿意再为遥远的帝国边疆战事抛头颅洒热血。民权和兵权的背离倾向可能会再一次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大概是从奥古斯都统治晚期（或者提比略统治早期）开始，一条兵权反哺公民权的新政策又为帝国提供了延续百年的新的改革红利。
在新的军事编制中，罗马的常备军有30万人，其中，具有罗马公民权的主力部队15万人，行省公民组成的辅兵部队15万人。有罗马公民权的主兵部队在服役20年后光荣退伍，可获得补偿金和田地；不具备罗马公民权的辅兵部队在服役25年之后，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一条政策保证了尽忠职守的行省老兵可以在退役后成为罗马公民，我将这个政策命名为“兵权反哺民权”。
这很好理解，在罗马公民的参军热情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安定越来越趋于冷淡时，罗马军队找到了新的征兵来源——行省。当行省的辅兵服役满25年之后，他们就变成了罗马市民，这些新市民依旧驻留在战事频发的边界各行省，而这些新生代罗马市民的后代又将成为新的主力部队兵源（只有罗马公民才可以入伍成为主兵），并且享受20年服役后获得金钱和土地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虽然不是五贤帝的创举，但是五贤帝却有幸在这个政策红利效应最显著的时候执掌了帝国的兵权。其实，我们看到五贤帝之中的图拉真和哈德良都出生于西班牙行省，其祖先正是藉由此项政策获得罗马公民权，两位皇帝本身这个“兵权反哺民权”政策的受益人。由此可见，这项“由军转民”的新政策的确为罗马补充了优秀的人才。
我将这一时期的军事胜利的原因都归功于兵权民权重新合二为一，特别是“行省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的达基亚战争和安息战争两场重要的胜利，以及哈德良在不列颠和日耳曼取得的防御性军事成就，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凯撒”式的军事天才，他们只是凭借“以君权反哺民权”所造成的巨大军事优势开创了意料之中的太平盛世。
5.2 涅尔瓦的君权危机
五贤帝中唯一没有军方背景的皇帝就是涅尔瓦，他即位后不久就经历了一次君权的危机。在公元97年，10月，对前任皇帝图密善念念不忘的近卫军竟然将涅尔瓦软禁在宫中，逼迫皇帝交出刺杀图密善的凶手；被兵权扼住咽喉的涅尔瓦最终无奈的交出了巴尔特尼乌斯。其实，禁卫军或者边防军威胁王权甚至拥兵自立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辈子不知疲倦的为中小农户制定惠民政策的涅尔瓦预感到君权已经受到了兵权的现实压力，军人的权力似乎又一次要超越君权，形成与君权的反向矢量。
但老迈的涅尔瓦还是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随即收养了日耳曼军团长官图拉真作为自己的养子，任命其为护民官，并让图拉真出任罗马全军的最高指挥官。我们看到这位眼看就要在兵权漩涡中跌倒的老人选择了一个足以开创新局面的继承人。图拉真和无数帝国前辈一样，既出任了代表民权的护民官职务，又掌握了罗马的绝对兵权，决定帝国命运的两大权力刹那间又合二为一了。这是涅尔瓦的救赎，也为五贤帝的设计了面向未来的君权路线图。
从图拉真到哈德良再到两安东尼，我们看到，四位皇帝是清一色的军人出身，他们未登帝位之前就是有着赫赫战功，登上帝位之后更是相继成为亲率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一代雄主。其中图拉真和马克奥勒留都甚至是是死在行军帐中的。我们欣慰的看到，兵权威胁君权的涅尔瓦危机在之后的一百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五贤帝的后四位都是无一例外的军事爱好者，并拥有浓厚的军方背景和良好的军事素养，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的兵权威胁君权的危机，但同时也催生了推动帝国达到鼎盛的两股强大的合力（兵权与君权的合力）。
5.3 贵族的变迁
在哈德良时期我们看到了两个有趣的转变，这两个不可逆的转变将决定元老院未来的命运。
在君主制初期，皇帝克劳狄乌斯一世在中枢机构豢养了一大批奴隶和自由奴，他们辅助皇帝处理朝政，以皇帝管家的身份操纵着国家的权力机关，这虽然巩固了皇权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控制，但是一样削弱了贵族参政的热情，毕竟，与奴隶同朝为官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从哈德良时代开始，“奴隶满中枢”的局面得到了控制，一心倾慕希腊哲学的哈德良皇帝引入了大批有知识的年轻贵族和骑士进入国家机关，并且，为了兼顾行省贵族的权益，他邀请了各地的奴隶主进入政府，这极大地激发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新兴贵族阶层（包括骑士和行省奴隶主）参与国家政治的热情。这些新晋贵族和骑士大多不是世袭的传统贵族，而是来自于富裕的平民阶层或者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哈德良实际上是培植了新的贵族势力，以填补奴隶退出朝政的权力真空。简而言之，新贵族没有充实元老院，而是变成了皇帝的私人智囊团。
哈德良并不是一个舍得分享君权的利他主义者。公元130年，哈德良委任著名的法学家萨尔维乌斯·尤利安努斯把以前行政长官的一切敕令汇编成册，批准为“永久敕令”。永久敕令又称“尤利安努斯”敕令，这部法令改变了罗马的立法原则，他剥夺了“平民议会”和元老院对法律的立法和修改权，规定了有且只有皇帝（当时还成为第一公民）才能对罗马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帝国上下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君权即法律”的行政原则，贵族和元老院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代表民意来参与国家的立法和修宪了。这是对元老院权力的一次重大削弱。
哈德良敕令只是五贤帝一系列转移贵族权力措施的一个缩影。这两个转变明确的告诉我们，第一，君权号召了新的贵族势力拱卫中枢。第二，传统贵族的权力进一步削弱，再无力恢复共和国时期的那种权势了。
5.4 野性难驯的犹太教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各种政治力量齐心合力开创盛世的五贤帝时期还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逆君权而动的话，那么，能找到的唯一的反例就是三次犹太战争了。
从韦斯巴芗到哈德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连三次以宗教名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犹太教的封闭与排他在那个多神教的大时代背景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犹太人当时的信仰包括：不崇拜罗马众神，不承认罗马皇帝的神君地位，以及割除包皮，等。这都为主流的罗马以及希腊等行省的民众所不齿。几次犹太战争的发端各不相同，但究其本质都是犹太的地方神权背离主流神权，而兼任国家大祭司的罗马皇帝此时正操控着罗马主流神权，也就是说犹太教徒其实是在对抗皇权。
三次大战，近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耶路撒冷被一次又一次毫无悬念的攻破，可能连哈德良本人都觉得这样力量悬殊的较量缺乏现实意义，但让人烦恼的是，犹太教的神权已经控制了犹太民权，除非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战争就不会结束。
信仰希腊哲学，悲天悯人的哈德良罕见的批准了针对犹太教徒的大屠杀，犹太战争的胜利维持了五贤帝的神权大一统的局面不被破坏，但，这也开启了下一轮基督教神权争夺战的序幕。我们在三次犹太战争中看到，封闭的一神教教徒将部分属地的贵族权、民权以及神权统一起来，造成的杀伤力惊人。犹太教徒悲壮的生死相搏，一方面给基督徒腾出了信仰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启迪了基督徒日后用更加迂回和克制的手段来进行报复。
最后，我继续来回答开头的两个问题。
第一，五贤帝开创的安敦尼王朝为何有如此长期的繁荣？
答：兵权和民权的新的统一，加上君权对旧贵族权力的瓦解和对新贵族权力的团结，这四个矢量戮力同心，最终将罗马帝国推向了鼎盛。
第二，维持这些帝国繁荣的因素为何不能让帝国长盛不衰？
答：五贤帝的盛世充满了偶然，很多因素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比如：兵权反哺民权的红利终有穷尽的一天；皇帝的崇武倾向导致了君权和兵权的刀剑合璧，这个趋势存在着因人而异的变数；最后，犹太教徒的反叛已经预示着神权的壮大可能给帝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6 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领衔的四帝共治是帝国在危急存亡时刻的自救之举，这个举措让罗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但帝国的衰亡已经无可避免。从这一章开始，罗马帝国开国的政治天才创造的新制度红利将消耗殆尽，民权，君权，贵族权，兵权和神权开始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各行其是，灾难深重的罗马帝国饱受内乱之苦。这一章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四帝共治前后这一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何会由盛转衰？第二，戴克里先的制度救赎为什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6.1 兵源的二次枯竭
在五贤帝之后，帝国深受昏君与暴君统治之苦，卡拉卡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我无意纠缠于这个登徒子的各种执政荒诞，我觉得卡拉卡拉对帝国最致命的一击是《安扥尼努斯敕令》。为了提高对行省民的征税标准，卡拉卡拉宣布所有行省的公民即为罗马公民，并以罗马公民的标准征税。这一敕令不但没有如设想的那样扩大税源（由于行省平民的抵制），反而破坏了五贤帝时期行省区域内“以兵权反哺民权”的基础。原因很简单，既然行省的平民都被宣布为罗马公民了，那么谁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从军，以此换取罗马公民权呢？兵权一夜之间被釜底抽薪了，民权和兵权分离了。兵源的危机第二次袭击罗马，这一次，我们没有看到如马略或者奥古斯都执政时期那种高水准的制度创新，兵权被削弱，帝国的皇帝束手无策，蛮族如潮水般入侵，帝国的边界形同虚设。
卡拉卡拉是压死兵权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罗马帝国步履沉重的根源并不是卡拉卡拉。我们看到，“兵权反哺民权”的制度推出已经200年了，五贤帝那坐享其成的一百年已经把改革的红利挥霍一空，到戴克里先时期，即便是没有《安扥尼努斯敕令》，罗马公民权能够吸引的行省平民也已经非常有限。太平盛世已经把罗马人的慵懒和安逸传染到了行省，大量的行省平民已经藉由从军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其子孙再次从军又会获得土地和补偿金，这已经他们足够安身立命了。行省人经历了和罗马人一样的轮回，他们也认为可以刀枪入、安享太平了。
戴克里先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边境信马由缰的时候，他知道，兵权的危机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必须另辟蹊径，解决帝国的军事问题。
6.2 分而治之
戴克里先虽然不是马略和奥古斯都这样的战略大师，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战术上有所创新，以挽回危局。这个李鸿章式的裱糊匠拿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分而治之”。接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下这个“分而治之”方案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
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任命他的副将马克西米安守备帝国的西部，而他移师东部行省，接着，他又任命了两位副帝，加莱里乌斯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此人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分别协防帝国的东西两线。这样，四帝共治的局面就形成了。当辽阔的帝国疆域受制于4位皇帝的时候，我们看到，军事行动的效率提高了，有限的兵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调动，而且，皇帝亲临一线指挥赋予了罗马军队更多的机动性，就在这个时期，骑兵的地位逐步超越步兵，成为对抗以机动著称的蛮族部队的最核心力量。戴克里先的这一招其实是以加强的君权来控制衰落的兵权，既然士兵的整体水平下降，那么就让皇帝深入一线，以高超的技战术水平来弥补军事实力上的缺陷，这是一剂猛药，四帝共治的效果立竿见影，君权的确暂时恢复了帝国的尊严。
四帝共治虽然扭转了各个分战场上的不利战局，但这个药方却治标不治本。戴克里先不是天才的政治家，其实兵源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戴克里先时代，帝国的边防其实也是形同虚设，像哈德良长城和图拉真边墙那样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军事自信早已荡然无存，戴克里先的骑兵是等到蛮族入侵之后才开始组织反击，而且，由于没有绝对的兵力优势，罗马军队往往采取“避其锋芒，击其惰归”的战术，也就是说，要等到满足军队抢够了，拖着辎重车马行动不便，帝国的军队才设伏于归途，这虽然保证了攻击的成功率却让帝国的平民饱受掠夺之苦。这导致大量的平民不在信任皇帝，他们普遍有了自我怀疑的末世情结，这让基督教有机可乘。戴克里先时代的民权已经逐步偏离君权，走向神权了。
四帝共治的另一个长远的影响就是君权的分裂。而在帝国时代的罗马，君权的分裂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罗马最终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始作俑者就是戴克里先。我们看到，戴克里先当政时，四帝所掌的君权还是基本保持着一致性的，帝国对蛮族的军事胜利就是证明。但，解甲归田的戴克里先很快就尝到了君权分裂带来的苦果，四个人的集权已经不能称之为集权，相互倾轧和内部纷争又开始吞噬君权，君权在是个方向上的各奔东西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迷失，而这个乱象将伴随帝国终老。
6.3 挣扎的神权
罗马帝国在与犹太教的斗法中已经赢了三个回合，所以戴克里在面对新兴的基督教时，依旧自信满满。和哈德良一样，戴克里先也意识到了，偏执的宗教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投入到神权的怀抱，这是对君权的一种潜在威胁。一心要做圣君戴克里先决心效仿哈德良，他对基督徒举起了屠刀。
出于一贯的谨慎作风，戴克里先首先勒令基督徒推出军队，这一招确保了兵权效忠于君权，他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紧接着，他使出了杀手锏，所有基督徒要么选择放弃信仰，要么选择死刑，君权把神权逼到了悬崖边上。戴克里先没有取得哈德良式的胜利，宗教迫害的鬼头刀下虽然有几个跪地求饶的软骨头，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一长串清单，上面书写满了舍生忘死的圣徒的名字，他们事迹被基督徒广为传颂，成为教众的楷模。到后来，被戴克里先以宗教名义扑杀竟然成了基督徒跨入神坛的捷径，很多人引颈但求一死，以此来换取死后的荣光。戴克里先可能没有想到，面对百倍于哈德良时代的狂热信徒，屠杀已经难以奏效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神权的追随者队伍一下子变得如此庞大呢？其实问题还在于戴克里先时代的军事政策。缺乏兵源补充的军队在四帝的领导下勉力支撑着局面，但是，处处落后一步的被动防御造成了平民的极大灾难，蛮族的大肆掠夺已经让老百姓对君权逐渐失去了对罗马帝国守护神的信仰，基督教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失望情绪，宣传全新的救世主理论，不断壮大的神权由此从国家政治的幕后走向了前台。
哈德良时期的安定和繁荣让帝国的百姓乐意尊奉皇帝为神君，而戴克里先的屠刀已经挽回不了民众渐行渐远的宗教信仰，神权与君权的分离是迟早的事情。戴克里先的对基督教的迫害是君权最后的狂欢，从此以后，罗马皇帝再也无力对基督教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了，神权从此由守转攻，形成了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左右帝国的命运。
6.4 元老院的没落
最后谈谈已经淡出我们视线很久的元老院。在帝国时代已经式微的元老院最终退出舞台的标志是文武官员分离法案。在限制了元老院文官无法进入军队任职以后，贵族权和兵权彻底分离了，而在硝烟弥漫的帝国中后期，失去了兵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舞台，元老院谢幕了。
最后，我来回答开始的两个问题。
第一，四帝共治前后这一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何会由盛转衰？
帝国的改革进程停滞了，围绕着兵源问题，罗马的几代雄主都曾经提出过战略性的改革方案，并带来长期繁荣的局面。但，创新的红利止步于五贤帝时代。兵权不振，导致蛮族入侵，平民因得不到救助而逐渐怀疑君权，神权起而争夺民众信仰，帝国的4股主要政治力量正在自相残杀。
第二，戴克里先的救赎为什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四帝共治其实是饮鸩止渴，短期来看君权一分为四提振了兵权，蛮族入侵得到遏制，但是最终分裂的君权造成了一些列麻烦将帝国带入了病入膏肓的癌症晚期。
7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明知罗马帝国已经无药可救的情况下还是给这个衰老的病人下了两剂猛药，一剂是迁都拜占庭，一剂是信奉基督教。很多人就这两件事批评君士坦丁，说他分裂了帝国，并且，导致了最终基督徒接管了国家政权。我来谈谈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
7.1 迁都拜占庭
罗马城斗兽场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已经淹没了平民的良知和元老院贵族的骄傲，西部帝国已然一盘散沙。连年的蛮族入侵已经剥夺了平民对罗马当政者的最后一点信任，失却兵权的元老院贵族们则早就蜕变成了装点门面的花瓶。民权，君权，贵族权和兵权在西部帝国都已经失控了。
反观帝国的东部，由于邻国波斯本身的繁荣和稳定，亚美尼亚边境在和平协议的作用下相对太平。另外，东部平民普遍信仰基督教，克制和简朴的宗教教义约束了东部省民的享乐主义。君士坦丁在收回了西部帝国的分治权之后，又在东部重建了一个元老院，当然，依旧是花瓶，好处是，东西元老院分庭抗礼可以进一步的瓦解贵族的权力，这就使得君权进一步集中。
离开腐烂的核心地带，找个边地另起炉灶，这是期初其实是君士坦丁大帝迫不得已的选择。
从军事的角度看，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相对罗马城而言地形更加险要、易守难攻。这座坐落在欧亚交界处的庞然大物在建成后的一千多年竟然从未被攻破，我们不得不佩服君士坦丁大帝的眼光。所以，很多人批评君士坦丁的迁都导致了帝国的分裂，而事实却是：这一次迁都，将罗马帝国的灭亡延后了800年。
7.2 信奉基督教
迁都以后，基督教终于登场了，从此君士坦丁时代往后，神权主宰了历史舞台，君权，民权，贵族权和兵权则逐渐沦为这个舞台上的配角和龙套。
对比多神教及其前身希腊哲学，基督教的确有她面目可憎的一面。这个起源于奴隶阶层的平民宗教，自从他一出生就注定缺乏科学的精神和宽容的胸怀。在造神运动初期，基督徒疯狂的夸张各种圣徒和神迹，将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也是情非得已，因为耶路撒冷的底层民众只吃这一套。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基督教对于异教徒（不信仰基督教的其他教徒被统称为异教徒）和异端教派（简单的说，信仰基督教但是却不承认三位一体学说的基督徒成为异端教派，我这里就不再做进一步形而上学的解释了，基督教本身纠缠不清的概念性无聊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其所以然）的野蛮屠杀和暴力镇压，这充分显示了这个原生于奴隶群体的宗教的本质就是无知与血腥，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放羊的老头无论在精神层面还在知识层面都无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相媲美，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定基督教取代多神教是历史的倒退。
但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从未倒退过。
早在迁都之前，君士坦丁就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君权的陨落既成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指望朱庇特诸神，也不再相信开国以来的历代神君。当庞大的平民集团失去了精神寄托和前进的动力，民权力就停止了与君权齐头并进的动力。站在此时的帝国之巅，君士坦丁俯瞰众生，他看到：绝大多数罗马平民虽然名义上仍旧是多神教教徒，但已经不在持有任何信仰，迷失的罗马市民甚至开始崇拜斗兽场里驾驶战车的奴隶，并因此引起过斗兽场粉丝团械斗（时称“蓝绿之争”下文还将谈到）。眉头紧锁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基督徒的身上，虽然这个群体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人数也不是很多，信众层次也不是很高，但是在那个大难临头、人人自危的时刻，只有基督徒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标准。基督徒的朴素信仰孕育了勤勉，互助，节俭，服从等一系列美德，他们是有点自我陶醉式的神经质，但是，相对于多神教徒的垂头丧气或醉生梦死，基督徒算得上是君士坦丁手上唯一的好牌了。
君士坦丁想，既然君权已然是昨日黄花，那么何不孤注一掷，将君权和神权合力一处，借助基督教的力量重整君权呢？
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笼络基督徒，并在罗马帝国全境卖力推广基督教。原本已经丧失神学信仰，并且也对帝国皇帝失去信心的普通民众忽然间又找到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新理由：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行将崩溃的大背景下，基督教的末世学说，救赎理论和无偿奉献精神都是最畅销的“大力丸”，也许这些街头补药终究不能让民众强身健体，但是，这些安慰剂价码不高，人人触手可及，无益也无害，君士坦丁的新药很快就销售一空。
君士坦丁的背水一战看来是成功了，他本人在死后也化身为基督教的一个圣徒，被信众请上了神坛，君权和神权终于“在一起”了。与此同时，民权与兵权又重新集结在手持十字架的君王身畔，帝国眼看着就又一次重获生机。我之所以敬佩君士坦丁大帝，还是由于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政治智慧。在他的宣传下，帝国上上下下都以信仰基督教为荣，但，君士坦丁本人却不动声色，很难想象这位看似狂热的宗教分子直到临死前一刻才接受洗礼。君士坦丁大帝知道，一个君王，是要借助于宗教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不是让一种宗教借助君王来统治这个国家。
拜占庭的大幕徐徐开启，君士坦丁大帝这第一幕唱的不卑不亢，君权依旧是罗马帝国的主宰，神权只是君权借以重生的工具，并且在这一出“借尸还魂”的剧目中，君权整合下的神权、民权和兵权又一次唱响了帝国在合力作用下勇往直前的号角。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君士坦丁治下，帝国回光返照的兴盛了起来。
如果日后每一位罗马君王都保持君士坦丁的这种睿智，保持以中立的身份登临帝位，以此来确保其执政期间神权无法控制君主；然后，在死前接受洗礼，以确保其死后登上神坛，那么，神权就很难越过君权直接作用于民权和兵权。可惜，在宗教洪流中保持清新的皇帝只有君士坦丁一人而已，在拜占庭的朝廷里，神权很快就会反客为主，她把君权掀翻在地，并最终取而代之。
8 狄奥多西
很多人误认为狄奥多西大帝和君士坦丁大帝差不多，他们都对基督教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忱，在古罗马史上他们两位都是基督徒最坚定的守护者和鼎鼎大名赞助人。但我觉得二人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君主和宗教的关系上，二人的地位可谓天渊之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接受洗礼的君士坦丁一直是宗教的家长和主任，而早早皈依基督的狄奥多西更像一位循规蹈矩的守门人和兢兢业业的老奴仆。
狄奥多西也和君士坦丁一样，镇压异教徒，排斥异端。在380年2月狄奥多西颁布了一道历史性的诏令，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国教，其他一切宗教皆被宣判为违法。他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公开活动，甚至停掉了据说是奉献给异教诸神的奥运会。狄奥多西是压死异教徒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是狄奥多西成就了基督教。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罗马帝国的后半段历史，不难发现：其实，维护异教徒权益的皇帝要远远多于维护基督徒的皇帝。戴克里先和尤利安镇压基督教的残忍手段比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镇压异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君权意志摇摆不定的情况下，基督徒的忠诚与热情明显要强于异教徒。我们看到异教徒轻易叛教，而基督徒排队求死并且以被虐死而成为圣徒为最大荣耀。其实，罗马帝国的皇帝到了狄奥多西时代已经看清楚了民权的走向，绝大多数平民离开君权和罗马神权的庇护，并皈依基督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时此刻，一个奢望继续操纵民权的君主除了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已经别无他途了。很多历史学家将基督教看成是罗马帝国的掘墓人，他们认为是归隐的僧侣和求死的圣徒最终埋葬了伟大的帝国。但是从狄奥多西的故事里我看到的是君权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和基督教的“似曾相识燕归来”，要实现帝国初期凯撒和奥古斯都以及五贤帝的那种民权、君权合二为一，末日帝国的罗马皇帝只有借助已经吞噬了民权的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俘虏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基督教又一次让皇帝有了重新执掌帝国的机会，并让君权在帝国的自救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教是延缓了帝国的灭亡，而不是加速这个过程。
基督教在这个阶段是高于皇权的。比如，在公元390年的德撒洛尼屠杀事件中，当狄奥多西屠杀三千名斗兽场上的观众时，圣盎博罗削主教竟然强硬的要求狄奥多西忏悔自己的罪过。在那个漫天风雪的圣诞夜，教友们看到了贵为皇帝之尊的狄奥多西脱去了紫袍，穿上了忏悔者的麻布衣服，杂在一般教友中，跪在巨大的十字架前，参与了一场普通的弥撒。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在宗教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海里，皇权只是一叶“任凭雨打风吹去”的扁舟，是基督教势力的狂涛大浪指引了帝国的命运，皇权作为形式上的帝国舵手已然失去了操控作用。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也看到基督教类似中国儒教的那种悲天悯人。当皇帝举起屠刀意欲肆意妄为的时候，神权的确伸张了民意，给君权施以去恶从善的正向影响，这也是君权回归民权的积极方面。其实，在帝国缔造之初，凯撒、奥古斯都曾经不藉由神权，而直接用君权作用于民权，并以此击退元老院的反扑，稳固了帝国的统治基础，让帝制走向繁荣的顶点。而今，君权式微，神权取而代之，神权在一口吞下民权之后，又逼迫君权俯身迁就民权，这就是狄奥多西时期帝国的政治现状。
9 帝国末日
狄奥多西是罗马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这之后，帝国在山河破碎中走向了灭亡，而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末日帝国必然灭亡的原因。
9.1 兵权与民权的分离
正如前所述，兵权反哺民权政策引领下的行省士兵投入帝国军队的第二次兵源浪潮最终在戴克里先时代之初就已经面临衰竭，四帝共治虽然暂时以加强的君权缓解了兵权的羸弱，但兵源并为解决，最终，帝国那些愚蠢的末代君王们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以蛮族补充兵源。这个政策最终导致了罗马兵权与民权的彻底分离，并且最终导致两股力量走向了对立。
帝国尾声中第一个著名武将斯提里科本身就是有汪达尔血统的蛮族，但他还是对皇权保持了罗马式的忠诚。斯提里科一生的对手是另一个西哥特蛮族，阿拉里克。我们看到帝国的攻防战已经变成了蛮族的试炼场，罗马公民已经退出了军事舞台，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代领这西班牙和高卢蛮族班底在意大利国土上孤军奋战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终于，罗马帝国也步入了一如迦太基王国曾经走过的那条不归路。罗马的军队在500年前失去了慷慨赴死的元老院，现在又失去了曾经以天下为己任的帝国的平民，两军阵前刀兵相向的两列方阵竟然都站满了蛮族士兵。所以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了，帝国只能祈求斯提里科一如既往的忠诚，或者阿拉里克幡然醒悟的倒戈。历史还是给了罗马的兵权以侥幸求生的机会，斯提里科的百战百胜遏制了蛮族野心，而阿拉里克在攻破罗马城之后受困于宗教，最终致使其后裔选择做罗马的拱卫者而不是掘墓人。但蛮族已经不可避免的充斥了罗马兵权的方方面面。
这时，从整个帝国的表现上看，民权队伍依旧庞大，但是苟且偷生的民权凝固了，民权不再是兵权的赞助商，所以罗马的民权和兵权分离了。走投无路的蛮族，要么投入对立的蛮族侵略军，要么成为帝国的守护者，他们再一次填满了兵源匮乏的罗马军队。蛮族的勇士，在优秀的军事首领的领导下，接受了先进的军事理念，学会了复杂的工程机械，然后，他们理所当然的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但这个力量已经不再服从罗马传统意义的民权的支配，蛮族的兵权矢量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更多时候是指向帝国民权和君权的反方向，这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9.2 神权的两个世界
基督教的和风细雨不仅仅滋润了罗马帝国的臣民也同样打湿了北非的沙漠、莱茵河北岸的黑森林并越过了遥远的哈德良边墙传向了荒凉的高地。基督教神权在蛮族地区的迅速传播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出乎罗马人意料的正面影响。
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蛮族内部的君权，民权和兵权的现状与罗马帝国有着两点本质的区别。第一，蛮族首领和围绕在首领身边的贵族都是来自于平民，他们非常贴近基层，君权与民权绝不会有罗马帝国末期的那种割裂。第二，蛮族整体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远道而来的匈奴人挤压了蛮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罗马人通过吸收蛮族士兵参军在拼命组织力量自保，这个状态下，蛮族的君权、兵权合二为一，为生存而战。我们看到神权进入蛮族的世界之后并没有获得在罗马帝国内部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绝对优势。
汪达尔人接受了阿里乌教派教义（在这里我就不将基督教在尼西亚会议之后的各种内部派系矛盾展开了，如果我们观察的对象是整体的神权，那么基督教教义上的吹毛求疵并无助于我们抽象而概括的思考宏观的历史问题。）。这次改宗既没有影响民众参军的热情（照理说基督教可以让蛮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没有瓦解民权和兵权对国王的与信任（这种信任度的瓦解在罗马的世界里已经司空见惯），相反，基督的异端教义将蛮族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一起，面对三位一体正统教派统治下的阿非利加，具备了宗教信仰的汪达尔人以同仇敌忾的巨大勇气，在以异端驱逐正统的宗教名义号召之下，轻而易举的将罗马名将Bonifacius赶出迦太基，取得了阿兰王朝（蛮族汪达尔人的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哥特人是另一个例子，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和汪达尔一样，西哥特人笃信基督教异端）的渗透也没有捆住这个野心勃勃的蛮族的手脚。在亚拉里克率领着屡败屡战的西哥特勇士最终取得了对西罗马帝国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基督教也没有侵蚀到这些蛮族强健的肌体，只是僧侣那种天然的悲天悯人让亚拉里克的后裔放下了屠刀，减少了杀戮，并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盟友，为这个弱不禁风的巨人守卫高卢门户。而西哥特人最终由仆而主，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之后，哥特人成为了西罗马帝国的主人，并开创了政治清明的狄奥多里克时代。我们看到，对于蛮族哥特来说，基督教倒更像一剂强身健体的补药，而不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
当众多历史学家将罗马帝国的没落归咎于基督教的大行其道时，我看到的同样的基督教神权力量在将蛮族推上鼎盛。我的结论很简单，神权是一柄威力巨大的剑，他可以杀人，也可以自杀。内部力量协调统一的蛮族，将这柄剑舞的虎虎生风；而君权、民权、兵权已经分崩离析的罗马拥有了这柄利器则是为求死不得的帝国找到了速死的捷径。一个神权，却造就了冰火两重天的两个世界。
9.3 蛮族跨过卢比孔河
从上一节我们已经看出，一方面，神权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另一方面，神权又成就了蛮族的壮举。哥特人终于踏上了凯撒征服罗马之路，跨过了卢比孔河。
曾几何时，雅典人称斯巴达人为蛮族，而最终斯巴达人征服了雅典；曾几何时，希腊城邦称马其顿为蛮族，而最终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世界；曾几何时，迦太基人称罗马为蛮族，而最终西庇阿攻破了迦太基城；而如今，罗马称日耳曼人，高卢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为蛮族。但是，从蛮族的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蛮族具有罗马帝国在萌芽期所拥有的一切：君主的能征惯战，贵族的慷慨赴死，士兵的奋不顾身，平民的勤劳朴实。蛮族度过一条河可以丧失数百十条任命，而整个部队甚至不及掩埋尸体就慨然上路。而贪图享乐的罗马人据说已经无法身披祖先那种沉重的铠甲上战场，罗马方阵由重步兵退化为了轻步兵，战斗力还不及帝国初期的行省辅兵。
罗马这个庞大身躯里最有决定性力量的民权已经从根本上腐烂了，斗兽场里人声鼎沸，角斗士和马拉赛车表演场场爆满，平民宁可在冒险淘金的航道上被海盗斩首也不愿为国家的利益交出自己的儿子参加帝国的军队。宗教拯救了一些罗马人，但是却把更多的罗马人变成了逃避现实的隐士和丧心病狂的圣徒，帝国的宗教势力圈养了大批既不劳动又不战斗的沽名钓誉者，他们终日以不知所云的祷告来祈求神权的护佑。
神权最终也抛弃了罗马，因为，现实世界里，信仰基督教的蛮族要比罗马人更加务实。蛮族在不断的打胜仗，而基督教的野心只是主宰这个世界，他们并不关心是骑在谁的肩膀上最终实现这个也行。基督教也意识到，选择让垂头丧气的罗马人鼓舞起来再次战斗显然是太费事了，于是，拈轻怕重的基督徒选择直接超度这个世界的强者，蛮族信教是一条捷径。我们是看到过罗马和米兰的大主教只身涉险，说服蛮族以掠夺替代屠杀，让帝国的平民少受痛苦。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基督徒偷开城门，暗杀守备，献出城池，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蛮族首领要唯基督教马首是瞻。显然基督教只关心统治权，所以他们黑白通吃。
蛮族边缘化的时代结束了，在神权这盏聚光灯下的照耀下，黑森林里的野蛮人来到了舞台的中央，罗马人沦为了配角和龙套。
9.4 君权的余晖
如果说在罗马衰亡的奄奄黄昏中还有一个背影值得我们怀念的话，那就是查士丁尼一世，他在帝国最后岁月里的振臂一呼，迎来了帝国最后一个拉丁式的辉煌，而这辉煌终究还是转瞬即逝，君权的余晖从此不再。
查士丁尼是个和君士坦丁一样知所进退的人物，他已经洞悉了这个帝国的现状。刚即位不久的查士丁尼就经历了几乎推翻其统治的尼卡大暴动。这一事让这位雄心大志的罗马末代皇帝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民权已死。
蓝绿两党（角斗士赛车手的两个粉丝团）在公元532年发生了争执，这次极具娱乐性的闹剧最终发展成为全城参与的大暴动，查士丁尼差点就要逃亡安条克。粉丝械斗以至于举国动荡，这是民权末日的先兆。从狄奥多西到查士丁尼，我们看到太多角斗场的嬉笑怒骂都以民意的冠冕登上了历史舞台，罗马帝国的民权已经离开了政治板块，飞速的滑向娱乐化的边缘。基层民意的分裂、涣散、对峙、内斗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查士丁尼仰天长叹、悲从中来，他思之再三，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拯救这个帝国的道路只有一条：走向神权。
查士丁尼废除了执政官，这一去拉丁化的政治举措，将罗马帝国皇帝从一个平民阶层的父亲变成了基督教神灵的儿子。君权义无反顾的脱离民权（其实民权已死，谈不上什么脱离了），投入了神权的怀抱。此后，查士丁尼以难以想象的宗教热情，试图调和基督教正统派和异端之间的矛盾，并在调停失败的情况下转变为了三位一体派的忠实捍卫者，并以此来维护神权的统一，避免神权衍生出如民权一样的分裂。其实看看那让人叹为观止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我们就应该明白，查士丁尼对神权的慷慨大方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信仰，他将神权看成了自己事业的救命稻草和帝国的精神寄托。
帝国在神权的襄助下展现出了垂死挣扎的生命力。帝国的最后一名重量级的武将贝利萨留带着为数不多的东罗马帝国士兵，先从汪达尔人的手中夺回了阿非利加，随后又光复了哥特人控制下的亚平宁半岛。值得一提的罗马城争夺战，这场旷日持久，七进七出，绵延二十年的拉锯战最终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的贵族阶层，那曾经光荣的罗马元老院，终于灰飞烟灭，这是旧式贵族权的葬礼，当然，这也同时是基督教神权的施洗礼。
我觉得贝利萨留的两万兵力并不足以决定西部帝国的命运，神权的号召力才是东罗马帝国凯旋的制胜法宝。正统三位一体教派迫于竞争的压力，号召起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抗蛮族异端，包括鼓励笃信基督的平民教徒从军，策反蛮族异端教区的信众重投拜占庭的怀抱（汪达尔内部的撒丁岛叛乱就是源自教派纷争，而这场叛乱帮助贝利萨留得以平安在阿非利加登陆），以及制造神迹怂恿或威胁无知的蛮族异教徒（在两场战争中蛮族王室要员的改宗是战争的胜负手）。神权的光芒已经掩盖了兵权的虚弱，这不是一代亘古名将的扭转乾坤，而是“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正统基督教神权造就了帝国如起死回生般的“一枝红杏出墙来”。
即便是我们认定查士丁尼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博得“大帝”称号的有为之君，我们也不得不将此时的君权摆上基督教的洗礼台。看看这个破碎的帝国吧，所谓民权，只剩下尼卡大暴动的万劫不复；所谓兵权，只剩下贝利萨留麾下的两万偏师；所谓贵族权，只剩下人去楼空的罗马元老院和在斗兽场里狼奔豕突的拜占庭贵族。查士丁尼时代君权的余晖注定要谢幕在基督教神权的满天星斗之下。
10 答案
展现一段荡气回肠、如泣如歌的罗马史并不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是要从这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找寻罗马帝国兴衰的规律，并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法来归纳这一千多年的冗长与拖沓。我回到本文的标题“决定古罗马函数的五个矢量”，我就从“民权”、“贵族权”、“兵权”、“君权”、“神权”这五个矢量的方向性和作用力来简要分析罗马兴衰的原因。
罗马在城邦时代的兴盛来自于“民权”和“贵族权”的二力合一，民权造就了取之不尽的兵源，贵族担当了万夫莫敌的将官，这样双剑合璧下的“兵权”是迦太基“兵民分离”的雇佣兵体系所无法抗衡的。
帝国时代开始标志着元老院的由盛而衰以及君权的崛起。在贵族权脱离群众，整个罗马社会要产生“官民对峙”的时候，凯撒和奥古斯都应运而生，他们开创了君权越过贵族权（即元老院）直接服务于民权的新体系，这个体系释放的能量一直延续到五贤帝时期。
戴克里先的四帝分治是古罗马君权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一分为四的君权在收获了最初的一段强颜欢笑式的胜利之后，迅速滑向了分裂的深渊。
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再到查士丁尼，我们看到君权一步步走臣服于神权之下。首先是贵族阶层在穷奢极欲中香消玉损。接着，兵权流落于行省和蛮族之手。最后，迷失在斗兽场里的民权在毫无信仰的漩涡里自相残杀。与此同时，天灾（比较典型的是公元300以后的几次鼠疫）和人祸造就的信仰真空迅速被基督教所填充，神权在这一刻终于反客为主。
神权腐蚀着这个百病缠身的古老帝国，光阴似箭的衰老过程只是在君权觉醒，并利用神权整合民权与兵权时才略有迟滞。可惜，历史上清醒的君王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查士丁尼，他们制造了帝国如自由落体般衰亡过程中的三次“鹞子翻身”。
神权以同样的轻柔，滋润着蛮族赤裸的上身。在君权、贵族权贴近民权，并且敌我双方的兵权都被蛮族垄断的时候，神权成为了蛮族摆脱地心引力的翅膀，新生的蛮族终于一飞冲天。罗马的结局由此而决定了：蛮族和基督教最终埋葬了这个光荣了一千年古老帝国，并这片土地上重新开始了五个矢量的交织与纠缠，以此拉开了中世纪的黑暗画卷。
掩卷而思，我觉得，一个企业的生命历程也与不过如此。如果CEO代表了君权，管理层代表了贵族权，员工代表了民权，销售团队代表了兵权，企业的价值观代表了神权。那么企业内部的这五个“矢量”如果指向一致，形成合力，那么事业就走向成功。也许，我们会将企业的失败归咎于各种偶然或者细节，但，究其本质，不过是这五个“矢量”分歧巨大，最终企业的生命力消耗在不产生任何位移的内部矛盾之中，而这也正是罗马帝国在衰亡之路上一去不复返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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