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安立《冷战与革命》
文安立这本《冷战与革命》的副标题是“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但主标题“冷战与革命”明白的提醒了我们，中国内战只是一个模型，或者说例证，他要探讨的是冷战期间美苏的博弈与某个第三方国家内部革命的关系，并且，他试图证明，这一“美、苏、第三国政府、第三国反政府”四种势力相互影响、彼此顾忌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称之为“四维模式”。
这一模式中四个势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美苏的政治、军事行为会随着第三国的事态的发展而变化；另一方面，第三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美苏因素。同时，美苏的介入使得第三国的反对势力往往会因为得到美苏某一方的暗中支持而长久存在，使得第三国的局势更加波诡云谲、难以预测。最终，这四方势力不得不变成敌友分明的两方，矛盾才能得以消解。
《冷战与革命》的七个章节就是用中国内战为例，来推演这种“四维模式”的冷战逻辑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苏对中国都抱有同情态度，但是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帮助。文安立说：“相反，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想方设法，要使中国军队在自己同日本的冲突中助自己一臂之力。”（p6）但“中共和国民党的部队都未向来自外国的压力屈服。”（p6）这表明，四方势力各有打算，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但是，随着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军在中部地区一溃千里，中共作为一支充满生机的武装引起了美苏的注意，四方势力的格局逐渐形成。到了战争后期，这四方在互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调整原来的战略。
美国对国民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美国更希望苏联早日对日宣战，于是在雅尔塔会议及其他的场合，向苏联出卖了部分中国（国民政府）利益，为了说服中共，赫尔利、马歇尔等人主客观上还帮了中共不少忙，侧面打击了国民党；苏联希望既不要得罪美国，又能把势力伸到中国东北，让蒙古正式独立，恢复沙俄曾在远东具有的影响力，因此希望与国民政府合作，为此斯大林多次向国民党出卖中共。国民党则希望同时与美苏搞好关系，既要让美国在经济、军队调动等方面继续支持自己，又希望获得苏联不支持中共的保证，从而形成美苏共同支持政府，迫使中共归附政府的目标；中共也谋求与美苏的合作，努力向美国展现自身民主的形象，同时在东北等地区尽力争取苏联的支持，从而在国共合作中取得最大利益，倘若合作不成，也要尽量使美苏均不支持国民政府。
文安立在本书中铺陈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四方格局，通过七个章节的史料分析，指出原本这一各自为政、彼此出卖、看似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竟然极其的脆弱，很快走向了美国和国民党一方，苏联与中共一方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国内战不可避免的爆发，而美苏冷战的大幕也随之拉开。文安立指出，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但出于对苏联的担心，以及为国民政府运送兵员等一些事实上的支持导致了一系列与中共以及中国民众的摩擦龃龉，不得不选择支持蒋介石；苏联尽管既不相信中共是“共产主义者”，更不相信中共的弱旅能在内战中取胜，原本一直迫使中共与政府合作，但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苏联在东北的行动导致了一系列与国民政府以及中国民众的摩擦龃龉，不得不选择支持毛泽东。这些逆转局势的具体因素是偶然发生的吗？文安立认为非也，“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p191）
于是，文安立实际上回答了“何谓冷战？”这一问题，冷战的逻辑就是美苏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凡是美苏伸进手去的地区，任何内部变动都不得不受美苏关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的“国际关系背景”可以概括。我们于是想起施密特那老生常谈的“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论断，应该承认，文安立所说的这一“冷战的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
就中国内战，文安立承认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内因，是“人民揭竿而起”和“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p191）的结果，但是，美苏即将走向冷战这一外因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文安立认为，以往研究中国内战对这一外因重视不够，而他则通过本书中四方势力的博弈证明，国共在走向内战期间制定的战略决策中，“对外政策都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193）。
前文已言，文安立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探究中国革命，而是为“冷战与革命”这一命题确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就是能够体现冷战逻辑的“四维模式”。因此，这一分析模式也可以推广到冷战时期存在美苏博弈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们理解冷战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理论工具。
也正因为此，这本书使用的史料的重要性是较低的，不必特意发掘更多更新更希见的史料，现有的普通史料足以立论。可以说，本书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那么，对一些更为专业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完全可以不读这七个章节，只认真阅读每一章前面的导言和全书的《序论》《结束语》，就可以抓住作者的意图和本书的要害。
2015年10月7日阅读
10月11日整理
这一模式中四个势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美苏的政治、军事行为会随着第三国的事态的发展而变化；另一方面，第三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美苏因素。同时，美苏的介入使得第三国的反对势力往往会因为得到美苏某一方的暗中支持而长久存在，使得第三国的局势更加波诡云谲、难以预测。最终，这四方势力不得不变成敌友分明的两方，矛盾才能得以消解。
《冷战与革命》的七个章节就是用中国内战为例，来推演这种“四维模式”的冷战逻辑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美苏对中国都抱有同情态度，但是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帮助。文安立说：“相反，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想方设法，要使中国军队在自己同日本的冲突中助自己一臂之力。”（p6）但“中共和国民党的部队都未向来自外国的压力屈服。”（p6）这表明，四方势力各有打算，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但是，随着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军在中部地区一溃千里，中共作为一支充满生机的武装引起了美苏的注意，四方势力的格局逐渐形成。到了战争后期，这四方在互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调整原来的战略。
美国对国民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美国更希望苏联早日对日宣战，于是在雅尔塔会议及其他的场合，向苏联出卖了部分中国（国民政府）利益，为了说服中共，赫尔利、马歇尔等人主客观上还帮了中共不少忙，侧面打击了国民党；苏联希望既不要得罪美国，又能把势力伸到中国东北，让蒙古正式独立，恢复沙俄曾在远东具有的影响力，因此希望与国民政府合作，为此斯大林多次向国民党出卖中共。国民党则希望同时与美苏搞好关系，既要让美国在经济、军队调动等方面继续支持自己，又希望获得苏联不支持中共的保证，从而形成美苏共同支持政府，迫使中共归附政府的目标；中共也谋求与美苏的合作，努力向美国展现自身民主的形象，同时在东北等地区尽力争取苏联的支持，从而在国共合作中取得最大利益，倘若合作不成，也要尽量使美苏均不支持国民政府。
文安立在本书中铺陈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四方格局，通过七个章节的史料分析，指出原本这一各自为政、彼此出卖、看似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竟然极其的脆弱，很快走向了美国和国民党一方，苏联与中共一方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国内战不可避免的爆发，而美苏冷战的大幕也随之拉开。文安立指出，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但出于对苏联的担心，以及为国民政府运送兵员等一些事实上的支持导致了一系列与中共以及中国民众的摩擦龃龉，不得不选择支持蒋介石；苏联尽管既不相信中共是“共产主义者”，更不相信中共的弱旅能在内战中取胜，原本一直迫使中共与政府合作，但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苏联在东北的行动导致了一系列与国民政府以及中国民众的摩擦龃龉，不得不选择支持毛泽东。这些逆转局势的具体因素是偶然发生的吗？文安立认为非也，“这正是冷战的逻辑在起作用！”（p191）
于是，文安立实际上回答了“何谓冷战？”这一问题，冷战的逻辑就是美苏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凡是美苏伸进手去的地区，任何内部变动都不得不受美苏关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的“国际关系背景”可以概括。我们于是想起施密特那老生常谈的“政治就是划分敌友”的论断，应该承认，文安立所说的这一“冷战的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
就中国内战，文安立承认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内因，是“人民揭竿而起”和“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崩溃”（p191）的结果，但是，美苏即将走向冷战这一外因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文安立认为，以往研究中国内战对这一外因重视不够，而他则通过本书中四方势力的博弈证明，国共在走向内战期间制定的战略决策中，“对外政策都占据了关键性的地位”（193）。
前文已言，文安立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探究中国革命，而是为“冷战与革命”这一命题确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就是能够体现冷战逻辑的“四维模式”。因此，这一分析模式也可以推广到冷战时期存在美苏博弈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我们理解冷战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理论工具。
也正因为此，这本书使用的史料的重要性是较低的，不必特意发掘更多更新更希见的史料，现有的普通史料足以立论。可以说，本书是政治学而非历史学。那么，对一些更为专业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完全可以不读这七个章节，只认真阅读每一章前面的导言和全书的《序论》《结束语》，就可以抓住作者的意图和本书的要害。
2015年10月7日阅读
10月11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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