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vidual in history

兩年前我讀溝口雄三時，對他「把歷史上的思想家當作一個個體的人來研究」的史學視角印象深刻。他從「兩代人」的角度分析洋務派張之洞和改良派梁啓超之間的對立——本質上那不過是一個老年人和一個青年人的鴻溝。


最近讀列文森寫梁啓超，看到之前聽說過的煽情段落：梁啓超在跋山涉水向家返回時，路上遇到準備啟程的共產主義青年；他曾經忍痛到達的反傳統境地，卻被青年人當作未來的禮物一樣接了過去；他在向後看，青年人卻向前看。讀到梁晚年的孤獨，我卻想起了张之洞——亂世中代際之間隔閡的縱深面要比和平年代大得多，瞬息萬變的社會格局把幾代人理解彼此的基礎洗刷殆盡，人與人之間、思想與思想之間衝撞的悲劇意味自然更濃重。


溝口的感性和列叔的柔軟都讓我動容，他們所實踐的正是史華玆提出的「人的模式」：人本身是一種充滿悲劇性和複雜性的受造物，他在對他不得不接受的客觀環境做出反應時不可避免地與自己作為一個人本身的軟弱、侷限糾纏在一起，人的意識終究無法超越自己的處境——布衣如此，帝王亦然。在體制中生活了六十五年的清朝人張之洞和在儒教傳統中接受培養的士人梁啓超，都沒能也不可能擺脫他們自己的境地去做一个純粹的理性主義者。而我們的歷史課本中以進化史觀為主導、冷冰冰的「先進—落後」的評價視角，正是無視了歷史中每一個個人作為血肉之軀的心酸和無奈，也忽略了人性的吊詭作用于歷史的能動性。


歷史的蒼涼和凝重不是因為時間本身，而是因為其中的人。


                                                                                               201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