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短评字数了所以。。(又名人生中第一次写了篇读后感，得到几张毛爷爷的稿费)
李清泉著《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读后
李清泉的《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于2008年出版，是在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点明选题意义，简要介绍辽代壁画墓的发现、研究和宣化辽墓的研究进展和拓展的空间，阐述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可以发现，作者深受巫鸿墓葬美术研究理路的启示，不论是认为墓葬作为一种包含多种内容和信息的历史材料单元，符合“中层结构”研究模式（巫鸿《“墓葬”：美术史学科更新的一个案例》（《美术史十议》，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6-87页）中指出“墓葬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框架，进而在这个框架中讨论墓葬的种种构成因素及其关系，包括墓葬中建筑、雕塑、器物和绘画的礼仪功能、设计意图和观看方式”），还是强调探寻丧葬礼仪中个人的意志与愿望时需要密切注意的三种声音（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中认为“墓地的营造至少是四种人努力的结果，包括死者本人，家属，生前的朋友、同僚、门生，以及那些施工的工匠”），皆能寻觅到所脱胎的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第二章概述辽代汉人壁画墓情况，并和契丹人墓葬、五代北宋汉人墓葬比较，在此基础上明晰宣化辽墓的空间布局、壁画内容等特征和张氏家族的谱系和中下层地主的身份，还总结出活用粉本绘制墓内壁画的五种方式。
第三章着重解读前室壁画图像的内容、功能与意义，推论出宣化辽墓前、后室的空间布局和居宅的前堂后寝一致，“前室应相当于死者生前日常起居活动的场所，而后室应大体相当于死者生前的内宅。”（第132页）鞍马出行图暗示着墓室内马车库延伸这一潜在空间的视觉表达，并展现出行图新的画面构成图式。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与“民间祠庙中的赛神供盏仪式密切相关，共同组成了墓葬中娱悦和祭供死者的礼仪性虚拟空间。”（第169页）
作者似乎忽略了该画幅内同样存在的“备酒图”，这点已有学者指出，并和宋元礼书中“以茶为祭”的文献记载相印证，备茶供茶在宣化辽墓中表现一种祭祀题材，它与伎乐、备经题材和拂节、巾、伞盖等仪仗用器及香花供养一并，构成了墓室的祭祀情景。茶酒间进很可能是带有祭祀供养性质的普遍性礼仪习俗现象，并不是仅适用于崇佛者这一特殊人群，而是普遍应用于包括官吏、富户和平民等广泛阶层（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第73-84页）。另有学者指出茶酒为宋代以来丧礼和祭礼中的重要荐奉品，在祭祀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邓菲《“香积厨”与“茶酒位”——谈宋金元砖雕壁画墓中的礼仪空间》，《艺术史研究》第十二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5-497页）。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考证上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采纳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乐舞图中的舞蹈人物为一对男女巫师形象，以佐证乐舞图与宗教礼仪的潜在联系（第154页）。根据学者研究戴花冠的舞者更可能是流行于宋代“队舞”中的“花心”，而非巫舞（罗丰《五代后周冯晖墓出土彩绘乐舞砖雕考》，《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第66-81页；周伟洲《五代冯晖墓出土文物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230页；贾嫚《“柘枝”从唐到宋之迭嬗——冯晖墓彩绘砖雕花冠舞伎考》，《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第61-67页）；还有将墓中人物头上所带的桃形物解释为陆游所记载的政和、宣和间流行的服妖一种（“冠上并桃”），似乎也有牵强之嫌（王玉冬《现代学术与中国艺术史——评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72页）。此外，宣化辽墓中墓室南壁的鸡人、犬人和双头卧人图像应和成书于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非官修地理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记载的金鸡、玉犬和地轴或勾陈相对应，是墓葬中风水堪舆思想的体现。
第四章诠释后室壁画图像的内容、功能与意义，将备茶图与备经图联系，得出“备茶图乃是墓主人生前以茶辅助诵经习禅宗教生活的反映”（第186页），茶又带有神仙思想的色彩，体现佛道合流的时代趋势。将“三老对弈图”定名为“三教会棋图”象征洞主（死者）得到升仙，反映儒家的基本生存态度，在来世与仙、佛共存的理想。天象图象征浩瀚无边的苍天，是墓主期望托生的世界。又认为后室是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堂，这个堂又是想象的灵魂永久居所——天堂，而寝隐秘地蕴藏在后壁影作门楼背后的虚拟空间（第240-250页）。似乎和前文对前、后室性质的判定互相矛盾。
第五章旨在阐明佛教因素，尤其是密教陀罗尼信仰，对宣化辽墓的丧葬礼仪产生深度影响。真容偶像源自佛教“荼毗礼”葬式，与僧人灰骨像密切相关。多角形墓室呈现出与墓上经幢对应的六角形或八角形，经幢逐步坟塔化，墓室也开始模仿佛塔地宫的倾向。还有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的棺箱起到使死者“不闻地狱，永受天身”的功用。
如果仅从宋辽时期的墓葬材料是无法彻底解决多边形墓葬的源流问题，因为在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的河朔及朝阳地区（环渤海地区）中晚唐墓就出现了多边形墓室（六边形和八边形墓室），仅从时间上推理反倒是墓葬形制影响到佛塔地宫形状，或者说至少不是单向性的传播。此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河北地区墓葬在唐宋之际葬俗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参见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此外，棺箱上梵文陀罗尼经咒和《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在唐宋之际墓葬中的出现类似，反映密教仪轨与中国传统方术的日益结合，并且密教的传入与佛教不断世俗化的趋向，从两个方面都催化民间信仰的产生（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考古》2011年第5期，第81-93页），而不仅仅是墓主佛教信仰的再现。因为丧葬习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宗教因素究竟对葬俗有多深的影响还需谨慎对待。
第六章总结全书的观点，并开展墓葬美术方法论的探讨。
本书一版一印中存在几处瑕疵，疑为编辑过程中的手民误植。如，第76页“金皇统四年（1444年）”应为1144年；第122页注释38“《郭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应为《刘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第126页，“白磁碗”或为白瓷碗；第356页“郭敦愿”应为刘敦愿。
本书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文章搜罗齐备，特别注重吸纳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其成果不为国内学者所熟知，对于了解西方的辽墓及壁画研究现状提供有效的获取路径。不过从注释和参考文献来看，所征引的文本多是2003年之前的，作者于2007年7月撰写后记，似乎极少增补这4年间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仅就目力所及，就几篇与宣化辽墓相关的研究文献提示如下。刘未《辽代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的部分章节内容，如《辽代汉人墓葬研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和《辽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第497-546页）先后发表；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第73-84页）提出不同的观点，本书中未曾引用，似乎作者也无正面回应。
本书出版前，大部分章节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现按时间次序罗列如下：《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与备经图》（《艺术史研究》第四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387页）、《绘画题材中意义和内涵的演变——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97-102页）、《墓葬中的会棋图——以辽墓中的〈三教会棋图〉和〈深山会棋图〉为例》（《艺术史研究》第五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1-398页）、《粉本——从宣化辽墓壁画看古代画工的工作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年第1期，第36-39页）、《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再认识》（《美术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68页）、《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第104-126页）、《宣化辽代壁画墓设计中的时间与空间观念》（《美术学报》2005年第2期，第26-35页）、《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从宣化辽墓看中古丧葬礼仪美术的一次转变》（《艺术史研究》第八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3-482页）和《辽代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东方考古》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
俟刊行后，学界似乎普遍接受作者的研究结论，并未发表与之商榷的文章。不过，以宣化辽墓为对象的研究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热度，现将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胪列如下：乔微《宣化辽墓壁画特征及其文化成因探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鹏《辽墓壁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郑轶《宣化下八里辽墓彩绘星象图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梅鹏云《宣化辽墓乐舞图像表演内容之探讨》（《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第18-25页）、刘显波《从河北宣化辽墓文物看宋辽家具的发展状况》（《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哲学文史研究）》2014年第11期，第35-36页）、陈朝云、刘亚玲《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5-153页）、何圳泳《地理文化视野下宣化辽墓中的茶禅文化》（《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第144-149页）等。另有书评一篇，王玉冬《现代学术与中国艺术史——评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72页），可资参照。
2015年10月31日
=================================诚惶诚恐的分割线===========================
竟然两天就看完，感觉沿袭巫鸿墓葬美术的套路，并没有拍案叫绝的体验，可能和之前陆续读过其零散的论文有关，比起郑岩的研究还略逊一筹。本书一版一印中出现以下手滑，第76页“金皇统四年（1444年）”应为1144年；第175页“pp.339-45”应为339-345；第356页“郭敦愿”应为刘敦愿（这个有点不应该，毕竟是其恩师姓名）。
总体印象是某些研究部分有联想或想象的成分代替实证，这是对从美术史角度研究墓葬壁画诟病较大的地方依旧存在。虽然强调不同题材壁画间的内在联系在整个墓葬空间结构中的组合关系（所谓空间性），似乎有组合关系的随意使用与误读之嫌。譬如在前室备茶图和散乐图联系，在后室又与备经图组合，前者作者通过联想“令人忆及辽、宋宫廷的进盏演出和民间的祭祠供盏”，从后者推论与佛教信仰有关，茶却又有助于升仙。然而李氏却忽略了画幅内同样存在的“备酒图”，这点在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中已经指出，并和宋元礼书中的“以茶为祭”相印证，备茶供茶在宣化辽墓中表现一种祭祀题材，而且是带有祭祀供养性质的普遍性礼仪习俗现象。
在讨论多角形墓的起源问题时，认为墓上经幢逐步坟塔化，导致其模仿佛塔地宫的倾向，总之强调密教陀罗尼信仰对丧葬礼俗的深度影响。不过仅从宋辽墓葬材料是无法彻底解决多边形墓葬的源流，因为在中晚唐河北及朝阳（环渤海地区）就已经出现八边形和六边形墓室，仅从时间上推理反而是墓葬形制影响到佛塔地宫形状，或者说至少不是单向性的传播。此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河北地区墓葬在唐宋之际葬俗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参见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
李氏认为前后室的空间布局象征前堂后寝，而后文又提出疑问，后室是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堂，这个堂又是想象的灵魂永久居所——天堂，而寝隐秘地蕴藏在后壁影作门楼背后的虚拟空间。这种思路富有想象力，也能明显觉察到是受巫鸿所倡导和应用“图像程序”分析法启发和继承的学术脉络。当然，对墓葬礼仪空间的思考是美术考古的强项，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方法。反观自身也曾引用过李氏后来的研究成果，并且使用过相似的分析方法，还是需要谨慎和辨析的。
李清泉的《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于2008年出版，是在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点明选题意义，简要介绍辽代壁画墓的发现、研究和宣化辽墓的研究进展和拓展的空间，阐述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可以发现，作者深受巫鸿墓葬美术研究理路的启示，不论是认为墓葬作为一种包含多种内容和信息的历史材料单元，符合“中层结构”研究模式（巫鸿《“墓葬”：美术史学科更新的一个案例》（《美术史十议》，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76-87页）中指出“墓葬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框架，进而在这个框架中讨论墓葬的种种构成因素及其关系，包括墓葬中建筑、雕塑、器物和绘画的礼仪功能、设计意图和观看方式”），还是强调探寻丧葬礼仪中个人的意志与愿望时需要密切注意的三种声音（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中认为“墓地的营造至少是四种人努力的结果，包括死者本人，家属，生前的朋友、同僚、门生，以及那些施工的工匠”），皆能寻觅到所脱胎的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第二章概述辽代汉人壁画墓情况，并和契丹人墓葬、五代北宋汉人墓葬比较，在此基础上明晰宣化辽墓的空间布局、壁画内容等特征和张氏家族的谱系和中下层地主的身份，还总结出活用粉本绘制墓内壁画的五种方式。
第三章着重解读前室壁画图像的内容、功能与意义，推论出宣化辽墓前、后室的空间布局和居宅的前堂后寝一致，“前室应相当于死者生前日常起居活动的场所，而后室应大体相当于死者生前的内宅。”（第132页）鞍马出行图暗示着墓室内马车库延伸这一潜在空间的视觉表达，并展现出行图新的画面构成图式。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与“民间祠庙中的赛神供盏仪式密切相关，共同组成了墓葬中娱悦和祭供死者的礼仪性虚拟空间。”（第169页）
作者似乎忽略了该画幅内同样存在的“备酒图”，这点已有学者指出，并和宋元礼书中“以茶为祭”的文献记载相印证，备茶供茶在宣化辽墓中表现一种祭祀题材，它与伎乐、备经题材和拂节、巾、伞盖等仪仗用器及香花供养一并，构成了墓室的祭祀情景。茶酒间进很可能是带有祭祀供养性质的普遍性礼仪习俗现象，并不是仅适用于崇佛者这一特殊人群，而是普遍应用于包括官吏、富户和平民等广泛阶层（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第73-84页）。另有学者指出茶酒为宋代以来丧礼和祭礼中的重要荐奉品，在祭祀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邓菲《“香积厨”与“茶酒位”——谈宋金元砖雕壁画墓中的礼仪空间》，《艺术史研究》第十二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65-497页）。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考证上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采纳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乐舞图中的舞蹈人物为一对男女巫师形象，以佐证乐舞图与宗教礼仪的潜在联系（第154页）。根据学者研究戴花冠的舞者更可能是流行于宋代“队舞”中的“花心”，而非巫舞（罗丰《五代后周冯晖墓出土彩绘乐舞砖雕考》，《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第66-81页；周伟洲《五代冯晖墓出土文物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230页；贾嫚《“柘枝”从唐到宋之迭嬗——冯晖墓彩绘砖雕花冠舞伎考》，《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第61-67页）；还有将墓中人物头上所带的桃形物解释为陆游所记载的政和、宣和间流行的服妖一种（“冠上并桃”），似乎也有牵强之嫌（王玉冬《现代学术与中国艺术史——评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72页）。此外，宣化辽墓中墓室南壁的鸡人、犬人和双头卧人图像应和成书于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非官修地理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记载的金鸡、玉犬和地轴或勾陈相对应，是墓葬中风水堪舆思想的体现。
第四章诠释后室壁画图像的内容、功能与意义，将备茶图与备经图联系，得出“备茶图乃是墓主人生前以茶辅助诵经习禅宗教生活的反映”（第186页），茶又带有神仙思想的色彩，体现佛道合流的时代趋势。将“三老对弈图”定名为“三教会棋图”象征洞主（死者）得到升仙，反映儒家的基本生存态度，在来世与仙、佛共存的理想。天象图象征浩瀚无边的苍天，是墓主期望托生的世界。又认为后室是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堂，这个堂又是想象的灵魂永久居所——天堂，而寝隐秘地蕴藏在后壁影作门楼背后的虚拟空间（第240-250页）。似乎和前文对前、后室性质的判定互相矛盾。
第五章旨在阐明佛教因素，尤其是密教陀罗尼信仰，对宣化辽墓的丧葬礼仪产生深度影响。真容偶像源自佛教“荼毗礼”葬式，与僧人灰骨像密切相关。多角形墓室呈现出与墓上经幢对应的六角形或八角形，经幢逐步坟塔化，墓室也开始模仿佛塔地宫的倾向。还有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的棺箱起到使死者“不闻地狱，永受天身”的功用。
如果仅从宋辽时期的墓葬材料是无法彻底解决多边形墓葬的源流问题，因为在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的河朔及朝阳地区（环渤海地区）中晚唐墓就出现了多边形墓室（六边形和八边形墓室），仅从时间上推理反倒是墓葬形制影响到佛塔地宫形状，或者说至少不是单向性的传播。此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河北地区墓葬在唐宋之际葬俗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参见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此外，棺箱上梵文陀罗尼经咒和《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在唐宋之际墓葬中的出现类似，反映密教仪轨与中国传统方术的日益结合，并且密教的传入与佛教不断世俗化的趋向，从两个方面都催化民间信仰的产生（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考古》2011年第5期，第81-93页），而不仅仅是墓主佛教信仰的再现。因为丧葬习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宗教因素究竟对葬俗有多深的影响还需谨慎对待。
第六章总结全书的观点，并开展墓葬美术方法论的探讨。
本书一版一印中存在几处瑕疵，疑为编辑过程中的手民误植。如，第76页“金皇统四年（1444年）”应为1144年；第122页注释38“《郭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应为《刘敦愿先生纪念论文集》；第126页，“白磁碗”或为白瓷碗；第356页“郭敦愿”应为刘敦愿。
本书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文章搜罗齐备，特别注重吸纳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其成果不为国内学者所熟知，对于了解西方的辽墓及壁画研究现状提供有效的获取路径。不过从注释和参考文献来看，所征引的文本多是2003年之前的，作者于2007年7月撰写后记，似乎极少增补这4年间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仅就目力所及，就几篇与宣化辽墓相关的研究文献提示如下。刘未《辽代墓葬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的部分章节内容，如《辽代汉人墓葬研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和《辽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第497-546页）先后发表；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华夏考古》2006年第1期，第73-84页）提出不同的观点，本书中未曾引用，似乎作者也无正面回应。
本书出版前，大部分章节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现按时间次序罗列如下：《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与备经图》（《艺术史研究》第四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387页）、《绘画题材中意义和内涵的演变——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97-102页）、《墓葬中的会棋图——以辽墓中的〈三教会棋图〉和〈深山会棋图〉为例》（《艺术史研究》第五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1-398页）、《粉本——从宣化辽墓壁画看古代画工的工作模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年第1期，第36-39页）、《叶茂台辽墓出土〈深山会棋图〉再认识》（《美术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68页）、《宣化辽墓壁画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第104-126页）、《宣化辽代壁画墓设计中的时间与空间观念》（《美术学报》2005年第2期，第26-35页）、《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从宣化辽墓看中古丧葬礼仪美术的一次转变》（《艺术史研究》第八辑，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3-482页）和《辽代壁画墓的发现与研究》（《东方考古》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
俟刊行后，学界似乎普遍接受作者的研究结论，并未发表与之商榷的文章。不过，以宣化辽墓为对象的研究仍然维持着一定的热度，现将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胪列如下：乔微《宣化辽墓壁画特征及其文化成因探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张鹏《辽墓壁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郑轶《宣化下八里辽墓彩绘星象图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梅鹏云《宣化辽墓乐舞图像表演内容之探讨》（《文物世界》2013年第6期，第18-25页）、刘显波《从河北宣化辽墓文物看宋辽家具的发展状况》（《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哲学文史研究）》2014年第11期，第35-36页）、陈朝云、刘亚玲《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45-153页）、何圳泳《地理文化视野下宣化辽墓中的茶禅文化》（《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第144-149页）等。另有书评一篇，王玉冬《现代学术与中国艺术史——评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72页），可资参照。
2015年10月31日
=================================诚惶诚恐的分割线===========================
竟然两天就看完，感觉沿袭巫鸿墓葬美术的套路，并没有拍案叫绝的体验，可能和之前陆续读过其零散的论文有关，比起郑岩的研究还略逊一筹。本书一版一印中出现以下手滑，第76页“金皇统四年（1444年）”应为1144年；第175页“pp.339-45”应为339-345；第356页“郭敦愿”应为刘敦愿（这个有点不应该，毕竟是其恩师姓名）。
总体印象是某些研究部分有联想或想象的成分代替实证，这是对从美术史角度研究墓葬壁画诟病较大的地方依旧存在。虽然强调不同题材壁画间的内在联系在整个墓葬空间结构中的组合关系（所谓空间性），似乎有组合关系的随意使用与误读之嫌。譬如在前室备茶图和散乐图联系，在后室又与备经图组合，前者作者通过联想“令人忆及辽、宋宫廷的进盏演出和民间的祭祠供盏”，从后者推论与佛教信仰有关，茶却又有助于升仙。然而李氏却忽略了画幅内同样存在的“备酒图”，这点在袁泉《宣化辽墓“备茶题材”考》中已经指出，并和宋元礼书中的“以茶为祭”相印证，备茶供茶在宣化辽墓中表现一种祭祀题材，而且是带有祭祀供养性质的普遍性礼仪习俗现象。
在讨论多角形墓的起源问题时，认为墓上经幢逐步坟塔化，导致其模仿佛塔地宫的倾向，总之强调密教陀罗尼信仰对丧葬礼俗的深度影响。不过仅从宋辽墓葬材料是无法彻底解决多边形墓葬的源流，因为在中晚唐河北及朝阳（环渤海地区）就已经出现八边形和六边形墓室，仅从时间上推理反而是墓葬形制影响到佛塔地宫形状，或者说至少不是单向性的传播。此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河北地区墓葬在唐宋之际葬俗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参见李雨生《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
李氏认为前后室的空间布局象征前堂后寝，而后文又提出疑问，后室是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堂，这个堂又是想象的灵魂永久居所——天堂，而寝隐秘地蕴藏在后壁影作门楼背后的虚拟空间。这种思路富有想象力，也能明显觉察到是受巫鸿所倡导和应用“图像程序”分析法启发和继承的学术脉络。当然，对墓葬礼仪空间的思考是美术考古的强项，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方法。反观自身也曾引用过李氏后来的研究成果，并且使用过相似的分析方法，还是需要谨慎和辨析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