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巨川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实例
从思想史的观点来看，由于道德保守主义历史性自身内在的难局，我发现这个复杂事件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它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大解体以后，呈现了中国意识之危机的一面，抉句话说，除了显示他个人人格之完整以外，他自尽的那些理由与自尽时所希望得到的效果，正呈现着严重的含混。（个人精神之自我完成，并不是非要在思想上澄清以后才能达到，这里所谓的‘精神”应与“思想”做一区分。）因此，儒家传统是不能用这些理由与这些想法来维护与发展的。梁巨川先生虽然勇毅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求达成他的理想，但除了他个人表现了在深沉的文化危机之中，一种懦家良心的实践以外，这种伟大的精神却不能化解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上的问题。拙文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观点去观察一位非专家、但诚笃而有教养为儒者的思想所呈现的中国意识之危机，以补过去占很大激进主义的分析以解释中国意识危机的不足。
当时对梁济自杀的讨论中，无一能真正探颐到梁济这项行动的意义。即便梁漱溟当时表示的意见也是十分含糊，只是为他父亲的行为辩护、但却全然远离问题的核心。他崇赞父亲的道德热情和决然的卓立精神，但却将他父亲自杀的决定归因精神耗弱，以及因缺乏新知识而造成的思想错误。徐志摩正确地点出了梁济行动的精神层面，但未能掌握此一事件错综复杂的含混性
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梁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是今人惊讶和费解的。如我们所知，直到此刻，从他外在的生活方式去观察，一点也看不出这种决定的可能性。其次，正如他自己深感诧异的．清朝覆亡之际，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臣庶(改革派更不必谈)，无一人秉持传统中国的忠君观念，自杀殉清—这显示了传统中国“普遍王权”(universal kongship)的神秘魅力已经全面崩溃。
拙文目的有三，第一，说明梁济思想含混性。第二，衡量思想含混性对他决定自尽的影响。第三，阐释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中梁济思想的涵义。另外，了解梁济对其自尽之解释所含有的“含混”实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些“含混”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the traditional cultural—moral order)的解体。对这些“含混”的了解也使我们能特别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对中国人挑战的几项“思想的紧张”(intelIectual tensions)(它们是当时许多“思想的紧张”的一部分)。这些“含混”同时也呈现了“普遍王权”崩溃以后，梁济底道德保守主义历史性的自身内在的难局。
为“殉清而死”的自尽方式，一方面可以让社会瞩目，却又不损及他个人“修身”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在不被社会忽视的情况下，可以成就(如他所想像的)道德影响。梁济要以自尽表明一种对理想献身的榜样，以唤起其他人献身他们所服膺的理想。他相信空谈共和政体的理想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要真诚地为实现共和政体的理想而从事实质的努力。易言之．他坚持人们应把他的自尽当做他对儒家“忠”的观念的献身的具体行动，并非就是为殉清而死，这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他人希望他们的行动与理想能够一致。
梁济认为特殊的中国传统具有普遍的通性，他用对特殊中国传统具有普遍通性之认定来维护保存这一特殊传统；这—论辩方式在思想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同时这种论辩方式也显示了，当时许多人所持有的中国型保守主义的难题。如果中国道德传统除了普遍的人性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中国道德传统有什么中国式的特点呢？换句话说，梁济是真的要保存维护特殊的中国道德传统吗？从他想提供一些东西以巩固中国社会使其不致解体的实际目标来看，他的确要维持特殊的中国道德传统，他也认识到中国的道德传统与其他民族的道德传统是不同的。 当梁济护卫儒家道德传统时，他的论式特别强调这个传统具有普遍通性。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声称中国传统具有普遍性的这种主张是保存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方法吗？在儒家传统中，普遍价值具体地表现于被认为具有同样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之中。
笔者在别处曾经指出，由五四时代激进分子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反抗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中国意识的危机，部分源自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道德秩序的有机性整合之遗留。由于这一历史性不可分割的整合，普遍王权之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之解体，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于是，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传统文化与道德中的每一部分都已失去可靠性。
五四以后，一些新传统主义哲学家们自觉地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意义”(mesning)，这种活动与梁济不自觉地视中国传统当然具有意义，是相当不同的。但在很多方面，新传统主义哲学家们，如唐君毅和他的同道，依然担负着梁济的“保守主义”的问题。他们倾向干从普遍的观点，为保存中国道德传统作论辩，却不能为传统或传统主义的道德价值与理想，创造在社会上新的与具体的展现方式。梁济的实例显示了，致力于寻找一个在社会上可以成长的道德保守主义的中心难题，早已在二十世纪时中国出现了。
当时对梁济自杀的讨论中，无一能真正探颐到梁济这项行动的意义。即便梁漱溟当时表示的意见也是十分含糊，只是为他父亲的行为辩护、但却全然远离问题的核心。他崇赞父亲的道德热情和决然的卓立精神，但却将他父亲自杀的决定归因精神耗弱，以及因缺乏新知识而造成的思想错误。徐志摩正确地点出了梁济行动的精神层面，但未能掌握此一事件错综复杂的含混性
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梁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是今人惊讶和费解的。如我们所知，直到此刻，从他外在的生活方式去观察，一点也看不出这种决定的可能性。其次，正如他自己深感诧异的．清朝覆亡之际，自亲贵皇族、八旗官员，以至全国臣庶(改革派更不必谈)，无一人秉持传统中国的忠君观念，自杀殉清—这显示了传统中国“普遍王权”(universal kongship)的神秘魅力已经全面崩溃。
拙文目的有三，第一，说明梁济思想含混性。第二，衡量思想含混性对他决定自尽的影响。第三，阐释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中梁济思想的涵义。另外，了解梁济对其自尽之解释所含有的“含混”实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些“含混”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秩序”(the traditional cultural—moral order)的解体。对这些“含混”的了解也使我们能特别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对中国人挑战的几项“思想的紧张”(intelIectual tensions)(它们是当时许多“思想的紧张”的一部分)。这些“含混”同时也呈现了“普遍王权”崩溃以后，梁济底道德保守主义历史性的自身内在的难局。
为“殉清而死”的自尽方式，一方面可以让社会瞩目，却又不损及他个人“修身”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在不被社会忽视的情况下，可以成就(如他所想像的)道德影响。梁济要以自尽表明一种对理想献身的榜样，以唤起其他人献身他们所服膺的理想。他相信空谈共和政体的理想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要真诚地为实现共和政体的理想而从事实质的努力。易言之．他坚持人们应把他的自尽当做他对儒家“忠”的观念的献身的具体行动，并非就是为殉清而死，这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他人希望他们的行动与理想能够一致。
梁济认为特殊的中国传统具有普遍的通性，他用对特殊中国传统具有普遍通性之认定来维护保存这一特殊传统；这—论辩方式在思想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同时这种论辩方式也显示了，当时许多人所持有的中国型保守主义的难题。如果中国道德传统除了普遍的人性以外什么也没有，那么中国道德传统有什么中国式的特点呢？换句话说，梁济是真的要保存维护特殊的中国道德传统吗？从他想提供一些东西以巩固中国社会使其不致解体的实际目标来看，他的确要维持特殊的中国道德传统，他也认识到中国的道德传统与其他民族的道德传统是不同的。 当梁济护卫儒家道德传统时，他的论式特别强调这个传统具有普遍通性。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声称中国传统具有普遍性的这种主张是保存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方法吗？在儒家传统中，普遍价值具体地表现于被认为具有同样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之中。
笔者在别处曾经指出，由五四时代激进分子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反抗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中国意识的危机，部分源自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道德秩序的有机性整合之遗留。由于这一历史性不可分割的整合，普遍王权之崩溃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之解体，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于是，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传统文化与道德中的每一部分都已失去可靠性。
五四以后，一些新传统主义哲学家们自觉地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意义”(mesning)，这种活动与梁济不自觉地视中国传统当然具有意义，是相当不同的。但在很多方面，新传统主义哲学家们，如唐君毅和他的同道，依然担负着梁济的“保守主义”的问题。他们倾向干从普遍的观点，为保存中国道德传统作论辩，却不能为传统或传统主义的道德价值与理想，创造在社会上新的与具体的展现方式。梁济的实例显示了，致力于寻找一个在社会上可以成长的道德保守主义的中心难题，早已在二十世纪时中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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