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2005）》小摘要
【按语：《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虽然是一个文集，内容却极深厚，大略哈贝马斯有意对自己的交往理性体系进行澄清和完善：章2不仅将交往理论解释为康德思想的语境化继承，而且还谱系学地辨析了在分析的语言哲学中的类似做法，从而确立了交往理论的核心位置；章6在唯科学的自然主义或决定论面前辩护了自由意志，并确立了“理由（reasons）的予取”模式的“有限定的自由”观念；章5显著地但仍家族类似地修正了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将“理性的公共运用”压缩到制度层面，认为不必将世界观中立的原理扩张到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强调了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下理性的有限性，从而为信仰和信仰公民留下了充分的余地，“理性游走在宗教经验的不透明的核心周围。” 【111】还有几篇文章涉及自由与民主之争、普世主义，似乎与《包容他者》一书内容类同。因为译文读来艰难，遂放弃全部细读。】
章1“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史根源”
在这篇演讲中，Habermas作了简单的思想自述。围绕着公共空间和交往性两个观念。“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它向我们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7，下同】
章2 “交往行为和去先验化理性（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de-transcendentalized use of reason）”
这篇文章极重要，在分析的语言哲学面前为交往理论做了一个谱系学的辩护：一方面描述了从康德式的纯粹理性向哈贝马斯的情景理性的转化；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休谟谱系的分析哲学中类似的进展。
1 从康德的世界理念到语用学的客观世界；rationality是一个可辩护的假设，而不再是先天知识；unconditioned claim to truth在对话中检验，“一个命题为真，它就可以获得所有理性主体的赞成。并非构成一个理想共识的内容，它才为真。...真理要求在对话中是无法绝对兑现的；但是通过论证，待定命题的真理可以是有说服力的，即我们能接受为合理的。” 【30-1】哈氏则将true降身为reasonable。视角的去中心化；正当与认知有效性一致，4个语用学前提：公共领域、平等、真诚性和非强制性。【35】有效性产生于universal recognition.
2 康德是心灵主义，semantics是语用学和分析的交汇处。Frege区分了thought(语义)和representation(心理)，thought超越了个体意识世界。但Frege主张了某种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第三领域）让人迷惑；Davidson的文本理解，消解了真理和意义问题。但为了文本的公共性，必须假设言说者所说为真，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这一合理性预设是解释和交往的前提。为了反对唯科学的自然主义，维系身体-精神的二元论，Davidson提出了一种三角关系图景，但陷入方法论的唯我论，不能理解公共性；像Gadmer的哲学解释学从参与者的角度出来，Wittgenstein- Dummett- Brandom等以共同的规范为前提。Wittgenstein的规则行动中，用规则的一致解释了意义的普遍性，真理语义学向语用学过渡。Dummett的认知转向：反对维氏，真值判断由对事实的重述来衡量，而不是由语用坚持来衡量。Dummet强调语言的呈现力量。Brandom的形式语用学，给出了正确对待言说者的条件：“更好论证的无强制的强制。”【52】we-perspective，多元论。但Brandom忽视了第二人称视角。
章4 “民主法治国的前政治基础？”
简述了一种Kantian republicanism式的政治自由主义。【78】内容融入下一章中。
章5 “公共领域中的宗教：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理性公共运用’的认知预设”
1 宗教新的重要性。讨论Rawls的public use of reason。
2宪政民主国的自我理解是基于自然理性。国家的世俗特征or非宗教基础，合法性论证的两种成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话具有的认识维度。在此语境中，Rawls提出duty of civility和公共理性。限制性条款：在公共论域中整全学说需要恰当的政治理由，因而宗教自由的条件是：参与中立国家、政教分离和公共理性的运用。
3 Weithman: 历史上教会团体不区分宗教价值和政治价值。Robert Audi:在Rawls那里等于只有世俗理由才算数，宗教公民必须有theo-ethical权衡。而Audi指出这样的反对：宗教公民无法进行人为的分裂，拒绝转移到另一种认知基础上。那么限制性条款只应限于国家和政治家，将制度层面的世界观中立的原理应用到公共领域是世俗主义的过分扩张。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之背景：信仰的确定性与世俗的fallible信念缠绕在一起，从而失去了对反思要求的免疫力；不过其核心的生存信念的确定性仍享有对话的治外法权。
4 “制度上的翻译保留条款”；在承认这一条款下，单语论证也可用。另一方面：自由国家对宗教声音有兴趣，“对于道德方面的诸种制度而言，…宗教的种种传统具有某种特别的表达力。”【101】翻译的负担被平衡：世俗公民应对宗教内容开放并对话。 Weithman类似康德的普遍化方案不能保证角色替换，国家权力可能成为宗教多数派的代理者，违背世界观中立的权力原则；Wolterstorff则拒绝“合理共识”这一合法性原则，认为共存基于modus vivendi，因为世界观的正义论争不能在consensus框架中解决。
5 自由主义共同体的reciprocity原则遭到认知负担的挑战：依据保留条款，世俗理由优先，宗教公民则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宗教意识经历了现代性变迁：宗教多元论、科学高涨以及实证法/世俗道德。信仰需要理性的解释，这一学习是信仰真理的重建。而且世俗公民在后世俗社会中也有认知负担，需要开放的心态。
6 后形而上学思想：理性的有限性、可错论与反怀疑论的真理概念、不可知论：在宗教面前的克制，严格划分信仰与知识、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理性概念。方法论：谱系学的重建，形而上学与世界宗教的同源，Heidegger的存在历史不够。理性游走在宗教经验的不透明的核心周围。【111】
7 宪政民主在认知上是高要求的，truth-sensitive。作为基础的mentalities是前政治的，政治理论的限度，其规范论证基于mentalities而不是相反。
章6“自由与决定论”
Free will与决定论的争论又起，在此哈贝马斯辩护了一种去先验化的、以reasons为核心概念的自由观念。自由行动与reason相关。【124】reason开启自由的场域。哈氏主张一种conditioned freedom的概念。自由意志的模式是“理由的予与取（giving and asking for reasons）”【127】不支持那种将reason与cause等同的一元论，reasons是Initiative的。这是一种方法论的二元论：参与者视角与观察者的解释视角。人称代词体系的去中心网络：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145】
江绪林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章1“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领域：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史根源”
在这篇演讲中，Habermas作了简单的思想自述。围绕着公共空间和交往性两个观念。“语言不是世界的镜子，它向我们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哈贝马斯：《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郁喆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页7，下同】
章2 “交往行为和去先验化理性（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de-transcendentalized use of reason）”
这篇文章极重要，在分析的语言哲学面前为交往理论做了一个谱系学的辩护：一方面描述了从康德式的纯粹理性向哈贝马斯的情景理性的转化；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休谟谱系的分析哲学中类似的进展。
1 从康德的世界理念到语用学的客观世界；rationality是一个可辩护的假设，而不再是先天知识；unconditioned claim to truth在对话中检验，“一个命题为真，它就可以获得所有理性主体的赞成。并非构成一个理想共识的内容，它才为真。...真理要求在对话中是无法绝对兑现的；但是通过论证，待定命题的真理可以是有说服力的，即我们能接受为合理的。” 【30-1】哈氏则将true降身为reasonable。视角的去中心化；正当与认知有效性一致，4个语用学前提：公共领域、平等、真诚性和非强制性。【35】有效性产生于universal recognition.
2 康德是心灵主义，semantics是语用学和分析的交汇处。Frege区分了thought(语义)和representation(心理)，thought超越了个体意识世界。但Frege主张了某种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第三领域）让人迷惑；Davidson的文本理解，消解了真理和意义问题。但为了文本的公共性，必须假设言说者所说为真，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善意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这一合理性预设是解释和交往的前提。为了反对唯科学的自然主义，维系身体-精神的二元论，Davidson提出了一种三角关系图景，但陷入方法论的唯我论，不能理解公共性；像Gadmer的哲学解释学从参与者的角度出来，Wittgenstein- Dummett- Brandom等以共同的规范为前提。Wittgenstein的规则行动中，用规则的一致解释了意义的普遍性，真理语义学向语用学过渡。Dummett的认知转向：反对维氏，真值判断由对事实的重述来衡量，而不是由语用坚持来衡量。Dummet强调语言的呈现力量。Brandom的形式语用学，给出了正确对待言说者的条件：“更好论证的无强制的强制。”【52】we-perspective，多元论。但Brandom忽视了第二人称视角。
章4 “民主法治国的前政治基础？”
简述了一种Kantian republicanism式的政治自由主义。【78】内容融入下一章中。
章5 “公共领域中的宗教：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理性公共运用’的认知预设”
1 宗教新的重要性。讨论Rawls的public use of reason。
2宪政民主国的自我理解是基于自然理性。国家的世俗特征or非宗教基础，合法性论证的两种成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对话具有的认识维度。在此语境中，Rawls提出duty of civility和公共理性。限制性条款：在公共论域中整全学说需要恰当的政治理由，因而宗教自由的条件是：参与中立国家、政教分离和公共理性的运用。
3 Weithman: 历史上教会团体不区分宗教价值和政治价值。Robert Audi:在Rawls那里等于只有世俗理由才算数，宗教公民必须有theo-ethical权衡。而Audi指出这样的反对：宗教公民无法进行人为的分裂，拒绝转移到另一种认知基础上。那么限制性条款只应限于国家和政治家，将制度层面的世界观中立的原理应用到公共领域是世俗主义的过分扩张。宗教与世俗的冲突之背景：信仰的确定性与世俗的fallible信念缠绕在一起，从而失去了对反思要求的免疫力；不过其核心的生存信念的确定性仍享有对话的治外法权。
4 “制度上的翻译保留条款”；在承认这一条款下，单语论证也可用。另一方面：自由国家对宗教声音有兴趣，“对于道德方面的诸种制度而言，…宗教的种种传统具有某种特别的表达力。”【101】翻译的负担被平衡：世俗公民应对宗教内容开放并对话。 Weithman类似康德的普遍化方案不能保证角色替换，国家权力可能成为宗教多数派的代理者，违背世界观中立的权力原则；Wolterstorff则拒绝“合理共识”这一合法性原则，认为共存基于modus vivendi，因为世界观的正义论争不能在consensus框架中解决。
5 自由主义共同体的reciprocity原则遭到认知负担的挑战：依据保留条款，世俗理由优先，宗教公民则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宗教意识经历了现代性变迁：宗教多元论、科学高涨以及实证法/世俗道德。信仰需要理性的解释，这一学习是信仰真理的重建。而且世俗公民在后世俗社会中也有认知负担，需要开放的心态。
6 后形而上学思想：理性的有限性、可错论与反怀疑论的真理概念、不可知论：在宗教面前的克制，严格划分信仰与知识、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理性概念。方法论：谱系学的重建，形而上学与世界宗教的同源，Heidegger的存在历史不够。理性游走在宗教经验的不透明的核心周围。【111】
7 宪政民主在认知上是高要求的，truth-sensitive。作为基础的mentalities是前政治的，政治理论的限度，其规范论证基于mentalities而不是相反。
章6“自由与决定论”
Free will与决定论的争论又起，在此哈贝马斯辩护了一种去先验化的、以reasons为核心概念的自由观念。自由行动与reason相关。【124】reason开启自由的场域。哈氏主张一种conditioned freedom的概念。自由意志的模式是“理由的予与取（giving and asking for reasons）”【127】不支持那种将reason与cause等同的一元论，reasons是Initiative的。这是一种方法论的二元论：参与者视角与观察者的解释视角。人称代词体系的去中心网络：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145】
江绪林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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