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童年在消逝？
当童年映射在成人世界
童年意味着什么？答案似乎毋庸置疑——美好与爱，纯真与清澈。以色列当代最好的短篇小说家埃特加·凯雷特的《砸猪》，短短千言，展现的正是柔软、透明且纯然的童年世界。一只陪伴童年的小瓷猪，是成人眼中普通的储蓄罐，却是孩子要穷尽全力守护的全部。孩童的世界里，是越疆界齐万物的，正如史怀哲所说的“生命意识”，“无论她在我面前表达自己还是保持沉默”，但是在孩子的世界是活生生的。儿童的视野是越阶层齐贵贱的，正像多萝西·布莱恩特《新铺的路》中孩子看到泥瓦匠就感慨，“他们这样糊弄糊弄泥巴就能赚到钱，真把我们羡慕死了。”
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纯生理的分野。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分野，为什么守住这层保护如此重要？《鲁道夫的秘密》中外婆的心酸往事，隔壁女人遭遇的家暴，母亲因父亲的辱骂而自杀对孩子的残害无疑是致命的。不仅是阴影，孩子更会为自己的缺席、无力阻拦而负疚。一位谈判官成功解救下一名人质儿童后，大声喊了声“演习结束”，只为不让孩子留下暴力和恐惧的阴影；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此例，这虽然可能是虚构事件：孩子发现有人死去便遵照习俗在他身边摆上六颗圈圈糖代替铜钱，由此成为标志引发社会恐慌。真相大白后，警察为避媒体报道，让孩子免受舆论困扰，便悄悄对孩子说：“千万别告诉别人这个秘密哦，不然冥河婆婆知道害她得蛀牙的人是你就惨了！”
在孩童的世界中注意过滤、屏蔽信息，正是成人必须肩负的使命，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儿童，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自觉，更是一种情感自觉，为了守护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然而，童年与成年的世界交融得如此尴尬，我们该如何跟孩子解释？《潜水艇》中，一对躲藏在地下室的犹太兄弟听见纳粹的歌声，弟弟由衷表示好听，而哥哥则愤怒地不许弟弟这样说。
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上帝无法去照顾每个人，所以他创造出了母亲。母亲是上帝许诺的天使，在童年中扮演着神奇的角色，伊丽莎白·海怡在《孩子和狗》描述了母子相处的简单瞬间。也唯有母性，才能仅凭身上流淌着的同样的血液，抛去过去与孩子重逢，关乎现在。父亲在童年中的角色缺失更是致命的，伊娃·霍夫曼《把死亡当早饭的小姑娘》充满了哀伤的笔调。因为爸爸的一去不复返，小姑娘对死亡产生了极度恐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父与子》则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年“爸爸去哪儿”如此火爆也是力证。按照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而父亲则是，“因为你好，所以我才爱你”。加之父亲本身所担负的更多社会角色，较之相对静态的母亲，则构成孩童更多关于未来的想象。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文中的深情呼唤正意味着远方，也是心底最深的地方，关乎自我。
童年的自我保存
追溯往昔，老子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之说，到明末李贽的“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刘再复在他的《童心百说》中曾就此做过多条论说，无一不指向纯真。希腊人显然没有足够关注儿童，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没有明显的区分。“童年”一词则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与其时的口号不无印证。有关童年的“现代发明”的说法，《童年的世纪》、《童年的消逝》等书中，尼尔·波兹曼等人进行过探讨。“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波兹曼之所以会写作，原因就是他感到童年正在消逝，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在迅速模糊。
我们突然如此热衷于记录童年、述说童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童年的式微。作家们的写作离不开童年的经验，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源于童年的夙愿。大人进入儿童的世界，并非偶然，也并非少数。原因当然是人人都会经历童年，还有，童年的意义毫无疑问都是成人赋予的。荷马史诗或被称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然而其精妙博大却并非我们成年时代的作品能够比拟。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生活在情感的真空中——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根本就不曾作为一个孩子而存在。而对于成人来说，童年是倒影。
从另外一个角度，童年毕竟或许无力抵御外界，但它的纯粹无疑是应该被守望的——看到孩子，就像是曾经的自己。遗失的时光无法倒退，然而也总有办法为自己圆满一个故事。纳丁·戈迪默《戴三叶草的小丑》打通了童年与成人的概念疆域。不是所有童年都是无辜的，那些被称为大人的人，或许也只是孩子，或许比孩子更纯然而易碎。无论何时，无论是谁，都有成为刽子手的可能，人是多么脆弱啊！因为患病，楚基舅舅保留了孩子般的无辜、脆弱与纯真，然而，却让被他视为至上美好和珍贵的孩子们触碰到心灵最痛处。不论是如今怅然的回想，或者是自我安慰的救赎，毕竟，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此刻，当主人公成年时，反而像回到了童年；而当她童年时，在楚基舅舅面前，却恍然置身于现实的成人世界。
关于童年是纯真的这一说法似乎并非人人认同。约翰·山姆·琼斯的《亲吻与倾诉》讲述的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少年同性恋。包括戈迪默的《戴三叶草的小丑》，也是如此。当然，这个童年已经被成人侵入了。“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 童年的纯真似乎是成人的手制木偶，却在一厢情愿地保护儿童时，成为童年的不适宜的代言人。让其成为其所是，而不是导致“童年的消逝”，可能包含了更为积极的童年建构潜能。“童年已然消逝”的断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一声哀叹。
帕金翰就在他《童年之死》中质疑童年纯真，质疑童年的被理想化。在他看来，以纯真来定义童年，本身即掩盖了童年生活所需面对的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这是一种“真空”的童年观，“去除这种标签，反而可能给童年生活带来某种解放”。当然，童年的想象，儿童的形象一直在我们心中如影随形，是成年人的幻想、守望和敬畏。然而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寻找到童年。在哪里可以找到童年，如何保护童年？答案是显然的：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
简·德琳的《抓子游戏》中的一段表述恰可印证。这是一篇以孩子口吻叙述的小说。“她”是个特殊的天使——患有自闭症，但是却不得一次次屈从于大人对于童年的想象。首先是妈妈的谆谆教诲：“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童年，长大后她会认识到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为时已晚。”在妈妈的反复要求下，她终于妥协了，放下手中最爱的抓子游戏，按照妈妈的要求去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如果妈妈说的没错，那就意味着她这辈子都不会快乐了为了对自己、对爸爸妈妈、对所有人证明，她是珍惜自己的童年的，她就下楼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292 页） 《迈阿密海豚》针对的也是自闭症儿童，父母带女儿去海豚馆玩，又担心女儿不尽兴，然后反过来孩子要来安慰父母，填补这种一厢情愿的空虚，于是我明白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会感觉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我感觉失望了。”这种无奈，与那句“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是何其相似。哑然失笑之余，让人感到暗处冷风袭来的颤栗。如果我们不重视这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这种“冷”会世代持续下去。我们都希望成为彼此的天使，我们不断确认、被确认，不断渴望、被渴望，在这个循环中，带着理智光环的成人是否应该先走出来？
我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儿童的处境并不乐观。童年正在遭遇威胁与侵袭。儿童虐待事件，谋杀儿童的案件，以及儿童缺乏照管，诱拐儿童，此类事件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大众的视野，社会的反应也日渐强烈。在最应该成为天堂的地方，我们却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座失乐园，由爱的缺失与战争的残酷主导着。
胡诺特·迪亚斯《冬季》中，不得不随着父亲而辗转的两兄弟像是不服水土的苦橘，看着邻居孩子在冰天雪地里畅快地玩耍，自己仿佛置身于童年之外。家乡在孩子的眼中渐行渐远，快乐的时光似乎也因此被放逐。乌里·奥列夫《潜水艇》的背景设置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追杀，兄弟两人不得不常年躲在地下室。他们靠好心人的施舍度日，无法感受季节的变迁。然而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用锡兵、火柴盒、木块畅快地编织着自己的童年。虽然，窗外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纳粹的歌声。他们也在夹缝中阅读，只是书上五彩缤纷的童年，在现实中却无处安放。此书作者著名德国儿童作家乌里·奥列夫童年经历二战，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度过。逃出隔离区后，先后偷藏在几户波兰人家里，最后又和他弟弟一起被关入贝尔森集中营。两年后，他们获得自由，移民至建国前的以色列。这篇小说无疑是他自己苦难童年的真实写照。鲁迅就曾写过家乡的儿童，看到陌生人走来，拿着芦苇叶对着他就开始比画：“杀杀杀！”何其痛切！
安德列·布林克《粉红的鞋》将目光聚焦在有形或无形的战争中被残害的孩子。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毒气残忍杀害的孩子，在如今堆积如山的遇难者的鞋子中仿若可见。如今虽然不会再有如此泯灭人性的人间惨剧，但是对儿童的伤害仍然在上演。一只粉红色的鞋子不仅是纳粹暴行的铁证，也成为寻常巷陌间兽行的目击者。何时，我们的童年才能安然无恙？
童年毕竟是脆弱的，即使成人无法为其赋形，却也很难全其天性。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成为孩子一生的噩梦。此书的编者、作者，无一不在反思自我，笔者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否认，我们都曾经有意或无意地充当过刽子手的角色。我参与过一场儿童手工活动，由于奖品有限，最后未获奖的孩子一脸失望。看到落寞和忧郁印在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我知道我们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了。也许我们还有弥补的机会，也许有人会替我们赎罪，也许孩子的创伤我们一辈子都无法弥补。我此后再也无法忘记那种仰起的失望的脸，他们是多么热切地渴求着来自成人世界的阳光。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周向荣 2015-05-28
童年意味着什么？答案似乎毋庸置疑——美好与爱，纯真与清澈。以色列当代最好的短篇小说家埃特加·凯雷特的《砸猪》，短短千言，展现的正是柔软、透明且纯然的童年世界。一只陪伴童年的小瓷猪，是成人眼中普通的储蓄罐，却是孩子要穷尽全力守护的全部。孩童的世界里，是越疆界齐万物的，正如史怀哲所说的“生命意识”，“无论她在我面前表达自己还是保持沉默”，但是在孩子的世界是活生生的。儿童的视野是越阶层齐贵贱的，正像多萝西·布莱恩特《新铺的路》中孩子看到泥瓦匠就感慨，“他们这样糊弄糊弄泥巴就能赚到钱，真把我们羡慕死了。”
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纯生理的分野。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分野，为什么守住这层保护如此重要？《鲁道夫的秘密》中外婆的心酸往事，隔壁女人遭遇的家暴，母亲因父亲的辱骂而自杀对孩子的残害无疑是致命的。不仅是阴影，孩子更会为自己的缺席、无力阻拦而负疚。一位谈判官成功解救下一名人质儿童后，大声喊了声“演习结束”，只为不让孩子留下暴力和恐惧的阴影；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此例，这虽然可能是虚构事件：孩子发现有人死去便遵照习俗在他身边摆上六颗圈圈糖代替铜钱，由此成为标志引发社会恐慌。真相大白后，警察为避媒体报道，让孩子免受舆论困扰，便悄悄对孩子说：“千万别告诉别人这个秘密哦，不然冥河婆婆知道害她得蛀牙的人是你就惨了！”
在孩童的世界中注意过滤、屏蔽信息，正是成人必须肩负的使命，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儿童，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自觉，更是一种情感自觉，为了守护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然而，童年与成年的世界交融得如此尴尬，我们该如何跟孩子解释？《潜水艇》中，一对躲藏在地下室的犹太兄弟听见纳粹的歌声，弟弟由衷表示好听，而哥哥则愤怒地不许弟弟这样说。
犹太人有一句谚语，上帝无法去照顾每个人，所以他创造出了母亲。母亲是上帝许诺的天使，在童年中扮演着神奇的角色，伊丽莎白·海怡在《孩子和狗》描述了母子相处的简单瞬间。也唯有母性，才能仅凭身上流淌着的同样的血液，抛去过去与孩子重逢，关乎现在。父亲在童年中的角色缺失更是致命的，伊娃·霍夫曼《把死亡当早饭的小姑娘》充满了哀伤的笔调。因为爸爸的一去不复返，小姑娘对死亡产生了极度恐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父与子》则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年“爸爸去哪儿”如此火爆也是力证。按照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母亲的爱是无条件的；而父亲则是，“因为你好，所以我才爱你”。加之父亲本身所担负的更多社会角色，较之相对静态的母亲，则构成孩童更多关于未来的想象。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文中的深情呼唤正意味着远方，也是心底最深的地方，关乎自我。
童年的自我保存
追溯往昔，老子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之说，到明末李贽的“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刘再复在他的《童心百说》中曾就此做过多条论说，无一不指向纯真。希腊人显然没有足够关注儿童，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没有明显的区分。“童年”一词则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与其时的口号不无印证。有关童年的“现代发明”的说法，《童年的世纪》、《童年的消逝》等书中，尼尔·波兹曼等人进行过探讨。“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波兹曼之所以会写作，原因就是他感到童年正在消逝，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在迅速模糊。
我们突然如此热衷于记录童年、述说童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童年的式微。作家们的写作离不开童年的经验，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源于童年的夙愿。大人进入儿童的世界，并非偶然，也并非少数。原因当然是人人都会经历童年，还有，童年的意义毫无疑问都是成人赋予的。荷马史诗或被称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然而其精妙博大却并非我们成年时代的作品能够比拟。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生活在情感的真空中——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根本就不曾作为一个孩子而存在。而对于成人来说，童年是倒影。
从另外一个角度，童年毕竟或许无力抵御外界，但它的纯粹无疑是应该被守望的——看到孩子，就像是曾经的自己。遗失的时光无法倒退，然而也总有办法为自己圆满一个故事。纳丁·戈迪默《戴三叶草的小丑》打通了童年与成人的概念疆域。不是所有童年都是无辜的，那些被称为大人的人，或许也只是孩子，或许比孩子更纯然而易碎。无论何时，无论是谁，都有成为刽子手的可能，人是多么脆弱啊！因为患病，楚基舅舅保留了孩子般的无辜、脆弱与纯真，然而，却让被他视为至上美好和珍贵的孩子们触碰到心灵最痛处。不论是如今怅然的回想，或者是自我安慰的救赎，毕竟，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此刻，当主人公成年时，反而像回到了童年；而当她童年时，在楚基舅舅面前，却恍然置身于现实的成人世界。
关于童年是纯真的这一说法似乎并非人人认同。约翰·山姆·琼斯的《亲吻与倾诉》讲述的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少年同性恋。包括戈迪默的《戴三叶草的小丑》，也是如此。当然，这个童年已经被成人侵入了。“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 童年的纯真似乎是成人的手制木偶，却在一厢情愿地保护儿童时，成为童年的不适宜的代言人。让其成为其所是，而不是导致“童年的消逝”，可能包含了更为积极的童年建构潜能。“童年已然消逝”的断言已经成为最流行的一声哀叹。
帕金翰就在他《童年之死》中质疑童年纯真，质疑童年的被理想化。在他看来，以纯真来定义童年，本身即掩盖了童年生活所需面对的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这是一种“真空”的童年观，“去除这种标签，反而可能给童年生活带来某种解放”。当然，童年的想象，儿童的形象一直在我们心中如影随形，是成年人的幻想、守望和敬畏。然而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寻找到童年。在哪里可以找到童年，如何保护童年？答案是显然的：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
简·德琳的《抓子游戏》中的一段表述恰可印证。这是一篇以孩子口吻叙述的小说。“她”是个特殊的天使——患有自闭症，但是却不得一次次屈从于大人对于童年的想象。首先是妈妈的谆谆教诲：“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童年，长大后她会认识到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为时已晚。”在妈妈的反复要求下，她终于妥协了，放下手中最爱的抓子游戏，按照妈妈的要求去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如果妈妈说的没错，那就意味着她这辈子都不会快乐了为了对自己、对爸爸妈妈、对所有人证明，她是珍惜自己的童年的，她就下楼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292 页） 《迈阿密海豚》针对的也是自闭症儿童，父母带女儿去海豚馆玩，又担心女儿不尽兴，然后反过来孩子要来安慰父母，填补这种一厢情愿的空虚，于是我明白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会感觉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我感觉失望了。”这种无奈，与那句“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是何其相似。哑然失笑之余，让人感到暗处冷风袭来的颤栗。如果我们不重视这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这种“冷”会世代持续下去。我们都希望成为彼此的天使，我们不断确认、被确认，不断渴望、被渴望，在这个循环中，带着理智光环的成人是否应该先走出来？
我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儿童的处境并不乐观。童年正在遭遇威胁与侵袭。儿童虐待事件，谋杀儿童的案件，以及儿童缺乏照管，诱拐儿童，此类事件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大众的视野，社会的反应也日渐强烈。在最应该成为天堂的地方，我们却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座失乐园，由爱的缺失与战争的残酷主导着。
胡诺特·迪亚斯《冬季》中，不得不随着父亲而辗转的两兄弟像是不服水土的苦橘，看着邻居孩子在冰天雪地里畅快地玩耍，自己仿佛置身于童年之外。家乡在孩子的眼中渐行渐远，快乐的时光似乎也因此被放逐。乌里·奥列夫《潜水艇》的背景设置在二战期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追杀，兄弟两人不得不常年躲在地下室。他们靠好心人的施舍度日，无法感受季节的变迁。然而孩子就是孩子，他们用锡兵、火柴盒、木块畅快地编织着自己的童年。虽然，窗外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纳粹的歌声。他们也在夹缝中阅读，只是书上五彩缤纷的童年，在现实中却无处安放。此书作者著名德国儿童作家乌里·奥列夫童年经历二战，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度过。逃出隔离区后，先后偷藏在几户波兰人家里，最后又和他弟弟一起被关入贝尔森集中营。两年后，他们获得自由，移民至建国前的以色列。这篇小说无疑是他自己苦难童年的真实写照。鲁迅就曾写过家乡的儿童，看到陌生人走来，拿着芦苇叶对着他就开始比画：“杀杀杀！”何其痛切！
安德列·布林克《粉红的鞋》将目光聚焦在有形或无形的战争中被残害的孩子。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毒气残忍杀害的孩子，在如今堆积如山的遇难者的鞋子中仿若可见。如今虽然不会再有如此泯灭人性的人间惨剧，但是对儿童的伤害仍然在上演。一只粉红色的鞋子不仅是纳粹暴行的铁证，也成为寻常巷陌间兽行的目击者。何时，我们的童年才能安然无恙？
童年毕竟是脆弱的，即使成人无法为其赋形，却也很难全其天性。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成为孩子一生的噩梦。此书的编者、作者，无一不在反思自我，笔者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否认，我们都曾经有意或无意地充当过刽子手的角色。我参与过一场儿童手工活动，由于奖品有限，最后未获奖的孩子一脸失望。看到落寞和忧郁印在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我知道我们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了。也许我们还有弥补的机会，也许有人会替我们赎罪，也许孩子的创伤我们一辈子都无法弥补。我此后再也无法忘记那种仰起的失望的脸，他们是多么热切地渴求着来自成人世界的阳光。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
周向荣 2015-05-28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