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理智时代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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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很多年前看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其中有一幕是被救的犹太人铸了一只戒指给辛德勒，上面刻着希伯来文名言：“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读蒋天枢先生为其师陈寅恪先生所编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以下简称《编年事辑》），我改用这句话，即“一人遭遇，所有人的遭遇”。我的意思是，当我们了解了陈先生晚年（或借用陆键东先生的书名，最后20年）遭遇，也就能大概的了解到当时其他知识人的普遍遭遇，皆是“同林鸟”。而如今，当我们提及曾经的知识人在建国之后的经历，往往都有意地忽略掉他们的不幸。
陈先生晚年是艰难而痛苦的，从蒋的《编年事辑》和陆更为详实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我们会理解陈先生濒临死亡时所说的“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的意思。王小波说，知识人最担心遇上的就是不理智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不理智时代”很遥远或是个特殊的东西，但事实却与之相反，“不理智时代”是会轻而易举就能出现或被创造的。就拿建国之后的大大小小运动而言，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最后在“文革”达到纲常尽毁，伦理崩溃，群魔乱舞的地步。
我们或许直到如今都会心存疑惑，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会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失去理智，失去多年的教育，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底线。这自始至终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不仅仅只出现在中国，而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出现过如此相似的事情。二战之后，人们思考纳粹集中营，思考极权国家的运作模式和意识形态，研究革命里的危险元素，研究人的恶……这些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疑惑。而反观中国那一连串的运动，从古至今，也是分外令人惊悚和可怕的。
国家领导人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开始自己的斗争，政府瘫痪被阴谋家和野心家掌控，而年轻人热血无知的进行大肆破坏和禽兽行为。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详实而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躁动起来的群体的特点和所能造成的破坏，但即使如此，我们依旧需要对群体里的每一个个体进行研究。我们研究这些个体，便会探索到人性深处的那些恶，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这一现象我们也能在“文革”中的那些人身上看到。一些人被崇拜冲昏了脑袋，而失去思考的能力；一些人则是混在其中，为自己欲望和利益进行破坏，像电影《芙蓉镇》里那个“墙头草”刁民，他傍着各式各样的运动风起云涌，为自己取名取利，这是令人不齿的龌龊行为。但在“文革”中，这样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蒋先生的这本书里，也提到一群红卫兵冲到陈先生家，命令其交出家里的钱财珠宝，而那些抄家，哪个不是为私利，最终都落进自己口袋？这就像前些年的对日游行，其中出现了打砸抢，不都是一批无耻之徒借此机会泄私愤发私财！
这些运动没什么高尚目的，往往也都是按了高尚的名头，背地里都是权利利益之争，而那些或许真相信些什么的年轻人，最后也是成了别人的打手。但即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年轻人自身的欲望和恶。我不大赞同形容人用“魔鬼”“天使”这一类词，因为这样形容的一个潜意识是说我们对这样的行为是无法解释或难以说清的，是超出人类范畴，是“魔鬼的”手段。这样一来，我们其实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或是“原谅”了这些人的行为，因为是魔鬼吗，所以就不去理解了。这些比喻最近经常会导致对问题的退缩或视而不见。那些恶性行为就是人所做的，就好像在斯坦福大学的监狱试验中，按下高值电流的就是那些被告知不用负任何责任的实验者，而不是魔鬼或撒旦附身所执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做出这些行为的人称为魔鬼就暗示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是懦弱的表现。
而对于这些行为“打破砂锅问到底”目的就是为了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重演。马克思说，历史上的事情会反复发生，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是是闹剧。其实，无论第一还是第二次，都是闹剧。相似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悲剧的重演往往是我们口是心非，知道该接受教训，但实际行动中却依旧忽视。并且什么样的反思可以称得上是反思或是能被接受的，也是需要讨论的，是德国式对纳粹的反思还是日本式对侵略亚洲各国的反思还是我们国家对“文革”式的反思？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以自己的能力救出上千名犹太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数字，但其实这些数字的意义远远比不上我们听到其中一个人因为得救而之后如何如何的意义大，为什么？因为数字是冰冷的，在辛德勒这一行为上当然是好的，但当我们提起“文革”中多少人被迫害致死的时候，数字所能表达的除了短暂的讶异之外并不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感受，但当我们知道陈寅恪先生晚年的遭遇，这是再大的数字也难以带来的震撼和感受。一个人已经足够。留恋数字是马虎了事的手段，那其中的人呢？一个个活生生饱受折磨的人呢？数字不重要，人才是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人还重要。
八十岁的陈先生在写给自己妻子的挽联中说：“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只此这一联，再多的数字也表达不了其中的沉痛和不幸。
2015 11. 1 夜晚
2015 11. 4 下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