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非洲的一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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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非关系日益紧密，国内对非洲研究也愈发重视。年初，民主建设出版社翻译引介的"非洲译丛"中，由英国学者阿莱克斯·汤普森撰写的《非洲政治导论》（第三版）可以视为国内普通读者以及相关学者了解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历史衍变的重要窗口。
本书通过核心专题研究的形式，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在每个章节结尾部分还会为读者提供有关本章重点内容的疑问思考、核心概念阐述和阅读延伸推荐。除此之外，为配合专题研究，作者还会选取一个相关国家进行重点考察。这种案例研究，又可以视为理论阐述向历史叙述的回归，不单可使其理论分析更有依据性，也能够加深读者对相关政治概念的理解，使读者对专题内容建构起更为清晰的逻辑主线。
一
作者首先从殖民主义对现代非洲产生的深远影响出发，作为考察现代现代非洲发生的基点。作者简要分析了由殖民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包括主观边界、薄弱经济基础等潜在问题。其中对于近代非洲持久贫困的探讨，作者认为除了因为殖民主义以掠夺和剥削为目的，而导致非洲各国以初级产业为主的薄弱经济基础之外，也不能忽视非洲内部的政治动荡，外部利益（External interests）的影响及国际资产阶级(International Bourgeoisie)的侵蚀。在外，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和交换对非洲国家进行剥削，在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低效，两方面的相互合力成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继而，作者审视了由民族主义分化产生的非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非洲国家对"去殖民化"浪潮的回应而产生的非洲民族主义，需要面临的是 "在非洲社会还没有考虑建立国家之前，现代国家就提前到来"。i因此，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的种种意识形态势必会与非洲以部族认同为代表的传统意识产生剧烈冲突。
19世纪末，受殖民主义影响，部落亦或族群，在非洲被广泛建构，成为延至今日非洲重要的社会组织。以文化一致性为基础，加之能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有效保障，使得族群认同对于非洲广大民众来说，远比产生民族认同更具有实际效用。加之国内冲突、国家精英的异化及权力滥用等问题，非洲各国均无法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型。ii
在谈到及非洲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时，作者引入了D.罗斯柴尔德（D. Rothchild）的"霸权交换"（Hegemonial exchange）理论，即政府在无法建立起对所有族群的霸权统治时，会通过资源和庇护的交换来寻求政治上的服从。iii以及C.克拉彭（C. Clapham）的"庇护关系"（clientilism）理论，即社会中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庇护者）利用自身影响与资源为地位较低者（依附者）提供利益以换取依附者的支持。iv通过"利益扩散"（trickle-down）延伸到社会底层，直接在国家权力结构内部普遍发生效果的庇护关系，带来的是薄弱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在合法性危机爆发时，合法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又无法及时构建，政治自然陷入失序状态，这便给予军事政变发生的空间。当然，能与军队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几乎在非洲不存在。v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政治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国际政治环境也对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政治的起伏产生着持续影响。冷战彼时，美苏间在非洲引发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便产生了深远影响。恰如作者所言的"冷战变成了热战，但流血牺牲的是非洲人"。vi上世纪80、90年代，非洲各国爆发的债务危机与国际金融组织对应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简称SAPs），成为作者考察近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在SAPs的强制性推动下，非洲国家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取得明显进步，但稳定了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同时，虽然短期内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旧以庇护关系为依撑，通过剥削性手段来维持统治，但还是有很多非洲国家通过多党竞选实现了政府的更迭，以重构政府合法性。作为结论，在作者看来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巩固，或许是解决非洲根本政治经济问题的出路。而非洲的民主事业发展现今又亟需解决反对党、公民社会、公平选举、约束军权等方面的难题。非洲政治发展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任重道远。
二
在看似静态的理论分析中，事实上，暗含着作者动态的对近代非洲历史的线性叙述。推动着近代非洲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对作者来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构建成为了认知、理解乃至展望现代非洲发生逻辑的关键，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主旨所在"。vii在近代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看来，公民社会的概念更多时候与良好政府相对照。但马克思提出了极具批判性的观点：公民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附着物，充满着内在的虚幻自由愿景与实际阶级压迫的矛盾。在随着经历过长期的弃置之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得以复兴，重新出炉的公民社会概念至今已愈发流动化。viii将一种多元化解释的概念作为串联起本书的核心，无疑需要读者更为宽泛的视角，"任何一个组织只要大于家庭概念同时又不属于政府机构，都可以被界定为公民社会的范畴"。ix
在作者看来，非洲各国独立建国的内在基础既包含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又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支持，但公民社会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地位却显得格外尴尬，整体上来看，各国走向集权的程度与公民社会的薄弱成正比，而这又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直接/间接的殖民统治模式相关联。为何非洲国家在独立伊始没有选择自由民主道路，而是走向集权？非洲国家在殖民时代因宗主国殖民统治的需求，便刻意营造了破碎分离的公民社会。在殖民统治抽离的同时，薄弱的公民社会直接呈现在继任者面前，在继任者看来，多党民主制只会加深族群间的隔阂，不利于主体性国家政权的统治，从而阻碍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随着殖民者的退去，各利益集团都在想在新兴的国家中占领支配性地位。公民社会愈发薄弱的国家，在庇护关系其中的穿针引线下，各利益集团竞争愈发惨烈。所以上台后的统治精英在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境遇和内部分裂的公民社会时，维持其统治的有效方法便是集权中央。x虽然统治精英们自称这种集权专制为"发展型专制统治"（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但近代非洲的历史发生，很快证明中央集权专制还是很容易被统治精英利用，演变成个人或利益集团攫取私利的工具。xi
在分裂、虚弱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的集权体制，为何在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影响？根据G.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横截面的分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理论，社会结构中的多元冲突交叉使得政治变得稳定，而单向轴线过度累积则会使得政治崩溃。xii同样是以多民族、多宗教等复杂社会条件为基本国情的坦桑尼亚与尼日利亚，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政治秩序表现便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坦桑尼亚自1964年建国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也很少有族群冲突。反观尼日利亚，先后爆发过6次军事政变，族群间摩擦不断，饱受分裂趋向的可能。具体来看，在尼日利亚北部区域主要生活着长期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约占全国30%的人口，东南部散居着受英国殖民影响而基督教化的伊博人（Igbo），约占全国17%的人口，西南部则有约占全国20%的约鲁巴人（Yoruba）。实际上，这三大民族内部又可以细化成十数或数十种次级部族。在次级部族层面，宗教维度和部族维度得到了很好的交叉，但在主体性民族层面却没有得到很好交叉而是彼此相对累积。这也就形成了无法化解，只能节制的横截面冲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集权中央会更加依赖强权和庇护关系，以一时缓解冲突的加剧。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尼日利亚结构性的腐败之源也在于彼时构建的政治逻辑。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公民社会前，结构性的腐败均会对尼日利亚产生持续效用。xiii而物质财富资源链一旦跟不上庇护关系的所需，国家的律令便会相对失效，政治秩序变会陷于混乱并趋向无序状态。1966-1970年在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Biafra war）以及随后频繁爆发的军事政变除横截面冲突外，另一个深层次原因便在于维持庇护关系物质资源的匮乏。对公民社会而言，频繁的军事政变实际上"加速了统治精英的流动和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团结"。xiv
及至上世纪80、9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开始陷入债务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中，在历史的风尖浪口，为应对濒临崩溃的国家统治，各国大多选择了转轨，这便构成了现代非洲历史的重要分水岭。xv由于非洲本身经济结构的局限，所获得的剩余经济财富颇为有限，为了拉动国内经济发展，集权国家遂尔选择向西方国家举债。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对非洲各国来说日趋严峻，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石油飞涨和利率上扬均对各国内部的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债务危机随之爆发。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经济状况的良性与否直接影响到庇护关系的稳定。债务危机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庇护关系衰落，这直接动摇着非洲各国统治的基础，政治合法性由此大规模发生危机。从80、90年代猖獗的走私及其他非法活动可以看出，统治精英大多选择了牺牲民众的利益，对公民社会进行掠夺式的统治，以苦苦支撑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非洲民众生活变得异常艰辛，公民社会只能赖以灰色市场等非法收益维计，在被迫进行自我管理的同时，也酝酿着新型政治秩序的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各国原本在非洲的利益就相对有限，冷战意识形态的两极化的对抗又趋于平复，非洲在国际政治彻底边缘化。西方援助的减少，加之国际经济开始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都使得改革势在必行。xvi1988年时，非洲仍"一个领导者、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政党"。xvii但随后，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到1999年，除利比亚、扎伊尔、摩洛哥、斯威士兰、索马里、布隆迪、乌干达、厄立特里亚外非洲其他各国均推行了多党民主选举制。无论这些名义上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实际民主选举上是否真的富有成效。不可否认的是，非洲的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
三
虽然此书有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之嫌，以及包括，忽视了性别史对现代非洲政治的影响；同质性论述有余，多样性、复杂性论述不足等问题。但是总体说来，瑕不掩瑜。在流畅的译笔之下，此书所激发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现代非洲发生的一种逻辑，即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间的解读，无疑都会对国内读者进行有关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的思考和研究起到帮助。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始终保持着对现代非洲动态的观察研究。这体现在第三版和第二版的差异上。在2004年，本书发行的第二版中，作者对中非关系的叙述更多只是一带而过。时至今日，中国已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位置，中非关系明显进入国际政治视野。作者没有无视这一变化，及至第三版，作者专门新立小节对变化中的中非关系进行重点解读。虽然这种解读存在一定误差，但可以看出中非关系对研究现代非洲国家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相较上版，第三版对非洲社会的整体发展采取了更为乐观的态度，这也和近些年非洲政治经济境况的整体上扬密不可分。最后，我们也需要对作者的终极政治关怀表示理解，毕竟诚如著名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言："如果寻求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适价值的'传统'研究多被摈弃，那么顽固坚持科学自身就能提供揭示真理的手段的说法也将无容身之地"。xviii
i 阿莱克斯·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周玉渊、马正义译，民主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57页。
ii 同上，第67页。
iii 同上，第106页。
iv 同上，第202页。
v 同上，第204-222页。
vi 同上，第278页。
vii 同上，第244页。
viii 拉里·雷：《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李雪、吴玉鑫等译，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234页。
ix 《非洲政治导论》，第8页。
x 同上，第206页。
xi 同上，第432页。
xii George Simmel,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Free Press,1964.
xiii Toyin Falola,Nigeria: Dancing on the Brink (review) Africa Today, Volume 58, Number 3, Spring 2012, p,94
xiv Luckham, R. Militarism: force,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Richard Little and M. Smith, eds.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1,p,386..
xv 《非洲政治导论》，第404页。
xvi Toyin Falola,Key Events in Af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p. 320.
xvii Hyden, Gora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1992,ix
xviii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本书通过核心专题研究的形式，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在每个章节结尾部分还会为读者提供有关本章重点内容的疑问思考、核心概念阐述和阅读延伸推荐。除此之外，为配合专题研究，作者还会选取一个相关国家进行重点考察。这种案例研究，又可以视为理论阐述向历史叙述的回归，不单可使其理论分析更有依据性，也能够加深读者对相关政治概念的理解，使读者对专题内容建构起更为清晰的逻辑主线。
一
作者首先从殖民主义对现代非洲产生的深远影响出发，作为考察现代现代非洲发生的基点。作者简要分析了由殖民主义引发了一系列包括主观边界、薄弱经济基础等潜在问题。其中对于近代非洲持久贫困的探讨，作者认为除了因为殖民主义以掠夺和剥削为目的，而导致非洲各国以初级产业为主的薄弱经济基础之外，也不能忽视非洲内部的政治动荡，外部利益（External interests）的影响及国际资产阶级(International Bourgeoisie)的侵蚀。在外，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和交换对非洲国家进行剥削，在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低效，两方面的相互合力成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继而，作者审视了由民族主义分化产生的非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非洲国家对"去殖民化"浪潮的回应而产生的非洲民族主义，需要面临的是 "在非洲社会还没有考虑建立国家之前，现代国家就提前到来"。i因此，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非洲的种种意识形态势必会与非洲以部族认同为代表的传统意识产生剧烈冲突。
19世纪末，受殖民主义影响，部落亦或族群，在非洲被广泛建构，成为延至今日非洲重要的社会组织。以文化一致性为基础，加之能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有效保障，使得族群认同对于非洲广大民众来说，远比产生民族认同更具有实际效用。加之国内冲突、国家精英的异化及权力滥用等问题，非洲各国均无法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型。ii
在谈到及非洲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时，作者引入了D.罗斯柴尔德（D. Rothchild）的"霸权交换"（Hegemonial exchange）理论，即政府在无法建立起对所有族群的霸权统治时，会通过资源和庇护的交换来寻求政治上的服从。iii以及C.克拉彭（C. Clapham）的"庇护关系"（clientilism）理论，即社会中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庇护者）利用自身影响与资源为地位较低者（依附者）提供利益以换取依附者的支持。iv通过"利益扩散"（trickle-down）延伸到社会底层，直接在国家权力结构内部普遍发生效果的庇护关系，带来的是薄弱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在合法性危机爆发时，合法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又无法及时构建，政治自然陷入失序状态，这便给予军事政变发生的空间。当然，能与军队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几乎在非洲不存在。v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政治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此。
国际政治环境也对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政治的起伏产生着持续影响。冷战彼时，美苏间在非洲引发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便产生了深远影响。恰如作者所言的"冷战变成了热战，但流血牺牲的是非洲人"。vi上世纪80、90年代，非洲各国爆发的债务危机与国际金融组织对应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简称SAPs），成为作者考察近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在SAPs的强制性推动下，非洲国家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没有取得明显进步，但稳定了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同时，虽然短期内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旧以庇护关系为依撑，通过剥削性手段来维持统治，但还是有很多非洲国家通过多党竞选实现了政府的更迭，以重构政府合法性。作为结论，在作者看来民主制度的建构与巩固，或许是解决非洲根本政治经济问题的出路。而非洲的民主事业发展现今又亟需解决反对党、公民社会、公平选举、约束军权等方面的难题。非洲政治发展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任重道远。
二
在看似静态的理论分析中，事实上，暗含着作者动态的对近代非洲历史的线性叙述。推动着近代非洲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何在？对作者来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构建成为了认知、理解乃至展望现代非洲发生逻辑的关键，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主旨所在"。vii在近代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看来，公民社会的概念更多时候与良好政府相对照。但马克思提出了极具批判性的观点：公民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附着物，充满着内在的虚幻自由愿景与实际阶级压迫的矛盾。在随着经历过长期的弃置之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得以复兴，重新出炉的公民社会概念至今已愈发流动化。viii将一种多元化解释的概念作为串联起本书的核心，无疑需要读者更为宽泛的视角，"任何一个组织只要大于家庭概念同时又不属于政府机构，都可以被界定为公民社会的范畴"。ix
在作者看来，非洲各国独立建国的内在基础既包含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又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支持，但公民社会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地位却显得格外尴尬，整体上来看，各国走向集权的程度与公民社会的薄弱成正比，而这又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直接/间接的殖民统治模式相关联。为何非洲国家在独立伊始没有选择自由民主道路，而是走向集权？非洲国家在殖民时代因宗主国殖民统治的需求，便刻意营造了破碎分离的公民社会。在殖民统治抽离的同时，薄弱的公民社会直接呈现在继任者面前，在继任者看来，多党民主制只会加深族群间的隔阂，不利于主体性国家政权的统治，从而阻碍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随着殖民者的退去，各利益集团都在想在新兴的国家中占领支配性地位。公民社会愈发薄弱的国家，在庇护关系其中的穿针引线下，各利益集团竞争愈发惨烈。所以上台后的统治精英在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境遇和内部分裂的公民社会时，维持其统治的有效方法便是集权中央。x虽然统治精英们自称这种集权专制为"发展型专制统治"（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但近代非洲的历史发生，很快证明中央集权专制还是很容易被统治精英利用，演变成个人或利益集团攫取私利的工具。xi
在分裂、虚弱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的集权体制，为何在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历史影响？根据G.齐美尔(Georg Simmel)的横截面的分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理论，社会结构中的多元冲突交叉使得政治变得稳定，而单向轴线过度累积则会使得政治崩溃。xii同样是以多民族、多宗教等复杂社会条件为基本国情的坦桑尼亚与尼日利亚，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政治秩序表现便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坦桑尼亚自1964年建国以来，从未发生军事政变，也很少有族群冲突。反观尼日利亚，先后爆发过6次军事政变，族群间摩擦不断，饱受分裂趋向的可能。具体来看，在尼日利亚北部区域主要生活着长期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约占全国30%的人口，东南部散居着受英国殖民影响而基督教化的伊博人（Igbo），约占全国17%的人口，西南部则有约占全国20%的约鲁巴人（Yoruba）。实际上，这三大民族内部又可以细化成十数或数十种次级部族。在次级部族层面，宗教维度和部族维度得到了很好的交叉，但在主体性民族层面却没有得到很好交叉而是彼此相对累积。这也就形成了无法化解，只能节制的横截面冲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集权中央会更加依赖强权和庇护关系，以一时缓解冲突的加剧。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尼日利亚结构性的腐败之源也在于彼时构建的政治逻辑。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公民社会前，结构性的腐败均会对尼日利亚产生持续效用。xiii而物质财富资源链一旦跟不上庇护关系的所需，国家的律令便会相对失效，政治秩序变会陷于混乱并趋向无序状态。1966-1970年在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Biafra war）以及随后频繁爆发的军事政变除横截面冲突外，另一个深层次原因便在于维持庇护关系物质资源的匮乏。对公民社会而言，频繁的军事政变实际上"加速了统治精英的流动和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团结"。xiv
及至上世纪80、90年代，非洲国家纷纷开始陷入债务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中，在历史的风尖浪口，为应对濒临崩溃的国家统治，各国大多选择了转轨，这便构成了现代非洲历史的重要分水岭。xv由于非洲本身经济结构的局限，所获得的剩余经济财富颇为有限，为了拉动国内经济发展，集权国家遂尔选择向西方国家举债。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对非洲各国来说日趋严峻，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石油飞涨和利率上扬均对各国内部的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债务危机随之爆发。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经济状况的良性与否直接影响到庇护关系的稳定。债务危机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庇护关系衰落，这直接动摇着非洲各国统治的基础，政治合法性由此大规模发生危机。从80、90年代猖獗的走私及其他非法活动可以看出，统治精英大多选择了牺牲民众的利益，对公民社会进行掠夺式的统治，以苦苦支撑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非洲民众生活变得异常艰辛，公民社会只能赖以灰色市场等非法收益维计，在被迫进行自我管理的同时，也酝酿着新型政治秩序的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各国原本在非洲的利益就相对有限，冷战意识形态的两极化的对抗又趋于平复，非洲在国际政治彻底边缘化。西方援助的减少，加之国际经济开始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都使得改革势在必行。xvi1988年时，非洲仍"一个领导者、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政党"。xvii但随后，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到1999年，除利比亚、扎伊尔、摩洛哥、斯威士兰、索马里、布隆迪、乌干达、厄立特里亚外非洲其他各国均推行了多党民主选举制。无论这些名义上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在实际民主选举上是否真的富有成效。不可否认的是，非洲的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
三
虽然此书有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之嫌，以及包括，忽视了性别史对现代非洲政治的影响；同质性论述有余，多样性、复杂性论述不足等问题。但是总体说来，瑕不掩瑜。在流畅的译笔之下，此书所激发的问题意识，以及对现代非洲发生的一种逻辑，即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间的解读，无疑都会对国内读者进行有关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的思考和研究起到帮助。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始终保持着对现代非洲动态的观察研究。这体现在第三版和第二版的差异上。在2004年，本书发行的第二版中，作者对中非关系的叙述更多只是一带而过。时至今日，中国已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位置，中非关系明显进入国际政治视野。作者没有无视这一变化，及至第三版，作者专门新立小节对变化中的中非关系进行重点解读。虽然这种解读存在一定误差，但可以看出中非关系对研究现代非洲国家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相较上版，第三版对非洲社会的整体发展采取了更为乐观的态度，这也和近些年非洲政治经济境况的整体上扬密不可分。最后，我们也需要对作者的终极政治关怀表示理解，毕竟诚如著名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所言："如果寻求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适价值的'传统'研究多被摈弃，那么顽固坚持科学自身就能提供揭示真理的手段的说法也将无容身之地"。xviii
i 阿莱克斯·汤普森：《非洲政治导论》，周玉渊、马正义译，民主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57页。
ii 同上，第67页。
iii 同上，第106页。
iv 同上，第202页。
v 同上，第204-222页。
vi 同上，第278页。
vii 同上，第244页。
viii 拉里·雷：《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李雪、吴玉鑫等译，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9-234页。
ix 《非洲政治导论》，第8页。
x 同上，第206页。
xi 同上，第432页。
xii George Simmel,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Free Press,1964.
xiii Toyin Falola,Nigeria: Dancing on the Brink (review) Africa Today, Volume 58, Number 3, Spring 2012, p,94
xiv Luckham, R. Militarism: force,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Richard Little and M. Smith, eds. 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1,p,386..
xv 《非洲政治导论》，第404页。
xvi Toyin Falola,Key Events in African History: A Reference Guid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p. 320.
xvii Hyden, Gora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1992,ix
xviii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