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雀记》

在《黄雀记》中，苏童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香椿街，讲述他朝夕相伴的邻人的故事。不同的是，苏童这次的讲述，令我们略感惊异。曾经的那个苏童，他的故事里总会漫溢着青春的热血与懵懂，与南方的灰冷潮湿氤氲成一片，像是灰色天空底下盛开着粉色花朵。那些故事，生动摇曳得宛若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倾力演出的一员，却又会在清醒时分觉察到，再细致入胜，它们也都是发生在彼时彼地的遥远故事，与我们之间，始终阻隔着微妙的审美距离。而《黄雀记》不同，它虽然保留了许多既往香椿街上的气味，却比任何一次的苏童更接近当下，更走近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一时空中。 在香椿街——这个曾经成就了苏童，使苏童之所以为苏童的文学地标，苏童放弃了自己相惜且熟稔的讲述方式，开始一次新的旅程，是冒险，也是挑战。《黄雀记》作为苏童新旅程的作品，恰好用自身独有的方式，向读者言说了作家这次旅行的成与败。 一、字里行间的批判 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当代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将自己写作的目光聚焦在当下中国，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这些文本中都包含着太多我们当下的国人忧思愤慨的事情。苏童借一部《黄雀记》，孕社会忧思与关怀于批判讽刺的笔端，斩截且无所畏，我以为，这是《黄雀记》的可贵之处。 《黄雀记》之“黄雀”，虽隐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题旨，同时也成为保润、柳生、仙女三人故事情节的暗线，可在我看来，围绕着这三个人所发生的故事，线索简单、直白。 因此，《黄雀记》吸引我的，反而是一些漂浮在这几个主角的故事之外的一些东西，即苏童在叙事时，有意无意间散播在文本间的批判。 在苏童的小说中，我还是第一次阅读到如此多的直面当下的批判。如对于因祖父而起的掘金事件，他如此写道：“一场疯狂的掘金运动席卷了香椿树街南侧，其后，渐渐扩散到北端，最后甚至蔓延到了河对岸的荷花弄。”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香椿树街唯一一条绿化带很快消失得干干净净，透过卧倒在地的冬青树枝的缝隙，可以清晰地看见一条路中之路，那路由污泥与混凝土的残渣组成，还散发着新鲜的土腥味，那路中之路，通往香椿树街居民的黄金美梦。” 这种只专注眼前私利而置其余于不顾的心态，苏童显然是有所指的。对香椿街人唯钱是图的心态苏童在《黄雀记》中多次提及，又比如他借柳生之口写道：“上帝和菩萨，我都无所谓，我就巴结财神爷，财神爷才是老大，你不信到庙里去看看，谁那儿的香火最旺，谁那香火旺，谁就是老大！” 同时，他也将批判讽刺指向他处，比如，“近年来，香椿树街居民没有了温饱之忧，普遍都很怕死，如何长寿如何养生，成了街头最热门的话题，向街坊邻居出售药物和保健品，无疑是更适合民情的生意。” 读至此处，恐怕任何中国人都该会心一笑了吧，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甚至，我在《黄雀记》中读到了鲁迅国民批判在此的遥远回应。鲁迅为中国文学留下了“看客”的形象，而苏童在《黄雀记》中，凭借一个场景，同样再现了经典的围观示众。柳生死后，香椿街的人认定这件事与白小姐有关，于是，他们围堵在她的住处，一个小男孩甚至“自愿充当扩音器” ，以“白小姐你听着” 的句式传达邵兰英的诅咒。“人群里响起一阵短促而压抑的笑声” 如此冷漠荒谬的情景，抵达了国民病态的深处。 二、时代的疯癫 《黄雀记》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处，在于它对疯癫的叙述。在小说的开头，祖父就以一为妄想症患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对邻居们说，你们知道我脑子里有个大气泡的，气泡说破就破，我这条命，说走就走的，到时都靠他们，怎么也不放心，趁着身体还硬朗，就为自己准备一张新鲜的遗照吧。” 于是，在一次拍遗照的时候，祖父的魂“飞走了”。从此，祖父住进了井亭医院，而正是保润为照顾发疯的祖父，才会在井亭医院遇见仙女，由此，整部故事才得以渐次启动。小说的这般开头，我们感受到了隐隐的讽刺，即几位主人公往后的种种命运纠葛，皆缘于一次疯癫，而此故事上演的舞台，也与井亭医院这一精神病院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黄雀记》中的几位主人公，保润、仙女、柳生均与井亭医院不同程度的相关联。保润为了照顾祖父，将青春期的大部分时光都抛掷在此地；仙女更是以井亭医院为家，和老花匠住在医院的一隅；柳生则在日后为井亭医院提供蔬菜肉类的供应。除了这几位主角，井亭医院还有几位极具代表性的精神病人，犯花痴病的柳娟、住特一房的康司令、因无法适应暴富而得了妄想症的郑老板等。有情者、有权者，有钱者，最后都殊途同归地步入疯癫之渊，这般命运，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由此，我们不免想到，疯癫的又何止是这些人？香椿街上那些做着“黄金美梦”的人难道就不疯吗？在此意义上，《黄雀记》中设计的图景，恰如福柯所预言的：“疯癫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异相；对于这个局外观察者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普通景观；它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我暗自揣测，这，大概会是苏童想说的。他借助井亭医院，表达了自己对当下社会“疯癫”状态的一种隐忧。所以，井亭医院只是一个具有寓意的缩影，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正如这首诗所表达的： 我们胆怯而软弱 贪婪、衰老、出言不逊 我环视左右，皆是愚人 末日即将来临 一切皆显病态 在小说的最后，仙女诞下了红脸婴儿，这个新生命因为“红脸”而迅速走红网络，获得了诸如“耻婴”、“怒婴”的称号。在一部埋藏着众多隐喻的小说中，红脸婴儿自然也是有其独特寓意的。依我之见，新生儿的红脸，一方面可能暗指疯癫社会，疯癫时代对一个新生命的未来可能产生的伤害，另一方面，“耻婴”、“怒婴”或许正是作家本人因自我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对这个疯癫社会产生的羞耻与愤怒。 阅读《黄雀记》，我仿佛能感受到苏童在自己熟极而流的叙事习惯与创新叙事间摇摆不定的游移姿态。每当他用以往的叙事方式写作时，我们即刻感受到了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与叙事交融为一体，相互映照。而当他试图为《黄雀记》注入某种更具暗示性的寓意时，他的叙事就会出现诸多困境。 这种困境最显白的表现即小说语言。《黄雀记》中的语言似乎有两片迥异的风景，当苏童沉浸在他熟悉的叙事格调中，他的语言总是能枝叶丰沛。可是，一旦他试图对当下社会有多言语时，他似乎就会不知所措，最终使得文字落入一种滑稽、尴尬的局面。比如他描写祖父的几段文字：“祖父走出去好远了，听见孩子们在后面猜测他的去向，七嘴八舌的。有个尖利的声音说，什么叫一言难尽？这个人看来是活腻啦，会不会又去找地方寻死了？” “他向孩子们匆匆表了个态，算了算了，他说，既然狼狗不让我死，你们孩子也不让我死，那我就活着好了。” “保润说爷爷你别去拍照了，拍那么多遗照有什么用？又不是挑猪肉，还要讲究新鲜讲究质量，死人的遗照都是挂在墙上蒙灰的，哪张不都一样？” 《黄雀记》，其中有太多失去了审美愉悦感的语言。 其次，《黄雀记》的人物的塑造上也有点捉襟见肘。 在上部《保润的春天》中，保润、仙女、柳生等人物都还比较立体生动，在《黄雀记》中遇见这几个少男少女，我们仿佛又一次相遇了曾经的那个苏童。青春期的少年内心纤细感受、小儿小女间的忸怩情态，苏童信手写来，令读者为之展颜。可是，在中部与下部中，这样的感受消失了。小说人物渐渐沦为一种概念化的存在。《柳生的秋天》一章，虽然柳生看似主角，其实他早就被四处设置的批判寓意淹没了。同样地，在《白小姐的夏天》一章，白小姐从一出场开始，就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在上部遇见的小女孩，她只是工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