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年代

这一段时间，陆陆续续读完了《我们》、《美丽新世界》以及《华氏451》。这些书都是反乌托邦的代表作，每一本书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叙述风格，前两本加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其中扎米亚京的《我们》写得最早（苏联建国伊始），里面设想了一个纯机械化的社会，所有人类都不过是这具城市机器上的螺钉，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只有字母代号。主人公是个精通数学的工程师，设计了一艘了不起的飞船，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代表人物。然而，他却被一个有着强大叛逆精神的女子所吸引，后者仿佛不属于这个死板的世界，她有着异于常人的聪敏和独立，想要通过一场革命打破隔绝了乌托邦和真实世界的「绿墙」，推翻这个僵化的制度。故事的结尾，主人公被洗脑，对他的爱人不再有任何感情，平静而麻木地看着她被折磨致死。

这个故事与《一九八四》有着类似的主题，可以说，后者的创作必然也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然而，可能由于时代的关系，扎米亚京笔下的世界有些过于「失真」——当然科幻小说无一不是虚构的，可是在设定的场景下人物必须具备相当的「可信度」——特别是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数学名词，由于这种引用处理得过度简单，非但没有使得他想要表达的那种「公式之美」风格体现出来，反而使得那个处处都力图表现机械化的世界显得些微幼稚。对于严肃文学来说，这种简单化处理会使得作品的深度大打折扣。

十年后，赫胥黎写了《美丽新世界》这本反乌托邦的另一代表作，这本书所描述的世界是与《我们》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其他反乌托邦小说描述的都是极权主义的某种已有形式的夸张，那么《美丽新世界》就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未来想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不难发现《我们》的世界几乎不可能成真，而《一九八四》的情节在某些国家已经发生，并且成为了历史，惟有《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社会，在二战后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类文明演进中，正愈来愈变得不再遥远。

《美丽新世界》中没有「大恩主」，没有「老大哥」，有的只是成效高超的行政管理与各司其职充分享乐的标准市民。无论是《我们》还是《一九八四》，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读者一目了然，然而在《美丽新世界》中，「压迫者」的面目极其模糊，也并不存在什么掌权阶级，那个所谓的总统更像是个身不由己的职业经理人，而看上去大权在握的孵化中心主任，其实也不过是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以让他失去高高在上的身份。无论谁来了、谁走了、谁醒了、谁死了，都不会影响这个世界的稳定运转哪怕一丝一毫。

这种前所未有的统治效果靠什么来实现呢？靠的是极端优生学和全面娱乐化。作者在书中设想了一个在现在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制度，那就是一切生育由政府接管，所有新生人口全部来自试管婴儿，并且这种试管婴儿培养是政府的一项社会化工程——与今日现实中因为诸如不孕症而选择试管婴儿的无奈截然不同——书中描述的这个社会化工程不但从选择培育卵子到人工授精到胚胎诱导生长层层监管，甚至一手包办了婴儿期营养配给、幼儿期潜意识诱导、少儿期教条化培养……直到青年时期的职业化训练完成。可以说从一个受精卵开始，一条龙服务直到成年。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已经不能再用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人」的定义来理解了，他们完全可以视为标准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正巧妙映射了那个世界的图腾——亨利·福特的理念。这条流水线上走下来的人类由于要适应不同工种，天生就具有了「种姓」的属性。人分三六九等，历来如此，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作者将人的等级距离极度拉大，按照希腊字母的次序排开，阿尔法们和德尔塔们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从生理到智力都大相径庭！如此扭曲的社会构造，却由于流水线的精确设计和社会工程学的有力保障，使得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高度的社会稳定性也得以保持。

杜绝了自然生育，当然也就不再有家庭和兄弟姐妹，随之而来，一切既有的道德观念和传统都被打破。于是，书中的人物对性的开放程度夸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女主角之一因为「长期」——仅仅四个月——和同一个男子交往而被同伴耻笑，这样的情节与《我们》中的额定性交票据一样令人咋舌。究其原因，就是家庭的缺失，现代社会中，家庭是一个人的德育教化中心，而家庭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它的教化不会鼓励乱性行为。当政府接管了这样的德育教化，并且摒弃了家庭这样的「去中心」小集体后（其实去家庭化，鼓励集体主义的制度在近代史上并非没有，伴随而来的传统道德缺失后果也甚为严重），那么性自然不再是一个禁忌，而当有了完全的避孕措施后——甚至《美丽新世界》中七成女性自出生之日起就无法生育——彻底的性开放成为了必然和被鼓励的行为。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全面娱乐化，光怪陆离的感官电影、让人沉入如梦幻镜的唆麻，万全的医疗保健体系，永远的和平与安逸，没有仇恨、没有痛苦，消费主义、全民狂欢，一切都是「正能量」——仿若今日这个充满鸡血的拜物时代。

当「食」、「色」两全时，是不是所有人都安于「本分」了？答案是否定的，人毕竟是一种智慧生物，安舒的生活虽然会让绝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可总有一小撮人会去思索一些诸如「这合理吗」的终极问题。《美丽新世界》对这群人的解决之道很简单，那就是——没问题，我们不鼓励人们思考，可是如果你要思考，那就去吧，但是请别影响其他「正常人」。于是，书中那个与「野蛮人」主人公相谈甚欢的阿尔法便被送到了一个他自己挑选的孤岛上，独自追问人生去了。《美丽新世界》绝对不会有《一九八四》中思想警察那么凶残的存在。它的手段温和得多，也有效得多。赫胥黎认为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是一个有着虐待狂趣味的独裁者，他认为这还是传统极权主义的章法，而这种制度不可能长久。他笔下的统治者——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实体的统治者，硬要说的话，就是他笔下的这个社会制度吧——要高明得多，懂得「疏」和「导」。

此外，与「老大哥」们一样，《美丽新世界》的统治者也意识到根绝独立思考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抹去历史。《一九八四》中有句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具体的实施是由一个名为真理部的宣传机构负责，通过捏造数据、篡改史实达到欺瞒民众的目的；同时通过强制推行「新话」来钳制人民的思考能力，使之无法质疑统治者的话语。这种图景虽然惊悚，但我们已经见识过了——甚至已有的历史要比奥威尔的预言更为可怖。而《美丽新世界》中，抹去历史的手段则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娱乐至上。所有的媒介全时段放送各类娱乐节目、人们从小被教化为独处可耻、专一可耻，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超大家庭，其乐融融、不分彼此。人们在工作之余每时每刻都在忙着社交和享乐，他们的心思全部都放在了度假购物和最新的娱乐节目上面，再也无暇考虑其他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构造已然天翻地覆的世界，经典文艺作品已经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当「野蛮人」对那位离经叛道的阿尔法朗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后者也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认为书中人物的行为简直不可理喻愚蠢至极。这可谓彻底的「文化断层」，当人们对历史和共有记忆不再抱有认同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这是赫胥黎的深刻洞见，他设想了一个几乎滴水不漏的管制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所有人都会「自觉」保持自身的狭隘，不越雷池一步。《一九八四》的世界若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等「新话」彻底推行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否则连温斯顿这样的小公务员都难免心生反骨。《美丽新世界》则不然，它有着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完备负反馈回路，哪怕有任何异端思想，也会被「群众」自己掐灭在萌芽阶段。当然，在印第安部落长大的「野蛮人」自然不会受到这个话语体系的钳制，所以他万分痛苦，最终以自缢来发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控诉。「野蛮人」其实就是现在的我们，就是今日世界的象征，他的悲惨结局，也象征着这个异化的世界对人性的吞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吞噬的只是我们现在所认可的「人性」，对于那个世界的「人性」，或许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

对比《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的阅读感受，往往是诡谲的，《一九八四》中的恐怖令人战栗、黑暗无边无际，正义与邪恶一目了然，爱憎分明，它是古典意义的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毁给你看，令人动容；而《美丽新世界》却常常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地带，它所描述的世界表面看去仿佛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形态，人人各司其职各取所需，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战争，没有铁幕，安逸舒适，人人满意，但这样的世界，它的建立根基却是当下的我们万万无法接受的——至少从情感上无法接受。它的悲剧性在于那个绚烂而疯狂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死一般冰冷的，我们在面对它时心中只能泛起无限悲凉。

奥威尔认为极权主义唯有不断制造矛盾，物质上令人民生活在饥馑的边缘，思想上大量灌输爱国主义与民族狂热，辅以丝丝入扣的高压统治，方能稳固政权；赫胥黎则认为未来的极权国家恐怕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伊甸园」，日常生活毫无后顾之忧，人们不再受任何传统道德约束，日日享乐，身康体健，娱乐至死，永远堵住了萌发叛逆思想的源头。

一种是皮鞭下的麻木，一种是蜜罐中的愚昧。

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