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捷径者需小心迷路
作为常读些小说，偶尔试着评论小说的读者，以我有限的体验，赏析与批评（本文的批评都是狭义的）在难度上极不匹配。写小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事，赏析一部作品是多维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便可，但批评一部作品，尤其是将一部作品归为完全失败之作，接近于二维，评论者不可避免要画一条金线，金线一旦画出，就如同呈堂证供，评论者所有评论都将与之逻辑自洽，这是巨大考验。
或许正因这巨大的困难，一篇成功否定评论对象的评论更容易脱颖而出。张定浩老师的小说评论，有相当比重正是通过将作品二元对立为“好\坏”、“成功\失败”，并将目标作品推导为坏的、失败的来完成，读来自有一种KO对手的畅快。在《素描，或一个寓言》中，张老师写道：
我的父亲，一个绝对的普通读者，曾有一次就一篇文论问我，“这个作者对这篇小说一会说好，一会说不好，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
批评，唯有对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式的判断，这批评才是可以交流的，同时，批评也就不再是一件批评家们玩耍的智力游戏，而是有能力面对普通读者的。
从目标读者的设定上，这种二元对立是必要的，从语言策略的角度，这种二元对立同样必要，猛烈的语言风格唯有尖锐的对立方可支撑。猛烈与犀利的区别，在于犀利是一针见血式的局部打击，而猛烈则是整体性的大力撼倒。
频繁的否定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如何在金线问题上保持逻辑自洽呢？张老师倾向于选择以传记式批评的方式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然后将对于作品价值的辨识转化为对作家本人三观的指认，将评论重心转移至审查作家的思想瑕疵上。把批评《你在高原》转化为批评张炜伪理想主义者的矫情与虚伪；把批评《春尽江南》转化为批评格非对“失败者”的错误理解和对诗人群体的污蔑；把批评《遣悲怀》转化为批评骆以军捕食生活经验的贪婪对伦理的肆意僭越……张老师的工作只是从作家访谈、随笔中寻找蛛丝马迹，将作家与作品中相关人物从思想上进行绑定。这显然是捷径。这样，不但绕过了“作家从作品中退场”的技术难题，也尽可能避免了自己批评标准和美学立场的确认。
唐诺《尽头》中有一段谈到，他的诗人朋友初安民是个很懂书法的人，但困扰于弘一法师一生书法风格的不断剧烈变化，对于初安民来说，“弘一法师的字的真假判别居然不来自字本身，而是偷鸡般得间接依靠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他要询问的不是这样写字是好是坏，而是写字的人有没有‘资格’这样写”。但问题在于，从好坏分析转向真伪鉴别，其实是一门技艺不断逼向右墙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似乎还离右墙很远。
对于张老师所批评的作品，文本线索不值得信任，必须参考作家在作品之外的某些言谈来为文本定性，但对顾城这样的诗人，其文本中的爱、同情、希望等人类光荣的情感却又不容置疑，无论现实生活中发生什么。海明威虽然酗酒自杀，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但卡夫卡绝不是“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其原因却不是卡夫卡的作品，而是卡夫卡1917年的日记中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至于其他年份日记中怀疑、批判和绝望的成分，却避之不谈。似乎一旦“好坏分析”转换成“真伪鉴别”，选取标准的主观随意性便难以避免。
这种随意性同样体现在批评原则上。对于自己批评的作品，张老师明确反对“新作品或许正在参与创造未来的美学标准”的辩护理由，坚持以既有的美学标准和已有的阅读经验去衡量，但面对自己推崇的《繁花》——当代中国小说前三位——张老师却在《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中开篇写道：“《繁花》不是一部方言地域小说，进而，它也不在当代小说现有的诸趣味之中。”张老师持苛刻态度的作家作品极其多元，但嘉许（或宽容）的作家却在地域、文化、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相似。如果说批评首先是对优异的辨识，那么一个清醒的批评者需要警惕，这种辨识是否来自对自己熟悉的文化与风格的依赖和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与风格的排斥。
任何文学评论终究需要面对文本，一旦涉及文本批评，张老师总是显露出一种急于抵达结论的迫切，他并不想从理性上追求尽可能的严谨，而是希望感性上迅速唤起在结论上站在他一边的读者的共鸣。比如批评《黄雀记》：
白小姐，少女时被强暴，留下阴影，长大后沦落风尘，陪庞姓台商去巴黎游玩，不小心怀孕，回国后企图报复台商，用生下孩子的方式向台商索取巨额赔偿。我能说这简直就是三流电视剧的狗血情节吗？
张老师所说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将小说的情节提炼成百十字的梗概，其剧情是否像三流电视剧和小说本身的好坏联系并不那么紧密，《长恨歌》的包养故事、《繁花》的饮食男女提炼到这个精简度也未必不狗血。
再比如批评《四书》，张老师将矛头指向其模仿《创世纪》语调的开头：
这样的语言，初读起来确实新鲜，但通篇都是这样，动辄来一句“事就这样成了”，抑或隔三岔五来上一段莲花落般的唱词，却只能令我想到一个词：矫揉造作。
即使没读过《四书》的文本，我们也可以常识性的理解，小说的语言选择成功与否应该取决于它能否有效的为小说主旨服务，模仿《创世纪》语调、使用莲花落般的唱词并不必然就是矫揉造作，正如不喜欢《繁花》的读者也不必纠结于通篇的“XX不响”。
为何同样循着一条庸俗的故事线索，有的小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有的小说却只能一路庸俗下去？特殊叙事语调的使用有何意义？这些才是评论者应该发力之处，避开这些细节，看似走了捷径，其实正是错过了旅途中最好的东西。
读者当然期待评论者与自己立场相同，将自己懵懂的感觉一语道破，但他同时也会期待与自己立场相异的见解，为阅读开启新的可能性。立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向立场的细节是否足够坚实。在这一点上，期待张老师批评的准备更充分一些。
或许正因这巨大的困难，一篇成功否定评论对象的评论更容易脱颖而出。张定浩老师的小说评论，有相当比重正是通过将作品二元对立为“好\坏”、“成功\失败”，并将目标作品推导为坏的、失败的来完成，读来自有一种KO对手的畅快。在《素描，或一个寓言》中，张老师写道：
我的父亲，一个绝对的普通读者，曾有一次就一篇文论问我，“这个作者对这篇小说一会说好，一会说不好，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
批评，唯有对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式的判断，这批评才是可以交流的，同时，批评也就不再是一件批评家们玩耍的智力游戏，而是有能力面对普通读者的。
从目标读者的设定上，这种二元对立是必要的，从语言策略的角度，这种二元对立同样必要，猛烈的语言风格唯有尖锐的对立方可支撑。猛烈与犀利的区别，在于犀利是一针见血式的局部打击，而猛烈则是整体性的大力撼倒。
频繁的否定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如何在金线问题上保持逻辑自洽呢？张老师倾向于选择以传记式批评的方式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然后将对于作品价值的辨识转化为对作家本人三观的指认，将评论重心转移至审查作家的思想瑕疵上。把批评《你在高原》转化为批评张炜伪理想主义者的矫情与虚伪；把批评《春尽江南》转化为批评格非对“失败者”的错误理解和对诗人群体的污蔑；把批评《遣悲怀》转化为批评骆以军捕食生活经验的贪婪对伦理的肆意僭越……张老师的工作只是从作家访谈、随笔中寻找蛛丝马迹，将作家与作品中相关人物从思想上进行绑定。这显然是捷径。这样，不但绕过了“作家从作品中退场”的技术难题，也尽可能避免了自己批评标准和美学立场的确认。
唐诺《尽头》中有一段谈到，他的诗人朋友初安民是个很懂书法的人，但困扰于弘一法师一生书法风格的不断剧烈变化，对于初安民来说，“弘一法师的字的真假判别居然不来自字本身，而是偷鸡般得间接依靠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他要询问的不是这样写字是好是坏，而是写字的人有没有‘资格’这样写”。但问题在于，从好坏分析转向真伪鉴别，其实是一门技艺不断逼向右墙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当代小说写作似乎还离右墙很远。
对于张老师所批评的作品，文本线索不值得信任，必须参考作家在作品之外的某些言谈来为文本定性，但对顾城这样的诗人，其文本中的爱、同情、希望等人类光荣的情感却又不容置疑，无论现实生活中发生什么。海明威虽然酗酒自杀，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但卡夫卡绝不是“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其原因却不是卡夫卡的作品，而是卡夫卡1917年的日记中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至于其他年份日记中怀疑、批判和绝望的成分，却避之不谈。似乎一旦“好坏分析”转换成“真伪鉴别”，选取标准的主观随意性便难以避免。
这种随意性同样体现在批评原则上。对于自己批评的作品，张老师明确反对“新作品或许正在参与创造未来的美学标准”的辩护理由，坚持以既有的美学标准和已有的阅读经验去衡量，但面对自己推崇的《繁花》——当代中国小说前三位——张老师却在《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中开篇写道：“《繁花》不是一部方言地域小说，进而，它也不在当代小说现有的诸趣味之中。”张老师持苛刻态度的作家作品极其多元，但嘉许（或宽容）的作家却在地域、文化、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相似。如果说批评首先是对优异的辨识，那么一个清醒的批评者需要警惕，这种辨识是否来自对自己熟悉的文化与风格的依赖和对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与风格的排斥。
任何文学评论终究需要面对文本，一旦涉及文本批评，张老师总是显露出一种急于抵达结论的迫切，他并不想从理性上追求尽可能的严谨，而是希望感性上迅速唤起在结论上站在他一边的读者的共鸣。比如批评《黄雀记》：
白小姐，少女时被强暴，留下阴影，长大后沦落风尘，陪庞姓台商去巴黎游玩，不小心怀孕，回国后企图报复台商，用生下孩子的方式向台商索取巨额赔偿。我能说这简直就是三流电视剧的狗血情节吗？
张老师所说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将小说的情节提炼成百十字的梗概，其剧情是否像三流电视剧和小说本身的好坏联系并不那么紧密，《长恨歌》的包养故事、《繁花》的饮食男女提炼到这个精简度也未必不狗血。
再比如批评《四书》，张老师将矛头指向其模仿《创世纪》语调的开头：
这样的语言，初读起来确实新鲜，但通篇都是这样，动辄来一句“事就这样成了”，抑或隔三岔五来上一段莲花落般的唱词，却只能令我想到一个词：矫揉造作。
即使没读过《四书》的文本，我们也可以常识性的理解，小说的语言选择成功与否应该取决于它能否有效的为小说主旨服务，模仿《创世纪》语调、使用莲花落般的唱词并不必然就是矫揉造作，正如不喜欢《繁花》的读者也不必纠结于通篇的“XX不响”。
为何同样循着一条庸俗的故事线索，有的小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有的小说却只能一路庸俗下去？特殊叙事语调的使用有何意义？这些才是评论者应该发力之处，避开这些细节，看似走了捷径，其实正是错过了旅途中最好的东西。
读者当然期待评论者与自己立场相同，将自己懵懂的感觉一语道破，但他同时也会期待与自己立场相异的见解，为阅读开启新的可能性。立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向立场的细节是否足够坚实。在这一点上，期待张老师批评的准备更充分一些。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