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究摆脱不了意识形态对命运的束缚——读《缅甸岁月》
一部《缅甸岁月》，把我的思维和目光聚焦到了一百年多前的缅甸——上上世纪末和上世纪初，英属殖民地时期的缅甸。那时候，除了日本，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愚昧、落后、贫困的年代，也是中国正积贫积弱，船不坚炮不利，除了白银和茶叶外什么也输不出的年代，相比于文明了几千年的中国，缅甸是一个更愚昧、更落后、更贫穷也更顺从的国家，作者奥威尔栩栩如生的文字将那个年代缅甸的风俗民情在读者的眼前活灵活现起来。殖民者无知自大的心态、殖民统治的实质、殖民地生活的空虚、乏味、无聊和缅甸气候环境的恶劣以及对景物和事件的描绘，都让人有置身现场亲历其境之感，也好像正在看电影，画面感是如此之强，关于季节与气候，奥威尔有很经典的描写：
“每年的2月到5月，烈日就像天空中的一位发怒的神灵，吐出熊熊烈焰，然后突然间，季风向西吹来，首先传来的是风尖声怒嚎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就是永不停息的倾盆大雨，浸湿了所有的东西，好像衣服、床铺、甚至是食物永远都不会干了；
整个7月和8月，雨几乎不停地下着。然后，某天晚上，你会突然听到高空中鸟儿喳喳大叫，但却不见其踪影。那是鹬从中亚地区南下飞过来了。雨量逐渐减少；
10月份雨季就结束了。田地变干了，水稻成熟了，孩子们丢着贡印果的果核玩着跳房子，在凉爽的风中放风筝；
短暂的冬季开始了，缅甸北部就像让英国的幽灵附了身一样，随处可见盛开的野花，和英国的野花不完全一样，但很接近——茂密的灌木中盛开的忍冬，野蔷薇闻上去就像梨形的小硬糖，丛林深处甚至还有紫罗兰。太阳在低空中升起落下，夜间和清晨寒冷得刺骨，笼罩山谷的白雾就像是大茶壶里放出的蒸汽。人们会去捕猎鸭子和鹬。有数都数不清的鹬，还有成群的大雁从沼泽地里飞上天，大声鸣叫着，就像装载着货物的火车驶过铁桥。成熟的水稻齐胸高，黄灿灿的，看上去就像麦田。缅甸人头上裹着布，双臂交叉端在胸前，冻得脸色焦黄、憔悴…”
因为殖民，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地方亦被极端的放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如同站在哈哈镜前被放大的两个怪咖，二十世纪所谓正义和文明世界的道德、律法，无一不在这炎热的南亚森林的暑气濡润中变得模糊扭曲而无力。一群英国白人老爷们在殖民地缅甸的生活简直是百无聊赖、乏味枯燥，他们管缅甸人叫“黑猪猡”、“老黑”、“小黑佬”，任何对东方人示好的细微举动，在那些英国人看来都是一种可怕的变态行为，主人公弗洛里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之下出场的，他对殖民地的缅甸充满了矛盾情绪，他虽然同情被殖民的东方民族，在白人萨布被土著包围之后，还是充当了保卫白人阵营的角色，弗洛里厌恶白人萨布的那一套作却又摆脱不了它在自己身上的影响。他不得已来到这个国度，却无法融入这个国度，对于缅甸的人文风情怀着好奇和憧憬，甚至对于动物他都是怀着悲悯的情怀，在某次和伊丽莎白出游一同观赏缅甸女孩的舞姿时，他不由自主地评价道：“每次仔细品鉴这些东方民族的艺术时，你都会看到一种不断追溯至远古的文明，几乎可以追溯到我们涂抹靛蓝蔽体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说不太清，缅甸人的全部生活和精神都可以透过那女孩儿扭动胳膊的姿势展现出来。你观赏她表演时，你会看到稻田、柚木下的村庄、佛塔、黄袍僧人、清晨在河里游泳的水牛、锡袍王的宫殿”，这是何等透彻的一番赏析，但即便是如此欣赏东方文化的弗洛里，也因着自身并不属于此种文化而陷入极端的矛盾与深深的孤独感中！最后不得不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与白人女孩伊丽莎白结婚的美好幻想中：
“你一定要有架钢琴！”弗洛里抓着伊丽莎白说，无论如何应该有一架钢琴，因为，那是文明和安定生活的象征，可惜的是，缅甸土著之间的明争暗斗断送了弗洛里的幸福，伊丽莎白拒绝了他，而这个三十五岁，因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已把生活糟蹋得极度乏味的人，在最后一个获得体面生活的可能性也灰飞烟灭后，他朝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把自己送到永恒的宁静里。
如果说弗洛里是葬送在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极端孤独中，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吴波金的死便更具东方文化的戏剧性了，作为狡猾腐败的缅甸文官，吴波金善用手段，机关算尽，凡人能做的事，吴波金都已做尽，最后，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所有的梦想——成功加入白人俱乐部，一路升迁，并接受了总督的授勋，可干尽坏事的他偏偏是个“虚伪”的佛教徒，他一面恬不知耻的干着坏事，一面担忧着自己死后下地狱，为了为来世做准备，在授勋之后，他立马开始捐修佛塔了，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失策了，接受总督接见仅仅三天之后，吴波金的赎罪塔一块砖都还没来得及砌好，他就中风了，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奥威尔在最后悲哀地总结道：“任何盔甲都抵御不了命运。”读到此处，不禁让人思考命运究竟是什么？或许命运本就无关信仰，无关任何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人，没有特别做什么好事，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坏事，因为命运使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这就是命运的悲剧！
缅甸岁月，一段英属殖民统治时期的悲情岁月，一群被特殊时代和特定地域造就的异乡人，书写了一段由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悲剧故事，作为个人的我们终究摆脱不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命运的束缚，殖民，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是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政治事件，可是基于个人而言，影响竟也如此之深远！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这个故事亦不单单存在于一百多年前的缅甸！
读罢，想起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冷笑话：
“吾怕怕啦先生去印度治牙痛。
印度医生感到好奇，这位缅甸人为何要不远万里到印度。
他问：“难道你们缅甸没有牙医吗？”
怕怕啦先生回答说：“哦，是的，我们确实有医生，可是在缅甸，我们不能张开自己的嘴巴。”
“每年的2月到5月，烈日就像天空中的一位发怒的神灵，吐出熊熊烈焰，然后突然间，季风向西吹来，首先传来的是风尖声怒嚎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就是永不停息的倾盆大雨，浸湿了所有的东西，好像衣服、床铺、甚至是食物永远都不会干了；
整个7月和8月，雨几乎不停地下着。然后，某天晚上，你会突然听到高空中鸟儿喳喳大叫，但却不见其踪影。那是鹬从中亚地区南下飞过来了。雨量逐渐减少；
10月份雨季就结束了。田地变干了，水稻成熟了，孩子们丢着贡印果的果核玩着跳房子，在凉爽的风中放风筝；
短暂的冬季开始了，缅甸北部就像让英国的幽灵附了身一样，随处可见盛开的野花，和英国的野花不完全一样，但很接近——茂密的灌木中盛开的忍冬，野蔷薇闻上去就像梨形的小硬糖，丛林深处甚至还有紫罗兰。太阳在低空中升起落下，夜间和清晨寒冷得刺骨，笼罩山谷的白雾就像是大茶壶里放出的蒸汽。人们会去捕猎鸭子和鹬。有数都数不清的鹬，还有成群的大雁从沼泽地里飞上天，大声鸣叫着，就像装载着货物的火车驶过铁桥。成熟的水稻齐胸高，黄灿灿的，看上去就像麦田。缅甸人头上裹着布，双臂交叉端在胸前，冻得脸色焦黄、憔悴…”
因为殖民，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地方亦被极端的放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如同站在哈哈镜前被放大的两个怪咖，二十世纪所谓正义和文明世界的道德、律法，无一不在这炎热的南亚森林的暑气濡润中变得模糊扭曲而无力。一群英国白人老爷们在殖民地缅甸的生活简直是百无聊赖、乏味枯燥，他们管缅甸人叫“黑猪猡”、“老黑”、“小黑佬”，任何对东方人示好的细微举动，在那些英国人看来都是一种可怕的变态行为，主人公弗洛里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之下出场的，他对殖民地的缅甸充满了矛盾情绪，他虽然同情被殖民的东方民族，在白人萨布被土著包围之后，还是充当了保卫白人阵营的角色，弗洛里厌恶白人萨布的那一套作却又摆脱不了它在自己身上的影响。他不得已来到这个国度，却无法融入这个国度，对于缅甸的人文风情怀着好奇和憧憬，甚至对于动物他都是怀着悲悯的情怀，在某次和伊丽莎白出游一同观赏缅甸女孩的舞姿时，他不由自主地评价道：“每次仔细品鉴这些东方民族的艺术时，你都会看到一种不断追溯至远古的文明，几乎可以追溯到我们涂抹靛蓝蔽体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说不太清，缅甸人的全部生活和精神都可以透过那女孩儿扭动胳膊的姿势展现出来。你观赏她表演时，你会看到稻田、柚木下的村庄、佛塔、黄袍僧人、清晨在河里游泳的水牛、锡袍王的宫殿”，这是何等透彻的一番赏析，但即便是如此欣赏东方文化的弗洛里，也因着自身并不属于此种文化而陷入极端的矛盾与深深的孤独感中！最后不得不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与白人女孩伊丽莎白结婚的美好幻想中：
“你一定要有架钢琴！”弗洛里抓着伊丽莎白说，无论如何应该有一架钢琴，因为，那是文明和安定生活的象征，可惜的是，缅甸土著之间的明争暗斗断送了弗洛里的幸福，伊丽莎白拒绝了他，而这个三十五岁，因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已把生活糟蹋得极度乏味的人，在最后一个获得体面生活的可能性也灰飞烟灭后，他朝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把自己送到永恒的宁静里。
如果说弗洛里是葬送在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极端孤独中，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吴波金的死便更具东方文化的戏剧性了，作为狡猾腐败的缅甸文官，吴波金善用手段，机关算尽，凡人能做的事，吴波金都已做尽，最后，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所有的梦想——成功加入白人俱乐部，一路升迁，并接受了总督的授勋，可干尽坏事的他偏偏是个“虚伪”的佛教徒，他一面恬不知耻的干着坏事，一面担忧着自己死后下地狱，为了为来世做准备，在授勋之后，他立马开始捐修佛塔了，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失策了，接受总督接见仅仅三天之后，吴波金的赎罪塔一块砖都还没来得及砌好，他就中风了，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奥威尔在最后悲哀地总结道：“任何盔甲都抵御不了命运。”读到此处，不禁让人思考命运究竟是什么？或许命运本就无关信仰，无关任何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人，没有特别做什么好事，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坏事，因为命运使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这就是命运的悲剧！
缅甸岁月，一段英属殖民统治时期的悲情岁月，一群被特殊时代和特定地域造就的异乡人，书写了一段由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悲剧故事，作为个人的我们终究摆脱不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对命运的束缚，殖民，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是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政治事件，可是基于个人而言，影响竟也如此之深远！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这个故事亦不单单存在于一百多年前的缅甸！
读罢，想起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冷笑话：
“吾怕怕啦先生去印度治牙痛。
印度医生感到好奇，这位缅甸人为何要不远万里到印度。
他问：“难道你们缅甸没有牙医吗？”
怕怕啦先生回答说：“哦，是的，我们确实有医生，可是在缅甸，我们不能张开自己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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